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和“一百年”的阐释学统一——中国学术评价与文学阐释的批评探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一百年论文,五千年论文,批评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天这个全社会共同吁求学术创新与学术道德，而国家大力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任何一种旨在把握“中国国情”从而具有反思深度和批评力度的创新建言都将意识到，“五千年”和“一百年”的阐释学统一，乃是当下中国人文学术自主创新的核心课题之一。自觉确认这一课题的内在合理性，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学的文化阐释领域。这是因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和文化阐释，实际上已然分解为两大传统，从最深层的人文价值判断到最外在的文章表述话语，都可见“五千年”传统文学文化与“一百年”现代文学文化的二元对立。不管是当下学科体系“拆解式构型”和学术研究“碎片化汇集”之间的相互支撑，还是当下学术评价以“定量考核”为基础和社会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智慧之间的心照不宣，在乱象背后，有着有意无意间把某种历史存在的合理性放大的思想动因，而支撑此动因的内在理念，大都来自古今新旧以及中西是非的二元对立。只有从标本兼治的学风建设思路和学科建设理论出发，才可能穿透表象而发现问题之症结所在，从而求得解决之道。尽管谁都明白，为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中国学术把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深受智者之洞见的启发，笔者拟展开以下三个方面的批评性思考。 相较而言，当下中国是一个格外注重评估考核的国度，这本身就耐人寻味。深入到社会管理各层级的“绩效”考评，就其“多劳多得”、“奖励优质”的管理初衷和效益而言，都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运行中失误和疏漏随时出现，但在宏观层面上肯定其为正能量释放，仍是十分必要的。 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这种带有科技数据主义倾向的定量考评系统忽视了人文学术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独特性，而且突出地表现为现有学术评价体系中定量检测与定性评议的实际结合模式是很成问题的。简略而言，在现行各类学术评价系统中，属于量化检测的那一部分大体上被确立在整体建构的基础部位，如奖项的初评阶段、核心期刊的初选阶段等。初看上去，这种制度的设计非常合理，因为它将同行专家的定性评议置于更高的层次，给人以专家评议高于、重于量化测评的印象。殊不知，这种带有“定量检测基础上的定性评议”的模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定量决定定性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再优秀的学术成果，也只有通过量化测评后，才能被真正懂得它的专家见到，这难道不是定量决定定性吗？不仅如此，以量化检测为基础的学术评价，其内在的设置逻辑是学术研究的高水平一定体现为引用率等量化数据的高指标，而这一点是可以质疑的。须知，引用率实际上来自该论文被其他研究者的利用程度，高引用率说明该论文的利用程度高，在推进学术共同进步的意义上，这一点至为重要。然而，其中不仅存在着“曲高和寡”和“创新超前”等问题，而且存在着引用者与被引用者在学术选题上的趋同性问题，而趋同所向，显然在于论文内容是否“主流”和选题是否“热点”，同时还有刊物的影响是否大、作者本身是否权威等因素。无论如何，所有这些直接影响量化检测数据的因素，未见得都与研究的水平相关。放眼当今社会，如果说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测试类论文可能因为提供更准确的数据而广受引用，那么，人文学术领域也会因为论题的趋同和资料的丰富而实现学术利用价值的提升。有鉴于此，即便我们高度肯定定量检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不宜像现行评价制度这样继续维持“定量检测基础上的定性评议”，而应该实现定量与定性的真正分离，以便实现多元化评价之间的彼此参照和相互补充。 国家教育与科技管理部门多年以来一直呼吁的“质量”工程，有望在这一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中逐步实现。也许，这会一时造成管理成本的提高，但也只是“也许”而已! 我们期望着一个开放而多元的学术评价体系。真正的多元化，是指非同质化的多元化，同质化的评价实体，数量再多，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鉴于学术领域“中国国情”的具体情况，进而可以建议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多元学术评价，要而言之，即“多元一体”。这种多元，关键在于“定量检测”与“定性评议”的真正分离。其具体可行的实施，是培育具有不同评价模式的评价实体，不是一种模式的多次复制，而是不同模式的独立运行，以及独立运行过程中相互借鉴基础上的优势互补。譬如，完全可以有各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评议报告和数据监测中心评估报告两种文本的同时存在，然后在两者客观的“共识”中实现公正科学的学术评价。 尤其在关乎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人文学术领域，那种主要来自科技成果检测经验的评价机制，特别是作为评价体系之基础的数据主义测评分析，与中华传统文化自成一体的经典构型、思维模式、传习规律不相契合。有识之士已多次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又是不一样的，但这种不同学术事业间的差异性，并没有体现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一种基于科技成果检测的特殊评价模式被普遍化，强力通行于各领域。