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疚类型对初中生利他行为的影响论文

内疚类型对初中生利他行为的影响

李承芝1, 杨 琪2, 黄宝珍3

(1.湖州师范学院 艺术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2.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3.宁德师范学院 教育与艺术学院, 福建 宁德352100)

摘 要: 选取安徽省某初中66名学生作为被试,随机分为内源性内疚组和外源性内疚组,分别诱发各组相应的内疚情绪,比较两组在“独裁者”任务中利他行为的表现.结果发现,相比外源性内疚组,内源性内疚组分配给搭档更多的代币,且更能促进初中生的利他行为.

关键词: 内源性内疚; 外源性内疚; 利他行为; 初中生

0引 言

利他行为是对他人、社会有好处的行为,包括同情、慈善、分享、协助、捐款、救灾和自我牺牲等[1].利他行为的个体不期望得到外在奖励,且往往要做出一定的自我牺牲或承担一定的冒险代价[2].研究表明,利他行为受到包括内疚情绪在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3-5].内疚是指个体在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违反社会道德后心理上的不安,并由此引发的难过、自我反省等消极情绪体验[6].根据内疚的产生是否与当前任务直接相关,可以将其分为内源性内疚和外源性内疚两类.内源性内疚是指个体产生的与当前任务或活动等相关的内疚情绪,内疚对象是与当前任务或活动等相关的人;外源性内疚是指个体产生的与当前任务或活动等无关的内疚情绪,内疚对象是与当前任务或活动等无关的人[7].

内疚作为一种道德情绪,个体体验后通常会产生经济补偿、帮助他人等行为倾向[8],研究表明,内源性内疚[9-11]和外源性内疚[8,12-13]均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由于内源性内疚者和外源性内疚者的利他对象存在差异,因此两者可能在利他动机及利他强度上表现不同.内源性内疚者的利他对象是自己行为的直接损害者,而外源性内疚者的利他对象与自己行为和内疚情绪的产生无关.De Hooge等让被试根据电脑屏幕上随机出现的红色或蓝色图形做出相应的按键反应,任务结束后给予奖券作为奖励.任务共分两轮:第一轮被试和搭档各自为自己挣得奖券;第二轮被试和搭档各自为对方挣得奖券.第一轮任务结束后,给予被试积极反馈,因为被试和搭档表现得都较好,所以他们都为自己挣得了奖券.第二轮任务结束后,给予被试消极反馈,由于被试表现得不好,搭档没有获得奖券,但由于搭档表现得较好,被试得到了奖券.任务全部结束后,对被试进行内疚操作检测,发现被试被成功地诱发了内疚情绪.然后将被试分为两组:第一组为被试、参与任务的搭档、不知情的第三方(内源性内疚组);第二组为被试、不知情的分配搭档、不知情的第三方(外源性内疚组).最后让两组分别完成“独裁者”游戏,游戏时给予被试一定的奖券,并告诉被试其他分配对象不知道奖券的数量,被试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分配,分配对象只能接受,不能拒绝.结果发现,内源性内疚组(内源组)分配给搭档的奖券显著高于外源性内疚组(外源组),即内源组比外源组表现出了更高的利他行为[10].同时相比外源组,内源组虽然分给了搭档更多的奖券,但却分给了第三方更少的奖券,而分给自己的奖券没有差异.这说明内源组对搭档表现出更高的利他行为,而且是通过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来实现的,而不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在没有第三方利益可以损害的两人情境中,与外源性内疚个体相比,内源性内疚个体如果想要表现出更高的利他行为,必须更多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内源性内疚个体还会比外源性内疚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利他行为吗?至今尚未有研究提供直接的证据.

