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报告的伦理问题及解决途径_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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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1994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即Cable News Network)播出一位埃及农民带其10岁女儿施行割礼的过程,其后该农民及相关人员被捕。面对媒体采访,涉事人员均表示不知此事非法,并认为割礼是庆祝女性成年的传统仪式。虽然埃及政府明文禁止割礼,但在文盲率极高且传统文化主导的农村社区,许多埃及人仍将割礼视作女孩成人的一种重要仪式。女孩父亲面对镜头号啕大哭,声称接受CNN采访意在让其他亲人分享割礼过程,是庆贺女儿生日之举,他完全不理解为何此事会让国家蒙羞,为自己招来牢狱之灾。[1]这一案例反映了报道他者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虽然CNN“客观”报道了埃及割礼这一习俗,并刺激埃及政府全面严禁女童割礼,但也直接导致涉事采访对象因此入狱。如果CNN更加全面介绍割礼在埃及文化和社会中的历史与现状,事先告知被采访人潜在的风险,对消息来源进行必要的保护与隐匿,就可能在促进女童健康保护的同时,降低被报道者的安全风险。

      虽然新闻界对记者伦理多有讨论,但在新闻全球化传播的时代,针对跨国、跨文化、跨种族的他者报道伦理的探讨却相对较少,[2]当前既有的新闻伦理规范主要针对以国家或媒介组织为单位的区域性新闻实践问题,反映区域主导地位的价值与文化。他者报道的新实践产生了特定的伦理问题,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既有伦理规范是否适用新闻全球化传播带来的跨国、跨文化报道的新问题?本文将对他者报道中的伦理问题之产生、类型、实质及建构进行一些理论层面的思考,从新闻伦理的角度去分析他者报道的问题,从新闻球土化视角探讨跨文化报道伦理问题的产生实质与根源,并从批判和跨文化维度描述新闻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互动与碰撞过程,同时通过重构具有跨文化适应性的全球新闻伦理和创新跨文化敏感型新闻伦理推理模式来探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二、问题的产生与类型

      本文使用他者报道替代传统研究中的跨国报道与国际新闻,以涵盖所有异文化异群体情境下的报道实践,这类报道虽然多见于跨国新闻,也包括一国范围内不同文化与群体间的采访报道,主要以报道者与被报道者在文化与群体维度的差异作为判别标准。报道他者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新闻伦理问题?如果从传播各要素来考量,可分为以下四类问题:伦理差异和社会情境所导致的报道者问题、报道事实与报道对象风险的被报道者问题、客观报道与事实建构的报道内容问题、告知公众与报道后果的社会责任问题。如下表所示:

      

      既有新闻伦理主要针对同质文化中的问题,在报道他者日益频繁的时代,不同国家、社会、文化之间的普世新闻伦理的存在性及内涵尚待探讨,但不同报道者所秉持的新闻伦理间的差异却已经过研究证实。韦弗(Weaver)的研究表明全球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伦理方面的不同多于相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新闻伦理规范。[3]即使相似的基本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在不同社会情境下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并不都具有跨文化的适应性。由于职业伦理是指导记者行为的重要准则,当报道他者时遭遇不同伦理差异和社会情境就可能导致误读或陷入困境。例如,生命神圣被认为是许多伦理规范中的“元规律”,秉持这一伦理原则的记者通常会从男权暴力的角度报道印度寡妇的殉葬习俗。然而,印度文化中某些情境下死亡比生命更为神圣,印度女权主义者认为从第三世界陋习的角度理解自愿殉葬是一种过于简单化、定型化的报道,在文化多元的视野下这也可被视为一种通过自我牺牲寻求永生的德行。[4]在这个案例中,生与死的伦理原则差异引发了相关报道的争议性解读。

