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属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现状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队伍论文,现状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市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建立和形成时间较晚，其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始建于1979年，最晚组建的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于1988年8月正式成立， 而其余各所多为隶属于北京市各局的专业研究所。目前北京市共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所16个，研究人员600余人，研究领域包括了20多个学科，形成了一定的科研规模， 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科研成果，为我国和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摸清北京市社科界的人员分布、构成、基本素质、人才流动以及学科建设和科研管理方面的状况，为了促进我市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为制定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做决策依据，我们采用了问卷访问和电话访问两种调查方法，直接与占调查总体40%的244 名现科研人员和20名原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征询了他们对市属社会科学院所的学科设置、科研队伍建设和科研管理等基本状况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在这支科研队伍建立十几年来，第一次对其全貌、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次调查使用的是整群抽样法，其问卷调查的有效回收率为96%，样本总体为234人，置信度为0.99， 允许误差范围为±0.05；电话访问则是通过各院所人事部门找到在京的20名原科研人员，其回答有效率为100%。
一、研究队伍的现状
1.研究人员的构成与分布
本次调查中科研人员的性比结构为男性55.2%，女性44.8%；年龄结构为35岁以下的占26.5%；36岁至45岁的占29.5%；46岁至55岁的占24.5%；56岁至65岁的占18.8%；65岁以上的占0.9%。
以下是根据性别构成与年龄分布所做的分析图：
图1
可以看出，本市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年龄结构趋于中年型结构，其中46岁至65岁的男性研究人员要多于女性研究人员，而45岁以下的女性略高于男性。此外，在本次调查统计的大约二十个学科和专业中，文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人员的年龄偏高，而经济学研究人员比较年轻。
比起其它职业来，社科研究工作者的文化程度理应偏高，但本次调查显示，大学本科以下的学历者仍占到1/5。 本次调查还显示：本市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职称构成为：研究实习员为26人，占回答总体的11.2%；助理研究员99人，占42.7%；副研究员87人，占37.5%；研究员20人，占8.6%，其塔型结构图如下：
图2
可以看出，这个社科研究之塔的塔基是很不稳的，其原因在于后继乏人；关于助理研究员与副研究员人数相差不多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样本的年龄结构所致，总之，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金字塔结构，而是一个枣核型结构。
研究人员的收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单位发给的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二是稿费；三是课题的劳务费以及来自其它方面的个人收入。当然，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毫无例外地得到这全部三个方面的收入。在这三部分中，由于国家对事业单位采取行政拨款的方式，拨款数额历年也没有很大的改变，第一部分的工资、奖金及部分补贴对于每个研究人员来说是有保证的，因此，在此次调查关于收入状况的“月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这部分，有220人如实做了回答， 我们就以此人数为标准回答样本数，计算出市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年总收入及各个部分的平均收入。下面是计算结果：
北京市社科研究人员月平均总收入应为731.54元。
本市社科研究队伍是如何构成的呢？换句话说，本市科研人员在做研究工作之前是干什么的呢？调查表明，只有近1/5，即19.2 %的科研人员直接来自学生毕业分配，其余4/5 的人则是从社会其它职业改行来的。详见下表：
