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风险承受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承受能力论文,中国论文,城乡居民论文,粮食安全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确保粮食安全是中国政府农业政策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在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我国未来粮食安全状况以及如何实现粮食安全有何看法？对粮食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如何？哪些因素影响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政府制定与完善我国的粮食安全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根据在4个不同级别城市（北京、郑州、顺德、榆林）和3个不同特点农村县（榆树、中山、榆林）专门进行的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描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调查内容
本次关于我国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的调查于2002年9～10月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为考察不同级别城市和不同特点农村地区的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笔者选取北京（直辖市）、郑州（省会城市）、顺德（发达地区县城）、榆林（贫困地区县城）4个城市和榆树县（粮食主产区）、中山县（发达地区）、榆林县（贫困地区）3个县作为样本地区，在各个样本地区中分别抽取部分家庭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
在上述各地区中样本户的选取方法是：以国家统计局2002年在该地区进行住户调查的样本户为抽样框，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户，在被选中的样本户中，被访者的选择也按照随机原则进行。各个地区的样本数量为：北京100户，郑州100户，顺德（县城）50户，榆林（县城）50户，榆树县50户，中山县50户，榆林县50户，总样本量为450户。
考虑到城市居民只是消费者，而农村居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特点，在本次调查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设计了调查问卷。在针对城市居民的调查问卷中，主要调查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粮食安全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看法；对加入WTO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对我国未来粮食安全状况的看法；粮食消费习惯与偏好（国产粮食还是进口粮食）；如何实现粮食安全（自给自足，依靠进口，还是自己生产为主、进口调节为辅）；所能承受的最大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是否认为将来总能够既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的粮食；对政府粮食安全政策的看法；个人和家庭信息（例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
在针对农村居民的调查问卷中，除上述内容外，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农民作为生产者，是否担心市场开放后国外农产品的冲击以及是否有信心和措施来应对这种冲击；农民的生产决策行为（决策中所考虑的因素、价格对农民决策的重要性等）；农民所能承受的最大粮食价格下降幅度；农民对政府粮食安全政策的看法。
二、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分析
（一）对粮食安全重要性的看法
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城乡居民都认为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在针对“粮食安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5个选择（非常重要、重要、中等程度重要、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中，选择“非常重要”和“重要”的被访者比例在城市为98.1％，在农村为98％，其中，选择“非常重要”的比例在城市为68.2％，在农村为52％。选择“非常重要”和“重要”的被访者比例在4个城市和3个县之间差别很小。
（二）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状况的判断
根据样本地区居民对我国未来粮食供求态势、中国加入WTO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将来是否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粮食这3个问题各种选择答案的比例，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平均来看，有超过70％的城乡居民认为我国未来粮食会呈现“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态势（见表1）。在贫困地区榆林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中认为未来粮食“供不应求”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46％和32％。
表1 各地区居民对我国未来粮食供求态势各种判断的比例
单位：％
地区 供过于求
供求平衡
供不应求
不知道
城市总体 23.248.78.2 19.9
北京 18.754.9
13.2 13.2
郑州 32.936.87.9 22.4
顺德 28.058.08.0
6.0
榆林 12.00.046.0 42.0
农村总体 16.056.7
13.3 14.0
榆树 26.058.02.0 14.0
中山
2.074.06.0 18.0
榆林 20.038.0
32.0 10.0
第二，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粮食安全具有有利影响的比例，城市（40％）高于农村（15％），农村中有近一半的人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产粮大县（榆树），该比例高达94％。
第三，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和40％的农村居民认为将来能够实现粮食安全（既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的粮食）（见表2）。有62.8％的城市居民认为将来能“买得到”粮食，有54％的城市居民认为将来能够“买得起”粮食。贫困地区榆林县城的居民认为“买得到”和“买得起”粮食的比例远低于其它城市（分别只有36％和20％）。榆树、中山和榆林的农村居民认为将来能够得到所需粮食的比例分别为42％、66％和14％。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居民认为将来能够实现粮食安全的比例也高。
表2 各城市居民认为将来能“买得到”、“买得起”粮食的比例
单位：％
地区 买得到粮食 买得起粮食
