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国际分工及其三维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6]06-060530-0492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将生产过程分解后安置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一种跨国界分环节生产分工方式。它的出现使得以往年代盛行于国与国之间的整体产业的分工或转移关系，日益被产品价值链在国际间的分段设置和有效组合所取代，使得控制高增值核心环节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并且造就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发达国家日益集中在知识密集的设计、研发、管理和营销等高增值服务环节，而将生产性环节和低附加值制造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当代国际化生产分工体系。
一、研究背景及相关文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在学术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概念，如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Yeats 1998; Hummels,Rapoport and Yi 2001; Irwin 2002)；价值链分解Slicing the value chain(Krugman 1995)；国际化生产分担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Ng and Yeats 2001,Yeats 2001)；外部筹供或外包Outsourcing(Rangan and Lawrence 1999,Hanson,Raymond and Slaughter 2001; Feenstra 1998)；生产分离Production fragmentation(Deardorff 1998,Johns and Kierzkowski,1990)；国际化生产网络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Vanables,2004)等等，但实际观察和表达的几乎是同一个国际化生产现象，即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在亚洲、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大量加工组装业的投资，建立起“世界工厂”或“制造飞地”，而各加工组装点之间产生大量的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对所在地的出口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这种出口型生产催生出产品内分环节的国际分工体系。
目前，国内外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成因。Frobel、Heirichs和Kreye于1980年率先提出新国际分工论(NIDL)，指出大量制造性活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正改变着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而主导动因则是后者的低工资因素。Henderson(1989)和Harris(1993)分别从企业角度考察后，提出全球化生产所涉及的管理和协调成本才是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关键因素，并认为国际市场网络的垄断性特征决定了中间品贸易利益的分配。Johns和Kierzkowski(1990)沿用要素禀赋论框架，提出生产分离论(Theory of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他们不仅强调了，生产各阶段上的要素密集度是决定生产过程在国际间分工和中间品贸易剧增的关键因素，而且创新性地引入了服务联结这一要素，并指出，正是服务要素的规模和效率决定了跨国界分环节生产的最优程度。卢锋(2004)在“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中对产品内分工的成因、特点和利益源泉的分析，基本沿袭了贸易理论的分析范式。
另一方面的研究则主要考察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Sven Arndt在1996-1998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论证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具有增加贸易、改善福利的影响。但Alan Deardorff(1998)用两国模型考察产品内分工状态下国际价格的决定因素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这一分工基础上的中间品贸易并非必然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因此，承接离岸外包的国家并不一定是获益者。此外，Hanson(1996)和Feenstra(1998)等还分别以特定国家(墨西哥)和特定产业(电子信息)为例，论证了产品内国际分工虽扩大了国际贸易量，但并未如发展中国家所预期的那样产生技术转移效应的结论。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或国际经营单一理论出发，在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成原因时，贸易学者集中关注要素密集度及其价格的作用，国际投资学者则较多关注区位因素，而国际经营论者对管理因素，如协调成本等更为看重。如能结合各家之长，综合考察，是否有助于更清晰更完整地认识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成的内在机理呢？这便是本文力求回答的问题。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特征与影响
