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肖金成
文/本刊记者 张军红
走上学者之路，是肖金成自己“导演”的。1977年参加高考之后，肖金成被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录取，毕业后被分配到财政部工作，1988年又被调到刚刚成立的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两年之后便升任为公司财务处处长。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官员或商人，与学者身份不会有太多的交集。但是他偏偏“不安分”，1994年肖金成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研究生，进行脱产学习。“大家都很奇怪，业务搞得好好的，干嘛要转行做研究？认为我把读博士当作一个跳板，读完了再去赚钱或当官。”然而，博士毕业之后的肖金成既没有去赚钱，也没有去当官，而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个别人很鄙视、自己很自豪、怎么干都干不好的职业”——学者，用他的话说，“在我前半生中，出现过多次重大转折，除了参加高考上大学之外，都是我自己导演的。”
“耽搁”博士论文 研究国企改革
攻读博士期间，肖金成师从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陈栋生教授，陈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区域经济理论，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因而肖金成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西部发展战略研究”，并做了充分准备，希望把论文写好，然而这个愿望却晚了好几年才得以实现。
事情缘于一场学术商榷。
通过上述各实验波形及带载对比实验基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首先,实验平台可以保证系统的单位功率因数运行。其次,从各组对比实验及波形可知,系统可以实现50 Hz市电变换成20 kHz高频高压交流电,最后从介质阻挡放电管的带载对比实验可以看出系统的带载能力满足要求,在变换负载电极参数时系统比较稳定,没有出现震荡或者过流过压等故障情况。因此,所搭建的实验平台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些企业停产倒闭，工人大量下岗，这让此前考察过很多大型国企的肖金成感到了极大的忧虑，“之前工人们忙忙碌碌、热火朝天，但企业停产后设备锈迹斑斑，中国装备工业的摇篮——沈阳铁西区甚至被称为度假区和环保区”，他心中充满了不解：国有企业改革到底是要将其搞活还是搞死？
1998年，为了继续“西部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肖金成开始集中精力转向区域发展研究。为了研究方便，肖金成还应聘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现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助理，并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博士后研究，博士后报告题目也确定为“西部发展战略与空间布局”。本来想在这个“冷板凳”上默默地搞研究，不成想，这一次他又坐到了“热锅”上。
“1998年东南亚货币危机对我国沿海地区冲击很大，国务院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对策，但效果很不理想，扩大内需最有效的途径在哪里？是城镇化。”在肖金成看来，城镇化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是中国21世纪发展的大战略。
因此，在“十一五”规划提出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之后，肖金成便组织所内研究人员对城市群进行专题研究，并出版了《中国十大城市群》一书，书中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长江中游、中原、川渝（成渝）、海峡西岸、关中等城市群进行了研究，肖金成还对其中多个城市群进行了命名，除川渝城市群之外，其他名称均已在国家批准的规划中被正式使用。
当然，每一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教学特色或者教学风格，集体研修并不是搞“一刀切”，而是在充分尊重每一位教师教学风格的前提下给予教师个性化的指导，优化教师的教学流程，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更好地落实新课改下素质教育的要求，这样才能够确保工作坊的研修有序开展。
依托互联网技术，可以加快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积极整合信息经济，共享经济发展，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与互动。截至2016年末，全市共建成县级电商综合服务中心11个，乡镇电商服务站294个，村级电商服务点563个，培育开设网店1 964个，培育涉农电商企业230户。在投入方面，各类资本投入达1.25亿元，财政资金投入8 760万元，创造就业岗位12 680个，帮助贫困人口就业5 257人，实现网络销售15.4亿元。加大投入农村电商产业，促进农业电商发展，加快建设淘宝“特色馆”、阿里“产业带”，逐步推出一批有市场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带动农业经济发展。
2005年，国资委邀请肖金成讨论建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事宜，彼时距离他提出该观点已有10年之久，大批国有企业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在肖金成看来，讨论已经失去了实际价值。
西部调研：“冷板凳”变“热锅”
于是，肖金成决定利用课余时间对国有企业改革做一些研究。很快他发现，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卸下企业沉重的包袱，如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债务包袱、退休职工的包袱，支付历史欠账。然而谁来支付这笔费用？“主管部门和企业都是改革的对象，国有企业改革没有主体。当时，有一个体制改革委员会，但也只是提出改革方案。我研究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核心就是一个字——‘放’，而放的实质就是不管。有些领域以‘放’为核心改革很有成效，如农业改革，一下子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商业体制改革，解决了货畅其流的问题，市场一下子就繁荣了起来。但有些领域就不太灵，非但不灵，还搞得怨声载道，如医疗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如此，先是撤销了主管部门，然后一级一级往下放，随之银行实施商业化改革，切断了国家通向国有企业的血管，企业就像断了秧子的瓜，再也没有生命力了。很多企业没等改革，就先趴下了。”肖金成感慨地说。
高密度的调研让肖金成对西部有了更精准、更全面的认识。在西部大开发的资金筹措研究报告中，他提出，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筑巢引凤”，活化存量资金、凝聚内部资金以“筑坝蓄水”，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发展资本市场以实现“金融深化”，要在西部设立特区与开发区，把产业聚集和城市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同时他也提出，西部大开发应该把人的发展放到第一位，提高人的素质、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有的还被相关部门所采纳。
1999年6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西安做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讲话，拉开了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序幕。肖金成也成了大忙人，调研任务一个接一个，“1999年，我带领一个调研组去西北调研，先坐飞机到西安，再乘汽车去延安、榆林、银川，然后从银川乘火车到甘肃，又从甘肃飞到新疆，20天走了4个省区市，两年间走遍了西部12个省区市”。
城镇化是中国的大战略
