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西方解释学的“先见”（前理解）观点作为逻辑起点，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作者认为：鲁迅对传统的“先见”构成了他对传统进行激烈而深刻的批判的潜在出发点，同时也支持他对传统文化做出了富于开拓性的研究、对中国艺术精神做出了创造性的弘扬与转化。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启蒙运动，在这场以民主、科学精神为主导以中西之争为外在形态的思想文化运动中，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新旧思潮的冲突成为时代精神现象。强烈的怀疑、批判和破坏的精神带来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发展，对古老社会形成了重大冲击和有效的反抗，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以否定的方式，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力图对民族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翻译介绍的方式，引入西方新的价值观，冲击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结构，以求中国的发展。这种抉择是基于对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的忧思，基于对中西文化碰撞中使中国尽快获得民族自觉意识的热望。传统文化被当作国故基本上加以否定了。大家无暇对它做具体深入的辩证分析，去积极体认传统的有效价值和引发它们所潜藏的生命智慧。历史以破坏和否定的方式前行。这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的有识之士做出的一次被迫的抉择。
然而，一旦现代化以推翻和清除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为前提，它就同时意味着要付出代价。文化承载着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和向西方价值观的无限开放性而走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发生了和传统的断裂，进而表现为向西方文化的倾斜，表现为以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自身的参照系，重新评价自身与现代生活的关系，重估自身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如果说，五四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一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决裂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性选择，一种让传统为它的新生付出代价的决绝态度，而在它之下，仍然涌动着民族文化的血脉，有一条粗而长的文化潜流支撑着，铺垫着，所有反传统的工作都是在深谙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展开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正是站在他们降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始了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全面的文化批判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批判者们已在传统中存在，拥有负载着文化传统的语言，有了审视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支点，在此基础上，他们才能怀着对过去的疑问，对现实的变革要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开始为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做出自己的努力。
那么，在后来的几十里，我们只强调这种反传统的意义，而不去深入了解传统，只是以一种拒绝的态度，把传统的许多东西排除在我们的视界之外，它所造成的是深层的文化断裂及由此带来的新的价值失衡和精神危机。我们把传统中的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却因此失去了自己精神上的立足点，同时也就失去了一份文化自信。很显然，历史有其深刻的内在传承性，它能够被发展，但不应被割断。
鲁迅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文化运动中最激烈最深刻的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深刻和清醒不仅来自于改革现实，探求民族自新之路的强烈愿望，而且来自于他对自身和民族的生存境况的反省，来自于他对已逝的过去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批判眼光，而这一切，都是从他立足的传统文化出发的传统对于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随意割断联系的废物，而是一只等待涅槃更生的凤凰。
近年来，在鲁迅研究和整个启蒙主义思想研究中，充分强调了鲁迅反传统反封建的文化意义，并以此为新时期兴起的思想启蒙热潮找到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却没有以足够的精力关注鲁迅对传统的学习理解和由此获得的批判传统的可能性和面对传统的复杂态度，而这种复杂性恰恰是应当引起充分注意的。
当历史走入九十年代，当世界多元话语形成，当每个民族都有了寻找自己独特位置的愿望和可能性时，我们必须重新面对这个似乎已经过去的问题。本文试图在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中，重新关注这一问题。
二
西方现代解释学在分析人对历史和传统的理解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要反观历史，审视过去，必须要理解过去。这种理解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解释学认为，“先见”（即“前理解”）是人理解历史和传统的先决的和合法的条件。用德国现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语言来表达，是“先见”或“偏见”使理解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人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所形成的先见的清明中正的状态开始，形成正确理解的条件和过程，任何新的理解产生之前，都已经存在有一种理解，新的理解是由主体也处在其中的某种已有的理解状态开始的，由此才可能扩展开来，形成与先前的理解所不同的理解。所以，人的理解和他对社会历史的阐释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状态，也不可能从没有某种理解的状态产生出来。这样，先见的内容和质量对于新的理解的形成便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换言之，在任何新的理解发生之前，“先见”是主体所熟悉和理解的东西，它也正是主体进行理解前的已理解的精神储备，是他向新的理解起步前的必要准备。可以说，没有足够的有质量的先见，便不可能具备向新的世界开拓的足够的能力，没有认识上有张力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又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理解过程。伽达默尔还说，“先见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基础”。①