必须承认，就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具有科学研究之“科学性”一样，人文学术同样具有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有鉴于此，本文甚至想尝试提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的说法——借鉴“艺术哲学”范畴而提出“艺术科学”范畴，从而说明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都具有“科学性”。但这种普遍性意义上的“科学性”是与相互区别的特殊性同在的，反映在学术评价体系的建构上，应该是让普遍性蕴含在特殊性之中，设计针对不同领域的“适宜于评价对象”的评价体系。就人文学术而言，对哲学思辨之高明智慧的探询性把握和对文学审美之艺术敏感的体悟性发现，难道是量化指标的检测所能评定的？何况中华传统文化有其独到的思想造诣和艺术风格!人文学术的评价问题，是与“学术大师”的生成问题相互依存的，是与人文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发展相互依存的，而这一切最终都与当代社会所特有之时代精神中的学术理念和文化心理直接相关。 要而言之，现有学术评价体系如此建构的深层文化原因，在于一百年来科学信仰以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路所形成的“西体中用”式文化心理。“一百年”现代文化的原创动力，是“德赛二先生”的中国启蒙而生成的科学主义信仰，作为“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化之“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其影响深远。尽管“一百年”中国现代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科学主义信仰却与时俱进而至今，其间，“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和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科学的科学”的论点，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科学主义信仰的深刻影响。从清末民初的西学思潮到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的历史交织，再到实业救国和教育兴国的实践，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各种思想蜂拥而入的时代，总体上呈现出科学主义的特征。其间呼应“西学东渐”而出现的“中学自省”，主要表现为新文化人认定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主义的深刻反省。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大量有志之士留学海外寻求科学知识，再到当前实施的“千人计划”等，“一百年”的新文化传统就这样烙上了借重西学的科学主义烙印。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一再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情况下，“重理轻文”的现象依然存在，而当今运行有序的学术评价体系，正是借重科技成果检测的数据主义评价体系。 与此相应，则有学术领域以科技学术成果被国际“收录”为荣的学术文化心态。渴望“被收录”的学术文化心态，类同于渴望“被承认”的文化心态，都是后发展者仰视先进者的被动和自卑心态，都是自觉处于边缘而渴望进入中心的“边缘焦虑”。当中国处于科技落后状态，这样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如此，那也需要作为补充的“文化自信”来支撑自主创新的主体精神。何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人文学术研究是对“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历史认识和价值阐释，按理说本当充满“文化自信”，何以也有一种“被收录”心态呢？何以也会出现“失语”的焦虑呢？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①中译本出版时，连译者也不禁感慨，在这部可称为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简史的著作中，完全见不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声音。于是，便有了主动“外译”的文化冲动，希望借助“送出去”的力量提升中国学术的世界影响。殊不知，主动“送出去”和希望“被收录”是一种心态的两种呈现，实质上都是学术文化不能自主和缺乏自信的表现。国家之所以反复强调“自主创新”和一定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是要通过科学发明和经济发展，改变这种“被收录”、“被失语”的文明生态。而问题恰恰在于，反复强调“自主创新”的学术管理者，自身却难免用“被收录”思维来设计学术评价体系，并把科技成果的检测方法推广到人文学术领域。究其指导思想和文化心理之实质，终究在于“科学”与“人文”两端之不得其平! 近百年前，中国曾发生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如今回望那段历史，重新思考论战双方的思想主旨、思维方式和各个派别的思想主张和历史走向，其现实意义在于：与其把“一百年”现代文化视为新与旧、中与西、科学与玄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二元对立思维中的新学主导、西学中心和科学主义一端，不如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为基础，视“一百年”新文化为人文传承与科技创新的统一体——内部彼此激发而充满辩证思维活力的统一体，而非内部彼此否定而处于偏激状态的统一体，进而以此具有文化传承精神的科学创新思维来阐释“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富有“科玄和同”色彩的辩证思维，正该是中国阐释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而其投射到学术评价体系建构中的制度设计理念，并非过度强调人文学术有别于科学技术的绝对化的特殊论，而是一方面基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有的“科学”属性而追求评价的“科学性”(不等于引用率)，另一方面基于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不同本质而区分两种不同的“学术性”。