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甘肃论文,遗书论文,略述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五代以至宋初，甘肃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珍存于敦煌遗书中，从其署名、题记、内容或可判定为这一历史时期甘肃籍作者和外省籍旅陇作者的文学作品。
自从汉武帝开通西域，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咽喉的边鄙敦煌，就日渐兴盛起来。历经数百年军屯民垦的农业开发和丝绸之路的商业滋润，这里不但经济丰饶，社会文化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成为“郡大众殷”“人物敦雅”（《晋书·李玄盛传》）的人文荟萃之区。汉晋以降，这里既出现过张奂、索靖、宋纤、刘昞、郭瑀一类于阐扬中原传统文化学术多有贡献的学者名儒，也出现过竺法护、竺法乘、宋云一类于推行经法广流中土甚为用力的释子高僧。绚丽多姿的石窟艺术和包罗万象的藏经洞遗书，更历史地标明了敦煌社会文化的辉煌成就。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宋初时期的甘肃文学作品，正是依托着这样一个深广的文化背景而发生的文学活动的孑遗。
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作品的蕴藏十分丰富，不光数量可观，内容广泛，形式亦复杂多样；计有诗、赋、散文、歌辞、俚曲、变文、佛赞、颂偈等等。这里仅择其主要略为叙述。
在诗歌作品中，最著名者为伯二五五五卷之敦煌唐人诗和伯二七四八卷之《敦煌廿咏》，二者均已经王重民先生整理迻录于《〈补全唐诗〉拾遗》。伯二五五五卷之敦煌唐人诗共七十余首，依据诗的内容看，作者系两位被吐蕃军队拘羁的汉族仕人，写作年代约在唐代宗大历元年（七六五）至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河西渐陷吐蕃而沙州尚存之际。两位作者或因“战苦不成功”而成俘囚，或因“邂逅遇迍蒙”而遭缧绁，以致被强制流移他乡。这些诗篇是他们苦难境遇中的哀歌。他们触物伤情，借景抒怀，既倾诉了思乡怀国的忧愁怨愤，也表述了不甘屈服的民族精神。其沉郁的心境，深挚的情感，颇能反映出当时陷身于西北民族战乱中一些文人仕子的思想面貌。如《被蕃军中拘係之作》一诗写道：
何事逐漂蓬，悠悠过凿空。世穷途运蹇，战苦不成功。泪滴东流水，心遥北翥鸿。可能忠孝节？长遣困西戌。
交织于诗中的孤漠、感伤、惶惑、疑豫的复杂情绪，正是一个“落蕃人”的典型心态。同时，这些诗也是一些很有特点的边塞纪行诗。如写牧野秋色：“东山日色片光残，西岭云象暝草寒。谷口穹庐遥逦迤，溪边牛马暮盘跚。”（《晚秋登城之作》）写汉唐戎关：“昔日三军雄镇地，今日白草遍地阴。隤墉穷巷无人迹，独树孤坟有鸟吟。”（《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这些描写游牧地带自然风貌和边守废弛破败景象的动人诗句，在唐人一般边塞诗中还似无多见。这七十余首诗作语言朴素古拙，写景报情意象浑一，显现于诗中的“落藩人”形象，真可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陈衍《宋诗精华录》尝誉陆游的受情自哀诗“沈园”三首：“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以此形容两位“落蕃人”的诗作，亦不为过论。这些诗的缺点是个别词语生涩拗口，有的今体诗也不太合乎韵律。《敦煌廿咏》的成诗年代，根据诗中引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 ）淮南裨将谭可则“弃胡塞”“还帝乡”故事、以及对贺拔行威“割据王敦煌”历史劣跡的叱责和“不见中华使，翩翩起虏尘”的形势描写，似应在张奉承“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新旧《五代史·吐蕃传》）时期。诗前序云：“仆到三危，向逾二纪。略观图录，粗览山川，古迹灵奇，莫可究竟，聊申短咏，以讽美名云尔矣。”这就既透露出作者是久居敦煌的仕子或学人，又说明其写作意图旨在歌咏敦煌地方风物。这一组五言律诗，笔墨精细有如山水轴幅，形象流动有如风景卡通，敦煌地区廿处名胜景观的雄姿秀色，在诗人笔下尽得妙韵。如描绘鸣沙山之神异：“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惊。”（《白龙堆咏》）描绘莫高窟之瑰丽：“瑞鸟含珠影，灵花吐蕙丛。”（《莫高窟咏》）描绘分流泉之奇绝：“一源分异派，两道入汤池。”（《分流泉咏》）描绘水晶堂之玉美：“体明同夜月，色净含秋霜。”（《水精堂咏》）描绘渥洼天马之骏逸：“花里牵丝去，云向拽练来。”（《渥洼天马咏》）但这些诗又并非是纯粹的风景诗。