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过程中论文,外交论文,九一八论文,日本侵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2-0080-11
以军事统帅权独立为特征的日本军事政治体制，常常引发因军部势力侵犯外交权而形成的日本“双重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景观，在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过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当事变将起之际，日本驻沈阳领事对关东军武力袭击进行劝阻时，关东军参谋即以外交人员“干犯统帅权”相诘[1](p555)。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币原“协调外交”面临着全面的挑战。战后，随着有关档案文献资料的开放，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包括日本“双重外交”的研究得以深入。但是，有关日本军部与内阁关系的解说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一般认为，日本的著作多强调军部与内阁之间的对立，中国学者的著作则侧重于揭示其二者侵华本质的一致性。但实际情况亦不尽然。以往，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或许主要因为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有别，对于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军部与内阁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于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内阁与军部的“双重外交”的分析，就所见到者而言，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少壮派军人把持军部，坚持以武力侵吞满蒙的方针，而内阁对此局面无力控制。如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彦认为，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内阁方面和陆军方面的主张是有相当距离的，然而内阁无力压制陆军。就在这悬而未决、空费时日的一段时间里，关东军在当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既成事实”[2](p268)。中国台湾学者梁敬錞、吴相湘也非常强调事变中日本内阁与军部对立的国内政治意义，认为日本政府无力控制军人，甚至将日本少壮派军人支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与策划在日本国内发动政变的活动直接联系起来，或几乎等同起来。吴相湘认为：“日本政府控制不住军人。”“东京和关东军少壮派军人有过‘国内政治改造’和‘国外先行动’的争执……后来‘国内政治改造’计划失败了，直捷了当在满洲动作的主张自然就占优胜，接着‘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若槻首相从十月事件(1931年日本少壮军人企图发动的未遂政变)以后就失去了裁制军人的能力。他想延长内阁的命运，也就乘机协调，缓和局势。”“12月1日，若槻内阁无力驾驭军人，请求总辞职。”[3](p89,92)梁敬錞甚至说：“吾人读史，如谓九一八事变(性质)是日本国际之侵略，毋宁视为日本国内之革命。如谓‘九一八’之事系日本对华之侵略，毋宁视为日本对英美之备战。”[4](p36)
第二种观点强调日本内阁与军部在侵华根本方针上的一致。中国大陆一些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由关东军的一些高级幕僚策划的，但日本军部和内阁在事变发生后给予了支持。日本政府并不反对军方发动战争。阴谋固然由军方策划，但政策还是出自内阁。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5]或谓：“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政党内阁、军部与关东军之间在侵略中国的作法上屡生龃龉，完全是表面现象，而侵占东三省则是日本统治阶级的统一意志。”[6](p338)
第三种观点分析日本内阁与军部一样，都把引发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归于中国一方，其二者的分歧在于要不要保持华盛顿会议所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秩序。有的美国学者和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币原的政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与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12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交的这一势态。[7](p571～572)
如果把日本内阁与军部对事变的处置看成铁板一块，固属偏颇；而夸大其二者的对立，忽略了日本内阁的外交方针与军部武力吞并满蒙的政策只是在策略上的差异，而在攫取满蒙权益，侵占东北的战略目标上又是一致的，那就与事实大为乖离。这从九一八事变发展的过程中，内阁与军部从对立转而趋于一致，其内部虽有争论而对外却又一致的情况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沈阳事变)发生时，日本币原外交方针与军部支持关东军图谋实施武力占领满蒙的方针确曾存在对立。但随着关东军在满洲的频频得手，日本内阁/外务省与军部/关东军有关扩大占领中国东北的方针逐步同调。而对外，日本外交则始终竭力为关东军的侵略行径作掩饰和辩护。如同歌唱表演一样，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内阁和军部联合演出了一曲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本文试就此作一剖析。
一 对唱：关东军武力进占满蒙，外务省劝阻无效