他16年坚持学术援藏,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真实轨迹。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到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另外,以往研究大多数都是针对成年人和儿童的,很少有在初中生的框架下探讨内疚类型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丁芳等以初中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与De Hooge等同样的方式诱发被试的内疚,然后通过让被试完成类似的“独裁者”游戏,分别考察被试在二人情境(自己、任务搭档)和三人情境(自己、任务搭档和不知情的第三方)中的利他行为表现.结果发现,两种情境下的内疚显著均促进了初中生的利他行为[14].但该研究关注的只是内源性内疚者的利他行为,至今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外源性内疚是否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以及内疚类型对初中生利他行为影响的效果差异.本文以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内源性和外源性内疚诱发操作,通过让两组完成“独裁者”游戏中分配代币的任务,比较两类内疚对初中生利他行为的促进效果.

当救护队的五个女兵像春风飘进战场,一下吹走了男兵心中的荒凉时,在战场,她们就是一群圣洁的天使,是一朵朵绚丽的鲜花,谁敢对她们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啊?

1研究方法

1.1被试

两组分别完成“独裁者”任务,在任务中分配者是“独裁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奖金,接受者无权干涉其分配方案,只能被动接受.“独裁者”游戏指导语为:由于你和搭档认真地将实验做到了这一步,作为奖励,现在给予你们两人10个代币,每个代币代表1元钱,实验结束后这些代币可以兑换成现金.现在将由你来决定如何分配代币,不管你如何分配,你的搭档都只能接受,不能拒绝,并写下你分给搭档的代币数和分给自己的代币数.只要分配者没有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即愿意无偿地给对方一定的利益,就说明他具有一定的利他因素[17],而分配者分给搭档的代币越多,说明其利他行为越高,所以被试分给搭档代币数的多少能很好地评估其利他行为的高低[18].本研究中只要被试无偿分配给了搭档代币,就被认定为具有利他行为.

1.2实验材料

1.2.1 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

Ogasawara R等[17]比较了耐力运动和阻力运动的次序对大鼠骨骼肌mTOR 信号及蛋白合成的影响,结果AMPK磷酸化在先阻力后耐力次序后增多。而Akt和mTOR的磷酸化在两种次序下均增加,但在先耐力后阻力次序下增加幅度较大,且伴有蛋白合成的明显增加。马延超等[18]拟建立一次性大强度耐力运动动物模型, 运动时间60 min,观察AMPK活性变化对Akt-mTOR信号通路的影响。结果在运动后1h、2h、6h组mTORSer2448磷酸化显著性下降,结果还提示,AMPK活性升高,可能通过降低AktSer473磷酸化,抑制Akt-mTOR 信号通路。本研究结果与之比较一致。

在平衡性别的基础上,将被试随机分为内源组和外源组,分别进行相应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内疚情绪诱发.内源组内疚诱发时要求完成“诱发内源性内疚的相关任务”,具体方法为:先在电脑屏幕呈现E-prime任务的操作方法.第一轮任务完成后,电脑程序给予被试积极反馈:因为你和你的搭档的正确率都比较高,所以你们各自为自己挣得了一些代币;第二轮任务完成后,给被试消极反馈:因为你的正确率比较低,导致你的搭档只得到了很少代币,但由于你的搭档正确率比较高,你得到了比搭档更多的代币[14].外源组内疚诱发指导语为:请你思考并较详细写下一件让你感到内疚的事,并认真体会这件事带给你的感受和想法[9].

1.2.2 诱发内源性内疚的相关任务

随着“全民健身”的到来,体育已经不再只是人们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人们释放压力和激情的一种强身娱心的生活方式,它已经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了当代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适度的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不仅能够强健体魄,而且也有益于大脑进行思考。因此,在忙碌的学习中,适度的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会培养学生形成一种高效的学习方式,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通过配对样本t 检验发现,内源组分给搭档的代币数极其显著多于分给自己的代币数(t 30=10.185,P <0.001),分给搭档的代币数占总数的64.80%(分配给搭档6.48个代币,总数为10个);外源组分给搭档的代币数也极其显著多于分给自己的代币数(t 30=8.721,P <0.001),分给搭档的代币数占总数的61.00%(分配给搭档6.10个代币,总数为10个),说明两组都表现出了利他行为.一般来说,在无内疚诱发条件下,被试在“独裁者”游戏中分配给搭档的利益占总利益的20%~30%[19].本研究以其最高比例30%作为参照,假设总数为10个代币,那么一般情况下被试分给搭档的代币数为3个.通过两组分给配搭档的代币数与数量3进行单样本t 检验发现,内源组分给搭档的代币数与一般情况差异极其显著(t 30=23.912,P <0.001);外源组差异也极其显著(t 30=24.623,P <0.001),表明与内源组类似,外源组也极其显著地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见表2).