譬如，和文学创作相比，文学研究含有“科学性”，但由于这是一种区别于科技研究的“艺术科学性”，所以，在学术评价活动的“定量”与“定性”互动中，属于文学艺术领域的学术评价，应该更为重视定性分析的专家评议——当然是确保由真正的专家所作出的公正、公平、公开的评议。 人文学术评价模式与人文学科构型模式是紧密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阐释大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学科构型问题，需要在与学术评价相互依存的意义上实现“通古今之变”而“兼中西之长”的集大成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②这是高瞻远瞩而又深思熟虑的文明理念，其指导下的“五千年”传统文化阐释，是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的思想创建，必然具有古今贯通而又中西合璧的特质。唯其如此，对于植根中华文化土壤而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学来说，当前与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同等重要的课题，就是中国文学学科的集成构型。换言之，即是“五千年”古代文学与“一百年”现代文学的集成阐释。 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最为典型的学科自觉现象，无疑是“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学科区分。这种“古代”与“现代”相分割的文学史观，其潜在的文化心理体现出典型的新事物必然优于旧事物的价值观念。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以及大量“新文学史”著述，自成传统，其以“新”相标示的价值诉求的思想文化语境，正是以“一百年”中国文学之“新”对立于“五千年”中国文学之“旧”。这就是“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对立，无论如何，新生的文学都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越性。因此，在很多人看来，绝不可将“一百年”现代文学的历史纳入“五千年”绵延至今的中国文学通史，因为这等于忽略“新文学”之所以优于“旧文学”的本质属性，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现代文学”作为“新文学”之所以“新”，在其内在规定性——“现代性”。关于这种支撑“现代文学”学科独立的“现代性”，现代学人多有阐释。 钱中文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③而汪晖认为：“现代性概念产生于欧洲，它首先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④缘乎前者，遂有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内在“人学”精神，包括原创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题，这就体现出后者所谓“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新文学的生成语境是新文化，这种“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的文学文化“运动”，具有来自科学、民主、法制对于愚昧、专制、人治的历史超越和文明优越。于是，不仅有了“五千年”与“一百年”在价值判断上的二元对立，而且有了“一百年”新文学、新文化对“五千年”旧文学、旧文化的基本否定。就像学界以新文学语境下的“纯文学”理念为中心而判定文学为“杂文学”一样，⑤这种相对的学术话语，带有明显的“文化歧视”，可惜世人习焉不察。还有一种习焉不察，就是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似乎不再考虑研究对象是否为文学作品，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泛化为略带“文学性”的各种古代文体研究，甚至下沉为略带“文采”的各种古代文体研究，难怪有不少学者呼吁“回归文学”。两种习焉不察，既反映出两个研究主体间的心理疏离与思想隔阂，又凸显出新旧文学关系作为一个文化问题的极端重要。 关于“新旧文学关系”的学术思考，首先要关注现代文学历史本身远比我们的学术描述要丰富得多的客观事实。譬如，我们该怎样看待钱钟书作为现代作家所创作的《围城》，与其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家所撰写的《谈艺录》呢？据说，为大众所熟知的《围城》和为学界所熟悉的《谈艺录》，都是在上海复兴中路上的家中写成的。《围城》中的文学“现代性”和《谈艺录》中的学术“传统性”，体现在钱钟书一人身上。钱钟书是精通数国语言的学者，其《谈艺录》和《管锥篇》的文体，无疑属于传统诗文评的随笔体，并且属于与传统“芙蓉出水”之“玉之美”相对应的“错彩镂金”的“金之美”。就这样，一位由西学知识与外语能力充实起来的现代作家，同时又是中国“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⑥之悠久传统的实践传承者。至少，在像钱钟书这样的现代人物身上，“现代性”与“传统性”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相得益彰。这当然不能证明新旧两派并不彼此对立，但却能说明对立的形势并非只是一派独大。据南社诗人江雪塍之子江蔚云回忆，1932年秋他进上海正风学院中文系读书，“正风学院是上海滩专研中国文学最高学府，校董是国民政府元老吴稚晖。王院长平时结交的都是硕学之士，因之他聘请到的教授，如胡朴安、胡寄尘兄弟、朱香晚、姚明辉、钱基博、吕思勉、潘兰史、陈祖壬、陈彦通、孙公达(孙诒让之孙，他是教《庄子》的)等人。章炳麟、陈石遗也来讲过学。”⑦可见当时的大都市上海，仍然有传承古典文学的高等学府，而且不乏影响至今的文化名人和学术大家。