模因学与温特建构主义进程理论——文化选择的剖析与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理论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是由体系理论占主导地位。如今，在温特的努力下，国家体系研究工程(states systemic project)取得了新的进展。过去，华尔兹谈的结构是一种组织性概念，他把国家的功能视为等同，以能力的大小来解释结构的变化，遭到各方面的批评。而今，在温特的努力下，体系已经变成一种观念上的结构，透过施动者之间的互动，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客观地说，温特较好地解决了体系理论的结构问题，他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也获得了同行的好评。可是，温特认为，所有的结构理论都是以支承结构的社会进程理论为前提，①共有知识(socially shared knowledge)如何成为一种共有的理解和期望，使国际体系文化得以从霍布斯文化，过渡到洛克文化，一直到康德文化，需要进程理论的支持。进程似乎比结构更加重要。进程是施动者和结构自身，也就是国家间的互动。②温特以文化选择的两个机制模仿与社会习得为基础，建构进程理论。他谈到他对于自然选择与文化选择的辩论呈现了观念和物质力量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然而，秦亚青却指出，温特全面构建建构主义时结构被物化了，结构成为解释施动者身份和认同的原因，过程成为一种背景，③虽然不可或缺，但不是分析的主要对象，不能脱离施动者和结构的依附性因素。④秦亚青并尝试将中国人强调的“关系”引进进程理论之中。
笔者的疑问是，文化选择及其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模仿与社会习得是否能成为它的理论依据，从而取代自然选择的作用。如今国际关系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探讨此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模因学⑤(或称谜米学)(memetics)是一门探讨文化传播进化模式的新学问，它致力于构建文化选择，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模因选择”的理论。本文拟从模因学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一、布莱克摩尔与他的《模因机器》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是英国著名进化心理学家，现任普利茅斯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她专攻“意识”，在“冥想”、“禅学”、“抑郁”、“吸毒”等问题上见解独到。她提出的“模因学”受到同行的广泛注目，《模因机器》(The Meme Machine)是她的代表作。⑥
《模因机器》一书以自然科学的视角解释文化传播。以往学术界对于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人类学家对于不同社会人群心理与行为的比较，而该书是以人与其他物种，特别是人类的近亲倭黑猩猩(bonobo)与黑猩猩(Chimpanzee)的比较，发展出以社会生物学为基础的新文化研究范式。他们使用的概念与人类学家有较大的差异，如社会遗传、文化基因(culturgen)、⑦文化进化和文化选择等，具有定义清淅的特点。由于具有生物学基础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比人类学家构建的文化研究范式更具解释力。
“模因”是该书的关键词，其概念由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首先提出。道金斯说：“模因是一个文化传播单位……正如同基因库中繁衍的基因，借助精子或卵子，由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以进行传播；模因库中的模因，其繁衍的方式是经由所谓模仿的过程，而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你在我脑子里种下一个有繁殖力的模因，就等于把观念生在我的脑子里，把我的脑子变成散播模因的工具，跟滤过性病毒寄生在寄生细胞的基因机制几乎完全相同。”⑧道金斯是一个基因论者，他发现过于强调基因的重要性，将导致对于人类进化解释的偏颇。他类比基因的内涵，提出了模因以减弱基因的地位。
而今，“模因”这个概念已为学界所接受，并且在文化进化方面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因而提出了“心灵病毒”的概念，⑨也有学者提出了“思想传染”的概念，⑩还有学者将其引入“心智理论”(theory of the mind)来解释宗教信仰现象及各种信仰的特征。(11)
使模因传播成为一门学门，让学界对模因学产生广泛的注目，源于布氏赋予模因“自私”的特性。将“自私”作为学术上的用语，仍旧是道金斯的创举。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里，他赋予基因“自私”的特性，从而解开了困扰社会生物学家许久的利他难题。之前，社会生物学家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能说明人类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12)道金斯将有机体视为基因的“生存机器”，将基因作为遗传受益者，提高基因在进化中的地位，较好地解释了人类的利他行为。布氏在建构模因学理论时，进一步提出“自私”的模因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基因、模因都以它们自身的利益作为生存原则，模因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自身的复制，而人类的躯体不过是模因躯体化的“寄主”，它正是借用我们的躯体而得以传播。(13)这就是模因学的理论基础。