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活动加剧，中日矛盾日显紧张。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双方外交部门正为中村事件进行谈判交涉，关东军发动进攻沈阳的事变却突然发生了。
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与军部一些激进的满蒙扩张主义分子，早就进行武力侵占满蒙的策划。1931年6月，参谋本部制定《满蒙问题的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要领，借口“如排日行动仍有发展之势，则应预作最后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之准备”[8](p185)。关东军为在中国东北发动武力进攻，积极进行各种准备。8月，中村震太郎事件披露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加狂躁，东北局势更形紧张。外务省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政府训令，调查危险的形势[9](p38)。9月15日林久治郎电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乃诘问陆相南次郎：“此种办法(作法)将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礼次郎)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10](p553～554)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谷正之也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提出过质问：“关东军少壮士官之间正在计划在满洲如何干掉中国军，此一消息是否真实？”[10](p975)因日本国内对于关东军欲在中国东北发动事变早有所闻，元老派西园寺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日本天皇亦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宣其中央意旨。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是赞成关东军武力发动阴谋的。建川赴东北事决定后，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之主要策动者板垣征四郎，告知阴谋已泄，盼在建川到沈阳前发动[2](p193～196)。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时，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9月18日晚10时半枪炮声响起后，日本驻沈阳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林久治郎不在，代理总领事工作)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征四郎，要求停止袭击。板垣谓，军方自有主张，拒不接受。森岛方欲再申述意见，花谷正少佐竟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11](p52)[3](p69)
9月19日上午，林久治郎向币原连发三电，报告劝阻关东军防止事态扩大，关东军拒绝劝告，和事变系由关东军所挑起等情况。第一电谓：“由于中国方面屡次提出要求希望(中村)事件得能圆满解决，本职遂以电话与板垣参谋磋商。本职言称，刻下日中两国尚未正式进入交战状态，而中国方面业已声明采取不抵抗之方针，故此时亟应努力防止事态扩大，应通过外交途径妥善处理。该参谋答称：此事与我国及我军的威信有关……此次事件系由中国军队向我军发起攻击所挑起，故必须彻底予以痛击。此乃我军之方针，等等，对本职之进言毫无采纳之意。”[12](p180)第二电谓：“现综合各方获得的情报，概可察知，军方业已拟定由满铁沿线各地一齐发动积极行动的方针。本职现正通过现在大连的内田(内田康哉，满铁总裁)采取措施，唤起关东军司令官之注意。希我中枢亦能火速采取切实措施，制止关东军之行动。”[12](p181)第三电谓：“据满铁木村(市锐)理事内线告知，外传为中国方面所破坏之满铁铁道路段，满铁当局曾派员工前往修复，但军方不许接近现场。据此可以推想，此次事件纯属日本军方的计划行为。”[12](p181)
以上说明，九一八事变确实为日本关东军在军部支持下所一手发动，外务省系统曾力加劝阻，但军部和关东军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武力进攻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外务省的劝阻未能收效。
外务省对关东军武力进攻表示不满。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13](p360)事变爆发后，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曾电告币原：“此次军部的行动，基于所谓统帅权独立的观念，如此无视政府，煞费苦心所作的外交努力有一朝被破坏之感。”[9](p36)
而军部与外务省系统的态度正好相反。事变发生翌日清晨7时，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官员商讨事变情况，一致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全部皆极其正当，主张要向关东军增加兵力，并决定按上述意见准备提出交内阁之方案[10](p946)。上午10时，日本内阁讨论事变处置方针。币原外相朗读了外务省所得之各种情报：1.抚顺独立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早有“九一八”发动事变之秘密报告。报告中说：守备队原定17日出动，事前曾对满铁请求准备列车候用，但至出动前一日，又请求称17日不出动，请变更准备于18日使用；2.关东军司令部18日夜半曾作出行动之准备；3.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并未抵抗；4.18日夜，花谷正拔刀威胁驻沈阳领事，拒绝停战；5.林久治郎总领事要求停战无效；6.满铁理事木村市锐、抚顺煤矿伍阜崇雄、关东厅长官冢本清治、警保局长中谷政一等报告，种种证明，关东军并非出于自卫。据载，“外相言辞似有意又似无意揣测此次之事件恰似军部以某种计划所引发”[10](p949)。阁议对关东军和军部颇为不利，以致南陆相“处于彼时内阁会议之气氛中，业已失去提议立即有派朝鲜军增援必要之勇气”[10](p949)。内阁会议决定：事变不得扩大。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阁议有所不满，参谋总长表示愿意自行承担对事变责任。据参谋本部本身的记载，内阁决议对关东军行动的规定为，“以不使事态扩张至现在之程度以上为方针”；而参谋总长给关东军的电令却是“不超过必要程度”[10](p950)，显然是扩宽了关东军行动的范围，而且由关东军按此主旨“加以善处”，更给关东军以自由用兵的余地。