城市总体62.854.9
北京66.762.2
郑州61.852.6
顺德84.080.0
榆林36.020.0
（三）对粮食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
城市居民是粮食的消费者，粮食供应不足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是城市居民最可能遇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而可将城市居民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上涨幅度作为其对粮食安全风险承受能力的判断指标，城市居民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越大，意味着他们对粮食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就越强。
农村居民既是粮食的消费者，又是粮食的生产者，在中国农村居民粮食消费自给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对粮食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主要体现在为保证粮食的正常供给而必须满足的最低外部条件上，这些外部条件包括价格、国外农产品的竞争等方面。农村居民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下降幅度可作为衡量其粮食安全风险承受能力的一个指标。另外，在中国已加入WTO和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农村居民对国外农产品竞争的看法、应对能力、种植决策行为等均可从一个方面来反映其对粮食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
根据上述反映城乡居民粮食安全风险承受能力指标的调查结果，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城市居民对粮食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不高。95.8％的城市居民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上涨幅度在100％以内，只有4.2％的城市居民能够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上涨幅度超过100％。
第二，农村居民对粮食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十分有限。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超过一半的农村居民认为加入WTO会使中国的粮食产量、价格下降；同时，进口粮食会给中国粮食生产造成巨大竞争压力。在产粮大县榆树，该比例更是超过90％。有44％的人担心这种竞争压力，有66％的人认为没有办法应对这种压力，榆树的这个比例超过90％（见表3）。②市场价格在农民播种决策中非常重要，有60％的人主要根据市场价格做出播种决策；农民对粮食价格下降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超过80％的人所能承受的最大价格下降幅度在20％以内（见表4）。③在种菜比种粮赚钱的假设条件下，62.3％的农民愿意将粮田转为菜田，但愿意全部用于种菜的比例仅为16.3％；有近一半的农民仍要保留足够的粮田自己生产，以解决所需粮食，而准备全部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粮食的农村居民的比例仅为16.2％（见表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民具有较强的粮食安全风险意识，但也同时说明我国农民对粮食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较低。
表3 农村居民对进口粮食各种看法选择的比例
单位：％
农村总体
榆树
中山
榆林
你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是：
价格上升、产量增加1.40 2.2 2.0
价格下降、产量下降
54.5 98.021.740.8
价格和产量不变
23.4050.022.4
不知道
20.7 2.026.134.8
您是否认为进口粮食会给我国粮食生产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
会
53.3 92.022.046.0
不会 12.0 2.022.012.0
不一定
16.0 2.030.016.0
不知道
18.7 4.026.026.0
您是否担心这种竞争压力？
担心 43.9 94.0 4.033.3
不担心
31.1 4.072.016.7
说不清
25.0 2.024.050.0
您是否有办法应对这种竞争压力？
有6.7010.010.0
没有 66.0 98.052.048.0
说不清
27.3 2.038.042.0
表4 农村居民有关粮食播种决策各种选择的比例单位：％
农村总体 榆树 中山 榆林
在粮食播种决策中您考虑的最主要因素是：
市场价格
60.0
86.0 38.0 56.0
政府要求1.32.0 2.00
种植习惯
36.7
12.0 56.0 42.0
其它2.0 0 4.0 2.0
您对粮食价格下降的最大承受范围是：
10％以下
44.5
36.7 58.0 38.3
10％～20％ 36.3
63.3 22.0 23.4
20％～30％ 15.8 0 14.0 34.0
30％～50％ 2.1 0 6.00
50％以上1.3 00 4.3
表5 农民种粮与种菜行为选择比例单位：％
农村总体榆树中山榆林
假定种菜比种粮更赚钱，你是否考虑将土地用于种菜？
是 62.3 82.059.244.7
否 37.7 18.040.855.3
如果是，您最多愿意将多少粮田用于种菜？
全部16.3
7.325.060.9
一半26.1 39.021.4 8.7
1/3 31.5 53.714.313.0
在上述情况下，您如何解决自己家庭所需粮食？
保留足够粮田全部自己生产46.7 61.053.121.9
全部从市场上购买16.2
0.034.418.8
自产为主，市场购买为辅 31.4 39.0 3.153.1
市场购买为主，自产为辅
5.7 0 9.4 6.2
（四）对实现粮食安全措施的看法
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认为，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的最好办法应该是“尽量自给”和“自给为主”（见表6），认为“依靠进口是实现粮食安全最好办法”的比例在城市为0，在农村为3.3％。这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对采取国际贸易的方式来实现粮食安全信心不足。
表6 各地区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最好办法的各种选择的比例单位：％
地区 尽量自给 依靠进口 自给为主 依靠储备调节
城市总体46.40
40.113.5
北京59.30
27.513.2
郑州51.30
36.811.9
顺德24.00
62.014.0
榆林38.00
46.016.0
农村总体48.0 3.3
35.313.4
榆树42.00
40.018.0
中山48.0 2.0
38.012.0
榆林54.0 8.0
28.010.0
针对“你是否愿意提高税收，以提高农民补贴、实现我国粮食安全”这个问题，在北京、郑州、顺德和榆林县城这4城市总体中有36％的被访者回答“愿意”，31％的被访者表示“无所谓”，33％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不愿意”。愿意提高税收以提高农民补贴的被访者比例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个比例在北京最高，达44％，而在贫困地区县榆林只有26％。