基因论者通常把人类的一切行为、信念、习惯、秉性追溯到人类的生物性本能来做解释。但布氏认为，尽管模因与基因的作用原理、拷贝机制起作用的时间跨度等都不相同，是两种各自独立、相互对等的复制因子(replicators)，却共同驱动着人类的身体、大脑及行为的进化过程。在解释人类的行为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基因选择与模因选择的作用。他尝试以模因传播来解释人类生理上的进化，例如，为什么人类进化成容量极其巨大的大脑、发展出语言等等。布氏认为，基因论者只注意到“基因—基因相互作用”，忽略了“基因—模因相互作用”与“模因—模因相互作用”，所以模因学要比前人的研究更为全面。至于过去社会生物家无法解释的同性恋行为、独身主义、丁克家庭，(14)宗教的存在、互联网的发达、不明飞行物(UFO)的传播、外星人劫持事件的谣传等，模因学也可以做出解释。当然，这一切的缘由无非是人类为了传播模因。而社会科学领域，以生物进化的意义来理解文化进化内在动力的先驱，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路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等人的学说，在布氏看来，仅仅认识到生物进化的“时间”因素，简单地将社会发展视为由低级进化到高级、由过去到现代的一个过程，谈不上对进化的正确认识。(15)
二、模因学存在的问题
基因透过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减数分裂进行复制，文化则经由人类的后天学习或者说是模仿进行复制，因此文化选择的概念被提出与自然选择相提并论。(16)在此视角下，人类的先天基因与后天模因，可以进行合适的类比，也可以为人类的进化做出各种解释，相较于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化”概念，要更具有解释力。(17)然而，模因学的理论本身还存有不少问题。
首先，模因的复制远不如基因精确。基因与模因同样具备复制的功能，基因透过上一代向下一代进行垂直传播，而模因不仅有垂直传播功能，还可以透过同一代之间的传播起到水平传播的作用。表面上看，模因的复制能力似乎更强，具有较高的生殖力，但基因复制却更为精确，具有较高的保真度与长久性。基因的复制是数字化的复制，而模因的复制却经常出现歧异。汉语里“传闻异辞”、“以讹传讹”的典故，可以说是描述了模因传播的不精确性。
其次，模因的进化可能是拉马克式进化。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最早提出了进化理论，即所谓的用进废退及获得性遗传，后来被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替代。如今，在遗传学显著发展之后，已经在生物学基础上证明了拉马克式进化的错误，自然选择的正确。可是，模因的传播却类似拉马克式进化。目前，模因学对这方面的质疑暂时采取保留态度，还无法回答。(18)
第三，模因的单位、储存机制混沌未明。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位于染色体之上，由一段具有特殊功能的核苷酸所组成，含有可以制造蛋白质、转送核糖核酸(RNA)、或核糖核酸信息，但是模因的基本单位却未可知。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为例，模因学家甚至无法说明究竟是前四个音符构成一个模因单位，还是整个《命运交响曲》构成一个模因单位。至于模因的储存机制，也还是一片空白。模因学家无法探讨是不是因为储存机制出现问题，使得模因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失真现象。
第四，缺乏垂直传播的理论依据。模因学把“通过观看某人做某一行为而学会这一行为的过程”定义为模仿。(19)可是，有时候模仿并不是观看某人做某一行为如此简单，它还可能需要反复学习，甚至是在模仿者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学习。因此，把斯金纳试误学习界定在模因学的意义之外值得商榷。(20)斯金纳试误学习的原意是指通过与奖赏惩罚来训练动物的行为。从社会化的观点来看，父母通过奖赏处罚的方式来教育子女，是使其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手段之一。个体如果没有经过社会化，只不过是个“半成品”，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生活。这从一些“狼孩”、“猪孩”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社会化缺失”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模因学否认了斯金纳学习，相当于否定了模因垂直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使其缺乏垂直传播的理论依据。