尽管日本政府声明对满洲事变采取不扩大方针，但实际上，日本军部仍然扩大军事占领活动。对此，军部与内阁外务省之间存在着争斗。
其一，朝鲜军要不要越境进入东北？军部竭力主张，朝鲜军有出动增派的必要。为逃避内阁的反对，军部提出方策，由南陆相向总理大臣提出：“因难保情势之绝无变化，为应付突如其来之急变，恐将由不经内阁会议而临机应变权宜处理之事。”[10](p954,957)在军部的支持纵容下，朝鲜军步兵第三十九旅团于21日急速“越江(鸭绿江)渡满”。军部认为，此举“实为善处情况之机动，并非无视大权或干犯大权而执行擅自独断之处理”[10](p960,964,968)。22日内阁会议上，对朝鲜军之擅自出动，面对既成事实，“内阁阁员全体只得承认此一事实”，“即当支付所需之费用”[10](p970)。
其二，事变中关东军出动，占领了中国东北许多地方，要不要撤退？军部之方针为：“使(关东)军之状态形势恢复(原状)不但绝对不可能”，而且“断然不可”，“我军队之布(部)署形势大体维持现状。”[10](p952～953)9月22日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主张关东军维持现状，而币原外务大臣反驳说：陆军大臣之意见为使交涉有利起见，固然言之有理；然亦有济南事件之前例，即使在现状之军队配置之下开始外交交涉，但结局终将恢复原状。而陆军大臣反诘说：本事件与济南事件完全不同，断然无有外务大臣所说之事。两大臣意见终于未能一致。[10](p971～971)
其三，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和军部都在研商如何在满洲建立“独立”政权，即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据载：9月26日内阁会议中首相即表示，对满洲政权之树立，不得参与[10](p985)。但9月30日，军部之“关乎满洲事变之解决方案”却确定：“为从政治方面将满洲由中国本土分离，设定独立政权——初期使地方政权在三四个地方设立起来，在适当时期使之树立中央政权——日本帝国在暗地指导操纵此一政权，并使之进而信任依靠日本帝国，借此以图悬案之根本解决，在满蒙确立日本帝国之政治的经济的地位。”[10](p987)日本军部和关东军费尽心机，就是要一手拼凑成一个满蒙伪政权，为此，想竭力扫除华北张学良政权，并进而确定，“促使在华北之张学良政权崩溃，乃目前最大之紧急任务”[10](p1022)。关东军轰炸锦州，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天津与支那驻屯军合谋，发动天津事变，其目的均在于此。
其四，关于与中国交涉，军部与外务省之间意见分歧亦很大。军部既然积极推行建立满蒙“独立”政权的活动，自然反对与中国政府交涉事变之处置。9月30日军部制定的关于满洲事变之解决方针确定：必须严加避免与张学良，与南京政府，或与广东政府进行交涉[10](p987)。外务大臣币原认为，事变之处置仍“须要与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而且如不与之交涉，则无效果”。“满蒙问题之解决，当以与中国中央政府之交涉为原则，仅限于细则事项有与满蒙政权交涉之必要”。[10](p1003)关于撤兵与中日交涉，外务大臣认为，应在撤兵之后再开始外交交涉，而陆军大臣却主张，“直至悬案解决为止绝对不撤兵”[10](p992～99３)。
二 并调：内阁屈从军部，外交追随军事
对于日本内阁、外务省与陆军省、关东军的矛盾，中国政府曾寄予较大希望。但是，日本内阁外交并不如中国之所愿。
在军部与外务省对处理事变方针明显对立的情况下，由于军部势力强大，内阁只能屈从于军部。据载，日本政府对九一八事变之处置，实际为军部所左右。关东军的行动在逐日扩大，当首相若槻礼治郎每日向陆相示以地图时，陆相均解释保证说，此乃最后之行动[10](p1041～1042)。外务大臣从外交角度反对不能奏效，首相若槻亦感困难，曾有辞意。
军部竭力争取宫内和元老派的支持。军部科长征得上原勇作元帅的主张：满洲事变已经如此情况，现今决不能退缩。必须图谋满蒙问题之根本解决。最主要者在于协力一致而断然行之。[10](p980～981)军部还请托上原元帅与内大臣牧野伸显联络，申述军部意见，介绍军部人员与牧野见面，反映意见[10](p1017)。9月25日，参谋总长拜访闲院宫元帅和伏见宫大将，两位亲王，特别是闲院宫表示：“事态既已如斯，即应特别巩固团结，向前猛进。”他们还提出，召集陆海军事参议官集议，以决定陆军所应持之态度。[10](p981)9月29日下午，在陆军大臣官邸，陆海军方面的军事参议官曾聚会，对满洲事变进行恳谈[10](p986)。9月30日，枢密院举行会议，全体顾问官都对此次事变中陆军之行动感谢之至[10](p992)。10月7日枢密院会议上，顾问官全体皆非难、攻击币原外务大臣。石井子爵更加以痛击说：“使本次事变向国际联盟提出，是极大失策。”江木千之更极言：币原大臣真乃无用至极，毫无办法。[10](p1004)对枢密院的诘问，若槻、币原答称：不改变既定方针，已准备与南京政府开始直接交涉，决不先行撤兵；对于国联，已向各国分途疏通，使情势和平；满洲新政权终有成立之可能，此时不能明言[13](p375)。在军部三番五次催迫下，在元老重臣和宫内的影响下，对事变之处置，首相和外相也逐步改变立场，向军部主张靠拢。天皇对于事变之处置，倾向于军部意见。10月9日他对参谋次长讲：“关东军之轰炸锦州，在当时之情况上(下)恐为当然之事。”当日，侍从武官长对参谋次长称：天皇曾询问武官长，关东军目前之兵力是否少？[10](p1005～1006)