肯定了“先见”在人的历史存在意义上的合法性，即肯定了理解的历史性。人只能站在历史结予他的视野上，去进行人的自我理解。由此伸展到的理解范围，即是他在历史中的特定存在。理解的历史性一方面是要求认识论承认“先见”在理解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和重要地位，一方面也敦促认识论放弃追求对历史和文化作不带“先见”的理解，放弃追求超越了人的历史存在的不带“先见”的历史真理。“先见包容着理性、直觉、情感、下意识、意向。一言以蔽之，先见是人从他的历史中所接受的一切”。②
很明显，鲁迅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最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的。经由童年经验形成的文化认同是构成他的前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鲁迅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就不可能在民族面临困境时，对其文化调整与改造做出最强烈的反应，提出最有份量的界说。可以说，高质量和有开阔度的先见是鲁迅形成对传统的深刻反叛态度的前提。
朱光潜1926年11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以明石为笔名发表《雨天的书》，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鲁迅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③
这段话首先陈述了一个事实，即鲁迅读古书很多，而且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当然，鲁迅陈述这一情况时，表现了一种无法逃避无可奈何的情绪，这是从他当时所站的位置出发，从反封建的总思路出发，对自己所做的反省，但假如我们抛开这段话的情绪色彩，仅讨论这一事实，那么它给我们的启发是深刻的。要认真思考的是，当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评说的时候，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先见作为言说的前提条件呢？
鲁迅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化能够做出极为深刻准确的批判概括，首先因为他有丰富的历史“先见”。这个积蓄的过程对于鲁迅是漫长的也是极为重要的。
从童年时代起，鲁迅便在绍兴文化的熏陶下，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量阅读和吸收。在私塾中他读完了“四书”、“五经”，接着又读《尔雅》、《周礼》、《仪礼》等书，同时，他也读杂类书，如《古诗源》、《古文苑》、《板桥全集》、《酉阳杂俎》、《辍耕录》等书。此外，他还读了家里原有的藏书，如《唐读叩弹集》、《文史通义》、《癸已类稿》，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等。特别是在《经策统纂》书后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到了鲁迅的重视，帮助他较系统地了解了许多古书的内容概略。尽管童年时代，他更感兴趣于有画的《山海经》，有许多图的《花镜》，和图文并茂的绣像小说，并且对封建伦理道德有了很深的反感，但博览群书，对于鲁迅形成自己的文化观是极为重要的。他在后来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时，能在旁征博引的基础上究其实质，首先得利于他在广泛阅读基础上形成的宽广的文化视界。
在鲁迅开始思考中国文化出路的时候，青年时代开始，他便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鲁迅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功力，并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做出卓越贡献。鲁迅一生对古代文化艺术遗产做了大量整理和研究工作。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他曾搜集整理了《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事杂集》、《稽康集》、《六朝造象目录》、《汉画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书。1920年，他针对“中国小说自来无史”（中国小说史略·序言》）的状况，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小说史课程，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小说史的专著，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说，它“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暑期讲学时，又讲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编写了《汉文学史纲要》。三十年代，他和郑振铎合作，搜集出版了《北京笺谱》，翻印了《十竹斋笺谱》，为保存我国传统版画珍品做出了贡献。
正由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充分了解，他才能在研究中，游刃有余。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到近代，每一个大的历史朝代的文学发展状况，他都有评说，神话、《诗经》、诸子散文、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也都有评价，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他们的作品鲁迅也都烂熟于心，老子、孔子、庄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杜甫、陆游、沈括、汤显祖、一直到薄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都进入了他的视界。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先见”，鲁迅才有了评价中国文化传统的出发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鲁迅和一代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否定是作为一种理解的方式存在的，是在深谙传统精神的前提下所做的价值判断。而当我们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只强调“反传统”中蕴含的否定意味，而忽略了新文化运动中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对过去文化的深入了解和理性选择的自觉性，甚至把传统作为理性的对立物而加以简单的否定的时候，随着其中的理性理解的被忽略、被消蚀，这种断裂又几乎成为一种斩草除根式的彻底的文化断裂，它与五四启蒙运动表面上的相同而实质性的不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内容。
三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思维模式、审美趣味等。鲁迅深感到这一点。他试图找到一条合理的道路，实现对封建文化的历史性突围，但同时，他又不能忘记自己的出发点，即必须面对中国的过去，面对文化中的各种复杂因素。
首先，鲁迅和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先驱们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之下，在民族生存危机日趋严重的时代条件下，认真面对中国问题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为对立着的两大文明体系来进行比较取舍，而且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斗争焦点亦在于此。交战的双方都力图做出价值的唯一性选择：要么从总体上否定中国文化，“别求新声于异邦”④要么，保住中国文化，以文化保守主义“张皇旧学问”。⑤总体性肯定和总体性否定的交战形成当时文化的二元对立状况。