第五，否认动物具有模仿能力无法解释模因的第一推动力。模因学认为，模仿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模因机器》的基本主旨就是要论证人类区别于动物而成为人的，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模仿能力。(21)可是，事实上动物具有模仿能力。(22)1992年意大利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莱昂纳多·福加西(Leonardo Fogassi)等人在研究猴子时发现的一种脑细胞——“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它被认为是一群可以反映外在世界的特别细胞，使人类能够理解他人的行为及企图、彼此沟通，并让人类能透过学习而将生存技能传承下去。(23)而这将导致无法解释模因的第一推动力问题。按照模因学的说法，人类只不过是模因的寄主，模因才是人类的主人。那么模因最早由何产生，人类最早的模仿对象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它都无法作出回答。
三、进程理论的问题
文化选择或者更进一步说模因选择，是用来解释人类进化的理论，可是，在解释人类进化的问题上，它已存在不少问题。温特以文化选择作为进程理论的依据，用它来解释国家行为所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而且，温特对于文化选择的认识远不如布莱克摩尔深入，温特的进程理论也很难避免模因学存在的问题。
温特将文化选择的机制模仿与社会习得，作为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依据，用以说明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体系里仍旧可以形成共有的文化。他把国家拟人化，然后以文化选择来解释敌人、对手、朋友这些角色如何内化于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之中，使其采取不同的行动。然而，国家毕竟不是人，国家这个主体要如何进行模仿或者学习？在借用文化选择理论上，温特甚至没有说明文化选择为什么可以从解释人类进化问题过渡到国家行为体。我们根本不知道模仿的主体究竟是人类还是国家。笔者不禁要问，到底身份是一个模仿单位，还是“霍布斯文化”是一个模仿单位？身份究竟是储存在国家领导人身上，还是储存于国家的某一地方。如果换了领导人，那么身份又如何在领导人之间衔接呢？会不会出现类似“传闻异辞”典故中的那种状况，传承了三代领导人之后“朋友”就变成了“敌人”了呢？温特在未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的情况下，肯定了文化选择是拉马克进程。他说：“自然选择可以在经历了许多代之后改变母本的特征，但是模仿则可以通过昭示一个观念的成功迅速取得这样的结果……但是造就这种现实主义状态的机制完全不是达尔文主义强调的自然选择力量，而是一种拉马克进程。”(24)但是，学界已证明了拉马克进化违背进化原理，为什么类比于自然选择的另一种学说，在原理上可以违背它所类比的对象呢？在建构模因学的过程中，布莱克摩尔未曾肯定文化选择是拉马克进化。温特在没有进行充分说明的情况下，贸然肯定了文化选择是一种拉马克进程。这一理论既然不符合进化原理，那么它能够用来解释国家行为吗？
温特说：“在国际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生活在霍布斯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中，无政府逻辑就是杀戮或被杀。但是17世纪欧洲国家建立了洛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相互承认主权的做法限制了冲突。这种文化最终成为全球文化，虽然有些地方是通过霍布斯式的殖民主义进程建立的。在20世纪后期，我认为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另一种结构变化，即向着集体安全的康德文化变化。”(25)模因学无法解释第一推动力的问题，温特当然也不行，所以霍布斯文化就作为最早的体系文化而出现，这是一种先验假定。尚会鹏的研究表明，在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天下体制里也有三种文化：亲人文化、熟人文化、生人文化，(26)近代以前，长期支配着东亚地区各国的往来，直至欧美国家的入侵。因此，“亲人”、“熟人”、“生人”这些文化都可能早于霍布斯文化出现。如果它们在霍布斯文化之前就出现的话，霍布斯文化是如何取代它们的？如果它们不早于霍布斯文化而出现，又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主流体系文化，反而被洛克文化所替代。可是，温特并没有讨论这方面问题，他的著述中没有有关不同社会文化体系形成的“身份”之间相互竞争的描述。他只是直接得出结论：“即便是各国的国内文化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国家体系仍然可以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影响到体系内成员的行为。”(27)