除了枢密院、贵族院的强硬派和在野党政友会积极支持军部在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外，在财界，日本经济联盟、日本工业俱乐部以及日本工商会议所、日华实业协会等经济团体，也作出强硬决议，支持改变对华政策。满洲事变为在日本国民大众中培植排外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日本国内喧嚷，所谓满蒙是花费“十万英灵、二十亿国币”而获得的“圣地”、满蒙是“帝国的生命线”、维护满蒙乃是“行使自卫权”、“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惩罚中国之不当”乃是“为了东洋悠久之和平”等，煽起了日本国民的侵略狂热[1](p557～558)。大阪实业家有电报致参谋次长：“此次事变，吾人付出任何牺牲，亦将支持陆军之态度。”[10](p983)在这一背景下，执政的民政党也倾向军部。10月底，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日记记载：民政党亦陷于不得不服从军阀之地位。“民政党干部与军阀首脑谈话，闻其结果已趋一致。”[13](p374,375)日本少壮派发动的“十月事件”虽然被制止，但也影响内阁对华态度强硬化。据蒋作宾观察，日本各方为军阀造成恐怖时代，颇有正义无人敢于公然主持。日本军阀之横行，可谓极矣。[13](p375)
在日本从上到下的压力下，内阁和外务省的立场向军部转移。军部方面感到，外务省10月初“已抱有开启解决问题端绪之意”。军部自称，它在“不分昼夜锐意努力有关之筹划与实行引导踌躇不前之政府，决定其所趋之方向，并指导国论……政府亦正在追随之中”。[10](p1019)事实上，日本内阁正被军部牵着鼻子走。早在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发表之《帝国政府对满洲事变之声明》，就是以军部起草的稿子为基础而写成的[10](p979～980)。为了排除美国可能出现的干预，10月16日，币原外务大臣根据政府的决策，向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发出强硬训示，坚决反对国联邀请美国代表出席国际联盟理事会讨论满洲事变问题。军部称赞其训令之强硬程度，在外务省乃属空前所未有。[10](p1017)
从根本上说，币原外相与军部对扩展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是一致的。币原主要更多的是从外交的角度考虑，关注和担忧国际的反应。关东军逐步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域后，策划成立“独立”政权，币原也不是绝对不同意的。他是从时机策略着眼，反对操急从事。从下面一段机密电文，可以看出他的盘算。11月1日，他在致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的电报中说：“关于此次之事件，与中方之交涉，进展并不顺利。因此我方拟先充实满洲各地之治安机关之内容，逐次扩展于内地。同时，过去时受侵害之我方权益，除由满铁等机构与中方保持商务上之关系，设法确保之外，别无他策。将来随时间之经过，该地之自治机关逐渐建立，或成立联合组织，或选出统治者等之方法，获得全面解决(如与中方进行谈判，而能出现我方所希望之事态时，固属理想)。”所谓“自治机关”、“联合组织”、“选出统治者”云云，不都是建立为日本掌控的傀儡政权吗？币原只是不像关东军和军部那样心急，而是主张缓慢进行，等待“世界舆论镇静之后，逐次着手进行现地建设工作”[14](p2397)而已。
当10月8日，蒋作宾往访币原时，币原对于日舰驶入上海、汉口示威，日方不接受中方派张作相、王树常接收东北，或进行辩护，或延宕不答。币原甚至掩饰本庄繁声明(不承认张学良政权)“不足轻重”。蒋作宾感到：“渠之态度较前益加圆滑。观此形势，日政府外交与陆军似渐趋一致。”他后来并感到，日本政府“多狡展，总欲求达到不撤兵之目的，谓撤兵前须有协定之大纲”。[13](p367,368)蒋作宾与币原晤谈要求日本撤兵事，币原始终要求中国先谈判，谓“不撤兵何尝不可谈判，如济南案系先谈判而后撤兵……谈判不必在东省，纵不撤兵亦无妨碍”[13](p369)。10月27日，若槻首相对蒋作宾公使说：中日系兄弟之邦，已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倘中国能容纳大纲各项，无论何时均可撤兵，否则万难先行撤退。[13](p374)若槻、币原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在不肯撤兵问题上，与军部的口径是一致的。
由于日本国内政坛的倾轧，若槻内阁终于总辞职，币原外交也至此结束。继起的犬养毅内阁与军部的方针更趋一致了。据蒋作宾公使记载：当犬养毅始上任时，他对蒋说得好听：“吾辈系老朋友，改日可至吾宅开诚布公作详细商谈，以得一完善解决中日不幸之事之方法。”过了三天，蒋往晤犬养时，犬养却谓：“锦州必须撤退，张学良不预(与)闻东(指东三省——引者注)事。”这不正是关东军和军部所坚持的全部占领东北，成立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独立”政权吗？[13](p391,392)
诚如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所言：“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其外交当局，最初与军事当局意见不同。但在第二次(国联)行政院决议之后，外交当局，便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现在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故一切观察判断，应以军事为前提。”[15](p206)
日本外交已与军事方面在对华侵略战争中融为一体了。
三 和唱：日本外交为军事侵略掩饰、辩解
尽管日本内阁、外务省处理九一八事变之方针与军部存在分歧，但在对外声明和交涉中，却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竭力掩饰事变真相，辩解关东军的侵略行径。
9月24日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中，诬称：“中国军民的言行”，“刺激”“日本国民的感情”；9月18日夜，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铁路守备队；狡辩说：日本关东军的武装进攻，是“先机制宜，铲除危险的根源”；谎称：占领各地的日军“均已撤回，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12](p181～182)。10月13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在国联演说辩称：中国国民政府“完全禁绝日人在满权利”，“对日侮慢”，“九一八”当夜，“日本司令官所采之办法为合法的防卫手段”。“日本在满洲并无领土目的”。[14](p2360)