1.3实验设计

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内疚类型(内源性内疚、外源性内疚);因变量:在“独裁者”游戏中,被试分给搭档的代币数量.

2实验程序

2.1内疚前测

要求所有被试完成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实验操作前,对所有被试内疚情绪基线进行测量.

2.2分组与诱发两组内疚情绪

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15]根据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16]修订,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积极情绪包括活跃的、热情的、快乐的、兴高采烈的、兴奋的、自豪的、欣喜的、充沛的、感激的;消极情绪包括内疚的、难过的、害怕的、紧张的、惊恐的、羞愧的、易怒的、战战兢兢的、恼怒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积极情绪为0.85;消极情绪为0.84.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5程度依次增高(1表示非常轻微或完全没有;5表示非常强烈).

2.3内疚后测

完成内疚前测后,内源组有2人因情绪诱发检测问题的回答与其在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上选择的内疚数值有明显矛盾,外源组有2人在中途退出,所以剔除这4个被试,最终得到有效数据为62份.以内疚类型和内疚前后测为自变量,以内疚前后测的数值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内疚前后测的主效应显著说明两组内疚后测均显著高于前测,同时被试对内疚情绪检测3个问题的回答也与其选择的内疚情绪增加相一致,表明内疚情绪诱发真正有效.内疚类型与内疚前后测交互效应不显著说明两组内疚前测没有差异,后测也没有差异(见表1).

2.4内疚情绪诱发效果检测

恒古骨伤愈合剂对绝经后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性骨折模型树鼩体成分的影响 …………………………… 袁 鑫等(18):2471

2.5完成“独裁者”任务

以安徽省某初中学生作为被试,通过班级宣讲招募到自愿参与实验的学生共66人,在平衡性别的基础上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内源组,共33人(男17人,女16人,平均年龄为14.56±0.58岁);另一组为外源组,共33人(男17人,女16人,平均年龄为14.71±0.60岁).所有被试均未参与过内疚情绪启动与利他行为关系的相关实验,也未从事过“独裁者”游戏等任何心理学实验.

3结果与分析

3.1内疚前后测结果

完成E-prime任务后,分别要求两组被试再次完成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并对两组内疚诱发效果进行测量.

表 1不同组别内疚前后测结果

Tab .1The results of guilt test before and after in different groups

3.2利他行为结果

自编E-prime程序任务,用来诱发内源组的内疚情绪.该任务包括练习和正式任务两个阶段:练习阶段有8个试次,正式任务阶段分两轮,每轮24个试次,共48个试次.具体操作方法为:电脑屏幕上随机出现红色字母、绿色字母和加号3种图案.当出现绿色字母时,按F键;出现红色字母时,按J;出现加号时,不按任何按键.各种图案在屏幕上出现时间都极短,要求被试瞬间作出判断,正确率越高,奖金越多.游戏共分为两轮:第一轮被试和搭档各自为自己挣得奖金;第二轮被试和搭档分别为对方挣得奖金(事实上,搭档是虚拟的,不管被试完成正确率如何,电脑程序都将给予其预先设定的反馈).通过预先设定的反馈,让被试认为“搭档为自己挣得更多的代币,而让自己为搭档挣更少的代币”,从而引发被试的内疚情绪[14].