研究人员来源分布
这就是说，本市的社科研究人员中大多数并不是自学校门出来就干上本专业研究工作的，显而易见，这种结构的整体实力在于它的社会经验，而不足之处则在于其成员专业系统知识结构的某种欠缺。
2.社科研究人员的基本素质
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最终可以根据他的科研成果来衡量，但其对本专业最新信息的敏感性与知晓度、对相邻或相关学科和专业的知识了解和掌握程度、其外语水平和使用计算机能力水平的高低，同样应被视为影响其学术水平和科研素质的重要指标，我们在此把后四个方面称为科研人员的基本素质。
在调查中发现，在对本专业最新研究信息的了解程度方面，本市社科研究人员表示很了解国内最新研究状况的占其总体的32%；这其中46岁—55岁年龄段的科研人员所占比例最大，为37.0%；而35岁以下和56-65岁年龄段比例最小，均为16.43%， 这说明在这一老一少两个年龄段中，真正进入研究者角色的人似乎不多。
对国外研究最新状况的了解程度显然逊色于对国内最新状况的了解程度，其中表示“很了解”的人只占总体的7.7%， 干脆回答“不了解”的占13.5%，显然这与其本身外语水平的高低好坏有直接关系。
在对相邻或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方面，本市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以外，还基本掌握了与之相邻的一门以上的学科专业知识，这也是因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增多，不断发展，对其研究者提出的必然要求。
在外语方面，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以英语水平要求，应达到六级以上，我们的调查不是外语水平测试，因而不能客观地检测科研人员外语的实际水平，因此只能制定出优秀、好、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让调查对象进行自我测评，其结果为：外语水平自认为能够达到优秀标准的凤毛麟角。即使不看“听”、“说”、“写”这三项，只要求“读”能达到优秀者，也只有17人，这也就是说，在我市社科研究院所开列的研究学科中，平均每个学科也只能数出1个“充满自信”的优秀者。 承认自己“听”、“说”能力很差的科研人员均占其各自回答总体的35.7%。而承认“听”、“说”、“读”、“写”能力一般的，分别占其回答总体的46.5%、48.8%、44.0%和49.0%。进一步分析发现，外语水平高的多为青年科研人员。
在使用计算机能力的自我测评方面也是不容乐观的，不会使用计算机的占总体的1/4，为25.6%。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很差的占14.5%， 两者相加，占到总体的40%。同外语水平一样，计算机水平高的以中青年居多，不会使用或不太会用的以老年为多。随着电脑时代的来临，科研工作的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外，计算机已成为研究者最好的和必不可少的助手，因此我市“计算机盲”的状况亟待改变。
3.对工作满意程度及其工作投入状况
对工作满意程度指标表示科研人员对本人所从事工作的肯定或否定性评价。在此次调查中，选定了1992 年作为参照年度， 试图比较出自1992年以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对科研工作者有无冲击和影响。
下面我们将1992年与1995年的满意程度做一个比较：
图3
可以看出，1995年与1992年相比，满意自己工作的科研人员减少了5.8%，而不满意的人员增加了2.5%，说不清的人员增加了3.3%。 因此结果表明，三年来，不满意和对自己的科研工作感到困惑的科研人员略有增加，而不满意者和困惑者主要是月均总收入在平均数732 元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
从目前（1995年）对工作满意者的情况来看，46岁以上者是我市科研队伍中稳定的主体，其“非常满意”自己目前工作的人中，年龄愈大其满意比例也就愈高，而在“说不清”的人中是年龄愈小其比例愈高。从职称、收入与1995年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也可以看出，职称高、收入高的研究人员对工作的满意程度高，反之，满意程度低或者“说不清”。
此外，我们还对目前对工作满意的科研人员对本职工作的投入状况进行了调查，其结果为：认为自己在工作上投入了百分之百精力和时间的科研人员占其满意总体的27.2%；认为自己投入了九成精力和时间的科研人员占满意者的22.5%；认为投入了八成的占18.3 %； 七成的占11.3%；六成的占7.7%，由此可见，科研人员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在投入自己精力和时间的“行动”上得到了直接和鲜明的体现。
经统计检验，满意者性别与工作投入程度无显著相关关系，但年龄与职称却与工作投入程度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从年龄上看，工作中投入百分之百精力和时间的科研人员年龄越大，满意者人数比例也就越高。从职称上看也是如此。
