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形象：西方媒体与公众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气候变化论文,公众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被忽视和掩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跃居到与传统安全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更是从一个科学认知问题演化为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上的热点议题。而随着中国国力和地位的提高，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表现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它影响到中国整体国家形象的塑造，是构成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形象：中西方的认知差异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分析。他们虽然为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压力感到担忧，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表现和形象却基本上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例如，薄燕和陈志敏认为，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是“积极”而又“谨慎”的。在国际层面上，中国参加了历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和“有关气候变化的重要国际谈判会议”，还在“《京都议定书》没有给中国规定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和时间”的情况下，“积极履行了与自身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承诺”；在国内层面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和机构”，采取了具体政策和措施减少温室气体。①陈迎认为，中国虽然“没有承诺减排义务”，但却是“负责任”的，“作为公约缔约方，中国较好地履行了公约和议定书为非附件I国家规定的义务”，还“通过节能、调整产业结构、开发优质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植树造林、人口计划生育等多项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中国担负起了“国际和国内双重责任”。②严双伍和肖兰兰认为，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历程中是不断向前推进的，从“被动却积极参与”、“谨慎保守参与”到“活跃开放参与”，中国关于国际气候谈判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在推动《京都议定书》的签署、生效以及开启后京都气候谈判方面均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③康晓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强调“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国际气候合作规范在中国已经“内化”。④于宏源和陈迎认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在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援助和实现公平发展”而努力，⑤中国在“中国+77国集团”模式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阵营起领导者和协调员的角色”，“在发展中国家参与等关键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毫不退让……在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抗衡中，努力争取和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⑥
然而，在气候变化问题领域，中国在西方国家眼中更多地呈现出复杂和消极的形象。例如，韩国学者全亨权和尹诚锡（音译）曾分析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中形象的变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认可和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早期，中国“显示出强烈的参与国际机制和遵守国际标准的意愿”，并“呼吁世界各国支持全球环境合作”，“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气候变化谈判的积极的合作者”；⑦但是，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由于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呈现出矛盾的态度”，与之相应，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中国被认为既是这一问题的“合作者”，又是这一问题的“背离者”。⑧又如，1998年1月，英国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主办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研讨会，从诸如中国环境问题生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政府及民间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的认识、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对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的观念、中国的工业生产与能源利用、中国人口对中国生态环境影响等不同角度对中国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在未来的十几年中，环境问题将在中国经济发展、国内政治、法治建设、国际关系以及地区发展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乐观的空间，但是中国的许多环境问题依然非常顽固，其中有些还在继续恶化”。⑨荷兰学者弗美尔(Eduard B.Vermeer)在该季刊上撰文明确指出，“随着工业生产、国内外贸易及投资的迅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污染国”，尽管“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都注重减少污染，并鼓励清洁生产，环境保护也被当作是一项基本国国策”，但“经济增长仍然在整个发展规划中占据优先地位”，中国“社会几乎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和未来资源有效利用的威胁，在约束个体污染行为方面做得很少”，“环境法的实施软弱无力，地方保护主义也使企业缺乏减少污染和提高效率的真诚意愿”。⑩此后，皮尤中心也曾就全球问题对20多个国家进行民意调查，其中涉及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包括：是否同意“即使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牺牲就业机会也要保护环境”，是否同意“付出更高的代价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球变暖是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以及“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做正确的事情，哪个国家最值得信任”等。调查结果显示，“关心气候变化在中国还不是很普遍”，“只有很少的人把全球变暖看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受调查的25个国家中，中国把全球变暖看做是非常严重问题的比例最低，仅有30%，而关于“谁会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做正确的事情”的问题上，除了中国自己之外，25个国家当中比较相信中国的只有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国会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会做正确的事情的信任度都很低，最高的是5%，最低的只有2%，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行动普遍表示怀疑。如下表所示：