跨国公司从多国分散经营向区域一体化、再向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转变，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成的微观基础。多国分散经营指的是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市场上设厂生产，由于分散在各东道国的子公司大多只以当地市场为目标，海外分、子公司间的生产并非是专业化分工的，每个公司自成一个利润中心，同母公司发生垂直关系，而不同其他分、子公司发生联系。随着现代技术所带来的跨国协调成本的降低、投资政策壁垒的消除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加强，跨国公司正在使其地理上分散的国外分支机构和不完整的生产体系转向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一体化生产和分销体系。
在跨国公司向区域和全球一体化经营体系转变的进程中，企业的传统边界日益模糊，甚至被打破，企业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的转变。包括20世纪80年代前盛行的依照世界地理区域组织的企业，被依照全球生产基地组织的企业应用世界范围的产品分工形式取代国际分工所取代；僵硬的巨量生产日益为灵活的分散生产所取代，一些小型企业专门服务于跨国公司，成为准系统内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仍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趋于灵活，非股权方式的企业间合作日益盛行；永久全时工人随着生产区位的变换，越来越为临时工或远程就业所取代；一些海外生产点只是公司系统内部分中间品的消费者和另一部分中间品的生产者，不再具有独立的功能。
1.产品内国际分工显示了日益增长的现代生产链① 的复杂性，是认识当代国际生产体系结构变动及其特征的重要切入口。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基于将早先一体化的生产系统分割、再分割成更加专业化和更易于识别的单位而形成的。当产品价值链的所有阶段——从研究开发到生产制造再到营销服务——都能按照效益最优化或者利用竞争优势的标准，被分散安排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时，很快导致了全球经济中的众多部门内新的劳动分工关系，即非物质生产的部分被保留在支配地区(发达国家)，而许多工业和制造业生产则被转移到从属性的地区(发展中国家)。信息化的发展导致工业的生产过程同与工业有关的(信息和通讯)服务过程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工业劳动失去了它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奠定的霸权地位。全球经济中劳动的等级和分工比以往更加深入和严重，但这些不同的部分是在共时性中运作的，他们在全球系列中彼此相交，互相之间并不存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日益集中在经营知识密集的产品设计、研究开发、管理服务、营销和品牌管理等高增值环节，完成着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而将更多的生产性环节和生产大批量低附加值产品的低技术职位持续转移到劳动力丰富且便宜的国家，使得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生产的组织从流水线关系转变为分散的网络结构的关系。
2.产品内国际分工是由设在海外各东道国的子公司和作为供应商与分包商的、非跨国公司系统的其他公司结合构成的跨国生产网络。
从其他公司购买各种产品和服务，从国外获得资源在多数行业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做法，为寻找更低成本的供应者，外包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外包的环节和项目不断增加，这也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重组。跨国公司为了将外部资源内部化，并令外部资源服从公司全球分工之需要，与其主要的零部件供应商之间有更加密切和更为长久的关系。由此，跨国公司对主要供应商的产品在质量和设计上就会给予更多的重视，更多的技术和财力支持，以便使主要供应商有适当的技术和能力来与跨国公司整体的价值实现过程有效结合。通过分包安排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提供零部件，为许多拉美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零部件生产商参与跨国公司，为出口市场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开辟了通道。它的出现和发展是跨国公司有效利用和配置全球要素及区位优势的战略使然，但客观上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主流分工体系的重要途径。
3.产品内国际分工是跨国经营者有效利用跨国要素和投资政策的产物，其进程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经验显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生既源于对不同区位密集要素的充分利用，也源于运输、保险、电讯、质量控制和管理协调等服务要素的可得和便利，而且跨国投资的管制放松也为其推波助澜。在形式上，产品内国际分工既可以通过海外布点在同一股权下实现，也可以通过海外分包实现，前者服从内部交易机制，后者则服从准内部交易性质的协商谈判机制。其结果是既促进了垂直分工产生的中间品国际贸易，又促进了横向分工产生的零部件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一方面它具有中间品和零部件贸易倍增、投资扩大、供应链带动等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技术固化、挤出当地投资、贸易结构低下等消极效应，并且这些效应的变动又往往不以当地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目标为转变。
三、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三维分析框架
