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生产的地区变化：1978～2003年（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生产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流通体制的放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农业发展，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亿吨迅速上升至1984年的4.0亿吨，同期，人均粮食拥有量也从316公斤增加到390公斤，人均每日摄取的热量、脂肪和蛋白质在1984年分别达到了10516.48千焦、39.16克和61.52克。我国很好地解决了国民的吃饭问题，改变了粮食长期短缺的格局，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注：D.盖尔·约翰逊(2004)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和平的实现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过渡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成就，在现代历史上只有少数事件，如果有的话，才能与之相媲美”(此书第2页)。牛若峰(1993)认为：“1978～1984年6年间中国粮食总产量增加1/3以上，年均增长5％。从此中国突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使持续了30年的粮食水平定量供应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10亿人民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书第4页)。另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中国在减少饥饿人口方面所取得显著成绩也作了论述。）。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粮食的增长趋势开始减缓，市场的波动频率有所增加，粮食产量在1998～2003年甚至出现了持续的负增长，粮食价格自2003年10月之后有一个显著的上扬，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粮食问题的新一轮的关注。如果考虑到耕地面积缩减、水资源短缺且布局不理想等供给因素，以及人口数量上升、间接粮食消费增加等需求因素，则未来我国粮食供求状况仍然是偏紧的（注：例如，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指出：我国粮食生产受耕地和淡水资源双重约束，农业基础仍然薄弱，靠天吃饭的状况并未根本解决，粮食生产还不稳定，长期看我国粮食供求仍是偏紧的(邓亦武，2004，序二)。即使是在中国粮食生产形势很好的2004年，FAO的的评论仍然非常谨慎，详见FAO：《全球粮食与农业信息及早期预警系统：粮食作物与短缺要点》，2005年2月第1期。），有足够的理由对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持审慎的态度。
对于中国这样拥有13亿人口、其中有近8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寄希望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安全的（注：关于中国应维持一定的粮食自给率，有三个理由：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依赖世界市场的粮食供给。R.Brown(1995)为中国的粮食供求描绘了一个可怕的前景，这一观点增加了人们对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关注。二，粮食是特殊的商品，为了规避西方国家可能的粮食禁运，因此，自主的粮食供给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三，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收入仅仅来源于农业生产，加入WTO后的低粮价可能会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为了降低这种损失，本国的粮食生产应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对以上理由，可以参见蒋庭松(2004)。）。在任何时候，增加国内生产都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基石，而国内粮食生产规模取决于各地区的生产规模，国内粮食增产潜力也受制于各地区的生产潜力，因此，在空间意义上，各地区的粮食生产会“加和”成国内的生产总量或结构。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很不平衡(樊纲，2003)，地区经济更多表现的是回波效应而不是扩散效应，没有呈现出显著的收敛趋势，以致于地区差距呈现出一种先减弱、再增强的“U型”趋势(范剑勇、朱国林，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这表明，地区间的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差异的，这种差距会影响到包括粮食生产布局等在内的诸多方面。基于此，对1978～2003年粮食生产的地区变化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从生产、消费和流转等层面更深入地理解粮食问题，有助于更有效地制定围绕粮食安全战略的公共政策。