江先生还提到“京中是文人聚集最多的地方，经常有文酒之会”，王闿运“当时执诗坛之牛耳，是旧文学的领导者。胡适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提倡语体文。当年新旧两派是水火不相容的，你轻视我，我也轻视你。其实胡适的旧文学也是根深蒂固的，不像后来的新文学界中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江蔚云这位几乎和“一百年”现代历史相同步的文学人物的回忆提醒我们，和世人熟知的“新文学”一脉独大的历史面貌相比，这种“你轻视我，我也轻视你”的文学史真相，我们又了解多少呢？ 和上海的正风学院相比，西南联大的现实影响更为深远。近日有学者专题研究世人历史记忆中的西南联大现象，⑧其引述有道：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它所代表的价值是不是都是从西方来的呢？支持学术自由的都是英美自由主义派吗？不见得。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就是新儒家主义的代表冯友兰。虽然他也在西方受过教育，但他却是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的推行者。 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⑨ 如此看来，中国特色的“一百年”现代文化之“现代性”，恰恰是自由主义与儒家主义“相辅相成”，恰恰以屈原人格与现代诗人精神“搅在一起”为典型特色，此即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⑩之所谓。当年罗隆基在清华校刊上写道：“国文者，保国者也。科学者，强国者也。有国文无科学，国存而国弱。有科学无国文，国强而国亡。重国文不重科学，中国终于今日之中国。重科学不重国文，中国非为中国之中国。”(11)此文距今已近“一百年”，关于“国文与科学”这一带有“科玄论辩”色彩的思辨专题，罗先生的论说至今不减其精彩和深刻。而恰恰是罗先生在新文化发轫之初的论断，以及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育实践与学术氛围，提醒我们质疑直接引用西方理论以诠释中国历史的直线型阐释行为，当然也提示我们反省以西学语境中的“现代性”为唯一内在规定的单线推进式的“现代文学”史观。 众所周知，尽管毛泽东新诗迄无成功的认识，很可能与他本人喜好古典诗词的个人兴趣有关，但“一百年”以来的文学现实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新诗发展”与“古诗传承”即便未能真正“相辅相成”，也是始终“并行不悖”的。据《中华诗词年鉴》及相关资料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诗词社团上千家，其普及程度和传播广度已然生成为堪称典型的当代文学现象。(12)尽管人们对其中的“老干部体”颇多微词，但与之相携而行的“学院体”和大量存活在民间的青年古诗词创作，以古体雅词抒写当代情怀，佳作迭出，蔚成风气。总之，一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显然是古体与新体各自放声的二元世界，而不是“新文学”一家的单极世界。 反思有益于思想文化的创新建设。进而，我们就可以思考：客观事实上明明“搅在一起”，而学科主观上为什么却“难以接受”呢？为什么各自放声的二元世界未能升华为双声部交响的辉煌乐章呢？客观事实之外，我们更需关注决定着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学科建制的思想意识。 值此，便要触及当下学科困境和学术困扰的中枢神经。一部笔者参与其事的诗歌“通史”，其现当代部分就“不接受”丰富存在的古体诗词作家作品，而讨论过程中的学理隔阂，最终在于如何阐释“现代性”。(13)直言之，以中西合璧的辩证思维理性来回望“一百年”进而“五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必然会确认多元化的“现代性”阐释逻辑为我们的学术追求。其中，现代文学之原创主题“国民劣根性批判”所奠基的现代文学主体的批判精神，由启蒙的主旋律转变为革命的主旋律，沿着“破旧立新”的路线坚持不懈，历史地形成的“直线型现代性”阐释，只是人们最熟悉的多元阐释中的一种。此外，理应还有其他类型的“现代性”阐释。在多元存在最终可以简化为二元世界的意义上，另一种“现代性”阐释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传承传统的现代性”。毫无疑问，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内涵将异常丰富，结构将异常复杂。但无论怎样丰富和复杂，其“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富有自我批评机制的，从而开放自我而兼容并包，就像上文提及的新旧文学、中西思想之间的“相辅相成”，乃至于“你轻视我，我也轻视你”之彼此否定而导致的“相反相成”。基于此而可以有学科集大成整合的新思路。其实，日本学者曾将中华文明史上的宋代比拟为西方文明史上的“文艺复兴”，近年来兴起于古代文学文化界的“宋型文化”说，其赖以成立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认为宋代社会为近世文明之开端的论断，由“近世”而“现代”，中国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未尝不可以视为“东方文艺复兴”的历史新进境。如此这般的探询思考将涉及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由此，我们也深信，汤一介所呼吁的“中国阐释学”，应该具备集大成的思想文化特质。落实在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和相应的文化阐释上，可参照陈伯海提出以古今集成的“大文学”替代此前处于古今对立状态的“杂文学”和“纯文学”(14)的学术思路，来确立新的中国文学学科意识。 “大文学”观念的当下阐释学意义，一方面在于“新文学”超越相沿已久的“纯文学”观念而向当代社会开放自己的艺术殿堂，从而接纳新兴的写作意态和文体形态，包括接受“读图时代”冲击波所激起的类似于“手机写作”的全新现象；另一方面，缘此“共时性”开放而实现“历时性”开放，从而超越“新文学”先前以“杂文学”而轻视“旧文学”的学科偏执，与此相应，“旧文学”亦将摆脱长期以来自认庞杂的文学性尴尬，反倒可以重新思考“文体杂糅”现象中的“纯文学”讲求课题。