调查结果还显示，农民对补贴的期望值较高。在榆树、中山和榆林3个县，有超过40％的农民认为，政府为提高自给率给粮食的补贴占粮食总收入的比例就在40％～60％，有20％的农民认为这一比例应在60％～90％，特别是在榆树县，没有一个被访者认为这一比例应在40％以下。
三、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本部分，笔者选取反映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几个核心问题，建立计量模型来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于城市居民进行分析的问题有：是否认为将来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和买得起粮食，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上涨幅度，实现粮食安全的措施以及为提高粮食自给率是否愿意提高税收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对于农村居民进行分析的问题有：是否认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粮食，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下降幅度，实现粮食安全的措施以及为提高粮食自给率希望得到的补贴比例。
对城市居民来讲，影响其对粮食安全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可能因素有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家庭结构）以及地区特征变量三类，笔者将城市居民对粮食安全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与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模型：
在（1）式中，Y为被访者对某一个问题看法的选择，Y的取值方式在不同问题的模型中不同，具体取值见表7；Gender为被访者性别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Age为被访者年龄；Educate[，i]（i＝1，2）为被访者文化程度虚拟变量，文化程度分为低学历（包括文盲、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中等学历（包括高中、职高、技校和中专）和高学历（大专及其以上）；Career[，j]（j＝1，2，3，4，5，6，7）为被访者职业虚变量，职业分为8类，即政府、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政府、企事业单位非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或个体从业者，学生，没有工作，退休人员，家庭主妇，以及其它职业；Pincome为被访者个人月收入；Homesize为家庭规模；Family[，k]（k＝1，2，3，4）为家庭结构虚变量，家庭结构分为5类，即单身或一对夫妇，一对夫妇带有孩子，单亲家庭，三代同堂，其它；D[，s]（s＝1，2，3）为地区虚变量，共有4个城市，即北京、郑州、顺德、榆林；β、γ、η为待估参数。
表7 城市居民对粮食安全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影响因素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90％、95％和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①取值方式：“是”为1，“否”、“不一定”、“不知道”为0；②取值方式：“是”为1，“否”、“不一定”、“不知道”为0；③取值方式：50％以下为1，50％～100％、100％～200％、200％～300％、300％以上为0；④取值方式：“尽量自给”为1，“依靠进口，自给为主、进口为辅”为0；⑤取值方式：“愿意”为1，“无所谓”为2，“不愿意”为3。
对农村居民来讲，影响其对粮食安全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可能因素有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固定资产原值、家庭耕地面积、家庭粮食和制成品消费量中外购数量所占的比例）以及地区特征变量，笔者将农村居民家庭对食品安全风险态度和承受能力与上述影响因素建立如下模型：
在（2）式中，Y、Gender、Age、Educate[，i]（i＝1，2）、Homesize、Family[，k]（k＝1，2，3，4）所代表的含义与城市模型中相同；Fincome为被访者家庭月收入；Fixasset为被访者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Plowland为被访者家庭耕地总面积；Foodpurchase为家庭粮食及其制成品总消费量中外购数量所占比例（在分析农民对粮食价格下降承受能力的模型中，此变量换为Salegrain，表示粮食出售量占家庭粮食总产量的比例）；D[，s]（s＝1，2）为地区虚变量，共有3个县，即榆树、中山、榆林；β、λ、η为待估参数。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粮食安全态度及风险承受能力影响因素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列于表7和表8中，由这两个表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表8 农村居民对粮食安全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影响因素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90％、95％和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①取值方式：“是”为1，“否”、“不一定”、“不知道”为0；②取值方式：10％以下为1，20％～30％为2，30％～40％为3，40％～50％为4，50％以上为5；③“尽量自给”为1，“依靠进口，自给为主、进口为辅”为0；④20以下为1，20％～40％为2，40％～60％为3，60％～90％为4，90％以上为5；⑤取值方式：在粮食价格下降最大承受能力模型中改为粮食的出售比例。
第一，城乡居民对未来粮食安全状况的判断主要受地区差异的影响。在城市居民对将来是否“买得到”粮食和“买得起”粮食的判断影响因素的两个模型中，北京、郑州、顺德3个地区虚变量的影响显著。三个地区虚变量前面系数的大小表明，在所考察的4个城市中，对认为将来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粮食的选择倾向由高到低依次为顺德、北京、郑州和榆林（县城）。主要原因是相对于郑州和榆林，顺德和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居民的市场意识较强、市场开放程度较高、流通设施较完善，因而居民对将来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粮食有较强的信心。另外，职业虚变量（政府、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非管理人员）对将来是否“买得起”粮食的判断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系数较大，这表明与其它职业类别（自由职业者和个体从业者、学生、没有工作者、退休人员、家庭主妇）相比，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非管理人员由于其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对将来能够“买得起”粮食更具有信心，选择倾向更高。