      除伦理差异外,不同社会情境也可能导致报道者的伦理困境。在一项针对中东和亚洲各国政治报道记者的民族志调查中,记者们对一些被广泛接受的伦理准则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下的适用性问题颇有感触,中东电视台的记者认为针对国家领导人的负面报道在西方有法律保障作为伦理基础;韩国记者认为接受小礼物在韩国是广泛认同的传统礼节性行为,不应被视为违反职业伦理;日本记者表示日本的俱乐部制度得以使记者与政府和公司高层保持紧密联系,是一种西方新闻伦理规范难以接受,但在日本行之有效的信息获取方式。[5]总之,报道不同社会文化的新闻,报道者常因伦理规范和社会情境差异而面临选择、理解和释义的难题。

      CNN报道埃及割礼的案例揭示了他者报道中基于报道对象风险考量的伦理问题。保护消息来源本就是一种伦理共识,但在跨国跨文化的报道中,由于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复杂性,对报道对象安全及利益考量的全面性和敏感性也需随之提升。如果运用媒介伦理推理的波特方格(Potter Box)图式中——陈述事实、分析价值观、应用伦理原则、厘清忠实对象——四步骤[6]来分析他者报道中的被报道者问题,被报道者伦理问题的实质是不同伦理原则的冲突。仍以CNN报道为例,第一方格事实部分是CNN报道埃及女童割礼后相关人员入狱;第二方格分析价值观,CNN报道遵循的是报道事实的职业价值观;第三方格追寻价值观背后的伦理原则,暨保护埃及女童健康的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功利主义原则;第四方格中的忠实对象是社会公众而非记者的采访对象。(见图1)

      

      图1 CNN割礼报道的波特推理图示

      他者报道中报道对象常因文化制度差异在被报道后面临社会压力、道德谴责、人身威胁甚至牢狱或死亡等程度不同的潜在风险与损害。当记者遵循功利主义伦理原则,为了“更大的善行”而使消息来源面临风险时,谁能认定“更大的善行”比让报道对象涉险更加合乎伦理?[7]一部分记者选择更倾向于罗尔斯“无知之幕”所提倡的责任伦理,优先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采访对象可能面临风险时,记者“有伦理和道德责任去保护消息来源者的身份——即使这样会削弱后面的故事效果”。[8]选择罗尔斯伦理原则的记者在他者报道可能产生风险时会考虑消息来源和报道对象的利益,在报道事实与保护被报道者之间做出平衡与选择,必要时甚至削弱或放弃报道。

      在他者报道的内容问题中,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adie Said)的专著《报道伊斯兰》通过丰富的例证与批判性的分析得出结论,报道他者实质是参与文化霸权的共识制造过程,建构“他者”的形象,反映一个国家的海外政治经济利益。[9]对跨国报道的内容与框架分析一直是国际新闻研究的热点,大部分研究结论与上述结论一致。[10]在证明新闻生产与权力网络和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维护既定社会秩序,为支配性的阶级、种族和性别服务[11]方面,跨文化、跨国报道甚至比其他报道更为典型。

      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路径可以探讨他者报道的内容问题,而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揭示他者报道中产生语言偏见的必然性。报道语言反映报道者的思维结构,群体间语言偏见认为人们出于保护内群体和贬抑外群体的心理机制,在语言使用中存在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或对内群体的偏爱,使用更抽象的语言描述与刻板印象一致的外群体成员的行为。[12]单波应用此理论分析西方媒体的汶川地震报道,发现跨文化报道的偏见不在于新闻报道的议题和正面负面新闻的多少,而在于是否用刻板印象主导新闻话语。[13]这一理论说明语言的偏见来自人的动机与认知机制,以一种更难以被察觉的方式反映主导文化的种族意识形态。[14]报道他者内容方面的伦理问题涉及新闻社会生产、语言文化和心理机制,因而是难以察觉,也是不易避免的。