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形象的这种认知也引起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在目前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一些西方人已经不仅仅把中国看作“背离者”，而是视作一种严重“威胁”。例如，陈岳指出，“在西方国家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过程将会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威胁人类的安全，他们的逻辑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必然会使中国对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量迅速增加，这种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而“这种环境问题将超越国界，对全球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的周边国家将首当其冲，遭受池鱼之殃”。(11)马建英也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和国际气候博弈在全球治理中日渐活跃”，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已经从传统安全领域延伸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西方国家正“以中国不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为由”在国际上制造和传播“中国气候威胁论”。(12)张海滨则指出，中国如果不在气候变化问题领域“加大应对力度”，改善和提升自己的形象，“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及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受到很大影响”。(13)
二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形象：西方媒体的认知失衡
上文表明，西方国家与国内学者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形象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实际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样的，包括西方国家的战略考量和政治宣传、非政府组织(NGO)的“科学”研究与积极宣介、媒体的推波助澜等。本文认为，西方媒体和公众的认知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下文着重对此分析。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形象”是“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根据《朗文当代英文词典》中的解释，“形象”是指人脑海中对某人、某事形成的图像，对某人、某组织所持有的普遍看法。(14)由此可见，形象的形成至少包括两部分，即认知的主体和被认知的客体，形象是被人认知而得到的，没有人的认知就不会有形象的形成；另一方面，没有被认知的客体，也不会形成人的认知。然而，在距离遥不可及的情况下，即便主体和客体同时存在，主体也不可能形成对客体的认知，这就必须借助媒体与各种媒介，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领域形象认知的偏差正是缘于此。
近年来，由于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特殊的国际地位和国家身份，加之中国向全球开放，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气候变化合作，并频频在相关国际事务中发言，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内政外交已成为世界各国媒体报道的重点之一。然而，由于西方媒体在信誉和技术上的先天优势地位，西方人关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观念和行动的信息主要由西方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提供的。表面上看，西方媒体上发布的关于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信息来自政府官员、利益集团、公司企业、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公众接触到的信息似乎是充分和多元化的，但其实不然。他们在提供信息时，进行了剔除与提炼，西方关于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新闻报道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每逢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会议召开，西方媒体上都会出现大量批评和谴责中国的文章，久而久之，这些关于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负面报道就会使公众对中国产生偏见。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及前后，西方一些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卫报》、《全球热点聚焦》、《能源政策》等刊登了不少关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国家形象的文章，其观点主要如下。
（一）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严重的污染者”和“不应该得到西方帮助的国家”
他们指出，经济的高增长率是与能源的高消耗相伴随的，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能源的高需求，中国的能源主要是煤，煤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的碳排放量每年都在增加，(15)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污染，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严重的污染者”；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拥有巨大的财富，中国已经同“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有明显区别，中国不再是贫穷国家，而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理由得到西方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的技术和资金。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斯特恩就指出：“美国准备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但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准备和快速发展的经济，我想援助资金将不会再流入中国了，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资金一定不会流入中国”。(16)
（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发达国家而言，是强大的“对抗者”和“不合作者”，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中国则既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阻挠气候变化谈判的“支持者”，又是部分弱小发展中国家的“背叛者”
他们认为，“在气候谈判问题上，中国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和保护者”有两个明确的意图：一是对抗发达国家，“劫持”气候谈判，如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中国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拖延谈判，并派出级别较低的代表参加谈判，是“在阴谋破坏各国达成约束性协议的努力”，是气候谈判的“背离者”和“破坏者”，(17)“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拒绝承诺按国际标准减排，却反复强调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是在联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抗；(18)二是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阻挠气候谈判，“在哥本哈根的最后几天，气候谈判陷入令人失望的僵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拖延和消磨”，“这些小国既没有足够大的代表团也缺乏自己能够进行有效谈判的组织结构”，他们本来无力这样做，但却摆出了这种姿态，原因是“他们联合成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这个集团中他们还可以利用中国和巴西的更加强大的谈判力量和国家资源”，中国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为这些国家阻挠气候谈判提供了有力的后援。(19)当然，中国也不是完美的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者”，他们指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当会谈失败，没有达成约束性协议时”，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出现裂痕，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批评中国，“岛国联盟中几个较小的岛国甚至声称感到中国背叛了自己，指责中国比其他国家从碳信誉资金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因此，对于这些弱小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又是他们利益的“背叛者”。(20)