当国联9月30日第一次作出要求日本军队从占领地撤退的决议后，日本政府又以中国“排日”，治安无保障，须保护日侨等为辞，为拒不撤兵、并派遣军舰至上海武汉等处作辩护。日本提出，“当前之急务，在于缓和两国人民之感情”，“人民之感情已见缓和时，日军始能退回满铁附属地内”。[14](p2355)殊不知，正是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才激起了中国各地人民的反日情绪，只有撤退日本占领东北各地的军队，中国人民对日的愤恨感情才能缓和。
国联行政院讨论作出要求日军于下届国联会议(11月16日)前撤出占领地之第二次决议时，日本政府为拒不撤兵进行辩解：“目前尚有若干日军驻在满铁附属地以外之数连结点，皆为保护日本臣民之生命财产安全所万不得已者。”[14](p2380)
关东军占领沈阳等地后，9月下旬，张学良令辽宁省政府在锦州设立行署。关东军为了策动建立由日本操纵的“独立”政权，排除中国在东北的统治，于10月3日，发出了不承认张学良政权的声明。10月8日，关东军悍然轰炸锦州。日本动辄以中国军队(日本往往诬称之为“土匪”)侵扰铁路和日侨安全为由，为扩大侵略的军事行动辩护。连美国政府都批驳说：“查锦州地处南满铁路区域五十英里以外，中国有驻军该地之完全权利。日本军事飞机有何权力飞翔于此城之上，为挑战之攻击，而投掷炸弹？”国务卿史汀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夫轰炸无防御无预告之城市，在军事上为一极端之行动，即在战时亦所摒斥……日本当局此次攻击锦州，意欲阻止张将军于该处建立新省会重握在满之威权。”[14](p2356～2357)而日本政府颠倒黑白，把明明白白的掷弹轰炸，说成是“不得已予以轰炸”，似乎是“自卫”行动[14](p2355)。日本外交的横蛮比其军事侵略并不逊色。
11月间，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与天津日本支那驻屯军联合在天津策动便衣队暴乱，趁机挟持废帝溥仪至东北，为建立傀儡政权作准备。日本政府事先已经获悉，外务省非常担心：“惟以此际，于满洲成立独立国家”，恐怕遭致美国及华盛顿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的议论与反对。币原外相致电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令其“竭力阻止宣统帝之诱出计划”。[14](p2397)但土肥原奉关东军之令，还是在天津与驻屯军几名干部策动了暴乱，并拒绝天津总领事馆的劝阻，秘密挟持溥仪出走。其后局势的发展“由暴动转为中日之冲突”。然而暴乱发生后，日本外交却倒打一耙，把天津中国保安部队制止和平息暴乱的活动诬为“向日本驻军及日本租界开火”，并指责中国违反1902年日清换文——在天津外国军队驻地20里内驻扎军队。[14](p3400)实质上日方是因中国保安队武装回击日军协助便衣队暴乱，对此表示不满，要求中国撤退保安武装。这种节外生枝的做法充分表明，日本外交是如何不遗余力地为日本军事暴行掩饰、辩护，为关东军和驻屯军唱和的。
11月，日本关东军向黑龙江省发动进攻，先以修理嫩江桥为借口，要求中国军队后撤。继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竟横蛮无理地要求中国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下野，所部退出省城，随即向省城开战。可是，日本政府却为关东军辩护，说(嫩江桥所属之)洮昂路为满铁承建，中方还未还清借款，故仍视之为“满铁财产之一”，日军掩护修桥为正当。日军是避免与中国军队冲突的，“事态自不致再行扩大”。[14](p2391～2392，2393～2394)但就在“不扩大”的烟幕下，关东军于11月18日向黑龙江省城发动猛攻，随即占领了龙江。日本外务省系统又颠倒是非，为关东军辩解，指责中国一方，称洮昂铁路可视为满铁之财产，派兵保护、修理桥梁为正当之举；马(占山)主席所部军队向日军压迫，日军不得已而为必要排除；中国政府未曾制止马主席之抵御日军，应负责任；日军于11月18日始不得不起而应战，一若日军从未有过积极进攻之事，18日大举攻击，占据省城龙江，系不得已之应战行动。日本政府故意以虚构之事实，掩饰其侵略行径，欺骗世界[10](p1094～1095)。这又是日本外交掩护军事进攻的一例。
至1931年12月下旬，日本打着“剿匪”的旗号，向锦州进攻，把中国军队不从本国国土上撤退，也列为它进攻的理由。虽然日本政府声明中也承认中国军完全“保持非攻击的态度”，但竟将日军进攻辽西夺取锦州，说成是“为自卫计”，“不得已全面发动”，而且，还要中方“负一切之后果责任”[14](p2433)。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一派强盗逻辑！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横蛮的政府外交吗？
四 伴唱：日本外交破坏中国声诉国联，掩护其侵略
日本外交不只消极地为关东军的扩大占领辩解、掩饰，而且积极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拒不撤兵，策动树立“独立”政权，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
事变发生后，中国将日本发动沈阳事变问题一提到国联，日本首先以“直接交涉”作为抵挡国联干预事变的盾牌。本来，两国发生争端，当事国双方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谈判直接交涉解决。但九一八事变之发生，因为中国势弱，没有能力以军事力量抵御暴虐的日本武装进攻，这才诉诸国际联盟，目的是依据国联盟约，争得国际支持，以制止暴日的入侵。日本打出“直接谈判”牌，显然是破坏、抵制中国向国联声诉以求得国际援助的努力。如果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谈判，或者在日方武力威逼下，满足日本的苛刻条件，是作城下之盟；或者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必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于中国。这就是日本提出“直接谈判”排除国际干预和裁决的狡计。
继9月23日通过要求日本撤兵的决议后，10月24日国联行政院又作出第二个决议，规定日本政府须于行政院下次开会(11月16日)前将日军全部撤退至铁路区域。一俟日军全部撤退，中日两国开始直接谈判[14](p2377)。为了对抗国联这一决议，拒不撤兵，日本政府又抛出了一个日中关系“基本(础)大纲”五款，要求中国就此大纲与日本达成协议，以此作为拒绝撤兵的关栏。这五项条款是：1.否认双方之侵略政策及其行动；2.保证中国领土完整；3.对妨碍双方之通商自由，及破坏国际友好感情之任何有组织的运动，均应予以严格取缔；4.有效保护满洲各地日本人民之一切和平业务；5.尊重条约上所规定日本在满洲之一切权益[14](p2381)。其实，日方提出这些条款是非常虚伪的，因为，正是日本对中国施加侵略，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但它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这些条款，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