为确保实验操作真正诱发了内疚情绪,内疚后测结束后立即对内疚诱发效果进行检测.检测方式为:分别向两组呈现内疚诱发检测的3个问题:问题1,看到你和搭档E-prime任务的结果,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问题2,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心情?问题3,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根据内疚的内涵,问题1的答案中应该出现“难过、痛苦、内疚、羞耻……”一类的负性情绪;问题2应该出现将不好的结果归因于自身不足一类的心情;问题3应该出现补偿、道歉、重做等一类的行为倾向[11].将这3个问题结合中国版积极消极情绪量表一起使用,如果被试在量表上选择了比内疚前测更高的数值,回答也大致符合上述答案要求,则认为被试被成功地诱发了内疚情绪;如果被试在量表上选择了内疚数值增加,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与答案有明显矛盾(如感到心情十分快乐,因为自己比搭档得到了更多的奖金),则认为被试没有被成功诱发内疚情绪.

表 2不同组别分配给不同对象代币数量

Tab .2The amount of tokens allocated to different objects in different groups

通过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内源组分给搭档的代币数显著多于外源组,(t 60=2.01,P =0.049),说明相比外源组,内源组更强地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

4讨 论

本研究通过分别诱发内源性和外源性内疚,采用“独裁者”游戏范式考察内疚类型对初中生利他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外源性内疚与内源性内疚类似,相比无诱发内疚情绪,也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这与以往研究一致[8-13].更重要是,内源性内疚较外源性内疚更强地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

内疚之所以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是因为内疚是一种基于道德的情绪反应,内疚产生后,为了减少内疚感,个体产生的负性体验会驱使其表现出较高的利他行为,去弥补自己对他人或社会造成的伤害,从而修复受到损害的人际关系[20].本研究在两人情境中考察不同内疚类型对初中生利他行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三点与以往研究不同:

一杭懒懒地躺在床上,不想动,犹豫了一会儿,挣扎着爬起来,走到字台前,借着淡淡的月光翻找了半天,找出一根只剩半截的蜡烛。点着了,烛光腾的一下,淡红色的光像爆炸一样,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风从破了一角玻璃的窗户挤进来,蜡烛摇曳着。一杭的影子被烛光投射到墙上,时高时低,时浓时淡。一杭背靠着床头发怔,也不知道过去多久,烛芯歪向一旁,火苗一矮,灭了。

(1) 本研究将内源性内疚和外源性内疚促进利他行为的效果研究,从三人情境扩展至两人情境.De Hooge等在研究中将被试分为内源组和外源组,在三人情境中考察两类内疚个体在“独裁者”游戏中利他行为的表现,发现内源性和外源性内疚均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

(2) 本研究将丁芳等对内源性内疚促进初中生利他行为的研究扩展至外源性内疚对初中生利他行为的研究.丁芳等通过诱发初中生的内源性内疚,在“独裁者”游戏中发现内源性内疚在两种情境下均促进了个体的利他行为.

(3) 本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内源性内疚较外源性内疚更能促进个体的利他行为,这与De Hooge等在三人情境中的结果类似[10].

