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贫困化增长原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贸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化增长”亦称“悲惨的增长”，是印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①a]于1958年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一国际贸易现实而提出的。此后，其他发展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和表述，但直至今天，其基本涵义依然是：“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而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外贸增长”；其衡量标准依然是“贸易条件是否不断恶化”。但我认为，从战后国际贸易实践来看，一国特别是后进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往往不仅仅是为获取静态的贸易利益，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决策，试图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实现贸易——经济——赶超。而在这一长期动态过程中，最初不论是贸易条件还是静态贸易利益都极有可能是不断恶化的，但只要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有很强的“动态效应”，能最终实质性、根本性地提高该国经济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那么，无论是贸易条件还是贸易利益都将逐步改善，后进国将会步入贸易——经济——赶超的良性循环。因此我认为，外贸贫困化增长的涵义应作如下深化：在贸易——经济——贸易的动态过程，若贸易带动经济的机制不健全、动态效益微弱，产业、经济国际竞争力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根本性提高，不仅贸易长期快速增长难以为继，而且贸易条件将进一步恶化，贸易、经济将陷入恶性循环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则为贫困化的增长。因此，衡量一国外贸是否为贫困化增长，一是应从贸易、经济相互作用的相对长期的动态历史过程考查；二是要以产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为标准。
改革开放17年来，中国经济各项“量”的指标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最能体现一国竞争力地位的“质”的指标——产业、经济国际竞争力又如何？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看：最能反映对外竞争力的具有较高生产率和需求弹性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在出口中比重仅占15.6%，加上化学品、冶金制品中的重化产品也只有27%，远低于钱纳里大国平均模式中560——1200阶段34.1%水平，更大大低于日本1955—1972年60.4%水平。从我国产业竞争力系数看，1994年竞争力系数≥0.5（对外竞争力强）的和在0—0.5之间（对外竞争力较强）的几乎全为纺织、服装，矿物等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竞争力系数≤0.5（对外竞争力很弱）的则为仪表、机械、汽车等技术密集、加工度高的产品。17年的时间，不谓不长，日本、亚洲四小龙只用20年左右时间，就从根本上提高了产业经济国际竞争力，实现了“贸易——经济——赶超”，而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产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仍未得到实质性、根本性提高，相反仍处较低水平。毋庸讳言，中国外贸增长是“贫困化增长”。
中国外贸快速超前增长，不仅未实现“贸易——经济——赶超”，相反，还陷入了贫困化增长，原因何在？对此，本文试作进一步分析。
一、贸易静态效益[②a]低下、相对不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是中国外贸贫困化增长的直接原因
快速、健康的外贸增长是贸易带动经济，实现贸易、经济良性循环的前提条件，而我国外贸长期粗放超前增长，贸易、产业长期脱离，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很不宽松，严重阻碍了中国外贸的快速、健康发展，造成外贸静态效益的低下，外贸带动经济严重不足。
（一）贸易静态效益低下。
1.出口创汇激励模式[①b]及外贸指令性计划下的外贸粗放增长。长期以来，外汇瓶颈的存在，出口创汇成了中国外贸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标，由此也逐步形成了以创汇为中心的包括补贴、免税、退税、信贷等优惠的激励模式和创汇指令性计划，造成（1）企业产值、创汇最大化代替利润最大化，致使外贸发展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2）外贸地方割据，小型化发展，致使多头对外、过度竞争、肥水外流，违背比较利益、影响规模经济。
2.外贸脱离实体的超前增长。传统体制下，外贸与生产企业、科研部门相互脱节，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互脱离，从而使结构优化缺乏强有力产业技术支撑，结构优化缓慢。