当然也有很多企业进行了自救，出现了很多改革模式，如“大船搁浅，舢板逃生”“金蝉脱壳”“自卖自身”等，肖金成将这些模式称之为“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刀把”，然而自己的刀是削不到自己刀把的，要想长久发展，还得找一把新刀。从国外盛行的控股公司体制中受到启发，肖金成认为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将国有企业产权交给经营公司持有、管理和运营，并由其主导国有企业改革，为国有企业卸包袱、还旧账是较为可行的办法，并将此思路写成了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上，随后就有人写文章同他商榷，但是读完商榷的文章之后，肖金成发现作者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观点，于是他决定进一步深入探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并在征得陈栋生教授同意后，更改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用了一年多时间写成了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与对策》，并于1999年正式出版，书名为《国有资本运营论》。
在书中肖金成提出，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资格出任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因此可考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地方所有的资产，由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相应在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中设立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同时，建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负责企业中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应严格依照《公司法》成立与运作，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而言，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国有资本的经营者；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有资本注入的企业而言，经营公司是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股份制改革，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可以交易的国有资本，既可以保值增值，又可以通过释出部分资本为国有企业职工建立社会保障。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政企分开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管，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
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随后发改委组织人员对长江经济带进行系统研究，作为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负责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空间布局的专题研究。
“长江经济带原定的区域范围是‘7+2’，即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7省加上上海、重庆两市，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将范围限定在这9个省市，就人为割裂了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最发达的地区，而浙江北部城市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建设应该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贵州恰恰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生态屏障。”鉴于此，肖金成建议将浙江和贵州两省纳入长江经济带规划范围，省市数量扩大为“9+2”。同时他还提出，应将安徽划到长江下游，“虽然在区域划分上，安徽属于中部地区，但从地理位置上看，鄱阳湖湖口以下都属于长江下游，安徽的经济联系也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将安徽划到长江下游更为合适”。最终这两个建议都被相关部门所采纳。
除了长江经济带，肖金成还提出了“四纵四横”经济带，“四纵”即沿海经济带、京广京哈经济带、包昆经济带、沿边经济带，“四横”是珠江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渤（渤海湾）蒙（内蒙古）新（新疆）经济带。“其他经济带我都信心满满，唯有沿边经济带觉得人们不太认同，因为其最不像经济带，城市数量少、城市规模小，城市离边境线又比较远，有的甚至离边境线几百公里。”随后几年，肖金成几乎每年都组织调研组赴边疆调研，2012年去广西，2013年去云南，2014年去新疆，2015年去内蒙古，2018年去东北三省。在他看来，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必须重视边疆的发展，通过加大投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产业聚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样不仅能够加快“点”的发展，还能带动“面”的整体提升。“深圳的发展带动了珠三角，浦东的发展带动了长三角，天津开发区、大连开发区、青岛开发区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明显。城市发展了，沿边经济带也就形成了。”肖金成说。
“我本是搞业务的，却有意无意地进入了学术圈，做了一名学者，研究了一些东西，提出了一些观点，影响也好，荣誉也好，都如过眼云烟，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付出过、奋斗过、忧虑过、兴奋过，我提出的思路与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如此足矣。”肖金成如此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
一种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民间文化，往往就是一个社会和一段历史的真实缩影。位于黄河尾闾的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盐垛村至今仍保留的一种已有百年历史的民间传统艺术——“盐垛斗虎”（俗称“打老虎”），就是这种具有文化标本意义的文化遗存。笔者通过深入地田野调查，发现这一古老的民俗作为活态的文化传承于民间，有约定俗成的套路和内在规律，折射出黄河口移民的坚韧性格和聪明才智，尤其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被纳入国家政治场域中的主流话语叙事语境的大背景下，它对于黄河口民间文化的表达和传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要计算生产、消费和进出口的要素含量，需要获得各行业生产的要素投入量。各行业的要素投入量既包括直接投入的要素，也包括间接的要素投入，即生产中间投入所需的要素。
简介：
肖金成，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投资理论与管理、区域发展理论，现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曾任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被中国国土经济学会评为“2011中国十大国土经济人物”，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评为“2012年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2012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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