尽管粮食生产会影响到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但现有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讨论国家层面上的粮食供求平衡问题(柯炳生，1995；朱希刚，1997；黄季焜、S.Rollze,1998；朱杰等，1999；严瑞珍、程漱兰，2001；钟甫宁等，2004；卢锋，2004；陈永福，2004)，只有少数文献对粮食生产的区域变化作了解析。例如，黄爱军(1995)观察到中国粮食生产有“南方粮食增产重心逐渐西进”和“全国粮食增长中心逐渐北上”的趋势。这个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材料的支持，例如郑有贵等(1999)指出1949～1994年我国粮食区域流向发生了由“南粮北调”演变为“北粮南运”的历史转变，这种变化的转折点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导致这种转变的是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粮食生产在南北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上表现出差异，农民更多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比较利益进行了资源重组。此外，还有学者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等角度探讨了粮食生产的地区变化(蔡昉，1994；李炳坤，1996；课题组，2004)。近来，伍山林(2000)利用1982～1998年的分省数据，指出我国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而引起这种变化的是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产业就业拉力不同。陆文聪、黄祖辉(2004)利用CARMEM模型，以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粮食为例，预测了2006年和2010年的地区的粮食供求形势。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但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在数据上，这些研究或者使用较大范围的区域数据，或者使用没有涵盖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段的数据；在内容上，这些文献往往没有对生产要素进行分解，从而区别地区粮食生产变化的结构性原因。基于以上情况，本文将采用1978～2003年的省级数据，在要素分解的基础上解析粮食生产地区变化的趋势、机理、效应以及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地区粮食生产地位变化的基本趋势
对地区粮食生产情况的测度，一个直接指标是计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生产指数，这里的粮食生产指数指不同年份不同省区粮食生产在全国粮食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用I[，ij]表示各省区的粮食生产指数，有：
I[，ij]=Q[，ij]/Q[，i]=Q[，ij]/(Q[，ij]+Q[，-ij])
其中，i=1、2、3……26，指在1978～2003年中所考察的特定的年份，j=北京、天津、河北……新疆，指所考察的特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Q[，ij]指第i个年份j省区的粮食生产量，Q[，i]指在第i个年份中全国的粮食生产量，它是所考察省份的粮食生产量Q[，ij]与其他省份的粮食生产量Q[，-ij]之和。针对I[，ij]的表达式，分别对Q[，ij]和Q[，-ij]求一阶导数，其值分别大于0和小于0，前者说明特定省区的粮食生产指数与该省区的粮食生产量正相关，后者说明该省区的粮食生产指数与其他省区的粮食生产量成反相关。可见，I[，ij]是一个能反映地区粮食生产格局相对变化的指标。
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粮食生产地位发生了何种变化。为此，需要对不同省区的粮食生产指数I[，ij]进行回归分析，以时间t为解释变量，以各省区的粮食生产指数I[，ij]为被解释变量，一个一般的回归方程是：
I[，ij]=C+αt
为了简化分析，令1978年时t=1、1979年时t=2，以此类推，直至2003年t=26。此外，为了计算I[，ij]，关于Q[，ij]和Q[，i]，1978～1986年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其余资料来自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考虑到1978～2003年曾有两次省级的行政区划变动，为了剔除这种变动并使前后数据具有一致性，我们将海南省和重庆市的数据分别归并到广东省和四川省。最后，由于I[，ij]是一个比值，因此，回归方程中C和α的单位都是％。表1报告了各省区粮食生产指数I[，ij]的回归结果。