（二）相对不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1.并不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是唯一社会主义大国，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状态，1989年甚至出现了整个国际政治环境全面恶化，相对不利的政治环境无疑成为了影响中国外贸快速健康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2.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进入八、九十年代，国际市场上不仅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且浅加工产品，非高附加值、非高技术含量产品贸易条件也趋于恶化，而我国出口产品中虽然制成品已占80%，但一半以上为服装，纺织品，玩具等浅加工产品。因此中国贸易条件实际上是不断恶化的。
3.国际公平竞争问题。虽然乌拉圭回合顺利完成，WTO建立，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进入了结构性保护阶段。由于中国政治上的特殊性，中国是非WTO成员，因而结构性保护往往不利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有的保护甚至直接针对中国，如欧共体的反倾销协议，如美国每年一次的最惠国待遇审查。这无疑是制约中国外贸快速健康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二、传导机制不健全、贸易动态效益[②b]低下，是中国外贸贫困化增长更为深刻的根源。
健全的传导机制，顺畅的传递渠道是贸易带动经济的必要条件，否则即使贸易的发展形成了潜在的动力，国内经济无法也无力做出积极反应，同时贸易的增长不仅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贸易本身也会衰竭。在我国，由于贸易带动经济的机制不健全、传递渠道中断，从而使贸易“联动效应”不足，贸易“引进赶超效应”微弱，贸易“动态竞争效应弱化”。
（一）贸易“联动效应”不足
所谓贸易“联动效应”，是指通过发展对外贸易能够加快要素、商品在各种经济部门之间流动，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贸易带动经济的“联动效应”的强弱主要取决于：（1）市场一体化程度；（2）价格体系的合理程度；（3）贸易商品生产函数性质。而在我国：
1.市场一体化程度低。
（1）诸候经济下横向、纵向一体化受阻。随着中央向地方放权改革的进行，利益将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逐渐捆在了一起，为了自身利益，从而在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中产生两种倾向：一是各自为政、自成体系。从省到市到县，权力层层下放，利益也层层分化，在市场极不完善情况下，层层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二是相互封锁。自成体系后，为了自身利益，各自依靠行政力量进行贸易封锁和资源封锁与争夺，从而导致横向、纵向商品和要素流通人为割断。
（2）两元经济下传导渠道中断：首先表现为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脱离与分割：一是贸、工、农、技脱离。长期以来，贸易与工业，贸易与科研是两张皮，不仅贸易超前增长缺乏产业、科研支撑，质量、技术、结构优化和提高举步维艰，而且因产业缺乏直接的国际市场信息刺激和竞争压力，从而使产品设计、技术革新、管理提高缺乏动力；二是三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脱离。我国三资企业发展极为迅速，1985年时在全国进出口中仅分别占4.95和1.1%，到1994年时已上升至28.75和45.7%，然而三资企业出口的90%，进口的60%采取的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方式，从而与国内经济要素产业联系极少，成为国民经济体外循环。其次表现为内、外贸部门的分隔，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内外贸易无论是机构还是商品生产、销售，都截然分成两个部分，从而造成内外贸隔离。第三表现为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分离。[③b]农业等传统部门与工业等现代部门各自资金、要素等内循环量很大，而相互联系却很少。
2.价格体系扭曲。
价格体系的合理是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若价格体系合理，在边际消费的传递过程中，未被利用的要素会被吸引到生产过程，从而使国民收入不断增长。但若存在短缺，乘数传递会很快在短缺部门停止，形成瓶颈。而此时若价格机制合理，价格将上升，短缺消除；相反，短缺则加剧，乘数中断。在传统体制下，部分商品如原材料、煤、石油等价格偏低，在对外贸易中却错误地反映为了比较优势导致该类产品或以其为投入品的产品出口增加。而在价格受控制或反应呆滞的情况下，需求增加不能反映到价格上来，这样，价格扭曲进一步扩大，短缺进一步加剧，乘数中断。[①c]价格体系的扭曲，不仅贸易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带动经济的发展，而且贸易的发展还会加速经济扭曲。
3.贸易商品结构低下。具有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产品的出口对经济带动作用不同，一般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比初级产品、低加工产品具有更强的向前向后“带动效应”；一般贸易又比加工贸易具有更强的“联动效应”。而我国：