围绕着产品内国际分工产生了众多令人感兴趣的理论问题。比如是何种因素决定了产品价值链上各环节间的国际分工？为何企业选择将某些环节放在海外，而另一些环节仍设在总部？为何跨国公司不再满足于内部化的全球布局和分工，而转向采用非同一股权下的国际分包方式来实现生产各环节的国际分工？这种分工样式对各国，对整个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生产体系又具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理解和认识当代世界全球化生产体系的逻辑起点。本文运用区位(Locational dimension)、所有权(Property ownership dimension)、交易机制(Transactional dimension)三维框架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旨在突破从贸易、投资或管理理论单一视角予以分析的现有范式，从多个视角揭示跨国分环节生产的决定机理和发展影响。
图1是对产品内国际分工进行分析的一个三维框架。其中，区位维度显示从高度当地化的国内单一区位到高度国际化的国际多区位的不同生产布局特征，是衡量产品生产的地理集中度是高度当地化还是高度国际化的一个维度。事实上，这一维度同时还可以判断资源供给的来源是当地化的还是全球化成分的。但与传统国际投资中的区位分析不同，这里的区位点既可以是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也可以是非跨国公司系统内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分包商。因此，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区位广度实际是突破传统企业边界的，但又因与分包商之间相对固定的联系和相对充分的信息交流而与一般的国际贸易相区别。
所有权维度显示从全资控股到非股权联系的不同所有权安排，是衡量跨国分环节生产中各类资产的产权集中度是股权联系下的生产链(chain of production)国际分段设置，还是非股权联系下的国际化外包的一个维度。对跨国生产的传统分析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生产一体化的控制权来源于所有权，跨国公司进行的是股权投资，是以控制所有权，参与经营为根本目的。跨国公司总是倾向于保持对整个生产链的控制，以保护产权技术和专利。但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跨国公司在以股权方式建立海外子公司之外，又延伸出横向和纵向的非股权的海外分包或称外包安排，从而推动了与以往企业内贸易并非完全一致的产品内贸易和供应链管理交易。
交易机制维度显示从内部化到完全市场竞争的不同交易机制特征，是衡量跨国分环节生产的协调与定价是企业内部的还是外部市场决定的一个维度。依照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跨国生产中交易内部化的动机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克服技术外溢引致的损失；其二是降低市场不完全引致的交易成本增加②。但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跨国公司放松了内部化要求，特别是在制造性环节大量采用中等程度的控制模式③，谋求全球广度扩张中的交易收益。
在回答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着产品生产过程的各环节跨国界分布时，贸易学者通常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为起点，发展出各环节的比较优势或要素密集度决定生产和出口哪个环节的产品(即中间品)的理论；投资学者则关注由运输成本和其他的贸易障碍(包括关税和配额，语言、法律、融资和个人安全等其他基本考虑)决定最优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一些经济学家还进一步引入经济聚群的外部性因素，认为这个国家的产业链条越多，越容易获得新的投资选择，因为基础设施、技术工人、支持性服务和信息等等都存在着规模经济。
但所有上述理论都无法解释非股权式外包或合同制造这一现象。并且，上述理论只是解释了分环节生产的原因，而未充分解释不同环节在区位分布、所有权模式和交易机制选择上的差异。这里显然存在着两个漏洞：其一是传统国际贸易或投资理论中都视协调是无成本的。现实中管理协调的技能和知识不仅稀缺，且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股权联系下的跨国生产意味着公司系统内巨大的协调成本，将收益率低的环节分离出来，实施契约式分包生产，以减少协调成本就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其二是视国家为市场、产品和技术的最优约束，认为企业的能力来自于所有权的假设。所有权边界之外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要素被认为是外生的已经不再有效，企业的竞争效率相当程度上受到合作能力的决定，包括与分包商的合作及与其他厂商的战略性联盟。
表1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三维选择
产品内各环节区位维度所有权维度 交易机制维度
研究开发环节高度集中高度控制内部协调
(创新要素的供给能力)(保护技术专利，获取垄断利润)(防止技术溢出风险)
生产制造环节高度分散中等程度控制准内部，非完全市场交易
(降低成本、规模经济)((开发合作能力，降低协调成本)
销售及售后环相对集中高度控制内部协调
节 (贴近市场) (转移利润)
三维分析框架不仅揭示了各个维度的作用点和影响因素，而且有助于清晰认识三个维度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在以最简单的标准来区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三个环节④，即研究开发环节、生产制造环节和销售及售后环节后，我们会发现这三个环节在三个维度上的选择及决定因素并非一致。比如生产性制造环节更容易受规模经济和成本的影响，对控制权和交易机制的选择趋向灵活；技术性研究开发环节更容易受保护技术专利的动机影响，为了防止技术泄露风险，对所有权和交易机制的选择更具控制性。