表1显示，从静态的角度考虑，回归方程的C大致反映了各省区粮食生产的地位。容易发现，粮食生产指数较高的省份包括：四川(10.59823)、江苏(8.275905)、山东(7.422803)、湖南(6.835449)、河南(6.322175)、湖北(5.763668)、广东(5.364806)、安徽(5.224862)、浙江(5.049425)、河北(4.871908)、江西(3.943517)、黑龙江(3.694194)等。除了浙江和广东，这些省区都属于粮食主产区，它们的粮食生产指数超过了3.5％，其粮食生产构成了我国粮食供给的主要部分。粮食生产指数较低的省区是：西藏(0.110495)、青海(0.280818)、宁夏(0.296932)、天津(0.402188)、北京(0.666763)、上海(0.734462)等，这些省区的粮食生产指数小于1％，在整个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不太显著。
表1 1978～2003年我国各省粮食生产指数I[，ij]变化的回归结果
省区回归方程R[2]
调整后的R[2] P值
北京I[，i]=0.666763-0.012190t0.444625
0.421484
0.0002
天津I[，i]=0.402188-0.001572t0.043595
0.003744
0.3060
河北I[，i]=4.871908+0.026896t0.373245
0.347130
0.0009
山西I[，i]=2.234246-0.014776t0.268028
0.237529
0.0068
内蒙古 I[，i]=1.095126+0.077617t0.862195
0.856453
0.0000
辽宁I[，i]=3.499680-0.017236t0.106017
0.068768
0.1045
吉林I[，i]=2.913412+0.075083t0.616889
0.600926
0.0000
黑龙江 I[，i]=3.694194+0.096900t0.704763
0.692461
0.0000
上海I[，i]=0.734462-0.016205t0.827855
0.820683
0.0000
江苏I[，i]=8.275905-0.069426t0.601529
0.584926
0.0000
浙江I[，i]=5.049425-0.110125t0.957538
0.955169
0.0000
安徽I[，i]=5.224862+0.011916t0.040119
0.000124
0.3266
福建I[，i]=2.410895-0.027101t0.827720
0.820542
0.0000
江西I[，i]=3.943517-0.022508t0.507204
0.486671
0.0000
山东I[，i]=7.422803+0.040556t0.235392
0.203533
0.0120
河南I[，i]=6.322175+0.085927t0.684341
0.671188
0.0000
湖北I[，i]=5.763668-0.036933t0.436365
0.412880
0.0002
湖南I[，i]=6.835449-0.053765t0.688125
0.675130
0.0000
广东I[，i]=5.364806-0.062003t0.792691
0.784053
0.0000
广西I[，i]=3.363575-0.011601t0.098501
0.060938
0.1184
四川I[，i]=10.59823-0.063636t0.700081
0.687584
0.0000
贵州I[，i]=1.642578+0.024157t0.439707
0.416362
0.0002
云南I[，i]=2.351898+0.020418t0.251361
0.220168
0.0091
西藏I[，i]=0.110495+0.003060t0.486598
0.465206
0.0001
陕西I[，i]=2.599314-0.015510t0.374867
0.348819
0.0009
甘肃I[，i]=1.351785+0.012549t0.478996
0.457288
0.0001
青海I[，i]=0.280818-0.002408t0.438205
0.414797
0.0002
宁夏I[，i]=0.296932+0.011538t0.846223
0.839816
0.0000
新疆I[，i]=1.129658+0.025222t0.893450
0.889010
0.0000
但对地区粮食生产而言，重要的是考察相对地位的变化，这涉及对回归系数α的分析。如表1所示，不同省区I[，ij]回归的拟和程度不同，表现为判定系数R[2]、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及回归方程的P值差别较大，R[2]较大、P值越小，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和程度较高，相反，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低。这里的拟合程度“传递”了粮食生产指数变化是否稳定的信息。因此，应结合拟合程度，对系数α进行考察。这样，可以将各省区划分如下：
第一类：稳定上升区，α＞0，P值=0.0000。有6个地区，按照上升幅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吉林、新疆、宁夏。这些省区的回归系数α均大于0，说明了粮食生产指数在上升，而P值=0.0000，显示这种上升是稳定的，例如，黑龙江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占比大致以每年0.0969的百分比在稳定增加。在此类中，既包括黑龙江、河南、吉林、内蒙古等粮食主产区，也包括新疆、宁夏等非粮食主产区。
第二类：稳定下降区，α＜0，且P值=0.0000。有8个地区，按照下降幅度从大到小依次是：浙江、江苏、四川、广东、湖南、福建、江西、上海。这种类型既包括了粮食主产区的一些省份，例如，江苏、湖南、四川等，也包括了粮食主销区的一些省区，例如，浙江、广东、上海等；既包括了东部沿海的一些省区，例如广东、上海、江苏，也包括了中部的一些省区，例如湖南、四川等。可见，粮食生产地位稳定下降在全国不同地区的省份中都存在。