仔细分析，五项条款中的前四项中国并不难接受。问题是第五项，涉及民国四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廿一条”条约。它是中国政府一直要求废除的。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曾向法国公使说明：“‘廿一条’之约，订于武力胁迫之下，举国痛心，至今不忘。此为十余年来国民一致所力争者。如再提出，恐将使东北问题益难解决。”[16]日本有意提出中国不会甘于接受的包含“廿一条”在内的中日条约问题，包藏祸心。明明是日本侵占中国领土，拒不撤兵，但它却以“基本大纲”五项横蛮纠缠，强词要索。中日在国联之斗争如此激烈，日本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手段极其狠毒。
至11月下旬，日本又借“锦州中立区”问题与中方纠缠。先是，11月24日，顾维钧外长会晤美英法三国公使时曾谈及，为使中日军队不致在锦州发生冲突，可否双方退兵，但要使日本向三国担保不向锦州进军，该区域一切行政权仍归中国管理，中国警察亦照旧执行职务，且此项担保，须经三国认为满意[17]。然三国均不愿向中国担保日本必不进占锦州，中国政府放弃了此一方案。可是日本却在国联混淆视听，纠缠“锦州中立区”方案不放。它不顾中国提出由中立国派兵驻防的条件，故意片面曲解，以中国答应将军队撤至长城，而要求中国从自己的国土辽西锦州向山海关退兵。日本并提出，第三国不参与其事；日本虽允不进入中立区域，但以华北之日本兵民受有生命财产危险威胁时，不在此限。[18](p521)日本的意图很明显，即使锦州真的成立“中立区”，日军日后亦可随时以此为由向锦州发动进攻。
日本之军事、外交强暴蛮横，国联诸国皆对之反感。据蒋作宾记载，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驻日使节，均认为日本无诚意遵照国联行政院决议撤兵之事，认为满洲事可危及世界和平[13](p367)。国联行政院主席白里安也对日方强词夺理、变换花招拒不撤兵不满。10月下旬，他批驳日本以提出五项条款而拒不撤兵时指出：中国政府接受国联行政院之决议(10月24日)，而国联决议中已包含有日方所提出前四项的内容，因此“两国政府对于此四点已完全同意”。至于第五点，中国代表来函表示的关于条约解释争议，愿付公断或司法解决。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提出之各项基本原则，业已给予行政院以充分之保证”。[14](p2384)但日方却反击说：国联10月24日的决议，未能明白概括日方所提出之前四点“所含蓄之整个意义”。至于对第五点，“中国政府似有企图对构成中日关系基础之条约之效力，提起问题。日本政府绝对不能容忍此种主张”。[14](p2391)它拒不接受国联调处。
尽管国联未曾对日本在满洲的武装占领作出有力的制裁措施，但毕竟日本是侵略一方，它玩弄各种外交伎俩，抵赖入侵满洲之罪责，威逼中国承认其无理要索，是不得人心的。许多国联会员国同情受侵害的中国一方，而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瓜(危)地马拉代表摩陀(M.Matos)发言说：“依照现行条约，国家间发生之争端，无论其性质或根源为何，在和平方法外以谋解决，乃所不许，此至显然也。而条约之尊重与执行，亦未可专凭当事一造之意旨。盖此种方法，足以破坏国际秩序，因此使和平难以维持也。”秘鲁代表巴拉达(M.Gonz Alez-Prada)指出：“无论何国，无以武力占领他国领土，以保障条约执行之权；无论何国，不得于侵入他国领土之后，强迫他国对于两国原有条约之意义及法律地位开始直接谈判；各国保护其所属人民生命财产之权利，应以尊重他国之主权而有所限制。无论如何，不得因此项保护事宜而命令其军队侵入他国领土，实行警察行动……”[14](p2426,2427)这些正义的声音，都是对日本侵略者不指名的谴责。
五 配唱：日本外交博取美国对其侵占东北姑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不顾国际反应，支持关东军肆行以武力扩张在中国东北的占领。但日本政府担心美国和国联的干预。宫内重臣和西园寺公望对事变之处理也担心美国之态度。军部和关东军则主张，从中国分离满蒙，成立“独立”政权，要向国民讲求使养成在美国和国联干涉时举国一致加以排斥反击之手段。他们分析，此种干涉不会超出外交之范围，日本国民要以坚强意志，确信日本可达目的。[10](p988)其实，事变之前，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已经分析过：“国际联盟与美国之干涉，目前亦无需多虑，将来可能对我不利。日中战争虽有引起日美战争之虞，但在二十年内将不致发生正式战争。”[8](p191)不过日本外交对美国做了许多掩饰事变真相的工作。
日本之军事、外交互相配合的侵华狡计之所以得逞，与它博取美国的姑息有关。关东军进攻中国东北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内阁、外务省与军部的矛盾表象骗取了美国的容忍态度。9月22日，美国驻日代办内维尔报告国务卿史汀生说：“我倾向于认为，日本政府外务省或许其他政府部门确实是对陆军此时的行动感到惊讶。”[1 9](p6)同日，史汀生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会晤时，交给他一份美国的备忘录，虽然备忘录中指出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造成局势的严重性，涉及到《九国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问题，指出“消除现有事态的责任主要在日本方面”，但态度极为缓和，甚至连这份备忘录是否呈交日本政府，史汀生也让日本大使自行决定，这加重表示，美国对此事件反应之轻和非正式性。史汀生在谈话中说：他了解“币原外相与日本一些军人之间有着尖锐分歧”。他“对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及其对和平和正确的国际关系愿望充满信心”。美国“现在要做的，是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币原外相的力量”。[19](p8,9)史汀生9月21日复国联秘书长德留蒙说，请勿对日过用压力，以免币原制止军人发生困难[15](p700)。