出于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焦虑，经过历史的沉思，经过痛苦的内心体验。鲁迅从社会思想革命的总命题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认真反思和总体性批准。他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⑥他首先从中国文明中看到了“吃人”的总体性特征。他明确指出自己要反对和冲破的是“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⑦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说，“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在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人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攻，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进而，鲁迅对老庄哲学中的“不撄”的思想进行了实质性的批判。“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⑧这从几千年种种社会现象中概括出来的观点，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特征和一种具有主导性的精神现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对于反对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对于社会思想革命的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当我们分析鲁迅这种总体上的激烈的反传统态度时，不能离开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的产生源于民族的生存危机，“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⑨“图强保种”成为民族的第一欲求，为了使中国人不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首先是以“精神界之战士”⑩的姿态参战的。在这里，传统被看作阻碍现实发展的共时性状态而不是作为一个复杂的历时性过程，成为一个必须冲破的围城。为民族的前途计，就必须实现一次艰苦的突围，于是，这种文化上的矫枉过正、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否定便具有了积极意义。
但是，鲁迅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并不意味着他和传统完全割断了联系，他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也从这里表现出来。当他以一种历时的眼光回顾传统文化时，往往无可回避地承认历史的承传性，表现自己的厚重的感情。他一方面反对窒息中国的传统幽灵，同时，也感慨于悠久的民族文化的宏大可爱。“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11)他在反对旧文化的时候，也深深认识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强大的传续能力和内在稳定性，个人不可能从传统中彻底走出，民族也同样，“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更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12)。对中国文明的过去，鲁迅深有感慨地说，“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邻莫之与伦，蹇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今日虽彫苓，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故一为相度其位置，稽考其邂逅，则震旦为国，得失滋不云微。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采，近虽中衰，亦世希有”(13)从这种思辩的态度中，可见鲁迅对中国文明的清醒认识。
但他同时也对历史的传承性做过更为冷静的评价。他说，“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但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了未来的建设。”(14)
从历史的反顾中，鲁迅看到了古代文化的两面，“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15)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许多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一样，都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它有传统，有自己的辉煌，但文明古国却往往不能避免文明渐衰的悲哀，“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为影国者，无不如斯。”(16)
鲁迅感慨于古国“前此光荣的逝去”，思考民族自新之路，认为改革的道路只能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7)
历史的“先见”给予鲁迅的是认知上的开放性，或称之为向未知世界的开拓能力。我们看到，鲁迅在对历史的考察认知过程中，有失望、有期望、有知识储备、有判定未知的焦虑，它所拓展出来的是新的理解产生的可能性。
鲁迅曾经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敌的死命。……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18)这里明确提出了历史的“中间物”的观点。这样的“中间物”，正因为是“从旧垒中来”，就产生了他与原有阶级、传统的关系；既要背叛旧传统，又不能一下完全甩掉“因袭的重担”(19)“积习也不能顿然荡除”(20)这里，有走不出旧生活的焦虑，也有对传统的一种体认。“反传统”的超越性欲求和传统的延续性以及对传统中合理成分的认同交织在一起，形成鲁迅特有的文化心态。
四
如果说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由于其面对不同层面的问题时做出了不同的评说，那么，当问题进入艺术领域时，便有了更引人思索的状况。在思维层面、语言表述层面与审美追求的整体性方面，对原初状态的发掘方面，鲁迅对中国传统艺术做了深层的理解与合理的运用。
如前所述，在对中国社会主导精神现象进行评说时，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理想在不撄”，而这“不撄”的思想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在这里，鲁迅对道家的思想给予严肃的批判。但当进入艺术创作，讨论艺术问题时，鲁迅却并不以否定的态度对待老庄思想。
鲁迅一生对老庄著作兴趣很浓，十分熟悉。正如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所指出：“鲁迅爱用庄子常用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中的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在历代散文作家中，鲁迅最为推崇的是庄子和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21)他们服膺老庄，思想新颖，文章长于说理驳难，笔调冷隽而常含讥嘲，对鲁迅的杂文影响极深，以至有人以“魏晋文章”的评语形容鲁迅的杂文。至于庄子，一面以其无是非的思想和传说，为《故事新编》提供了素材，一面又以其令人心折的文采和长于譬喻、善用寓言的手法，为《野草》提供了艺术的借鉴。从这里，我们看出了艺术比文化的其他领域更强的承传性，也看到进入艺术世界之后，鲁迅是以更为冷静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及合理性给予肯定的。