作者凭吊古迹，追怀先贤，不独表现出对于敦煌乡土的真情挚爱，也往往流露出郁郁不志的孤漠心情。《瑟瑟监咏》中他叹息：“世人偏重此，谁念楚材贤。”《贞女台咏中》他悲愤：“二八无人识破，千秋已作灰。”就此我们还可对作者的身世推想一二。而《贺拔堂咏》对唐初叛将贺拔行威的尖锐批判，无疑亦隐含着作者对当时统治者的劝谏讽谕：《望京门咏》通过对眼前景物的吟咏，又寄托着作者深沉的爱国情怀。这廿首诗作气韵贯通，语意幽远，用字洗炼，对仗工稳，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和对敦煌史地的丰富学识，足以说明敦煌唐人诗歌创作有着相当的水平。除上述两者之外，还有一些诗作亦需注意。有描写西北边地风土的，如斯六二三四卷的《酒泉》、《西州》、《秋日茂葵》和伯二七六二卷的《胡桐树》、《焉耆》、《平凉堡》等诗题；有吟唱僧侣宗教生活的，如斯一九四七卷的《送师赞》和斯四二七七卷的“禅诗”等；有表现时俗世态的，如斯六二三四卷的《因国（？）十一求干脯》、《向友人疾》以及写于一些文书卷后的抄书手即兴诗等。其中又尤以那些“禅诗”和抄书手诗为宝贵，前者揭示了僧侣生活的隐秘内情，后者则反映出敦煌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些特殊现象，对于认识当时的敦煌社会生活面貌，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敦煌歌辞之被发现，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些歌辞，不仅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拓展了古代文学的领域；而且还从自身体例的构造演变中，证实了词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解决了词学研究中的许多疑难。在全部敦煌歌辞中，属于甘肃文学范畴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因其大多结合着敦煌“地邻蕃服，家接浑乡”（伯二○○五卷《沙州都督府图经》）的方舆特征和时代背景，真实地表现了敦煌社会的重大题材——民族关系问题，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注意，甚或誉为“词史”而与杜甫的“诗史”相比拟。例如伯二五○六卷的两首〔献忠心〕（“臣远涉山水”、“蓦却多少云水”），即以蕃臣戎将的“乡音”颂唱：“生死大唐好”，“弃氈帐与弓剑，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同……”一方面表达了边疆兄弟民族奉唐正朔、致力国家统一的真挚感情；一方面也反映出盛唐时期边陲安静、各民族睦融相处的和平气象。而伯三一二八卷的四首〔望江南〕，则又深刻地揭露了归义军后期敦煌地区尖锐激化的民族矛盾。“曹公德，为国拓西关，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曹氏政权的“殊勋”之后，势必隐藏着对于兄弟民族的弹压杀伐；“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每恨蕃部生留滞，只缘当路寇雠多。”蕃部政权的袭扰劫夺，又可见出民族失和的战乱时局给予敦煌民众的沉重苦难。这些曾经回响在历史长空的塞声边音，既真实地记述了封建制度下民族关系复杂多变的史实，也生动地再现了敦煌社会广阔的边塞生活图景，为敦煌社会研究及河西民族历史研究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这些歌辞风格朴拙，情感率直，“词不华藻，然意真字实。”（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具有敦煌乡土和人物的独特气韵。如斯二六○七卷的〔赞普子〕：
本是蕃家将，年年在草头。夏日披氈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不为抛沙塞，无因拜玉楼。
一阙短歌明白如话，却把兄弟民族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坦荡粗豪的情怀描绘得生动而真切。这些有着浓郁地方色彩的作品，无疑是敦煌歌辞中的珍品。
