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产品质量的国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品质量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水平贸易，延伸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垂直贸易。按照产品质量进行垂直划分，为产业内垂直贸易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Flam & Helpman，1987；Falvey & Kierzkowski，1987）。这些理论不强调规模效益和非完全竞争的作用，而将产业内部产品质量差异归因于国家之间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密集度方面的差异，据此，产业内垂直贸易产生的基本机制是：在供给方面，拥有丰富物质与人力资本的高收入国家生产“高质量”产品，而低收入国家生产“低质量”产品；在需求方面，高收入国家中的低收入群体需要“低质量”产品，而低收入国家中的高收入群体则需要“高质量”产品，从而产生国家间的产业内垂直贸易。 近来，全球顶级杂志上陆续刊登了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从出口产品质量对经济增长（如Hummels & Klenow，2005等）和收入分配（如Verhoogen，2008等）产生的宏观效应，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对企业行为（如Hallak，2013等）产生的微观效应进行了研究。同时，如何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不仅受企业创新、模仿以及开放与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Grossman和Helpman，1991（a，b）；Glass和Saggi，2002，2007；Amiti et al.，2013），而且受到一国政策干预的影响（Motta et al.，1997；Zhou et al.，2002；Moraga et al.，2005等）。 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规范性测度一直是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的难点之一。以往的研究主要使用贸易价格来表示质量（Rahman，1991；Aiginger，1998；Verma，2002；Fabrizio et al.，2007等）。这种方法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出口价格的变化往往受到非“质量”因素的影响。例如，中国出口的衬衫比意大利的衬衫便宜，这可能是由于质量差异，也可能是由于廉价生产成本和汇率低估等因素。近来的研究（Hummels & Klenow，2005；Hallak & Schott，2011；Khandelwal，2012等）弥补了这方面文献的不足。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种规范且行之有效的出口产品质量评估方法。在此之后，大量文献重新检验了既有文献的相关结论。例如，许多学者（Schott，2008；XU Bin，2010；Hallak & Schott，2011等）在采用新的测度方法进行估计后，发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普遍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与之前许多学者提出的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水平接近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结论截然相反（Rodrik，2006；Hausmann et al.，2007等）， 本文系统整理和归纳了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了出口产品质量的宏微观效应，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并详细介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国际主流估计方法，为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相关问题，尤其是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经验研究提供参考。 二、出口产品质量的宏微观效应研究 目前，随着以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出口产品质量对微观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视角也是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研究的热点。 （一）出口产品质量与企业出口行为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出口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Melitz（2003）对替代弹性偏好不变和垄断竞争的假设暗示了厂商生产率与产品质量具有相似点，因为他们用近乎相同的方法进入厂商的均衡收益。后续研究将标准的异质性企业模型（heterogeneous-firms model theory，HFT）扩展到了质量异质的企业模型（quality heterogeneous-firms model theory，QHFT），从理论和实证上证明了产品质量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Crozet et al.，2007；Hallak et al.，2008；Kugler & Verhoogen，2008）。在此基础上，Hallak（2013）将生产率分解为代表产品质量的“产品生产率”（product productivity）以及表示传统生产率含义的“过程生产率”（process productivity），考虑了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产品质量差异这两种因素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后，他们认为，当给定企业规模后，企业出口行为要么依靠产品生产率（质量）优势，要么依靠过程生产率（价格）优势。贸易成本降低将激励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以及提高“产品生产率”，从而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得到更高的出口溢价，因此，在给定企业规模的条件下，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更倾向于销售高质量产品。 （二）出口产品质量与经济增长 与出口产品质量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由出口产品质量推动的贸易增长，是否最终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出口产品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话题是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和广义边际（Extensive Margin）研究的延伸。Armington（1969）关于国家差异的模型强调了集约边际，即当某一经济体总量是参照国的两倍时，该国的出口规模也将双倍于参照国家，而产品出口品种不会相应增加。Krugman（1981）的垄断竞争模型强调了广义边际，即当某一经济体总量是参照国的两倍时，该国的出口品种也是参照国的两倍。在此基础上，垂直差别化模型（如Flam et al.，1987；Grossman et al.，1991（a，b））强调了质量边际，即一国越富有，就会出口越多高质量产品。在经验研究方面，Funke和Ruhwedel（2001）利用19个OECD国家的数据，证明了出口产品品种与人均GDP存在正向关系。Hummels和Klenow（2005）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在影响一国人均GDP的原因中，9%来自出口产品质量，这一结论为衡量贸易的福利效应提供了新视角。 （三）出口产品质量与收入分配 尽管出口产品质量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在学界取得共识，但是，关于出口产品质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尚存在分歧。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对一国工资差距扩大的一种可能的作用机制是：“高质量”（“低质量”）产品需要高技能（低技能）工人，从而质量升级将提高（降低）高技能（低技能）工人的收益，例如，一些国家的行业中发生了出口产品结构从原本的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向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这导致行业内工资差距扩大。