第三类：一定上升区，α＞0，0.0000＜P值＜0.0100。有5个地区，按照上升幅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河北、贵州、云南、甘肃、西藏。这些地区的α＞0，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粮食生产指数I[，ij]在逐渐上升。但是0.0000＜P值＜0.0100，可见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不如第一类地区，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指数的上升趋势不如后者那样稳定。
第四类：一定下降区，α＜0，0.0000＜P值＜0.0100。有5个省区，按照下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北京、湖北、陕西、山西和青海。从方向上看，α＜0表明这些地区的I[，ij]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渐下降，但从程度上看，0.0000＜P值＜0.0100，反映出这种下降趋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拟合，其下降的稳定性要低于第二类地区。
第五类：相对平稳区，α＜0或者α＞0，但P值＞0.0100。有5个省区，其中，有些地区的α＞0，例如：山东、安徽；也有一些地区的α＜0，例如：天津、辽宁、广西。由于这些地区的回归方程P值＞0.0100，相应的，R[2]和调整后的R[2]较小，方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低，暗示着这些地区的I[，ij]与时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程度。
以上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区的粮食生产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有些省区的粮食生产地位得到了加强，有些省区则在明显减弱，还有些省区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状态。总体上，东部和中部的粮食生产地位在下降，而东北和西部的地位在增强，粮食生产具有从“中心”地区走向“边缘”区域的倾向。按照通常的划分标准，粮食生产被划分成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3类（注：粮食主产区是指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湖北、四川、内蒙古、河南、河北、安徽、湖南、辽宁、江西等13个省(区)。主销区是指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海南、广东、福建7个省(市)。产消平衡区是指山西、广西、重庆、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区)。），还有文献将粮食生产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以及南方和北方，这些不足以准确刻画粮食生产的空间变化，在每一种地区划分中，都可能出现某些省份粮食生产地位上升、而其他一些省份粮食生产地位下降的情况。
三、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水平的变化
针对上述各省区的粮食生产地位的变化，一个问题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个直接的思路是对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由于特定地区的粮食生产量是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乘积，用M[，ij]表示省区j在时间i中的粮食播种面积，N[，ij]表示省区j在i时期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则有：
Q[，ij]=M[，ij]·N[，ij]
因此，可以从粮食播种面积M[，ij]和单产N[，ij]两个角度来讨论各省区粮食生产格局变化的内在机理。
(一)粮食播种面积
以各省区粮食播种面积M[，ij]为被解释变量，时间t为解释变量，能够得到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区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趋势。回归方程仍是：M[，ij]=C+αt，表2列出了回归结果，这里的单位是千公顷。
表2 1978～2003年我国各省区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情况
省区回归方程
R[2]
调整后的R[2]
P值
全国M[，1]=117324.3-421.4150t0.546434 0.527535 0.0000
北京M[，1]=618.0037-12.90882t0.749220 0.738771 0.0000
天津M[，1]=571.5692-8.934188t0.783657 0.774642 0.0000
河北M[，1]=7289.525-26.85709t0.242360 0.210792 0.0106
山西M[，1]=3503.216-19.15874t0.593908 0.576987 0.0000
内蒙古 M[，1]=3596.052+34.46369t0.389816 0.364392 0.0007
辽宁M[，1]=3236.250-12.20858t0.501039 0.490249 0.0001
吉林M[，1]=3384.132+16.07911t0.369064 0.342775 0.0010
黑龙江 M[，1]=6944.582+45.13012t0.704766 0.692464 0.0000