“大文学”者，有容乃大之谓也。之所以需要“有容乃大”，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摆脱“你轻视我，我也轻视你”的状态而跃迁到“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的“新常态”。 在当今时代，自觉建构中国文学学科的“新常态”，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中国文学的“古今关系”是一门事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阐释的重大问题。 陈晓明尝言：“要有面向西方开放和学习的胸襟，也要开始产生出在汲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经验给予更加独特而深入的阐释。在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纳入西方的现代性，纳入世界现代性的范畴的同时，释放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现代性的异质性意义。”(15)面对这里的辩证阐释，类似于“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经验”这样的质问，显然有点简陋了。需要补充的是，在纳入世界现代性之际释放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之现代性意义，其所凸显出来的“世界之中国”中应有“中国之世界”的文化意义，又该如何同时含纳源远流长而自成一体的“中国之中国”呢？在笔者看来，“一百年”新文学文化所造就的学术习惯，往往呈现为融汇中西易，而贯通古今难。究其原因，恐怕正如张法所指出： 在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出现由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动一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运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出现传统和现代在观念和心理上的剧烈对峙。一方面，中国世界的中心化情结为保持中心对世界史进程的抵抗越顽强越持久，它就越把自己摆到现代化的对立面位置；另一方面，世界中国的中心化情结在以实现现代化来重返中心的过程中遭受挫折越多，就越感受到传统的负面“罪恶”。坚守传统和全盘否定传统都源于中心化情结，而全盘否定传统透出的是在传统的中心化天朝情结基础上深刻地意识到落后的急躁心态。(16)“中心化情结”值得大家“接着说”，它不仅导致了曾经有过的妄自尊大，而且导致了曾经有过的妄自菲薄。以此为“现代化”追求之主体动因，其极端庸俗化便是崇洋媚外，其学术极端化便是偏执的“现代性”阐释。现在，该是改变的时候了。这是因为，“后发”只是一种既定历史状态，而不是先验的永恒命运，“后发”者有可能与时俱进而与“先发”者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中国的“后发现代化”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以后，已经基本改变了“落后”状态。随着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随着“硬实力”推动下“软实力”的同步提升，相信国人的“文化自信”也会很快由精神愿景变成文化现实。“文化自信”树立之日，便是“中心化情结”消解之时。“天朝中国”一去不返，“世界中国”应运而生，而“世界中国”当然是“中国之中国”，因为只有充分体现“中国之中国”精神的“中国之世界”，才能与“世界中国”实现文明价值的同构。值此之际，以否定“五千年”而显现自身价值的“一百年”，将转换为以“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创新为自身使命的“一百年”，“一百年”缘此而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五千年”亦将成为“一百年”现代化追求的文化根基。换言之，“一百年”作为中国近代文明走向世界的探索实践期，体现着“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现代性”精神。这当然已不是“搅在一起”的混沌状态，而是优秀传统被优秀现实所发现从而合为一体的自觉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命题，已然整合“五千年”与“一百年”为一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之时代命题的学科建设意义，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就意味着重新探讨“通古今之变”的“文学性”问题，意味着在当下实现“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学科整合。学科整合是一个系统的学术工程，绝非行政管理机构一纸规定可以了事。其关键之一，是需要以开放的思维涵容中华民族古典美学精神于“现代性”之中，对于拥有“五千年”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其“现代性”所标示的现代文明，理应有一个来自中华文明史历史深处的思想原点和逻辑起点，“现代化”阐释中的“言必西方”将缘此而生成为“通古今之变，兼中西之长”。其关键之二，是需要以兼容的心态实现古典文学现代传承与现代文学持续发展所成就的文学“古典美”和“现代美”的高度“兼容并包”。其关键之三，是需要以相辅相成的学科内在机制来促成优秀传统与优秀现实的共同进步，从而真正实现“1+1＞2”的跨越式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命题，负载着中华民族建构“中国阐释学”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成“中国学派”文学文化思想体系的精神诉求。中国要成为实至名归的文化大国，就必须在世界文化语境下充分阐释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所谓充分阐释，是指具备相应开放幅度、反思力度与思维深度从而富有集大成造诣的阐释。实现文化学术的“中国梦”，这是关键。