（1）贸易商品结构方面：我国制成品出口虽然已超过80%，但其中主要为纺织品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比重很小。
（2）从贸易方式看，1985年我国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比重88%），而到1995年上半年我国出口的45%和进口的47%都是加工贸易产品。
（二）贸易的“引进赶超效应”微弱。
所谓贸易的“引进赶超效应”，是指通过发展对外贸易能够加快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通过引进——消化——创新，能够真正提高本国产业技术水平，能实质性、根本性地优化本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实现“引进——赶超”。战后日本用了近20年时间就实现了“引进——创新——赶超，而我国改革开放17年，花费了远超过日本1955—1979年经济起飞时期技术引进所花费的资金，引进了上万项技术和大量机器设备，但工业技术水平却仍未得到根本性提高，仍落后发达国15—20年，技术贡献率也仅28%（发达国家为60—80%）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
1.在引进方面：
（1）引进的轻型化。[②c]首先，引进耐用消费品及其生产线比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口了大量的彩电、冰箱、高级轿车及其生产线，与此同时技术引进比重却小，1911—1993年技术引进金额仅分别占外贸进口的5.4%、8.2%和5.8%。这既是长期抑制的“消费饥渴症”结果，也是中央放权下地方盲目引进结果。其次，技术引进结构中硬件比重过大。以1986—1990年为例，5年间进口成套设备及关键设备的金额占了技术引进总金额的78%，而软件进口仅占22%，若扣除其中设备费则有仅10.65%。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美日等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国内政策引导偏差，企业短期行为，配套资金、人才、技术设备不足的结果。再次，引进主体低级化。技术设备引进很大部分是通过三资企业方式进入，而我国三资企业投资一半以上（1992年82%，1995年上半年73%）来自港澳及其他新应工业化地区，而美、日、英、德比重不到20%。港澳台地区投资一般为中小型项目，且项目多以加工贸易方式，技术水平、含量低，所引进的技术、设备也大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英美日德等国投资中也大都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优惠政策为主，所带入的设备也多为60—70年代水平。
（2）重复引进严重。我国重复引进屡禁不止，以1987年为例，全国彩电产量672万台，而生产线年均生产能力达1600万台，全国重复引进达二三十条，其余电子计算机，电冰箱、汽车等生产线也有类似现象。这既是地方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后果，也是宏观管理不力下微观主体受利益驱动盲目引进的结果。
2.技术消化、创新方面：
（1）消化、创新动力不足。一是因为收益无充分保障。技术的消化、创新风险大、周期长、成本高而收益无保障，如果没有足够的远期收益前景，企业不愿从事，即使有充分收益前景，但需投入大量的资金人才，没有政府信贷、税收等多方面支持和充分激励，企业也不愿进行。而我国这方面的政策扶植与激励是很不足的；二是因为承包制和市场压力下企业短期行为。引进一般生产线，生产高档耐用消费品，短期内就可获取丰厚利润，加之承包期毕竞不长，因而短、平、快项目最具吸引力；三是因为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力。由于专利、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执法力度不够，一方面不少企业对国内外专利、技术进行剽窃、模仿和改头换面，另一方面由于成果缺乏强有力法制保障，企业即使有创新开发的能力，也望而却步；四是因为传统制下“国企顽症”。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并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因而企业没有强烈追求自身长远发展，追求技术革新的动力，引进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创新及改造企业。
（2）消化、创新配套体系缺乏。引进、创新是一复杂系统工程，需要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多方面配套，否则有心无力。首先是资金配套。我国企业技术开发基金仅占销售额的0.2—0.3%。企业设备折旧率低，科研经费不足（1992年R＆D仅占同期GNP的0.7%，仅相当于美国1985的6.6%），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资金比例为20∶1；其次在人才配套方面，我国专业从事新技术研究开发人员严重匮乏，1987年我国研究与开发机构R＆D人员数仅占52.75%，企业更少，仅为21%，并且在科研人员中不具职称和仅具初级职称人员占69%，同时专业人员中能力发挥50%以下的达60%以上；第三在政策配套方面。技术引进、创新是长期的事业，需要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多方面的协调配合，而我国不仅各项政策扶植不力而且政策缺乏系统性连续性；第四在管理配套方面。横向、纵向协调配合是引进、创新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纵向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科研开发由不同部门不同机构管理，从而导致经常脱节；横向地区之间，企业之间、部门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科研，企业两张皮使横向协作困难；第五在基础配套方面。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器件是引进、消化、创新的根本条件，而我国工艺水平低下，许多必需的配套元器件只能靠进口。