      与非显性的报道内容问题相比,在报道他者时面临种种严重后果所产生的报道责任问题,则是显见且易引发争议的。BBC的记者在采访车臣独立主义领导人杜达耶夫时,后者声称如果俄罗斯拒绝车臣独立,他会劫持飞机并用以轰炸俄罗斯的核武器军火库。BBC记者考虑到该言论可能引发的威胁和冲突性后果,将这段言论删除未公开报道。[15]在战乱和文化种族冲突严重的地区和恐怖主义不断蔓延的全球各地,当新闻报道有可能引发种族仇恨、爆发冲突或扩大敌对事态时,记者如何在告知公众与权衡后果的职业要求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是他者报道中常见的伦理困境。大多数视客观性为新闻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的记者,会对任何有碍或有悖客观报道和告知公众的因素保持警惕,无论是政治上的信息控制、经济上的市场霸权,还是以文化差异、情境差异、报道后果等其他形式出现的各种因素。在对全球记者的新闻文化调查中,研究者发现西方记者更坚持统一的职业规范,对情境化的、地区化的行为规范不太认同。[16]而他们坚持的统一职业伦理规范,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自由新闻主义伦理所主导的行为规范。

      也有记者与学者开始探讨跨文化报道中既有报道模式的适应性问题,在告知公众和规避冲突的两难困境中,一些新的新闻理念与实践开始出现,例如冲突敏感性新闻(conflict-sensitive journalism)与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的倡导与尝试。虽然这些新的探索仍然强调是对新闻专业主义核心价值的补充,但倡导者们认为简单重复的传统型冲突报道会让当地民众感觉冲突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而加入情境分析,对冲突原因和解决方案进行报道,或能促使冲突消解,推动和平。[17]这些尝试性的实践与理念虽然存在争议,但是在他者报道常常面临引发仇恨与冲突的伦理困境下,这类尝试的必要性也获得认同。

      三、问题的实质与分析

      伦理问题产生于实践,新的实践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催生新的探讨,继而再付诸实践,检验形成新的理论建构,通过实践与理论的辩证互动过程,形成一种伦理建构的动态循环。他者报道的伦理问题,实质上是新闻球土化(Glocalization)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是在既有伦理体系中引入批判的和跨文化视角的理论探讨。199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Robertson R.)教授提出的“球土化”观念融合了“全球化”与“本土化”概念,弱化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关系,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发展的互动关系。[18]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闻生产全球化,本土原有的新闻伦理规范与产制惯习与全球化带来的外来体系发生碰撞、冲突、融合而最终进化演变为新的规范与产制体系,在此过程中以西方新闻理念与操作体系为主导的“新闻全球化”与多元多样的本土理念与实践所代表的“新闻本土化”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异与冲突,二者在对立统一中相互影响与作用,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新闻球土化”进程。而新闻全球化过程中遭遇的种种伦理问题,正是新闻伦理体系“全球化”与“本土化”在双向互动过程中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反映。本土新闻伦理主要针对以国家或地域为单位的本土新闻实践的问题与规范,反映区域主导地位的价值与文化。即使在非单一或同质文化的区域,由于政治社会体系的一致性,非主导地位的文化与族群也容易被边缘化或被忽略。全球化过程中逐渐增加的跨国、跨文化的他者报道,是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碰撞互动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上述种种新的伦理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的伦理探讨。因此,新闻伦理正在经历着球土化的双向过程,既受全球化影响,又结合本土文化背景,形成新的意义。[19]

      新闻球土化的观念超越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是二者在权力与文化差异这两个维度下相互影响的过程。从这两个维度来探讨新闻球土化过程中产生的他者报道的四类伦理问题,可以更进一步逼近问题的核心。报道者面临的问题,既有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同伦理原则与释义的冲突,例如印度文化中死亡或比生存更神圣的理解;亦有源自社会权力不平等的伦理适应性问题,例如在不同政体国家间存在的报道自由与限制程度差异;被报道者的伦理问题,既存在记者与消息来源和报道对象之间的权力问题,也是在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和公平或兼爱等其他原则之间的差异与选择问题;报道内容问题,既有国际传播中权力不平衡导致的意识形态框架问题,也有群体间语言偏见及其他跨文化心理导致的刻板印象问题;报道结果问题一方面是跨国跨文化信息的自由与控制之间的权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新闻社会功能与角色的不同理解的新闻文化问题。