上海M[，1]=541.6077-11.56068t0.850050 0.843802 0.0000
江苏M[，1]=6801.330-57.64096t0.667932 0.654096 0.0000
浙江M[，1]=3784.974-61.82403t0.725610 0.714177 0.0000
安徽M[，1]=6124.330-5.458359t0.098924 0.061379 0.1176
福建M[，1]=2190.778-15.21009t0.482291 0.460719 0.0001
江西M[，1]=3875.530-23.30335t0.787272 0.778408 0.0000
山东M[，1]=8545.534-44.57542t0.415960 0.391625 0.0004
河南M[，1]=9134.294-7.528034t0.114583 0.077691 0.0907
湖北M[，1]=5675.913-56.92318t0.765526 0.755756 0.0000
湖南M[，1]=5637.882-31.85761t0.753340 0.743062 0.0000
广东M[，1]=5453.744-77.73374t0.895704 0.891358 0.0000
广西M[，1]=3903.246-15.11904t0.325475 0.297369 0.0023
四川M[，1]=10303.34-31.60297t0.287376 0.257683 0.0048
贵州M[，1]=2177.845+35.67614t0.717545 0.705776 0.0000
云南M[，1]=3315.109+26.97709t0.543522 0.524503 0.0000
西藏M[，1]=196.1000-0.125641t0.031275 -0.0090880.3875
陕西M[，1]=4352.295-27.45289t0.558104 0.539692 0.0000
甘肃M[，1]=2932.147-6.996957t0.256195 0.225203 0.0083
青海M[，1]=439.7197-4.411145t0.612248 0.596092 0.0000
宁夏M[，1]=673.5083+5.198530t0.477980 0.456229 0.0001
新疆M[，1]=2219.397-32.32397t0.914921 0.911376 0.0000
表2显示，在静态意义上，回归方程的C大致反映了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的情况。粮食播种面积超过5000千公顷的可视作粮食生产大省，它们是：四川(10303.34)、河南(9134.294)、山东(8545.534)、河北(7289.525)、黑龙江(6944.582)、江苏(6801.330)、安徽(6124.330)、湖北(5675.913)、湖南(5637.882)、广东(5453.744)，这和前面粮食生产指数较高的省份比较一致，说明播种面积较大是确保粮食生产地位的基本要件。
从动态的角度讲，可以将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区分成4类：
Ⅰ：稳定增加，α＞0，P值＜0.0050。有6个地区，按照增加幅度由高到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内蒙古、云南、吉林和宁夏。这些地区基本上分布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它们与全国每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421.4150千公顷的状态很不一致。
Ⅱ：相对不变，α＜0或者α＞0，P值＞0.0050。有5个省区：安徽、河南、四川、西藏、甘肃、河北，这些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回归方程的P值大于0.0050，说明拟和程度较差，这些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变化与时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以认为其粮食播种面积相对稳定。
Ⅲ：一定缩减，-30＜α＜0，P值＜0.0050。包括10个地区：北京、天津、山西、辽宁、上海、福建、江西、陕西、广西、青海。从方向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从程度上看其下降的幅度并不是最大的。
Ⅳ：急剧缩减，α＜-30，P值＜0.0050。共有8个省区，它们是：广东、浙江、江苏、湖北、山东、新疆、四川、湖南。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它们大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的传统粮食主产区。
(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同理，可以得出各省区粮食单产的变化情况，N[，ij]表示第j个省区在i时期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仍然采用回归方程：N[，ij]=C+αt，则N[，ij]的回归结果被概括在表3中，这里的单位是公斤/公顷。
表3 1978～2003年我国各省区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情况
省区 回归方程 R[2]调整后的R[2]P值
全国N[，i]=2781.000+73.79272t0.890797
0.886247 0.0000
北京N[，i]=3660.843+81.43897t0.408542
0.383898 0.0004
天津N[，i]=2213.483+107.2947t0.756708
0.746571 0.0000