从满意者对其工作满意原因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和体现自己价值”，是科研人员在众多满意因素中的首选目标，排在第二位的是“能为中国的改革事业贡献才智”，而并列第三的是“可以著书立说，留名于世，在学术史上占一席之地”，“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和“工作上自主性比较大”。由此可见，能把兴趣爱好与工作劳动，把自我实现与为他人贡献结合于一身以及研究工作方式本身的自主性、创造性特点，是广大科研人员满意其工作的最主要原因。而从人们回答的总频次分析中可以看出，使多数人对研究工作感到满意的主要因素是感兴趣和价值可以自我实现，其次是时间自由支配和工作的自主性。可以“青史留名”和“收入”等因素并不是科研人员中满意者最看重的。
在对目前工作不满意的科研人员对其工作投入程度的自我评价分析中，不满意者中有1/4的人在工作上投入了八成的精力和时间，另外1/4的人投入了五成的精力和时间，余下1/2的人回答很分散。 然而尽管对工作不满意或说不清楚感觉，在这个不满群体中仍有87.2%的科研人员用自己五成以上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有43.6%的人用自己八成以上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因此，抱怨归抱怨、干归干的确是科研人员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科研人员对工作不满意的原因分析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收入低”，其次是“研究经费少”，再次是“无住房”以及“学术著作出版难”。由此看来，经济收入水平低是使科研人员不满意其（职业）工作的最主要原因，这里既包括个人的收入低，没有住房或住房条件差的内容，也包括其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差的因素。从个人收入（包括以前被当作福利待遇的住房等）的条件看，我们在前面说过，科研人员的月全部收入的平均水平并不很低，但在这个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阶段，研究人员的劳动付出与贡献和报酬还是不成正比。以工资收入来看，科研人员与政府机关人员水平相等，处在全社会的中下层；从稿费收入来看，学术文章的稿费仍停留在千字20元左右的水平；再从科研环境看，研究经费平均每年每人只有几百元的数额，重大课题经费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尤其是年纪轻的中级以下的研究人员更是无法问津。而且，就算你不用或少用经费完成了研究课题，“学术著作出版难”又是当头一棒，你的研究成果，自身价值如何体现出来呢？由此看来，经济因素实在是制约科研工作发展和影响科研队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本市科研人员每天完成自己课题的时间平均为4.6个小时，读书学习时间平均为2.6个小时，两者相加为7.2个小时， 即7小时12分。事实上，即使不坐班， 科研人员的工作强度也丝毫不逊于坐班的其他职业者。
4.人才流动状况
自1992年至今，北京市属院所正式调出的科研人员约占现有科研人员的1/3左右。如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现有科研人员60人左右，自1992 年以来调出18名，其中出国3名； 北京市社会心理研究所现有科研人员9名，自1992年以来调出4名，其中出国3名， 北京市发展战略研究所现有科研人员30名，自1992年以来调出13名，其中出国2名。 本次调查专门随机抽取了20名已经调出原单位但仍在京工作的科研人员，对他们进行了有结构的问卷电话访问。其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93年为调出高峰年，以后两年逐年调出人数回落。这显然与国内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有关。第二是调出人员年轻化。在调出人员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占85%；中初级职称占90%。第三是他们现从事的工作比科研工作更具实际价值。第四是他们现时的心态和感觉普遍比原来更舒畅，境况不如呆在原单位的一个也没有。第五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个人价值在新的工作岗位比以前更能充分体现，出去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的只有一人。第六是他们现在的收入状况普遍比以前提高，85%的人比以前收入高出1倍多。
尽管在频次总计上“收入低”仍是原科研人员调出研究机构最多的原因，但有意思的是，把它列入首位原因的人并不多，有6 人在第三位上选择了它。而“专业不对口”在首选原因占了第一位，其次是“学科不景气”和“科研管理体制仍是吃大锅饭”和“其它”栏中“离家太远”等选择，第三是“学术成果没人重视，无法体现自身价值”。这说明，尽管科研人员抱怨做研究工作收入太低，尽管从目前不满意自己工作的科研人员那里我们得知，个人收入低是他们最不满的原因，但直接促使他们调出科研机构的最主要原因却是“专业对口”问题以及能不能在原专业中得到应得的回报，以体现自身价值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位改行做记者的原科研人员，现在的收入是原收入的5倍以上， 但她却特意在原因栏上写道“不喜欢原专业的工作”。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的结论。