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的散文作品，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比较重要者如斯三四三卷的《都河玉娘子文》、斯三七○二卷的《讲经和尚颂》、斯五四四八卷的《敦煌录》、伯二七一八卷的《茶酒论》、伯二九九二卷的《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书》、伯三七一八卷的《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以及众多的佛事“功德记”和书仪作品等。这些作品除《茶酒论》之外，虽然多系实用性文件，但都具有一定的文字水平，不乏文学意味。其中之姣姣者，与一些传世佳作亦堪媲美。如《都河玉女良子文》，就是一篇祭祀神灵的文稿，不但语言生动瑰丽，且想象力极为丰富。敦煌人民的“生命之水”——都河，被作者描画成一位朱唇云鬓面若芙蓉的“玉女娘子”，这位年轻貌美的司水女神“吐苍海，泛洪津；驾云辇，衣霓裙”，“喷骊珠而水涨，行金带如飞鳞”；可以使“五稼时稔，百姓丰年；天沐高雨，地涌甘泉”。其形象，真有着湘夫人、洛神一般的柔情绰态。又如《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书》，语句恺直朴悫，慷慨悲凉。或述民族战争之若难：“沿路州镇，逦迤破败，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或谴责异族统治者之无端扰攘：“不曾省与天可汗有煞父害母之仇，何故频行劫煞？万姓告天，两眼泣血！”或写冀求干戈之平息：“如渴思浆，如子忆母。”通篇语意恳切，不亢不卑，绝少一般士大夫应制文字的陈辞滥调。再如《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虽属骈体外交辞令，然辞采斐然，对仗工稳，叙事达情酣畅淋漓。读来趺宕起伏，音韵铿锵，有着极大的艺术感染力。补入《全唐文》亦不失为一篇好文字。而从这些作品的内容方面来讲，由于和敦煌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关系直接，所以更富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征，对于敦煌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就更为具体，更为本质。《茶酒论》署名“乡贡士王敷撰”，是一篇语调诙谐有趣的赋体寓言。通过茶酒相互争功的驳议，说明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如果离开了“亦能浮荡天地，亦能涸煞鱼龙”的水一般平凡的人民大众，都将一事无成。并以此对“神农曾尝百草，五禾从此得分；轩辕制其衣服，流传教示后人。仓颉致其文字，孔丘阐化儒因”等英雄创造历史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这种先进的思想寓意，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可贵的。而它的影响，也远及卫藏。后来流传于西藏地区的藏文本《茶酒仙女》，不管从篇名、文体、故事情节，都可以明显看到脱胎于敦煌本《茶酒论》的痕迹。这说明它的文学成就，早在封建时代，就已为各族人民所公认。
变文的形成，与普及佛典教义的“俗讲”有着密切的关系，历经发展，遂成我国民间讲唱文学的一种样式。“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魏书·释老志》）。作为西域佛教东渐而入中国的重要站口，敦煌社会佛教滋蔓昌炽是历史的必然现象，而敦煌遗书中留存有大量的变文资料亦不为奇。在敦煌变文作品中，明显为敦煌僧俗创作或加工者计有五篇，即斯三四九一卷的《频婆娑罗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伯二一八七卷的《破魔变文》、伯二九六二卷的《张议潮变文》、伯三四五一卷的《张淮深变文》和伯三八○八卷的《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均可见于王重民等人编者的《敦煌变文集》。在这五篇变文中，尤以《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弥足珍贵。两者虽都已残缺不全，但现存文学，仍不失为两篇气势浑厚的英雄史诗。张议潮叔侄崛起民间，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率领敦煌人民起义，驱逐了吐蕃守将。遂所向披靡， 次第收复了河陇大片土地，“驰表函入长安以献天子”（斯三三九卷），这一消息，曾使都城人民万众欢腾。诗人杜牧以“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的动人诗句，记述了当时庆祝的热烈场面。这两篇变文，正是以张氏叔侄的英雄史迹为题材，讴歌颂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作品雄文劲采，气势恢宏，如写战争：“仆射即令整理队伍，排比兵戈，展红旗，动鸣鼍，纵八陈，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曳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军雄豪百当千。”“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铓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一阵吐浑输欲尽，上将威临煞气高。”（《张议潮变文》）叙事层次分明，言简而意赅，如写天使入开无寺拜谒玄宗塑象：“天使覩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象。其它四郡，悉没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雕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