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28)温特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有时候便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做出勉强的解释。他谈到：“文化选择是一种进化机制，指通过社会习得、模仿或其他类似的过程，将决定行为的因素从个体到个体，因之也就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传播。我个人认为这与社会学家(还有华尔兹)所说的社会化是同一回事。”(29)但是，文化选择与社会化并不是同一件事。学术界对于社会化这个概念有两种看法，一个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强调个人心理层面，主要探讨人格如何受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而形成。(30)另一个是从社会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如何影响个人行为。(31)这两种看法的侧重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他们同意社会化是文化世代相传的主要渠道，社会化过程是人与文化传递的根本问题所在。然而，温特却误导读者以为文化选择与社会化是同一回事，而且为了让读者信服，他甚至举出华尔兹的看法作为支持。华尔兹说：“社会化使成员遵从体的规范，团体中某些成员会觉得这些规范令人压抑，并倾向于偏离规范而行动。但是嘲弄会很快地使他们重归正途，或是迫使他们离开团体。无论是哪种结局，团体的同构型都得以维系。社会以多种方式建立自己的规范，并鼓励成员守规范。社会化减少了差异。社会成员间的实际差异要大于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差异。”(32)从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的论述来看，他指的“社会化”并不是社会化，而是社会心理人类学家所说的从众(conformity)。(33)在从众的范畴下，共有知识的确可以成为一种共有的理解和期望，但从众只是个体社会化的途径之一，而不是社会化，温特把从众看成社会化，未免以偏概全。笔者认为，温特为了证明国际体系具有共同文化，于是扭曲文化选择的原意，让人误以为文化选择可以解释社会化问题。
温特以观念作为结构，体系结构变得更为合理了，体系理论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国家的行为，但是，结构还需要进程的支撑，否则结构就无法发生变化。可是，相较于结构，温特对于进程的思考还远不够深入。表面上看，他以文化选择这个新的文化研究范式作为进程理论的依据，似乎比过去人类学家使用的文化概念更为先进、更有解释力。但文化选择还只是一个类比自然选择的新概念，还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模因学尝试为文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可是如上所述，它还存有不少问题。温特所解释的对象是国家不是人类，将解释人类的理论用来解释国家，还需要一个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温特要使得观念结构发生变化就有很大的难度。
在模因学的对比下，温特虽然不像古典进化论者只理解到进化的时间因素，但也缺乏彻底的认识。所以笔者认为，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最终再到康德文化的过渡，只是类似从低级到高级的一个文化发展过程。温特说：“进程先于结构和施动性的。结构和施动者都是人们行为的结果。没有实践活动的支承，社会结构就不存在。”(34)以目前他的进程理论发展来看，尚未达到支持结构的程度，他的建构理论便可质疑了。
模因类比于基因、文化选择(或者说模因选择)类比于自然选择应该说都是一个创见。但是，要把文化选择建构为一个具解释力的理论，使得模因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要客观认识人类文化的特性。自然选择的关键在于“变异”。达尔文最早在航海旅行时发现分布在不同地域的物种经常出现微小的差异，例如，一群燕雀，根据某一器官特征可以划分为14个种，而且地域距离越远，物种的差异越大。(35)这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适应环境而进化出的不同特点。人类各个民族在面对自然环境的威胁、外来民族的征服、内部社会的动乱乃至于情感宣泄的方式等方面各有其特点，而且通过社会遗传一代代的传承下来，使得人类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呈现出的差异，与其他物种为了适应环境进化出不同特点一样，是人类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而产生的，恰好类似于自然选择的变异。可是，不论是布莱克摩尔或温特，都过于强调文化普世性，以至忽视了这个特点，不能在理论建构中做出合理的解释。
如今，在温特的努力下，体系理论的结构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但是，如果要发展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也许应该要更多地考虑文化差异性的问题。秦亚青已尝试将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理念“关系性”引进进程理论之中，这对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这样的建构主义是否就具有足够的解释力，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注释：
①Alexande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318.