美国对日本发起的武装进攻东北的事件，态度如此缓和，使日本便放心大胆地纵容关东军的肆意侵略。9月24日，日本政府的声明，将自己打扮成善邻友好、维护和平的样子，并且在占领了南满之后，还宣扬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10月8日美国调查人员提出报告，证明日本进兵宽城子、延吉均非自卫，亦无意撤兵。特别是日本轰炸锦州，使史汀生国务卿第一次发了怒。10月10日，他接见日本大使出渊，对日本不履行撤兵承诺(9月30日国联关于要求日本撤兵的决议)，对币原声称轰炸锦州事件“并不重要”表示不满。出渊赶忙说，轰炸是“严重事件”。史氏指出，币原反对中国派出的张作相、王树常为接收东北的人员，与日本军部不让张学良再回东北掌权是一致的。美国向日本提交了抗议日本轰炸锦州的备忘录。[19](p14～15)币原立即复函解释说：轰炸锦州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真正态度。出渊大使递交币原信件时还解释，说日本内阁正处于困难境地，币原外相对内阁和议会负责，币原对日军在满洲的行动很难表态。史汀生这才息了怒，表示理解币原的处境。但他要出渊告知币原，满洲局势对美国来说是严重的。[19](p16)直到11月6日，史汀生收到的美国驻日大使福勃斯的报告仍传达这样的信息：“日本国内的军事武力分子已经获得对政府的控制，并且赶走了中间调和派分子，日本公众情绪反对币原男爵妥协政策的，大有人在。”[19](p14～15)
到了11月19日，日军攻下了齐齐哈尔，史汀生第二次发了怒。他对出渊大使明确指出：日军行动违反了《凯洛格公约》和《九国公约》；芳泽在国联的发言，要求中国认可所有条约，并以订立新的条约加以承认，这完全推翻了币原11月5日答复美国的备忘录的立场。他表示要保留公布美日两国有关九一八事件(往来)的全部文件的自由[19](p23)。23日，史汀生接到日军进攻锦州的消息，他通知日本政府，他已忍无可忍。他警告日本政府，一旦攻击锦州，就会完全破坏(国联)在巴黎的会谈[19](p26)。24日，币原向美国驻日大使保证，日本政府与军部达成协议，不会进攻锦州。然而，关东军却于27日向锦州推进。史汀生又为日军违反先前日本政府不向锦州进军的承诺，向币原发出信件，表示强烈不满[19](p24)。日本军部不得不于28日严令关东军停止军事行动。尽管日本强硬派对此极为反感，但这一次美国总算暂时抑止了日本军队的进攻势头。这说明，美国对日强硬，能够压抑日本的侵略气焰。不过，这也许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国唯一的一次暂时抑制日军军事进攻的外交行动。然而，史汀生所寄予希望赖以抑制日本侵略气焰的币原外交，随着若槻内阁的总辞职，亦走到了尽头。
欧美各国从形势的发展逐步看出，日本外交掩饰日军在满洲扩大侵略的谎言与事实相乖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后来承认：日本驻各国的使节，手持若槻内阁“满洲事变地方化”的训电，反复向该任国政府说明。在欧美各国政府看来，“这好像为军事行动制造烟幕的极为虚伪性的举动”[9](p39)。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每一次原原本本转达日本外务省的官方电报，竟获得了“撒谎大使”这样不光彩的绰号[1](p556)。
不过，尽力掩护日本军事侵华的外交配唱，确实曾赢得了美国对日本军事侵略的姑息。正如史汀生后来总结的：“回顾日军一连串的进军行动，每一次进军，日本外务省都发表声明(辩解)，而每次军事行动的原因都(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19](p27)但差不多美国对日本外务省每次的辩解还是相信并予以谅解的。而且，在国联调处活动中，美国还尽量为减缓对日本的压力施加影响。美国未参加国联，国联主要由英、法把持，而英、法对日本侵华不敢多所干预，只是为了维护国联主持国际公理的门面，采取温和的“中立”态度进行调解，不敢得罪日本。它每欲有所举措，往往要依恃美国的支持，听取美国的意见。因此，美国对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的侵华行径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对策，对国联的影响非常重要。美国在国联调处中几个重要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是事变发生后，9月23日，因中日代表对事件情况的说明，往往异同，中国代表施肇基曾提议国联组织委员会，派往东北实地调查。国联行政院主席勒乐与英法德意四国代表组成的五国委员会赞成此议，以英、法两国武官，其时适在沈阳，故主张即派二员会同美德意三国当地领事担任调查。当日早晨，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对此表示异议。经英国代表薛锡尔力劝，芳泽稍有重加考虑的倾向。但他午后接获消息，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亦不赞同，遂坚决反对。故此次派员调查之议未成。史汀生以为，倘国联违反日人意旨而举行调查，势将惹起日人之愤恨，使币原解决本案之努力，益增困难[18](p515)。
二是10月24日，国联行政院第二次议决要求日本在该院下次开会(11月16日)前撤军。因日本代表一票反对，未能通过为决议。但国联行政院主席白里安宣称该案虽未通过，但具有道德上之分量。然而美国迟未表态，直至一个多星期后始对行政院催日本撤兵表示同情。至于撤兵限期一层，史汀生自始即认为过于强硬，亦竟不提及。[18](p518)后来国联再提撤兵之事，也竟是笼笼统统不加限期了。
三是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派遣调查团案。日本原本反对国联派员调查。但因美国和其他国家官员曾赴满做过调查，日方感到，这类调查，对日本军事占领并无多大妨碍。此时它觉得统治满洲已具基础，占领全满只在早晚之间，一旦满洲树立“独立”政权，调查团也只能面对既成事实，而无可奈何，故对国联派员调查不再坚持反对。而其时美国的态度对日本接受国联的这一决议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正是12月7日，史汀生会见日本大使出渊，表示对日本可能进攻锦州表示强烈不满时，说到：“我希望听到的是日本接受提交理事会并已(将)由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案，我强调决议对美国公众舆论影响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对满洲局势公正的调查和停止敌对行动的重要性。”出渊说，几天之内可以听到他的好消息。史氏回答说，最好是几小时之内听到好消息。[19](p228)美国的态度，促使日本接受了12月10日国联作出的有关东北问题的第三个决议，这个决议尽管也重申了防止情势再行扩大，但唯一有具体内容的，是关于组织赴中国东北调查。这也是国联在接受中国声诉后作出的仅有的一次采取具体行动的决议。可是，决议满足了日本关于调查团不得干预日本军事行动的要求[14](p2413)。