尤其在有关“中国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度思考中，如何激活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使之现代化和世界化，也就是不仅解释中华民族复兴之所以然，而且揭示世界文明发展之所以然，是一项艰巨的思想文化创造事业，绝非简单的“学术复古”或“古为今用”所能替代，非认真建构中国解释学体系不可。关键的关键，则是古今贯通的大历史视野中的理论阐释，须与注重实践检验的真理信仰实现良性互动。对于“通古今之变”的中国文学来说，超越单向度“否定传统”的“现代性”而跃迁到更高层次，将使它获得重新认识传统和自我的集成创新之时代机遇，而这种双向互动的重新认识，必然指向“究天人之际”的高明境界。中国文学的整合性学科建构，缘此而具有中华思想文化集大成阐释的深远意味，并有望探询中华文化绵延久长的生息之谜。 然而，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研究领域的现状却是，文献集成借助现代科技发展的强劲东风，以大批量“数据库”建设为依托，以国家层面重大文献整理“典藏”项目为支撑，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并有望收获更大成就，与此不相匹配，真正“通古今之变”且“究天人之际”的思想集成性的理论探询，却处于发展滞后和相对贫乏的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改变这种局面也需要历史合力的推动。但历史合力的形成需要一个凝聚思想力量的“核心问题”，中国阐释学赖以生成的“核心价值观”，正需要就此“核心问题”探寻思考并形成中国思想特有的“中心命题”，而“中心命题”实质上必然是中华思想文化特有的“中心范畴”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集大成的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必当以某一生动体现着“中国阐释学”之民族文化底蕴和思想理论风格的“中心命题”为理论核心。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一方面，人文学界大都确认“道”为体现中华思想文化之终极价值的核心范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中华传统文化为“‘道’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学界又大都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实践并且富于实践智慧的务实民族，并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这种实践理性多多少少影响到中华民族探寻形而上世界的兴趣，以至于在哲学思辨上逊于西方文明；两种判断，各自成立，然而又相互脱节，彼此冲突。这中间所存在的“问题”，由于涵涉太广，也由于思理太深，非此际一篇文字所能透彻阐明，所以只能期待于学界高明的专题讨论。但是，我们却不妨以“中国文学”之文化阐释为聚焦点，展开特定“问题意识”指导下的、必不可少的理论探询。 “一百年”来的“新文学”阐释，曾确认传统文学之“文以载道”观念为批判对象，这不仅起到了支持“道”中心主义的阐释学作用，而且由此派生出同时向古今两极展开的重道轻文、重道轻艺的文艺批评传统。就“新文学”而言，当这一传统遭遇由“启蒙”到“革命”的新文学文化传统时，重道轻文、重道轻艺与重思想而轻技艺的文化精神相见甚欢，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五千年”和“一百年”的文学文化阐释学统一。不过，这样的“道”中心主义，并不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真实。事实上，从富有学术史性质的《庄子·天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到汉代董仲舒时代的“独崇儒术”，尽管经历了由天下崩裂到天下一统的巨大转型，但传统思想文化之话语体系的中心词，分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道术”到“儒术”，始终有“道”也有“术”。唯其如此。在究竟是“道”中心主义还是“道术”中心主义这个核心问题上，学界至少也应该从容讨论，而不要急于下最后的结论。笔者认为，在我们响应汤一介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呼吁而开展相关思考时，理应结合中华民族特有的实践理性来把握与之对应的抽象思辨!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确认“道”与“术”合二而一的“道术”范畴为中华思想文化之核心范畴。 李克强总理在与中央文史馆馆员陈来的交谈中，谈到了“对传统文化理解‘偏’了”的问题。(17)细细推想，世人之所以“偏”者，既有不曾“一言中的”的缘故，也有不能“兼听则明”的缘故。以笔者浅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生成机制本身就决定了它既有“儒道互补”的思想建构特征，也有“儒表法里”的政治构型特征。多元一体，异质同构，既有诸子百家之共求道术未裂，又有阴阳易学之推演二元数理，包括叩其两端的学问之道，乃至安处“道枢”的“两行”智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任何一种阐释学尝试，都应该秉持“兼两”而非“偏一”的基本原理。即便我们讨论的是所谓“礼乐文明”，也须认识到，上古礼乐文化本是“礼乐刑政，其极一也”(18)的文明形态。世人因此而当领悟到，礼乐教化和刑罚惩治之兼备，乃原始儒家文化之本质属性，唯其如此，儒法之相容，固情理之中事。即便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是所谓“道家智慧”，同样也当意识到，中国原始道家不仅是“东方辩证法”之哲思智慧的原创者，而且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所擅长的实惠型想象灵感的原生体，源远流长的“玄远”思维，和同样源远流长的“实美”讲求，一体同构。其原生的典型例证之一，如《庄子·养生主》藉“庖丁解牛”寓言所阐发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19)的经典话语，其精神实质究竟是“道”中心主义还是“道技”中心主义？时至今日，仍当深长思之。