河北N[，i]=2159.065+77.83282t0.893628
0.889196 0.0000
山西N[，i]=2110.732+38.55829t0.532520
0.513042 0.0000
内蒙古 N[，i]=976.6708+93.90188t0.894655
0.890266 0.0000
辽宁N[，i]=3539.926+68.36444t0.442158
0.418914 0.0002
吉林N[，i]=2864.680+133.2687t0.613565
0.597463 0.0000
黑龙江 N[，i]=1724.923+80.71795t0.753242
0.742960 0.0000
上海N[，i]=4244.009+101.9651t0.848260
0.841938 0.0000
江苏N[，i]=3967.818+85.00205t0.805567
0.797465 0.0000
浙江N[，i]=4427.511+41.17299t0.693840
0.681084 0.0000
安徽N[，i]=2814.185+69.63590t0.640625
0.625651 0.0000
福建N[，i]=3641.243+48.59453t0.868634
0.863161 0.0000
江西N[，i]=3357.255+69.35145t0.826635
0.819412 0.0000
山东N[，i]=2779.323+110.5744t0.884486
0.879673 0.0000
湖北N[，i]=3293.095+92.65675t0.877819
0.872728 0.0000
湖南N[，i]=4037.889+64.55521t0.749184
0.738734 0.0000
广东N[，i]=3201.022+85.43145t0.867348
0.861821 0.0000
广西N[，i]=2811.431+61.13333t0.826211
0.818970 0.0000
四川N[，i]=3430.332+51.63350t0.727286
0.715923 0.0000
贵州N[，i]=2476.108+46.18291t0.768278
0.758623 0.0000
云南N[，i]=2327.520+48.96718t0.919154
0.915786 0.0000
西藏N[，i]=1655.738+122.9282t0.894906
0.890527 0.0000
陕西N[，i]=1968.785+41.49744t0.702838
0.690456 0.0000
甘肃N[，i]=1464.354+60.32991t0.902416
0.898350 0.0000
青海N[，i]=1943.920+56.83214t0.786465
0.777568 0.0000
宁夏N[，i]=1437.342+84.55590t0.927736
0.924725 0.0000
新疆N[，i]=1334.692+175.0513t0.990607
0.990216 0.0000
从表3来看，就全国而言，静态的粮食单产水平是2781.000公斤/公顷，每年大约增加73.79272公斤/公顷，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单产在稳步提高。这个结论在各地区也成立，观察各省区单产的回归方程，R[2]和调整后的R[2]都较大，P值均为0.0000，可见方程的拟和程度较好，而系数α无一例外地大于0，说明各省区的单产都在稳定增加。尽管如此，各省区的单产及变化却很不相同。C值较大的地区是：浙江、上海、湖南、江苏、福建、北京、辽宁、四川、湖北、广东、江西等，这些大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的粮食主产区；C值较小的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西藏、黑龙江、青海、陕西等，基本属于北部粮食产销平衡地区。从变化趋势来看，系数α超过全国平均水平73.79272公斤/公顷的有15个省区，其余14个省区低于这个水平。按照α值可以将各省区划分成4类：
Ⅰ：急剧提高，α＞100。包括6个省区：新疆、西藏、吉林、山东、天津、上海。改革开放之后，这6个省区粮食单产的增长速度最为迅速，其中新疆的增长最为引人注目。
Ⅱ：快速提高，74＜α＜100。包括9个省区：北京、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河南、湖北、广东、宁夏。这些省区的粮食单产增长速度虽不是最快的，但却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Ⅲ：中速提高，50＜α＜74。有8个省区：四川、青海、甘肃、广西、湖南、江西、辽宁、安徽。这些省区的粮食单产增长速度虽然低于全国水平，但却不是最低的地区。
Ⅳ：缓慢提高，0＜α＜50。有6个省区：山西、陕西、浙江、贵州、福建、云南。这些省区的单产增长速度最小，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其单产相对于其他地区是降低的。
各省区粮食生产指数的变化与粮食生产量的相对变化有关，而粮食生产量在根本上取决于两种因素：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回归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之后，各省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呈现出了多种变化，根据变化幅度和方向可以分成4类：稳定增加、相对不变、一定缩减和急剧缩减。与此相对，各省区的粮食单产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提高，但因程度不同也可以分成4类：急剧提高、快速提高、中速提高和缓慢提高。显然，这两种因素变化的不同组合恰好可以解释地区粮食生产指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