②[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③秦亚青在翻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时，把process译为“进程”，后来又称为“过程”。在本文中，二者同义。
④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⑤目前国内对于meme的翻译有模因、谜米、拟子、密母等几种。在语言学界大多采用“模因”这个译法，已有两本这方面的著作出版，故笔者也称之为“模因”。
⑥Susan Blackmore,The Meme Machine,Oxford[Engl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高申春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Charles J.Lumsden and Edward O.Wilson,Genes,Mind,and Culture:The Coevolutionary Proces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⑧[英]里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243页。
⑨Richard Brodie,Virus of the Mind:The New Science of the Meme,Seattle,Wash.:Integral Press,1996.
⑩Aaron Lynch,Thought Contagion:How Belief Spreads through Society,New York,NY:Basic Books,1996.
(11)Daniel Clement Dennett,Darwin's Dangerous Idea: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
(12)例如，威廉姆·汉弥尔顿(William Hamilton)提出“近亲选择”(Kin selection)、罗伯特·特弗斯(Robert Trivers)提出“互惠性利他合作”(reciprocal altruism)、温-爱德华(V.C.Wynne-Edwards)提出的“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等理论。
(13)[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第14页。
(14)丁克的名称来自英文Double Income No Kids四个单词首字母D、I、N、K的组合，意指双收入而没有子女的家庭。
(15)[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第41页。
(16)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以“社会遗传”来做这方面的阐释；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也以文化基因(culturgen)的视角在这方面的发挥，Lumsden,C.J.and Wilson,E.O.,Genes,Mind and Culture,Cambride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17)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1952年做过统计，从1871-1951年关于文化的定义共出现了160多种。A.L.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Cambridge,Mass.:The Museum,1952.
(18)[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第108页。
(19)同上书，第81页。
(20)同上书，第78页。
(21)同上书，第5页。
(22)与人类基因较近的灵长目动物，诸如倭黑猩猩(bonobo)、黑猩猩、恒河猴等具有模仿能力，与人类同为真兽亚纲的啮齿目动物：水鼠、鲸目动物：灰鲸，甚至分属不同纲的：园丁鸟(bowerbird)、八哥、鹦鹉等都有模仿能力。[荷]弗兰斯·德瓦尔：《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李志磊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日]松泽哲郎：《森林传奇.黑猩猩》，吕佳蓉译，台北：书泉出版社2003年版。[奥]康拉德·劳伦兹：《所罗门王的指环：与鸟兽虫鱼的亲密对话》，游复熙、季光容译，北京：和平出版社1998年版。[德]福尔克·阿尔茨特、伊曼努尔·比尔梅林：《动物有意识吗》，马怀琪、陈琦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http://sa.ylib.com/read/readshow.asp?FDocNo=938&DocNo=1481,2011-03-08.
(2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11页。
(2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98页。
(26)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版，第22章。
(27)[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5页。
(28)温特用了互动符号论加强社会习得这一机制，但他所探讨的内容主要着重于身份形成，并不涉及文化传承的问题。
(29)[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10页。
(30)例如，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07 Ultimate Reference Suite)收录词条：“社会化是人格受社会影响形成的过程。依照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看法，社会化的整个过程实质上代表整个生命的学习历程，不论对于成年人或儿童，在行为、信仰方面社会化都有根本的影响。”
(31)例如，谢弗(Richard T.Schaefer)认为，社会化是人们为了成为某一种文化的成员，而学习其生活态度、价值观及适当行为的过程。[美]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插图第9版)，刘鹤群、房智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18页。
(32)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p 75-76.
(33)从众是指人们采纳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意见的倾向，当人们接受一个社会角色或屈服于一种社会规范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从众于社会期望。它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希望被别人喜欢、接受、支持的规范性影响过程(normative influence)，另一种是希望准确无误，想了解给定情境下正确的反应方式的信息性影响过程(informational influence)。参见[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第16版)，王垒、王甦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页。
(3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97页。
(35)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