（三）作为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国家，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中国往往“不够负责任”，是强硬地“拒绝批评的国家”
他们在报道中往往会热捧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性，把中国称为“地球的拯救者”，并将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有的提出“中美两国都是最大的工业国家，两国的共同努力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至关重要”；(21)有的甚至认为“气候变化会议的明星是中国，而不是美国”。(22)但是，其实质不是真正地从正面承认中国国内政策的有效性和中国在气候谈判中起到的作用，而是希望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向中国提出更高的减排目标，让中国承诺更多的减排义务。这种有意或无意地抬高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中重要性的说法，将中国推到了一种尴尬的国际处境，公众对中国的期望提高了，而中国却“坚持不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和义务”，至少是“在现阶段不承担任何量化的减排义务”，中国就成了“不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为此在一些外交场合对此进行说明和解释，他们就进一步把中国描述为强硬的“拒绝批评的国家”。(23)
因此，西方媒体在提供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信息时，往往有失偏颇。虽然他们声称采用单纯、客观的信息流动方式提供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资讯，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就此而言，西方媒体实质上成了西方气候政治的工具，这种工具性质决定了西方媒体提供关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信息时的失衡特征，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形象正是这些偏见信息累积作用的结果。
三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形象：西方公众的选择性认知
除媒体因素外，人们常常还会提出这样的质疑：西方人作为媒体的阅读者和听众是否只是被动地接受媒体的信息？如果西方人同时接受到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对于前一个问题的认识，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如霍尔认为媒体对大众起着“管理的”角色，大众“主要是透过电视、报纸与杂志等媒体所提供的社会知识，组织自己的世界观”；而汤林森则指出，人们“在他们的每日生活里另有其真正的文化经验”，在接受信息时是“积极而主动的”。(24)即，信息和认知者之间不是阅听文本单向度地影响认知者的过程，而是双方交互作用的过程，二者有一种互动的关系，认知者具有主动选择和解读的能力。这对理解西方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认知上的失衡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换言之，西方的大众不会“照相式”地接纳所有信息，而是会选择性地接收某些信息并放弃另外一些信息。因此，西方公众在“积极而主动”地接受信息时的倾向性也是影响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形象的重要因素。从深层次上来说，西方大众的这种倾向性是根植于西方社会与文化之中的。
（一）西方公众倾向于支持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信息
过量的温室气候排放会威胁全人类的健康与生存，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诚然是一种保护人类未来和拯救地球的行动，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但绝不仅仅是一种维护道义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场利益博弈。国内学者认为，“气候变化由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而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因为化石能源的消费，化石能源消费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保障。这样，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直接相关联，从而涉及国家利益：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温室气体减排的费用分担”；(25)国外学者也指出，“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它深深地触及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26)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为此，世界各国在气候政治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以说“冷战结束了，绿色战争又开始了”。(27)在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划分、发展空间分配、采取对策的时间和具体减排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都存在分歧，其实质都是在维护各自的利益。任何人都喜欢接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观点，西方媒体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批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内政与外交表现，西方公众在“合理自利”观念的支配下无疑会倾向于接受，这种接受会使他们形成关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负面形象。
（二）西方公众倾向于选择支持生态主义价值观的信息
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与中国不同，他们较早感受到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带来的威胁，也较早生成了保护环境的意识。上世纪60年代，卡逊等一批西方科学家和生态学家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后果进行了悲观性解读，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工业社会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他们的基本观点很简明：现代经济生活假定增长和扩张可以没有限制地继续，但实际上地球是由受到威胁的有限资源和因我们过度使用而处在危险之中的承载能力系统组成的”，这种生存危机论在70年代通过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经典之作《增长的极限》得到强化和张扬，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28)唤醒了普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促成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的出现。最近几年来，“美国人当中认为全球变暖对个人而言是‘极其重要’和‘非常重要’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27%上升到了52%”，(29)“2007年的一次世界公众意见调查更是显示出，已经有60%的人对‘把全球变暖当作严重威胁’的国际新闻非常感兴趣”。(30)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中，西方媒体一方面认为“中国知道自己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将能源的使用量稳定下来，中国要想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利用绿色科技减少气体排放量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31)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不承诺更多的减少碳排放量就是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中国如何解释自己应该拥有发展的权利，西方公众都会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确实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三）西方公众倾向于选择接受“非灌输”、“非教化”方式表达的观点