在De Hooge等的研究中,相比外源组,内源组在三人情境的“独裁者”游戏中分配给搭档更多奖券的同时,却分配给了第三方更少的奖券,即内源组对搭档表现出更强的利他行为是通过损害第三方利益来实现的.这可能是因为内源组损害的对象是与当前任务相关的搭档,内疚者会专注于受损害者的利益而忽视身边其他人的利益,从而给予搭档更多的利益补偿;而外源组由于内疚情绪与当前搭档无关,内疚者不会专注于搭档利益,其对于受损害者的利他倾向只会转化为一般的利他倾向,而不会给予分配搭档更多的利益补偿[9].然而,在本研究的两人情境中,内源性内疚个体无法通过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对搭档进行更多的补偿.在总数为10个代币不变的情况下,内源组分配给搭档更多的代币的同时,只能分配给自己更少的代币.内源组分配给自己的代币数为3.52个,外源组为3.90个,且差异显著(t 60=-2.01,P =0.049).说明在没有第三方存在的两人情境中,内源性内疚个体对搭档表现出更高的利他行为,且是通过更多地损害自己的利益来实现的.对于这个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公平理论,根据公平理论的观点,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个体做出的贡献越多,获得的利益也就应该越多,反之,个体做出的贡献越少,获得的利益也就应该越少.假如这种公平关系遭到了破坏,个体便会感受到压力,进而可能采取主动减少自己多占的利益等措施来恢复公平的人际关系[21].本研究中,内源性内疚个体的搭档给被试带来利益同时,被试损害了搭档的利益,但最后却得到了比搭档更多的代币,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会促使个体在接下来的行为中给予搭档更多的利益补偿,以减少压力,恢复公平的人际关系.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按照皮亚杰道德发展阶段论观点,被试的年龄绝大多数已超过12岁,正处于道德发展的自律阶段,这一时期的个体对于公正与否的判断更多地是基于人际间的道德关系[22].内源组因为自己表现不好而影响到搭档获得利益,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利于人际间道德关系的行为,是不公正的,个体为了维护人际关系的公正,便分配给搭档更多的代币.另外,按照科尔伯格的道德三阶段的划分,被试年龄大多处于14岁左右,正处道德第二阶段的习俗水平,大部分个体处于“好孩子”定向阶段和遵守法律规范阶段,一部分个体认为那些受到他人赞许、社会肯定的行为才是好的行为,另一部分则认为应该遵守法律法规,不能违法社会规则和秩序[23].内源组个体因为自己表现不好而影响搭档获得利益,这可能会被认为不是一种“好孩子”行为,同时,由于被试损害了搭档的利益,而搭档却为自己带来了利益,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对社会规范的一种破坏.这种对于自我品行和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的认识,可以促进利他行为的发生[24].因此,为了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赞许、社会的肯定以及对被破坏的社会规范的恢复等,个体便可能会分给搭档更多的代币对其进行利益补偿.

同时,油田物资供应处还优化完善现代化物流供应链,建立标准化选型定型采购流程;根据框架协议采取订单式操作,提高物资采购的效率和效益,为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益开发的智慧油

为更有效深入地进行研究,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①本研究仅以安徽某农村中学的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且被试大多数为初三学生,生活背景和年龄上的一致性可能不能很好地代表初中生群体,因为初一、初二学生年龄大多处于12、13岁左右,根据前文提到的科尔伯格的道德三阶段理论划分,他们尚没发展到道德习俗水平阶段,这可能会导致两者行为道德动机的差异.为使样本更丰富、更具有代表性,今后的研究可以对不同区域、不同生活条件背景、不同年级的初中生进行取样;②被试在“独裁者”游戏中表现出的利他行为,是否能代表其在生活中其他方面也会表现出利他行为,可能也需要进行深入地探讨,因为利他行为包括同情、慈善、分享、协助、捐款、救灾和自我牺牲等各种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1],而本研究仅涉及到分享和牺牲自我利益行为.所以,在以后在实验中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对被试的利他行为表现进行考察,尤其是将被试放在现实生活场景中进行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1]WISPE L G.Positive forms of social behavior:An overview [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10,28(3):1-19.

[2]MAINARDI D.Roots of caring, sharing and helping:The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J].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1979,33(2):321-322.

[3]JANICE L H,JOSEPH D R,MASCOLO M F.Differentiating guilt and shame and their effects on motivation [J].Hartz,1995(1):274-300.

[4]BAUMEISTER R F,STILLWELL A M,HEATHERTON T F.Personal narratives about guilt: Role in action contro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J].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95,17(1-2):173-198.

[5]杨昭宁,顾子贝,王杜娟,等.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响:人际责任归因的作用[J].心理学报,2017,49(3):393-403.