因此，各环节的要素密集度虽然是一个决定因素，但协调成本构成了国际生产分工的另一个重要决定变量，当通过外部市场的谈判和交易成本大于内部协调成本时，内部化分工占据主导；当通过外部市场的谈判与交易成本小于内部协调成本时，则外部化分工占据主流。因此，将生产过程更为细化地分别安置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区位，其获利的机会不仅来自于对各个区位密集要素的充分利用，更来自于协调成本减少所提供的收益⑤。
此外，产品生产每个阶段或价值链不同环节不仅存在要素密集度差异，而且其对应的技术外溢风险及市场交易成本也并不相同。价值链两端的技术含量较高，前端为硬技术含量，后端为软技术含量，溢出的风险远高于中间的制造环节，特别是最低端的加工环节。于是技术密集环节的高度集中和内部化动力远高于生产性环节。另外，考虑到管理协调成本，研究开发资源通常集中在少数地区，比如硅谷、新竹等若干个高技术集群区域，因此研究开发环节面临较少的协调成本。而低端制造活动因配套性制造或服务在公开市场上可得性的增强，其选择余地很大，分散生产后的协调成本将远大于收益，导致内部化生产和外部采购可能具有同样的效率。而在技术密集环节，这一情况却正好相反。
四、结论与启示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规模经济，在多国或多区域实行高度专业化分工，协调形成一体化国际生产，最大限度追求全球资源整合效率的结果，而并非如管理学家所言的是归核理念(refocusing,re-engineer)的胜利和企业更崇尚成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企业使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展开形态受经济效率、区位条件和政策倾向的共同约束。换句话说，生产各环节的要素密集度、各环节的管理及协调成本和技术外溢的风险度共同决定了产品价值链各环节在国际间不同区位的分布、股权模式和交易机制。
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态的完整解释需要在对各环节的投入要素、成本构成和收益来源作出区分后进行。比如，在总部性环节的区位选择中，以世界标准要求的投入要素的可获得性显得比传统一般的所谓低成本更重要。这些要素包括：(1)世界级经营、技术和管理技能；(2)良好的配套供应和服务；(3)相对易于获得世界价格的投入品，如资本、优良的基础设施等。在低端制造环节，由于技术投入比重和专利性收益有限，外溢风险降低，股权式控制和内部市场化的动机随之减弱。
由于同时存在着内部化的跨国生产过程的垂直一体化和非股权联系的生产、营销和研发活动的一体化，产品内国际分工系统中不同角色的控制能力和价值增量的分配方式既非完全由竞争性市场决定，也与跨国公司以往使用的内部化转移价格相区别。传统跨国经营中，内部化交易机制在确保跨国公司整体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允许部分交易方，即某个分支机构经营亏损，但非股权式分包或协作关系中则必须确保所有交易方都有利可图。因此，这里的价格是由跨国公司与分工各环节所涉及的、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谈判达成。
对缺乏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其提供了进入国际化生产体系的多个通道，除了传统多见的外国直接投资外，还有分包和战略协作。但由于分工的主导权由跨国公司掌控，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对本国或本地区要素状况、区位特征和效益目标有所明确的前提下，针对各环节选择特征制定政策，比如在技术性环节出台鼓励合资合作的政策，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协作型的、以研究为基础的外资项目，致力于扶持一个生产和创新网络，并通过吸引国际投资将这一网络同全球性的技术和商业网络联系起来，以提升在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而在制造性环节则应大力开拓国内外渠道，沟通和传递外包信息，积极发展配套能力强、外在规模大的中小企业集群，培养外包专业管理能力。就我国而言，应积极参与有关跨国公司外包政策的国际协调，并协调本国各地对跨国公司外包项目的政策竞争，以提高议价能力。应充分利用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区域要素密集度差异显著的特征，对外包发展的规模、环节、产业导向、区域布局等给予政策引导，促进跨国公司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在中国分层次、多形式的发展。
注释：
①生产的含义不仅限于制造过程，而是广义的增值过程。在制造业领域，这种增值过程包括从研发、制造、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在服务业领域，增值过程更是贯穿于服务提供的全部阶段，比如一项保险产品的生产过程就包含了后台数据处理与服务、风险预测精算及产品设计和后期销售诸环节。
②Peter J.Buckley and Mark Casson: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25th Anniversary Edition,Palgrave Macmillan,2002,pp.36～45.
③Anderson和Gatignon认为，相比于全资或大部分股权拥有的高控制模式，契约式联营或合同性生产的控制程度只是中等的。参见Erin Anderson and Hubert Gatignon( 1986) ,Modes of Foreign Entry: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17,No.3,P.170.
④这三个环节内还可区分子环节，且不同产业不同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可能更为复杂多样，但为方便分析起见，概要为三个环节。参见联合国贸发大会《2002世界投资报告》第117页“产品部件的全球价值链”。
⑤Duncan Simester,Marc Knez:Direct and indirect bargaining costs and the scope of the firm,The Journal of Business,April 2002,pp.28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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