以上是对原科研人员的调查，那么目前在职科研人员的流动意向又如何呢？目前在职科研人员不想换工作的占43.6%；无所谓的37.3%；想调换工作单位的19.1%。下面看看这后两部分人的意向流动去向：其中想离开现单位有1/4是想换个研究专业干干；不想换专业， 只想换单位的占13.7%，加上打算到机关去做调研工作的2.9%， 以及想继续深造的7.8%，总共有近50%的在职人员仍希望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剩下想走的人中准备去经商去公司的占18.6%，想做编辑记者的占7.9%， 想出国的占4.9%，另18.6%调离去向各异。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 年龄与流动意向有很显著的相关，年龄越小，想走和无所谓的人就越多，年龄越大，想留的人就越多。职称与流动意向的关系也是如此，职称越低，想走的越多，职称越高，想留的人越多，而无所谓“走”与“留”的人的意向流动趋向，也是同职称低走高留的方向是一致的。
从学科和专业划分的科研人员的流动意向看，想调离现单位的科研人员最大比例来自经济学，其次是艺术学，而最想留下的最大比例来自文学研究人员，其次是教育学，再次是历史学。由此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越是属于适应力强的学科或专业的科研人员想离开本单位的就越多，越是属于应用面窄的学科或专业的科研人员想离开本单位的就越少。教育学的应用面并不窄，但是基于各方面条件的比较，搞教育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还是倾向留在本单位做理论研究的多，这是个例外。
二、对科研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科研人员对北京市属院所研究机构设置的意见
我国目前研究院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建制，是沿袭了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的典型模式而与其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这样的机构建制的特点是把理论研究与教学和应用分别隔裂开来，因而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总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其产品（科研成果）又总让人有隔靴止痒之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今后研究院所的机构又应怎么改革呢？让我们听听研究人员自己的意见：
在此次调查中，有216名科研人员发表了意见， 其中认为科研教学机构应该合一的有44人，有效百分比为20.4%；认为按目前体制划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研究两大部分的有43人，有效百分比为19.9%；认为应以课题组为基本研究单元，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打破学科界限灵活组合的有90人，有效百分比为41.7%，仍赞成以学科划分研究机构的有33人，有效百分比为15.3%，其它6人。
看来打破原有学科界限，按课题组组合为单元承接科研项目，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四成以上科研人员的主观要求，仅凭单个学科知识和个人的力量不足以胜任和完成新形势下的新课题。
2.学科设置的意见
本次调查为被访的科研人员做了一个假设：即“如果政府的财政拨款不增加或适当削减，您认为以下各研究学科应该怎样调整？”其答案分别为“大力发展”、“保持现有规模”、“适度削减编制”和“应该取消”四种。
调查结果显示，科研人员公推应“大力发展”的研究学科依次为：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报学；认为“保持现有规模”的有文学、新闻学、艺术学和历史学；认为应智谋削减编制的有哲学、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文学；认为在本市应取消的学科机构有艺术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从全体科研人员对文史哲经这四门老学科的学科设置态度来看，科研人员似乎更倾向于在北京市保留经济学和历史学，而对保留文学和哲学的研究领地并不十分热心。
经过加权（对这四种答案分别给定的权数为2、1、－1、－2 ）处理，我们对北京市现有研究学科的设置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其学科设置排名如下：
名次学科得分
1经济学 302
2 法学 300
3社会学 260
4社会心理学 247
5情报学 242
6教育学 237
7城市学 226
8新闻学 138
9历史学 79
10
艺术学 76
11文学
74
12 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51
13哲学
45
（注：问卷设计时曾考虑到与院校学科设置做对比，故写上了法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实际上本市研究机构设置上没有这两个学科，而只有一个与政治学相类似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如果以上假设成真，科研人员关于学科调整的排名意见值得重视。