西方“不信任政府”的政治文化历史悠久，由于早期基督教有过数百年遭受罗马帝国政府迫害的惨痛经历，因此“在基督徒中一直存在对世俗政府的消极、否定甚至痛恨的情绪”，国家的起源被认为是恶的，“它带着抹不掉的污点”。尽管现代西方国家的人们都承认福利国家必不可少，但教会在西方人的心上已经给世俗国家盖上了“不可避免的祸害”、“小心提防”等永久性的印记，(32)“不信任政府”在西方公众观念中根深蒂固。对于西方大众而言，政府只是众多的信息源之一，是众多提供信息者中平等的一员，大众并不将政府信息看作权威来源，也不喜欢政府以“灌输”和“教化”的方式表达观点，有时还会怀疑来自政府的信息。对政府不信任的另一面是对个人及社会团体的信任，他们相信个人是成熟理性的个体，有独立地选择和判断能力。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下，西方媒体固然会引用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府官员对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评论，但更多的会发布和强调来自新闻记者、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利益集团代表和环境保护组织负责人关于中国的信息。例如，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报道，“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但专家们认为，如果中国要保证目前经济增长计划的实现，到时中国的碳排放量将仍然是2005年的两倍”。(33)人们会出于对专家的信任而接受其判断，西方媒体这种符合西方人文化心理的报道方式无疑能够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者，并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同。
此外，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中国产生错误认知也同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有关。一方面，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西方叙事中一直存在一种“东方主义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体系当中，世界“被人为持续不断地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西方和东方”，“西方是理性、进步、民主和平的本土，东方则是非理性、落后、专制好战的‘他者’”，处于东方的“亚洲就代表着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属于亚洲的中国也不会例外，西方人的中国知识自始至终伴随着大量的“定型偏见”。(34)这种知识观虽然没有具体到气候变化问题，但由此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却影响了西方人关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表现的判断。
另一方面，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虽然气候变化问题还没有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议事日程中的重要议题，但一些敏锐的西方学者已经着手研究中国的环境和能源，并涉及中国气候变化问题。其主要观点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能源”；(35)“从长远来看，煤是中国工业的主要能源，中国一直把煤的生产看做是未来工业化的主要任务”；(36)“在中国的能源供给中煤占支配性地位，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煤的清洁能力和煤的低效燃烧，中国所有的工业城市地区都在经受高度的空气污染”。(37)这些关于中国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描述也为西方人提供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最初的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判断。
简言之，国家形象是具有特定利益、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认知主体经过复杂的整合后最终形成的，西方媒体以西方公众愿意接受的方式提出了维护西方利益和符合西方公众思维习惯的观点，从而塑造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负面形象。
四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形象：中国的着力方向
关于如何改善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内有学者曾从一般意义上提出“两种战略”，即“建构战略”和“解构战略”。前者主要是通过“发展、沟通、认同、克制等各个方面的努力积极主动地建构正面的中国形象”；后者则是通过“提倡对文本进行双重阅读和提供多样化的文本，防御性地、反应式地解构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38)这对改变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主动更新传播观念，改进传播方式，提升传播效果
近年来，国内媒体已经认识到“对媒体而言，气候变化报道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气象报道、环境报道了，而是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其涉及面之广、影响范围之大让媒体和记者们刮目相看，气候变化报道也不同于昙花一现的其他报道热点，……它是今后较长时期内无法忽视的重要报道领域”。(39)然而，中国国际传播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中国媒体以西方公众为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的传播活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西方公众却接触不到或不接受来自中国的信息，从而造成了中国国际传播中缺乏真实受众的处境。在气候变化问题领域，中国沿用的依然是传统的报道方式。要改变这种不理想的状况，首要的是加强西方受众分析，研究西方公众接受信息的文化和心理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情趣，用“国际表达”展现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立场和观点。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媒体的一些表达形式，如以“呈现与叙述的方式”提供有关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新闻事实，而不直接表明观点与立场，提高西方公众对中国媒体的信任度，从而认可中国媒体提供的信息。假以时日，这将逐渐纠正西方公众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偏见，帮助西方公众了解真正的中国以及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真实意愿，消除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负责任的形象。
（二）充分调动各种传播主体参与对外信息传播，促进信息国际传播的多样化和多渠道发展，加强公共外交，树立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领域的良好形象
约瑟夫·奈认为，在外交中，“最好的交流者不是政府”，而是“私人和非政府组织同其他国家交往”，是私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即距离为三英尺的交流）”，公共外交应该“直接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40)就中国气候变化问题信息的对外传播而言，私人或非政府组织对外传输的信息虽然不像政府和媒体那样及时、连续、具有确定性，但正是由于它的偶然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才会让普通人认为它更真实，从而更容易被认可，国家形象常常于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中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形成。在西方，气候变化已经是个被日常化和公共化了的问题，如果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致力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商会能够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真实意愿和关注带到西方国家去，也许能更有效地促进西方人认识、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与措施，消除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中“对抗者”和“不合作者”的负面形象。
（三）积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培养和树立生态主义观念