在农村居民对将来能否得到所需粮食的判断影响因素模型中，榆树、中山两个地区虚变量的影响显著，且中山地区虚变量前面的系数远高于榆树地区虚变量前面的系数。这说明，中山由于地处广东发达地区，市场开放程度、市场设施均好于榆树，农村居民对将来能够得到粮食有较强的信心；榆树虽然市场化程度要低于广东中山，但它是中国有名的产粮大县，所以与贫困地区榆林相比，农村居民对将来能够得到粮食的信心仍较高。另外，在农村模型中，粮食及其制成品消费量中外购数量所占比例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购比例越大，农村居民越倾向于认为将来能够得到所需粮食，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农村居民对保证粮食安全的信心。
第二，粮食安全风险承受能力，城市居民主要受地区和个人收入的影响，农村居民主要受地区、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家庭耕地面积和被访者年龄的影响。由城市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北京、郑州、顺德3个地区虚变量对城市居民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上涨幅度具有显著影响。个人收入对城市居民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上涨幅度也具有显著影响且符号为负，这说明，在模型中因变量的取值方式下（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上涨幅度50％以下为1，超过50％为0），收入越高的人，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上涨幅度也越大。
由农村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地区虚变量（中山）对农村居民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下降幅度具有显著影响，并且系数符号为负，这意味着在所考察的榆树、中山、榆林3个县中，中山的农村居民对粮食价格下降的承受能力要低于榆树和榆林。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山地处广东经济发达地区，非农产业较发达，种粮的机会成本较高。
第三，关于实现我国粮食安全最佳措施的选择，城市居民主要受地区、家庭结构、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农村居民主要受年龄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在城市模型中，从具有显著影响的各变量前面系数的符号可以得出：北京、郑州的居民对“尽量自给”的选择倾向要高于顺德和榆林；一对夫妇带孩子、单亲家庭、三代同堂这三类家庭的居民与单身或其它类型家庭居民相比，更倾向于“尽量自给”的方式；与其它类型职业的居民相比，政府、企事业单位非管理人员不倾向于选择“尽量自给”的方式；与中等学历、高学历居民相比，低学历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尽量自给”的方式。
在农村模型中，被访者年龄和家庭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并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表明，年龄越大、家庭收入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尽量自给”的倾向也越大。
第四，城市居民关于“提高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以增加农业补贴、提高粮食自给率”的愿意程度主要受性别和收入的影响。在城市模型中，因变量“城市居民提高税收的愿意程度”的取值方式如下：1为“愿意”，2为“无所谓”，3为“不愿意”。在这种取值方式下，性别虚变量（男性为1）和收入前面的系数符号为负表明，男性相对子女性、高收入者相对于低收入者更倾向于愿意提高税收以增加农业补贴、提高粮食自给率。
第五，农村居民为提高粮食自给率而希望得到的补贴额占种粮收入的比例主要受地区差异的影响。在模型中，地区虚变量（榆树）影响显著，并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在考察的榆树、中山、榆林3个县中，产粮大县榆树的农村居民所希望得到的补贴额占种粮收入中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其它两个县的农村居民。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前面对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的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到：98％的城乡居民认为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对看法的形成基本没有影响。超过70％的城乡居民认为我国未来粮食会呈现“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态势，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和40％的农村居民认为将来能够实现粮食安全（既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的粮食）。地区差异是城乡居民对未来粮食安全状况判断的主要影响因素，某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设施越完善，则该地区居民对实现未来粮食安全的信心越大。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不高，95％左右的城市居民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上涨幅度在100％以内。作为生产者，超过80％的农村居民所能承受的粮食价格最大下降幅度在20％以内。收入是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风险承受能力的显著影响因素之一，收入水平越高，城乡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也越大。有超过80％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认为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的最好办法应该是“尽量自给”和“自给为主”。对实现我国粮食安全最佳措施的选择，城市居民主要受地区、家庭结构、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农村居民主要受年龄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有36％的城市居民愿意提高缴税额、补贴农业以提高粮食自给率，愿意程度主要受性别和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男性相对于女性、高收入者相对于低收入者愿意程度更高。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第一，我国政府目前实行的“以自给为主、进口调节为辅”的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这项政策措施得到了绝大多数国人的赞同；第二，进一步提高粮食的市场化程度，完善市场设施，是提高城乡居民对未来粮食安全信心和粮食安全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第三，大力发展地方经济，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增强城乡居民对粮食安全风险承受能力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