（3）消化、创新的转化、推广机制缺乏。先进技术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但如果技术的转化、推广机制缺乏，即使有了技术开发与创新，也难以产生广泛社会经济效应。而我国：一是转化机制缺乏，如前所述，我国长期以来企业与科研机构分离从而使科研、试验、生产、市场脱节；二是推广机制缺乏。我国技术转化市场幼稚，技术推广中心不足，加之地方割据，企业、部门分割甚至技术封锁，因而技术即使有了突破、创新，但仍局限于小地区、小范围，致使辐射效应弱。
（三）贸易“动态竞争效应”弱化。
所谓贸易“动态竞争效应”，是指发展对外贸易能够通过出口把企业推向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通过进口强有力竞争冲击从而促进国内产业企业成长，推动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真正提高。这一效应包括：（1）微观竞争效应；（2）规模经济效应；（3）创新效应；（4）结构优化效应。然而我国对外贸易“动态竞争”效应却是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过度优惠和不当的保护屏蔽了外部压力。
（1）出口贸易方面：一是过度优惠。长期以来，国家给予了外贸出口以退税、减税、补贴、信贷等过度利益扶植，出口企业不需提高经营管理，不需加强技术革新就可获取足够的利益好处，并且当换汇成本上升时，汇率会随之下调，当出现亏损时，国家会补贴，企业国际竞争压力不大，导致技术革新，管理提高动力不足，从而使微观竞争效应、创新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微弱；二是贸、产、技脱产。如前所述，贸易、产业脱节，工业企业、科研机构不仅难以掌握国际市场产品、技术竞争的最新动态及发展趋势，并且工、技、贸隔层，对国际竞争挑战反应迟钝、难以形成挑战——应战机制，从而使创新效应、结构优化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微弱。
（2）进口贸易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关税不仅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中国家，从而很大程度上屏蔽了国际竞争。竞争是企业走向规模经济的第一推动力，竞争是企业技术进步、创新最直接动力，也是结构优化最强有力的推动力，在过度保护下，这一切都大打折扣，从而使企业产业竞争力提高缓慢。如我国汽车行业，自50年代创建起，一直受到高关税保护，但成长缓慢，至今仍未形成国际竞争力，技术水平落后，设备大部分为国际50—60年代水平，80年代水平设备仅占20—30%；与韩国相比，中国比其早起步10年但至今产量仅为韩国的1／2，技术水平也至少落后10年。
2.特殊体制削除了内部动力。
传统体制下，企业预算软约束，权责不明，政企不分，企业生存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即使面对激烈竞争，对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无动于衷，反应迟钝，因而更谈不上规模经营和积极创新了。
过度的优惠和不正当的保护屏蔽了外部压力，特殊的体制削除了内部动力，从而使贸易发展具有的微观竞争效应、创新效应、结构优化效应等都大大打了折扣，中国外贸发展“动态竞争效应”的弱化，不仅使贸易发展不能有效地刺激国内产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而且贸易本身的发展亦失去了强有力的产业经济的支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外贸超前粗放增长，贸易带动经济机制不健全、传导渠道的中断，使得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实现贸易——经济——赶超，相反还陷入了“贫困化增长”。因此，要真正提高产业、经济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贸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
注释：
①a参见许心礼《西方国际PPP贸易新理论》第2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②a所谓贸易静态效益是指：通过参加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能够带来利益的增加，劳动效率的提高和国民利益的增进。
①b参见廖发达《激励机制模式与外贸增长方式》，《国际经贸探索》96年，第4期。
②b所谓贸易动态效益是指：对外贸易的发展能够通过要素、商品流动，带动国内经济各部门发展；能够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能够引进激烈的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素质，从而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③b参见张幼文《双重体系扭曲与外资效益》第185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①c ②c参见张幼文《双重体系扭曲与外贸效益》，第190～191页，第218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