[6]TANGNEY J P,WAGNER P,FLETCHER C,et al.Shamed into anger? The relation of shame and guilt to anger and self-reported aggression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2,62(4):669-675.

[7]DE HOOGE I E,ZEELENBERG M,BREUGELMANS S M.Moral sentiments and cooperation:Differential influences of shame and guilt [J].Cognition & Emotion,2007,21(5):1 025-1 042.

[8]BASILE B,MANCINI F,MACALUSO E,et al.Deontological and altruistic guilt:Evidence for distinct neurobiological substrates [J].Human Brain Mapping,2011,32(2):229-239.

[9]KETELAAR T,TUNG AU W.The effects of feelings of guilt on the behavior of uncooperative individuals in repeated social bargaining games:An affect-as-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ole of emo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J].Cognition & Emotion,2003,17(3):429-453.

[10]DE HOOGE I E,NELISSEN R M A,BREUGELMANS S M,et al.What is moral about guilt? Acting "prosocially" at the disadvantage of others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1,100(3):462-473.

[11]张晓贤,桑标.儿童内疚情绪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2(3):314-320.

[12]LINDSAY-HARTZ J.Contrasting experiences of shame and guilt [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84,27(6):689-704.

[13]NELISSEN R M A,DIJKER A J M,DEVRIES N K.How to turn a hawk into a dove and vice versa:Interactions between emotions and goals in a give-some dilemma game [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7,43(2):280-286.

[14]丁芳,周鋆,胡雨.初中生内疚情绪体验的发展及其对公平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4(5):1 154-1 159.

[15]邱林,郑雪,王雁飞.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修订[J].应用心理学,2008(3):249-254.

[16]WATSON D,TELLEGEN A.Toward a consensual structure of mood[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5,98(2):219.

[17]FROHICH N,OPPENHEIMER J,MOORE J B.Some doubts about measuring self-interest using dictator experiments: the costs of anonymity[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1,46(3):285-290.

[18]MYRSETH K O R,RIENER G,WOLLBRANT C E.Tangible temptation in the social dilemma:Cash, cooperation, and self-control[J].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2013,8(2):66.

[19]BOTTON G E,ZWIK R.Anonymity versus punishment in ultimatum bargaining[J].Games & Economic Behavior,2010,10(1):95-121.

[20]SMITS D J M,BOECK P D. Componential IRT model for guilt[J].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2003,38(2):161-188.

[21]GREENBERG J.Countering inequity with inequity: Over-rewarding generosity and under-rewarding greed[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10,12(2):181-185.

[22]PIAGET J.The Moral Judgment of Children[M].London:Routledge & Kegan-Paul,1932.

[23]KOHLBERG L.Moral Stages and moralization: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C].In T.Likona (Ed.), Mor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Issues,1976:31-53.

[24]SACHDEVA S,ILIEV R,MEDIN D L.Sinning saints and saintly sinners:The paradox of moral self-regulation[J].Psychological of moral self-regulation science,2009,20(4):523-528.

Effects of Guilt Types on Altruistic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I Chengzhi1, YANG Qi2, HUANG Baozhen3

(1.School of Art,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3.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Arts,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352100, China)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uilt types on the altruistic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66 students from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Anhu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ndogenous guilt group and the exogenous guilt group, in which the corresponding feelings of guilt respectively was induced, and their altruistic behaviors in the "dictator" task wer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bjects in endogenous group allocated more tokens to their partners than subjects in the exogenous guilt group.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endogenous guilt can promote the altruistic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ared with exogenous guilt.

Keywords : endogenous guilt; exogenous guil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altruistic behaviors

收稿日期: 2019-04-08

基金项目: 宁德师范学院中青年教师科研项目(2018Q205);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589);宁德师范学院教学课改项目(JG2018017).

通信作者: 李承芝,硕士,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E-mail:02517@zjhu.edu.cn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34(2019)08-0088-06

[责任编辑 高俊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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