但是，跨国分析证明，随着次发达国家对外开放的深化，他们也开始出口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如果高质量产品出口的增长确实需要更多高技术工人的话，那么这种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将缩小这些地区与发达国家之间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Bernard和Jensen，1997；Harrison和Hanson，1999；Zhu，2005）。在开放经济中，出口产品质量的收入分配效应变得更加复杂。Verhoogen（2008）研究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通过贸易开放和货币贬值从而作用于工资差距的机制，认为在开放环境中，货币贬值将使得行业中最现代的、出口导向型的企业的高技术人员（企业家、职员、工人）的收入增加，而那些低生产率并且国内导向型企业中的非技术人员的收入下降。 三、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我国实现“贸易强国”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如何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从企业创新与模仿、开放与市场竞争以及政府干预等角度总结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 （一）创新与模仿 Grossman和Helpman（1991b）最早定义了“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他们指出每种产品都位于特定的“质量阶梯”，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为了获得市场份额而开展的创新与模仿的循环往复促进了产品质量升级进而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如果北国企业的研发成功，则它能实现产品质量升级，并在一定时间内占有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但是，如果南方国家模仿到了北方的技术，则南方企业很可能利用成本优势打破北方企业的市场垄断，这种市场竞争局面将维持到北方国家发起下一轮产品创新。 正因为吸收和模仿北国企业的先进技术是南国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许多文献研究了南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强弱对南国模仿和创新活动（研发新产品或者提高既有产品的质量）的影响。早期的文献普遍认为，南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导致在南国的FDI将其生产能力迁回北国以确保其技术不轻易被南国企业模仿（Helpman，1993；Lai，1998），但是后续研究发现这种知识产权保护效应十分复杂。Glass和Saggi（2002；2007）在放松“模仿是一种无成本活动”的假设后，认为南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强，近似于向模仿活动征税，它产生了类似于降低南国劳动力供给的资源浪费效应，从而导致FDI生产能力和创新活动向北国回迁。然而，如果继续放松“南国模仿强度外生”这一假设，并区分研发新产品和提升既有产品质量这两种创新活动下，减少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南国企业对FDI的模仿强度，从而一方面鼓励南国既有产品质量提升，但另一方面又会阻碍新产品的研发，因此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不明确。 （二）开放与市场竞争 许多文献考虑了开放经济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如Amiti和Khandelwal，2013；Gustafsson和Segerstrom，2007；Tetsugen et al.，2008）。Tetsugen和Zhao（2008）认为开放有利于资源向研发密集型企业转移，从而促进产品质量升级，具体而言，高层次创新带来低生产成本与高产品质量，从而促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垄断利润；低层次创新引致高生产成本和低产品质量，从而导致企业只能争取国内市场利润。不过，周而复始的创新活动将最终实现产品质量提高和质量阶梯升级。 然而，在考虑出口产品质量与世界前沿水平差距的条件下，开放与市场竞争对不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Amiti和Khandelwal（2013）将关税视为衡量开放与竞争程度的指标，检验了1990～2005年，产品质量的变化与滞后期关税水平的关系，发现接近世界前沿质量水平的产品，低关税能够鼓励产品质量向世界前沿方向升级，对于远离世界前沿质量水平的产品，情况则相反。Amiti和Khandelwal（2013）的研究结论支持了Aghion and Howitt（2005）和ABGHP（2009）的理论，即强调开放和市场竞争的两种效应：第一，“躲避竞争”效应，即接近世界前沿质量水平的企业对质量升级进行投资，以抵挡因低关税带来的新潜在进入者的竞争；第二，“可独占性”效应，即那些远离世界前沿质量水平的企业并不愿对质量升级进行投资，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质量很低，以至于它们即使进行质量升级也很难阻挡因开放带来的潜在新进入者的竞争。这些理论观点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Bloom et al.，2011；Lileeva和Trefler，2010；Bustos，2011等）。 （三）政策干预 此外，一国的干预性政策也会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重要影响。早期的研究表明，对研发支出等投入的激励政策能促进落后国家缩小与领先国家产品质量水平的差距。Motta et al.（1997）的研究表明，当两个初始质量不同的国家开展贸易时，可能产生两个均衡：其一是出口质量高的国家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其二是只要两个国家之间的初始质量差距不是太大，并且次发达国家能够在研发支出方面有足够大的投入激励政策，那么两个国家的产品质量将交替提升，次发达国家的研发激励政策将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品质量差距。 后续的文献研究了不同市场结构下促进产品质量升级的优化政策。Zhou et al.（2002）和Moraga et al.（2005）以Spencer和Brander（1983）的博弈模型为基础，加入跨国投资成本的不对称这个新假定，其结论表明：在伯兰特均衡中，次发达国家的福利最大化政策是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促使其质量的提升；在古诺均衡中，则对本国企业征税，促使其降低出口质量。与Zhou et al.（2002）不同的是，Moraga et al.（2005）放松了跨国投资成本的不对称的假定，构建了一个垂直差异化和国际贸易的双寡头模型，认为自由贸易和放弃补贴都不是最优政策，对进口征税可以抽取国外租，而补贴可以促进质量升级。因此，只要两国间的成本差异不是太大，最优的政府干预是通过关税和补贴，引导转型国家企业的产品质量实现蛙跳，以追赶国外竞争对手。 四、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方法 尽管对于出口产品质量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早期的经验性研究没有建立规范和行之有效的出口产品质量估计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口价格被直接作为衡量出口产品质量的指标。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无法剔除产品质量以外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从而影响早期经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近来，在国际顶级期刊上陆续刊登了规范且行之有效的出口产品质量估算方法。这些方法总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从剩余需求角度测算出口产品质量（Verhoogen，2008；Hallak et al.，2011；Khandelwal，2012），第二类是从价格角度测算出口产品质量（Schott，2004；Schott，2008；Xu Bin，2010）。下文对几种主流的出口产品质量估计方法进行了评述。 （一）基于（不）纯净价格指数的估计方法 基于（不）纯净价格指数的估计方法以Hallak（2006），Hallak和Schott（2011）为基础。“不纯净价格指数”（Impure Price Index，IPI）建立在被质量“污染”的价格数据上，而“纯净价格指数”（Pure Price Index，PPI）指剔除质量因素的价格指数。基于IPI和PPI的出口产品质量的经验估计以两个重要命题为基础，即命题1“不可观测的纯净价格指数（IPI）受派许（Paasche）和拉斯贝尔（Laspeyres）指数的约束”，以及命题2“贸易净额与纯净价格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