。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一时泪垂；左右骖从，无不惨怆……”（《张怀深变文》）最可贵的是，作品还能够从事件发展过程中，以人物的语言行动，较为成功地塑造出主人公勇谋兼备、刚强决断的性格特征。如《张淮深变文》：
尚书既闻回鹘□□□诸将点锐精兵，将讨匈奴。参谋张大庆越班启曰：“金□□□，兵不可妄动。季秋之行，兵家所忌。”尚书谓诸将□；“□□失信，来此窥觎。《军志》有言：兵有事不获而行之，□□□事不获矣！但持金以压王相，此时必须剪除。”言讫，□□□军，誓其众曰：“回鹘新受诏命，今事背恩，理合扑灭，以雪朝庭之愤。将士勉怀尽节，共扫□抢！”传令既讫，当即点兵，凿凶门而出。
这一段文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张淮深这位塞表英儒的感人形象，极富小说笔法。总而言之，这两篇变文不但艺术技巧成熟，且能够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件为依据，因此是在敦煌变文全部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其它作品，均以演述神佛故事为内容，但在《破魔变文》首尾有颂唱曹议金之文字，在《频婆娑罗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卷首有颂唱曹元忠之文字，结合文中的内容来看，无疑是以佛陀之仁慈和频婆娑罗王之贤明与归义军后期的曹氏政权相比附。这些作品想象奇瑰，比喻巧妙，既有大胆的夸张描写，又有大肆排比重沓的文字风格，在艺术手法上，都颇具佛典文学固有的某些特点。
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规模宏幅，内容广泛，佳作名篇述不一一，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文学事实，充分显示了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地区文学创作活动的繁荣景象。就其思想成就而言，虽然揉杂有一定的封建意识宗教观念的糟粕，但是由于作者多系不见经传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一般又久居敦煌地区，所以对敦煌乡土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敦煌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因此，这些作品中又蕴蓄着较强的人民性及民族精神。如歌辞〔望江南〕（“敦煌郡”），其中所包含的厌憎战争苦难的思想情绪，便很能代表当时敦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内心呼声；“落蕃人”的诗作和《张淮深变文》中的民族精神，爱国热忱，更是从不多见的角度真切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人们的民族心理和国家概念。就其艺术成就而言，由于这些作品多直接关涉敦煌社会史实，实用于生活实际，结合着敦煌社会的地域特征；所以其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通俗易懂的文学风格，以及强烈的地方色彩，都是十分鲜明的。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敦煌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也充分地体现了敦煌社会文化的历史特征。因此，这些作品既于敦煌学的研究有着宝贵的历史价值，又与古代甘肃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亦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这些作品的认识和了解，将使我们进一步发展繁荣甘肃地方文学，开发建设西北文化事业，获得直接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