无论如何，在事关中华传统文化之核心精神提炼的重大问题上，克服“偏”解的首要课题，正是在确认其“核心范畴”和“中心命题”之际，首先解决学术研究主体意识上的现代“一分为二”哲学辩证法与传统“合二而一”实践哲学之间的阐释学统一问题。这也正是特定意义上的“五千年”与“一百年”的阐释学统一。 要而言之，以“道术”为核心范畴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凝聚着中华民族兼顾形而上玄思与形而下智术的特殊智慧，并在绵延不绝的文明史进程中造就了以“原道养术”为中心命题的中国道德文章传统。 众所周知，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确认“自然之道”为其文章学体系之核心价值，而该书在结构上的典型特征，或者如历来辨识其整体构型者那样，依据《序志》篇“枢纽”、“纲领”、“毛目”逐层推演的三层次界定，阐释中国道德文章传统为以“原道”为内核而向外逐层显现为“辨体研术”的构型模式，也就是树立以“原道”意识为中心的经典体系和圣人崇拜，由此而决定“辨体研术”的文章实践事业；或者以《文心雕龙》文本事实为基础，阐释其道德文章体系为“文之枢纽”五篇统御下的“文体”论与“文术”论的两翼展开。当然，还可有其他的探询路径。学术研究可以多方探询，但殊途同归，只要不背离《文心雕龙》之基本事实，就应该承认“道”之枢纽的核心价值论，恰恰是为“文体”衍生论和“文术”钻研说的相互生成提供内在的学理支撑。这就清楚说明，中国文学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可以概括为“好道进技”的“道”、“术”统一论，以及“辨体研术”的“文体”“文术”统一论，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值此学界自觉到有必要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来建构“中国学派”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之际，笔者以为，完全可以在《文心雕龙》所谓“原道心以敷章”和“秉心养术”的内在逻辑统一基础上，凝练出“原道养术”这一核心命题，以此来阐释中国道德文章传统的美学精神。 不妨直言，与先贤“原道养术”故而致力于探寻真理与钻研技艺相比，现代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要么于探寻真理与钻研技艺均不着力，要么注重思想政治意义而轻视或忽视艺术审美价值。回望“一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研究史，重文献考据以至流于琐碎者多有，而重技艺解析使之入乎精微者少见。何以至此？道德文章传统中断，自是原因之一。这种传统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铁肩”的铸就需要崇高理想引领下的人格锤炼，需要信仰真理从而勇于担当的主体精神，而“妙手”的生成则需要文学写作的蔚然成风和艺术讲求的精益求精，需要整个民族人文素质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应用文体之发达与考究。而当今社会，两者都是稀缺事物。因此，不仅要警觉到“经济人”的自觉如何遮蔽了“道德人”的自觉，同时要警觉到对艺术“价格”的计较遮蔽了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与此相关，“道德日下”的感慨是与全民写作水平低下的隐忧同在的。因此，笔者认为，培育“道德人”之自觉应当与培育“文章家”之自觉相携而行。我们需要用心培养自己的综合艺术敏感和专业艺术分析能力，特别是在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中，知识讲授与技艺训练应当协调，就像哲学系不能只培养哲学史家而必须培养哲学家一样，文学系的学习，如果同时是一种吟咏性情而笔墨陶冶的生活，那该多有魅力! 讨论至此，自然要涉及“文人艺术”问题。这是因为，一来富有中华美学精神的传统文学艺术历史地形成了“文人艺术”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现象，并且历史地生成为诗文书画高度融合的美学集成类型，于是，对优秀传统文学艺术的现代传承就带有某种“复兴文人艺术”的意味；二来近年随着书画笔墨事业渐成热门，有人提出书法艺术乃中华文化之精髓，进而提倡“文人书法”，于是，“文人艺术”的美学精神阐释遂应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现代传承的中心课题；况且，在倡导建设“书香社会”的时代氛围下，充分阐释“文人艺术”的美学价值，也是植根传统文化以阐扬时代精神的题内应有之义。只是，我们有必要警觉，倘若传统“文人艺术”所倡导的“逸品”之美又被时下之阐释理解“偏”了，那不啻是当代审美文化领域的灾难。 究竟什么是传统“文人艺术”之“逸品”的美学价值和特征，本身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以“逸品”阐释为引领，学界已经形成了关于宋元以来中国艺术史以“逸品”为审美理想的结论。几乎所有这方面的阐释都是从表现“趣远之心”的“文人画”起步，继而进境于董其昌的“南宗”画论与王渔洋的“神韵”诗说，一路走来，逐渐凝练成以超然意识和萧散风度为核心的艺术哲学精神。不仅如此，“逸品”阐释中曾表现出的以“南宗”对峙于“北宗”的自觉意识，鲜明地凸显了“文人艺术”的学派意识，而其以“戾家”对峙于“行家”的风流自赏心态，又充分展示出自外于专业艺术的倨傲情趣。如此渐成习惯，而浑然不觉其间问题。其实早该意识到，将“逸品”艺境看成宋元以来中国近古艺术史凸显出来的“文人”艺术典型，绝非误解；但是只沿着“聊写胸中逸气”的主观自由与任性创作理路来阐述，分明又理解“偏”了。唯其如此，我们才需要自觉地还原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第一面貌。原来，生成于唐宋集成变创之际的艺术哲学轨迹，以“神”、“妙”、“能”艺境之外“逸品”境界的后来居上为显性标志，(20)一方面，反映为寄托着“文人”心性讲求与书卷涵养之特定情趣的简古拙朴风格，其偏执性发展的极端形态，便是书画笔墨的抽象化或者任诞、简率风格的讲求；另一方面，反映出唐宋转型过程中两种美学范型的集大成境界，“逸品”意味着能人能出的自由精神，意味着“技道两进”所达到的神思超逸与技艺绝妙统一于传神写照的理想状态。必须指出，偏执而极端的“逸品”走向，固然是艺术世界里难得的景观，但“技道两进”的“逸品”美更体现着“原道养术”的中华古典美学精神。 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文化软实力增强还有待证明——关键是来自文化阐释所体现的内在思想实力的证明。