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中会做正确的事普遍持怀疑态度，其中虽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形象不可能是完全脱离物质基础的存在，国家形象归根结底是由国家的行为和真实状况决定的。一个不重视生态和气候保护的国家，无论如何塑造和宣传也不会得到好的外部评价，变成治理气候变化问题中的“楷模”。因此，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国家形象是国际舆论评价的结果，其影响虽然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但国家形象的塑造却首先不是一种国际行为，无论国家希望把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塑造成什么样，构成这个形象的素材必然来源于这个国家的真实状况，国家发展的现实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中国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才能在国际上彻底消除“严重污染者”和“牺牲环境者”的国家形象。
不过，气候变化问题给中国国家形象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给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展示自己的影响力提供了历史机遇。如果中国能在积极主动参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和机构，坚定地采取政策和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必定能在国际社会拥有良好的国家形象。
注释：
①薄燕、陈志敏：“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2期。
②陈迎：“中国在气候公约演化进程中的作用与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
③严双伍、肖兰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演变”，《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
④康晓：“利益认知与国际规范的内化——以中国对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内化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
⑤于宏源：“中国和气候变化国际制度：认知和塑造”，《国际观察》2009年第4期。
⑥陈迎：“中国在气候公约演化进程中的作用与战略选择”。
⑦Hyung-Kwon Jeon and Seong-Suk Yoon,“From International Linkages to Internal Divisions in China:The Political Response to Climate”,Asian Survey,Vol.46,No.6,2006,p.847.
⑧Ibid.,p.846.
⑨Richard Louis Edmonds,“Studies on China’s Environment”,The China Quarterly,No.156(Special Issue:China's Environment),December 1998,pp.725-732.
⑩Eduard B.Vermeer,“Industrial Pollution in China and Remedial Policies”,The China Quarterly,No.156,pp.952-953.
(11)陈岳：“‘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平崛起”，？《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
(12)马建英：“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3期。
(13)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14)《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26页；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Second Edition),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87,p.522。
(15)“China Feels Heat on Global Warming”,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New York,May 7,2010.
(16)“Climate Summit:U.S. and China Square off on Aid”,Wall Street Journal,New York,December 14,2009.
(17)“International:China's Thing about Numbers; Climate Change after Copenhagen”, The Economist,Vol.394,January 2,2010,p.43.
(18)“Copenhagen Conference Reveals Deep Rifts over Climate Change”,Global Finance,January 2010.
(19)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有密切的利益关系，中国在这些地方进行大量的投资，再将这些国家的石油和原材料运回中国。“Poor and Emerging States Stall Climate Negotiations”,New York Times,December 17,2009.
(20)“China Acts to Raise Profile on Climate Change”,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May 8,2010.
(21)“An U.S-China Spirit of Cooperation will Lead to Success at Copenhagen”,Global Warming Focus,December 21,2009.
(22)“China,Not U.S.,Stars at Climate Summit”,Msnbc.com Staff and News Service Report,September 22,2009.
(23)“Climate Change:China Reels under a Barrage of Criticism”,Global Warming Focus,December16,2009.
(24)［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25)潘家华：“国家利益的科学论争与国际政治妥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
(26)Matthew Paterson and Michael Grubb,“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No.2,April 1992,p.294.
(27)Ibid.,p.296.
(28)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1页。
(29)Yan Ting Thio,“The Effect of News Media on Public Opinion Toward Environmental Issues”,May 1,2009,http://www.associated content.com.p.1.
(30)Ibid.,p.9.
(31)“Enemies of the Earth; How USA,EU,Japan,China,and Australia among Others have Worked to Derail the Copenhagen Summit”,India Today,December 21,2009.
(32)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352、492页。
(33)“Climate Change:China Reels under a Barrage of Criticism”,Global Warming Focus,December16,2009.
(34)施爱国：《傲慢与偏见——东方主义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35)Vaclav Smil,“China' s Energy Prospects:A Tentative Appraisal”,Pacific Affairs,Vol.51,No.2,1978,p.230,240.
(36)Tatsu Kambara,“China's Energ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adjustment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The China Quarterly,No.100,1984,p.744.
(37)Vaclav Smil,“China's Energy and Resource Uses:Continuity and Change”,The China Quarterly,No.156,December 1998,p.940.
(38)董青岭：“国家形象与国际交往刍议”，《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59-60页。
(39)刘军：“怎样把握与拓展气候变化报道”，《中国记者》2007年第8期。
(40)Joseph.S.Nye,“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9,No.2,2004,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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