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美学思想的矛盾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席勒论文,美学论文,矛盾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美学史上，席勒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西方美学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美学精神转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不断被发现、不断被肯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席勒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第一个建立起了自己的完整的美育理论，通过尝试将理论的美学引向行动的美学，试图借助美育建立起一个审美的王国。在这一思路引领下，他把建立在社会和谐基础上的古典主义美学理想发展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另一方面，席勒又开启了现代自由主义美学的思路，这种自由主义美学的展开恰恰标志了古典主义美学的终结。在提出要建立一个审美王国的同时，席勒又充分意识到一种理论在引入到实践领域时可能出现的弊端。刚刚过去的法国大革命在他心中产生的震动无论如何不会被遗忘，因而席勒在理论的美学与行动的美学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表现出了极大的选择的困惑。既要用美学改造现实，又试图保持他的审美王国的精神品位，使之不至于沦落为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东西。这种美学追求决定了席勒的美学思想必然要陷入矛盾境地。但是席勒的矛盾之处也恰是他的深刻与清醒之处。
首先，对现实中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是席勒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与其它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比起来，席勒的美学思考始终都是在现实的层面上展开的。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首先提出了用审美去弥合人的处于感性与理性分裂之中的心灵世界的主张。他还思考了如何使现实的人性向理想状态过渡这一问题。为此，他设计了一些具体的步骤。他告诉人们，现实中的“美”不可能完全处在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之中，但它们对于人性的改造同样是有价值的。关键是进行审美教育时因人施教：溶解性的美适用于调节现实当中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的人的心理；而处于松驰状态的人，则需要一种振奋的美，以便给予软弱和衰竭的生命一种富有生气的力量。他的这种思考从切入问题的角度到解决问题的方案都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如出一辙。而其中庸的美学观念更是深得古典主义美学之精髓。
然而，一个审美的王国在现实中的建立，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席勒没有将自己的美学理论向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引申，而是对美学思考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因为那种引申将涉及许多现实性的策略问题，需要以心灵向物质现实屈服与妥协为代价。这是席勒所不愿看到的。在他心目中，心灵自由是一个具有绝对价值的概念。他甚至不愿意以牺牲个体的心性自由为代价去换取审美王国的实现，因为那样将走向美学精神的反面。
当席勒要弥合人的心灵世界中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时，引出了一个“自然人”的理想。但在强调个体精神的独立时，却又引出了一个“理性的人”，并赋予它以绝对的价值。两者矛盾是明显的。在席勒看来，自由只能发生在精神领域。为了心灵的自由，最后，他不得不否定自己，抛开古典主义美学的自然的概念。
实际上，席勒这种思想并非完全是在逻辑推导中产生的，同时也基于对人的现实处境的认识。他意识到，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下，人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自然（物质的自然与人的自然）在人们把握它之前，都是作为一种与人对立的力量而存在的。在对外在的自然以及自身的自然把握时，人必须依赖于理性的力量。正是这样，席勒把“理性的人”设在“审美的人”之上，认为审美的人只是由感性的人向理性的人过渡的一个必经阶段。既然和谐、统一、完善的实现不得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不得不泯灭自我的意志，对事物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席勒就干脆放弃了古典主义美学中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
沿着这一逻辑发展下去，席勒美学将走向理性主义（实际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美学就是席勒美学在这一逻辑上展开的产物）。然而，席勒自己并没有走向理性主义。他清楚地知道，理性对于人来讲也并非是一种绝对保证心灵自由的力量，相反，许多时候，理性恰恰是以强制的形式实现自己的意愿的。对理性主义的弊端席勒同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同样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为了使自己不陷入理性主义的误区，席勒又对作为精神自由而存在的审美活动重新进行了限定。他指出，审美活动之所以是自由的，因为它与对象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观照、反思的关系，而不是欲求的关系。它应该把对象当成“活的形象”，而不是符合人的功利目的的欲求的对象。而且他指出，只有在这样一种对对象的形式进行审美的观照、反思的活动中，人才可能是自由的。席勒在这里从另外一个方向上限制了他的美学理论向功利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否定了理性的人的优越性，赋予了审美活动以绝对的价值。他告诉人们，审美的王国与世俗的王国是对立的。因为世俗的王国中，人和人要么以力（自然状态）相遇，要么以法律的威严（理性状态）相遇，而这一切都无法保证人的自由。只有在美的社交圈里，在审美的王国里，人的自由才有保障。因为在这里，人“必须以形象的身份显现给人看”，人与人之间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发生联系。“通过自由去给与自由，这是审美的王国里的基本法律。”（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向现代主义美学思想的过渡就这样悄悄地发生了。
席勒美学思想中互相矛盾的两极，实际上是相互限定，相互补充的。抛开其中的一个方面，将另外一个方面向前引申，导致的往往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更为荒谬的结论。现代主义美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正是从这一点走进了误区。