尽管对于中国艺术精神，鲁迅没有象对待伦理问题那样，给予总体性评说，而且也没有谈到自己的创作中，如何继承了传统艺术精神，但我们仍能够从他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基本特色一些极其精道的评说中，看到鲁迅的古典文学修养和这种修养对他创作的直接影响。在现代的立足点上，鲁迅接受了西方文学中许多因素，但这些东西必须和作者的前理解汇合，才能变成活的东西。而这个前理解中，很重要的是，渗透着中国艺术精神。
在谈到木刻艺术形式的发展时，鲁迅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22)
1934年4月9日，他在给魏猛克的信中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恩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深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23)
鲁迅重视“文采”即作家的艺术才能、艺术个性在作品中的表现。他曾引用古代的文笔说，强调文“必有藻韵，善移人情”的特点，无此则只能称为笔。对宋无以降，“载道”派盛行，“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汉文学史纲要》）的怪事颇示不满，他称赞唐传奇的“文采与意想”（《中国小说史略》），他肯定《诗经》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是很重要的作家，就因为他们“究竟有文采”(24)。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高度评价庄子的文辞华瞻美富，仪态万方，以为“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对于中国文学含蓄的特点，鲁迅也深为赞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阐述了诗要含蓄的观点：“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同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25)
对于“白描”手法的首肯和成功运用，更是鲁迅在创作中的一大特色。鲁迅还说，“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提挈这人的全般”(26)。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自觉采用这种中国艺术的白描手法塑造人物，而并不用西方油画工笔细描的技法，背景也往往粗线条勾勒，更重要的是，通过点睛之笔，画出人物的“魂”来。这些都是对中国艺术的内在吸收和娴熟运用。
散文创作中，鲁迅同样是把握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精髓和内蕴，并且传神地表现出来。比如，在唯一的一部抒情散文诗集《野草》中，鲁迅成功地把中国艺术最本质的方面加以具体化，使作品在关于人生命题的思考上，在关于个体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忧虑与探索的深度上，达到了二十世纪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不能否认，《野草》吸取外国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之更具有现代性和丰富性，在思想上，吸收了二十世纪人类思维成果，注重于对生存问题的根本性思考，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刻的焦虑和不安，以及无可逃遁的精神痛苦。这些方面，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而且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但在论及这些问题时，很少有人谈到《野草》与中国艺术精神的联系。事实上，《野草》在艺术本质上，是中国化的。它更多表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内质。鲁迅说，野草是“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要将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27)《野草》所采用的含蓄的写法，意境的创造，所留下的大量艺术空白，更重要的是语言风格，都是极其中国化的。恰恰是用这种最中国化的艺术表现手法，才使《野草》包容了更多的时代内容和对人生的无限性的思考。
总之，如果说鲁迅在伦理道德方面是一个激烈的反叛封建礼教传统的战士的话，那么，在中国艺术精神或中国传统的艺术表达和体验方式上，则是一个承传者。在审美倾向上，他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特有的超越性追问的影响，在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形成了相互交涉，离中有合，合中有离的艺术世界，使他的许多作品在虚与实之间，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在文学观念上，他对中国艺术史的具体问题的分析，对文笔说、意境说和创作上的白描手法的肯定，都表现了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同。可以说，在艺术领域中，鲁迅更自觉地认识到传统的可分性，即认为中国传统艺术并不等同于封建文化，其中包含着肯定性因素，存在着“延续”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择取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精华，并以溶入内质出神入化的艺术创作，发展了这一传统精神。这是需要特别细致加以辨析并深入研究的。
注释：
①以上引文均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参见《偏见作为理解的条件》一节，第261、269页。
②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页。
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286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
⑤《鲁迅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⑥《鲁迅全集》第1卷，第216页。
⑦《鲁迅全集》第1卷，第241页。
⑧《鲁迅全集》第1卷，67-68、100页。
⑨《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页。
⑩《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页。
(11)《鲁迅全集》第8卷，第3页。
(12)《鲁迅全集》第7卷，第300页。
(13)《鲁迅全集》第1卷，第99页。
(14)《鲁迅全集》第7卷，第355、356页。
(15)《鲁迅全集》第6卷，第339页。
(16)《鲁迅全集》第1卷，第63页。
(17)《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18)《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286页。
(19)《鲁迅全集》第1卷，第130页。
(20)《鲁迅全集》第1卷，第286页。
(21)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22)《鲁迅全集》第6卷，第48页。
(23)《鲁迅全集》第6卷，第23页。
(24)《鲁迅全集》第6卷，第344页。
(25)《鲁迅全集》第11卷，第97页。
(26)《鲁迅全集》第6卷，第383、382页。
(27)《鲁迅全集》第1卷，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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