由上述情况可知，有关对九一八事变之调处，美国对日本是可以施加重要影响的。但是，美国错误地以为对日本不要施加压力，以便有利于币原外相和内阁制约军部扩大侵略的行径。事实上，正如梁敬錞教授所言：史汀生欲支持币原外交协调政策，然能否支持，须视国际是否对日施加压力，国际对日压力愈大，币原在国内警告愈见效验；愈小，则币原愈受攻击。史汀生减轻国联对日压力，深冀币原协调政策之成就，所望维持币原外交，然适成为打倒币原外交之工具[4](p194～195)。美国之所以对日本作姑息，源于美国内部的孤立主义方针。据胡佛回忆录载，当年史汀生国务卿曾主张对日实行经济制裁，但胡佛总统不同意。胡佛认为，美国对日实行经济制裁会导致战争。而美国当时对战争尚无准备。胡佛的军事顾问分析，如与日本作战，美国终将获胜，但需扩充海军，准备陆军，准备时间需要4至6年，且须牺牲菲律宾(暂时被日本占领)。如英国肯将海军舰队置于联合指挥之下，则可于两年内收拾日本，且保住菲律宾。而试探英国的结果，英国连经济制裁都不愿参加。[20](p87)这是美国当年对日本侵占满洲事件决策的另一方面重要背景。
六 结语
日本军政体制中存在着统帅权独立、军部与内阁分立的固有矛盾，它引发了军事、外交的分裂。而日本军国主义的特质，又注定了外交必然被军事牵着鼻子，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外交二重唱，演变为币原“协调外交”的终结，日本外交完全被纳入为军事侵略装饰唱和的轨道。
从国际视角看，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的侵华军事外交二重唱，又是日本应对国联和美国干预的产物。日本在东北发动武力进攻后，中国无力抵抗，而诉诸国联，求助于美国，冀得国际正义的援助。因日本的侵略暴举，违反了国联盟约，破坏了华盛顿体系，日本内阁和外务省在事变开始时正是担心国联和美国的干预而与军部方针相左的。但为了掩盖其侵略者的丑恶嘴脸，日本外交又始终竭尽全力地为日军的侵略行径掩饰、辩护。
日本的外交、军事二重唱，不仅掩盖了关东军入侵占领中国东北的事实，而且更隐蔽了日军妄图侵占全中国和称霸太平洋的野心。满洲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早就对武力占领满蒙与全面侵华战争和对美战争的关系作了构想。他说：“日美之战将是日美持久战……日美持久战争首先由中国问题而引起。”“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于我手中。”[2](p129,123)从拟订1926年度作战计划起，日本即将顺利进行对美战争与对苏战争、对华战争列为目标[8](p180)。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对美国又怕又恨，暗中准备有朝一日要与美国一决雌雄。不过，当时日本把对美战争列为若干年以后之事，故在相当长时间内，外交上还是对美低姿态，不敢开罪美国。可惜，美、英等国囿于自私短见，受日本外交、军事二重唱的蒙蔽，当年没有对日本采取有力的制裁措施，助长了其侵华野心，纵容了其扩张。
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军事外交二重唱，根源于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政权结构。日本明治维新时，天皇取得了军事大权。1867年12月9日，倒幕的新政府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军事大权复归于天皇。1872年废兵部省，设陆军省和海军省。攻台湾，吞琉球，侵朝鲜，日本军事力量从对内转向对外，1888年日本废镇台，设师团，直属天皇掌握。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虽然日本实行了近代立宪的议会内阁制度，但却保留了一些封建军事制度的残余。天皇拥有独裁权力，执掌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又是全国军队最高统帅。天皇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他具有人格神的色彩，保持无上权威和威严。而日本自古由贵族和武士掌握政治军事实权的传统残余有所保留。有的学者将天皇制政权结构划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宪法内的机关，诸如帝国议会、裁判所、内阁、枢密院；一为宪法外的机关，包括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军事参议院及内大臣、元老[21](p200)。内阁内尽管设有陆军省、海军省，但陆海军大臣由现役军官担任，战时，以天皇为首的大本营成员不包括首相，首相须经特许方可列席大本营会议。军事部门可以“帷幄上奏”，直属天皇。受议会制衡的内阁实际上无权过问、决策军事国防大计。这就是天皇制军国主义政权结构的特征。由于军事机构权力从属于天皇，内阁匍匐于天皇权威之下，故在不断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下，形成了内阁外交服务于军事的局面。即使内阁外交官从遵守国际条约、处理国际关系出发，对天皇的军队向外肆无忌惮地寻衅和侵略行径持有异议，但最终还是要为天皇军队的对外侵略进行外交辩护。这在九一八事变进展的过程中，表演得特别典型。当然，日本的外交与军事共同立足于向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之上。这是其外交军事二重唱终归于并调合唱的内在本质。
日本卫藤沈吉教授说：“日军在中国造成既成事实后，东京必须找出理由，使侵华‘正当化’。在‘九一八’后，日本外务大臣一方面了解，一方面掩饰，就像父亲袒护做了坏事的儿子。这是对‘既成事实的屈服’，也是学术上值得讨论的。”[22](p133)这形象地论述了日本外交追随军事侵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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