席勒之后，西方美学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现实退回到内心的过程。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分野在席勒之后日渐明显起来。这与其说是对席勒美学思想的发展，不如说是对席勒美学思想的误读。面对一个不能够令人满足的现实，人类的思想家们都一直在苦苦地寻求着走出误区，通向理想的道路。在作这样的思考时，与政治家们直面现实的态度相反，现代主义美学家们指出的是一条从现实的、物质的世界调头而去，退向精神的、心灵的世界，以此实现人的精神超越，实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的道路。许多美学家告诉人们的是，沉溺于物的世界之中的人是可悲的。假若人们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物质的满足上，那么这种幸福将永远难以实现。
在席勒那里，作为精神乌托邦而存在的审美的王国仍然带有明显的现实因素，尤其是席勒曾十分认真地考虑过把现实的人改造为审美的人的具体的途径。而比席勒晚一些的克罗齐等人，已经完全否定了审美活动与人的现实物质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任何关联。“直觉即表现”的艺术观，是以否认审美与直觉之外的其它物理事实与心理事实的关联为前提才能够成立的。被克罗齐等人拒斥在艺术的大门之外的因素，除了自在的物理世界、功利与道德的考虑、理性的概念和逻辑之外，还有作为美的物态化表现的形式因素。在他们那里，美是个体的一种瞬间的直觉。这种直觉是无法传达的，任何形式的表现都将使这种活生生的生命感觉干枯。因此，审美最终变成了一种纯个体的心灵体验。他们是把这种个体的精神体验当做生命的本真存在状态，当做人类摆脱物质的束缚，走向人生的理想境界的出路加以宣扬的。而他们宣扬的这种个体精神体验，带有更加浓厚的精神乌托邦的色彩，最终是把活生生的审美活动引向了追求生命的寂灭的绝境。
当现代主义美学理论一味地向内心收缩时，距离席勒的理论出发点已经相当遥远了。席勒美学所努力的目标是一个审美的社会的实现，而不是美学家自我心性的愉悦的实现。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而且，把美的概念完全限定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使美学完全与现实隔绝，完全与社会改造活动对立起来，将大大地削弱美学的人文主义内涵，最终甚至把审美活动与人（人类）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人类社会总是现实的存在物，总要去面对（而不可能一味地回避）现实中的困境。现代主义美学理论的这种偏差，在20世纪中后期受到了批判。一些美学家认识到退缩后的美学所面临的深渊之后，开始了重新打通美学理论与现实人生的改造及社会的改造的关系的努力。在这方面，后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具代表性。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思潮在精神上是一体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否定上。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文化批判理论，用意正在于此。他们坚持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人类走出异化的困境的道路是一条自我意识觉醒的道路，而自我意识的觉醒最终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是在心灵内部发生的。但后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则自觉地进行着对前期理论的修正工作。他们重新指出，审美不是一种完全超功利的行为，审美是将人类个体由不完善引向完善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人类社会也将通由个体成员在审美中的不断完善走向自己的理想状态。美学家与艺术家们不可以置身于现实之外，通过自我完善去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他们必须自觉地对每一个现实中的残缺的心灵承担责任，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承担责任。通过审美教育去改造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心灵，使每一个人类个体都能在审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最终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应该成为美学理论与美学家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因此，美学应该由哲学、心理学的领域进入到社会学的领域，理论的美学应该成为行动的美学。
在对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过程中，后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提了马克思对人（主体）的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所谈论的感性的主体，已经不再是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生命体。他在承认感性主体的自然性的一面的同时，又认为感性主体作为一种自然，只能是一种社会的自然。它由属于自然的本能结构（需要系统）和现实的社会因素构成，是人的感性和作为对象化的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统一。感性主体必须被放在现实的关系中来进行规定。他认为，人是由现实的物质关系所创造的，并通过认识把现实的物质关系当做他存在的前提。这样的主体实质上就是现实存在的实践主体。人不仅能创造一个对象世界，而且也为他所创造的这个对象世界所规定。人的感性本身已标明人是由先在的对象所创造的，从而也就表明了人拥有一个既定的对象世界，这就是历史的社会现实。现实社会既是人的感性的构成体，又是人的感性的规定和确证。人是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包裹之中生存的。美学理论要回避人的现实性是不可能的。人类个体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都是一个与现实打交道的过程——一个反抗现实对人的统治，最终去超越现实的过程。我们从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中可以发现一种强烈的参与社会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一味地想退回内心的美学理论所不可能具备的。
然而，认真思考一下马尔库塞的有关论述后我们发现，在强调美学理论的现实意义时，他实际上不过是要用发生在精神领域的“审美革命”代替现实的社会政治革命。马尔库塞告诉人们的是，审美活动作为人的感性的审美解放，其本身就具有着政治价值。它不是生产力，却决定着个人的命运，而且，它将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中面对科技力量的人的解放的前提。人的解放最终被马尔库塞设定为一种新的感觉的诞生，而且只有通过审美才能发生。因为只有通过审美，人才能进入到一个属人的世界。艺术作品可以为现实的人确立另一个世界，以此反抗那些与异化的社会制度结为一体的情感方式。通过艺术的这种否定性与超越性，主体便进入了另一种生活，进入了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另一维度。
令人深思的是，马尔库塞美学思考的终点其实也是席勒思考的终点。马尔库塞美学思考的起点与席勒美学思考的起点是相对的：席勒要抵抗现实物质力量对人的精神的强制，马尔库塞要将退缩的精神向现实领域引申。然而，他们居然从相对的起点出发，在同一个终点（中点）停了下来，最后面对了同一种困惑。怎样将以对人的思考为出发点的美学理论引向现实人生及现实社会的改造，将理论的美学变成行动的美学，在席勒的时代过去200年后，仍然是一个使美学家们感到困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