      当然,新闻伦理问题中也有经济维度的影响,例如媒介集团的全球化加深了报道内容的同质化问题等等,但在他者报道的伦理问题中,最核心的两个影响维度还是权力与文化的因素。分析权力与文化两大因素及其影响的意义,在于针对他者报道的伦理问题探讨应对和解决方案时,应该具有批判性的和跨文化的视角,批判地审视既有伦理体系在他者报道中的权力不平等,以尊重和协商的态度面对他者报道中相互碰撞的新闻伦理和文化差异。

      四、问题的出路:伦理重构和推理创新

      跨国、跨文化报道中日益增多的新问题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在文化多元的情境下应对新闻客观性、新闻社会角色、新闻伦理等各方面进行重新考量,[20]并致力于从批判理论与跨文化研究角度探讨重构全球新闻伦理(global journalism ethics)的可能性与方向。沃德(Ward)认为批判理论扩展了新闻伦理的视野,从批判角度来看,以男性主导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普世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为基石的传统新闻职业伦理同样存在自由主义的偏见与限制。批判理论对新闻伦理研究的启示就是去西方化,在讨论新闻伦理时应该运用跨文化比较方法,融合全球与本土进行探讨。[21]克里斯琴斯(Christians)等认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研究虽然质疑媒介伦理的西方认识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但并非否定建构全球媒介伦理的可能性,只有批判地审视和重构全球伦理,才能建构出适合人类多样性的全球伦理。[22]克里斯琴斯指出为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伦理原则是西方社会的媒介伦理基础,但这种以个人自主为基础的伦理更适合西方社会。在全球化多样性的社会里,罗尔斯的责任伦理,以及女性主义伦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社群主义伦理等都是更符合全球化要求的对话式伦理。[23]单波认为新闻道德先天缺失跨文化伦理,不能反映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群体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协商关系,而跨文化对话则能促进伦理融合,从而产生处理新问题的全新的概念与规范。[24]学者们的讨论揭示出新闻全球化和他者报道的实践与问题催生着新闻伦理的全球化、跨学科、跨文化的重构转向,而新闻伦理的全球重构有望指导新闻全球化的各类实践问题。

      全球新闻伦理的重构既需要理论层面的思考以形成相对统一的操守规范,也需要操作层面的指引为具体实践与行为选择提供伦理推理的方法与依据。建构相对统一的全球新闻伦理不仅要反映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还要考虑不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当然,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对论不能等同于伦理的多样性和相对论,事实上研究表明不同区域伦理规范中的核心理念还是相似的,这部分伦理超越了文化多样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存的核心价值,可以成为建构全球新闻伦理的“元规范”的基础。[25]全球新闻伦理的第二层面则是抽象程度较小,针对各种类型新闻实践的特定伦理规范。他者报道伦理的建构就是属于这一层面的伦理探讨,主要针对跨国跨文化跨种族的报道实践,应该考虑的伦理规范包括尊重他者、对宗教与文化多样性的宽容、有限度的报道真相、自由与独立等。[26]

      也有学者提出从事跨国跨文化报道的记者要培养伦理世界主义的态度对新闻伦理原则与标准进行彻底反思。伦理世界主义意味着他者报道的客观性是具有国际视角的客观性,不偏袒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涵盖多种来源和文化视角,明白自己对他国民众也肩负责任,促进全球公共空间的理性协商。[27]上述探讨都是针对他者报道的伦理问题,比如有限度地报道真相原则,就针对前文所论述的报道对象和社会责任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规范与标准。随着他者报道实践过程中新问题的不断出现,针对这些问题的伦理建构的探讨也在持续。