特别是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机遇期，不负众望而又凸显时代精神的中国文学文化阐释，必然要“通古今之变”以阐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主线是传统文化进入现代化创新实践而复兴自我，此即“五千年”进入“一百年”而又涵容“一百年”；也必然要“究天人之际”以证明全球性多元文化时代的世界文明建构不能缺少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只有具备令人折服的理论力量的人文对话话语，才能真正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此即“五千年”中国之中国与“一百年”世界之中国藉对话交流而和合共处。凡此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特别需要宏观论说与微观辨析的有机统一。唯其如此，本文基于人文学术评价和中国文学文化阐释现象而展开批评探询，试图以具体而微的建言和论说，小中见大，一斑窥豹。期望能以愚者千虑之一得，换取学林智者的高明讨论。 注释： ①参见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②《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第01版。 ③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④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 ⑤20世纪80年代，在陈伯海和蔡钟翔等的论著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之“文学性”的总体判断是“杂文学”。又可参见汪涌豪：《我国古文论杂文学体制原因探析》，《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6期。进入新世纪以后，学界与时俱进，陈伯海《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及其他——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学性”问题探源》(《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提出“大文学”概念，但论及古代文学，仍然沿用“杂文学”一词。 ⑥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序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725页。 ⑦江蔚云：《我在正风学院中文系读书的经历》，《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1日，第15版。 ⑧刘东：《自由与传统的会通——重读〈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⑨易社强：《西南联大反映了我的生活观》，《法制周末》2013年7月31日。 ⑩钱钟书：《谈艺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11)罗隆基：《国文与科学》，《清华周刊》第144期，1918年。 (12)参见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2-13页。该书对新文学中人古体诗词创作的分析，更值得了解。 (13)这里指的是赵敏俐、吴思敬总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11卷本)，本人作为宋代卷主编始终参与编委会会议，其中不止一次讨论到现当代卷应否接受现当代作者的古体诗词问题，然而，讨论总是没有结果。现当代卷主编吴思敬、王光明，均为学养深厚而思想敏锐的学术名家，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者如笔者等，合作非常愉快，足见这种由学科切割所造成的思维阻隔，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14)陈伯海：《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及其他——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学性”问题探源》，《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15)陈晓明：《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 (16)张法：《中华性：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解释》，《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7)参见《李克强与文史馆员谈文论道》，《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15日，第05版。 (18)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汉魏古注十三经》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2页。 (1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 (20)唐宋转型说以及缘此而生的“宋型文化”阐释，都应注意到，儒学新生之际的“孟子升格”现象和艺术领域的“逸品升格”现象，有着共同的文化语境和人文主体，但二者却有着丰富的思想底蕴和复杂的社会关联，包括“党争”的政治冲突、心性之学的酝酿发育和文学艺术之集成变创所含蕴的“汉唐气象”与“魏晋风度”的辩证统一。参见韩经太：《逸品升格的艺术哲学意味》，《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3日，第03版。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人文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围城论文; 科学论文; 谈艺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