      理论层面的新闻伦理在实际报道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问题,常常成为对新闻伦理研究的批评及其应用的障碍。因此重构全球新闻伦理的必要部分,还应该包括建构可操作的伦理推理和抉择方法。媒介伦理推理模式目前最广为人知的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拉尔夫·波特提出的波特方格推理模式,这一模式引导记者们从厘清事实、判断价值、推断伦理原则和确定负责对象等四个层面进行伦理推理。当然,这一推理模式在他者报道的操作过程中同样容易存在“自由主义的偏见”这类缺乏文化多元考量的问题。针对他者报道的伦理推理与抉择,单波提出了一种跨文化的波特方格推理模式,在波特方格的每一个层面都引入跨文化的分析视角,作为完善和创新他者报道伦理推理模式的一种有益探索。[28]仍以CNN割礼报道为例来对比考察跨文化的波特推理模式的具体应用。(见图1、图2)

      

      图2 CNN割礼报道的跨文化波特方格推理图示

      对于CNN报道埃及女童割礼这例他者报道事件,跨文化的波特方格推理模式从事实层面就开始引入跨文化的视角,列出被报道的女童父亲所代表的埃及底层群体和他们眼中的“事实”,这种跨文化的事实又源自尊重他者和宽容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背后对应的是罗尔斯无知之幕所提倡的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责任伦理原则,这种伦理推理的忠诚对象更倾向于利益受损的被报道者和消息来源。应用跨文化的波特推理模式,报道者可能会采取多种方式去平衡报道事实和保护消息来源,例如增加对埃及传统文化及底层群体现状的背景和情境解释、有限度地报道真相、模糊消息来源和被报道者细节等,甚至权衡被报道者可能承受的风险而放弃报道。跨文化的波特推理模式为处理CNN割礼报道中产生的被报道者风险问题提供一种不同的抉择方案,由此产生不同的报道实践。在波特推理模式中引入跨文化视角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特别针对跨国、跨文化、跨种族的他者报道的伦理推理模式。在他者报道的新闻实践中,如果报道者能够在遭遇伦理问题时应用这样的推理模式进行推理与抉择,就有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应用和检验全球新闻伦理,为其动态的调整、重构提供依据,最终达到完善他者报道的目的。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有关国际新闻的经验研究不断增加,传统国际新闻研究领域以内容分析和新闻生产分析为主导,反复验证跨国跨文化报道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关、形成偏见性框架、加深刻板印象、标签化他者、激化矛盾与冲突等结论,也试图用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视角从意识形态、控制力量、影响因素等各方面探讨这些问题的原因。可是,许多驻外记者并不认同由此得出的分析与结论,坚持认定跨国跨文化报道也遵循媒介既有伦理规范与新闻专业主义原则。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既有新闻伦理规范本身呢?既然媒介伦理也是不断发展和动态建构的,如果能证明既有新闻伦理体系缺失了跨文化的维度,就能揭示新闻伦理是一成不变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识,阻碍了记者们正视他者报道中的问题,无益于完善越来越复杂的跨文化报道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重构新闻伦理与完善专业主义,培养记者的伦理世界主义,也许是更有效地探讨和解决跨国跨文化报道问题的途径。因此,本文没有继续内容分析和新闻生产的分析路径,而是从新闻伦理的角度去分析他者报道的问题,并试图通过伦理重构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探讨并非否定和挑战既有伦理体系和新闻专业主义,而是对伦理体系和专业主义转向跨文化视角的补充和深化。通过实践和理论的动态互动阐释,希望为反思、调适与丰富跨文化新闻伦理提供思路,通过伦理体系的优化建构以更好地解释和规范多元的跨文化新闻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本文试图建立起反思他者报道伦理建构的理论框架,今后还需要更多的相关经验研究来支撑和检验,例如对记者的调查访谈、对更多报道案例的分析研究等,有待后续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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