为了适应北京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不仅要对现有的学科和专业研究领域做一些调整和改革，而且需要新增加一些社会急需或从长远发展眼光来看很有必要做专门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和专业领域。在此次调查中，我们请被调查者填答了这方面的内容，被提名的学科与专业达34个之多。
当然，由被调查者提名的34个学科和专业只是意味着这些研究领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不同需求，正如一位被调查者所说的，“应拓宽研究者和学者的研究领域，而不在于新增加相应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编制”。我们看到，多数提到的学科都包括在北京市现有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之内，但也有个别重要的学科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在北京社科院曾一度设立过法学研究所，但不知什么原因在80年代中期给取消了，而根据目前的情况看，除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市里大概没有什么单位设立专门的法学研究机构，这显然与我市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很不合拍，因此，认真研究科研人员对于新增研究学科和专业领域的建议，重新规划我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合理配制是很有必要的。
3.对社科基金管理模式的满意度
由于市里对社科研究院所的行政拨款完全是采取参照上年基数而定且基本不增的原则，市社科院系统经费近些年颇有捉襟见肘之感。这行政开支基本分为工资和科研经费两大部分，单说科研经费一项，分到个人头上，科研人员全年多的可得到八百到一千元。（以课题组为单位是三、四千元），少的全年可得到三、四百元，这些钱实际上只够买几本参考书的。因此，国家考虑到这种情况，专门成立了资助科研人员搞课题的社会科学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国家和市里都有，申报课题的方式和基金分配办法基本一致，后来，北京市考虑到学术著作出版难的状况，又成立了出版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确有学术价值却又没有销路和学术著作出版，这出版基金与研究基金的管理办法也是大同小异，因此在此次调查中特地把两者合并在一起，对其课题申报方式、选题的范围和内容、评审人员的评审资格和基金使用分配办法四项指标进行态度测试，下面是结果：
科研人员对国家、市两社科基金管理模式的满意程度
如果把上表中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极不满意分别加权计算，以权数2、1、（－1）、（－2）分别代表之，其结果为正值表示肯定性评价，其结果为负值则表示否定性评价，越大的正值评价越高，绝对值越大的负值评价越低，那么根据满意度的计算公式：
满意度＝非常满意率X2+比较满意率X1+不太满意率X（－1）+极不满意率X（－2）。
被试科研人员对课题申报方式的满意度为－2.4； 对选题的范围和内容的满意度为－4.2；对评审人员素质水平的满意度为－14.0； 对基金使用和分配办法的满意度为－38.4。四项均为负值。可以看出，科研人员对目前社会科学基金的管理模式很不满意，相对而言，他们对课题申报方式的不满程度较轻，而对评审人员的评审资格及对基金使用和分配办法反映强烈，尤对后者不满程度更甚。
看来科研人员对社科基金管理模式的意见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态度，事实上我们在做科研人员对目前（95年）工作的满意度与他们对社科基金管理模式满意度之间交互关系的检验中发现，科研人员对工作的满意度与课题申报方式、选题范围和内容以及基金使用和分配办法的满意度有显著相关。同时发现，目前对工作“非常满意”的科研人员对社科基金管理模式的态度是“还算满意”，而目前对工作“不太满意”的科研人员对社科基金管理模式“很不满意”，两者相比，其满意程度后者比前者普遍下降了一个量度等级。
4.对目前基金管理模式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还是从以上四个管理要素方面来综合科研人员对基金管理模式的意见和建议：
A.对课题申报方式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认为现在的课题申报“层次多”，程序“复杂化”，“令人生烦”。
建议：改变当前的课题申报方式，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增加透明度”，有人提出：由个人提出题目和开题报告，基金管理部门公开招聘，经考试组成国家重点课题审题组，用招标方式决定重点课题归属。在具体程序上，应由首先提出此课题的申请人答辩，评委要当场投票，2/3为通过，没取得2/3的课题暂不批准，进行第二轮答辩竞叫（由同一题得票最多的两位或多位申请候选人竞叫），直到通过2/3 票数者得到正式批准。
持此意见和建议者有24人。
B.对选题范围和内容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认为现在“不应由几个专家定选题”，要缩小那些可有可无，却年年都有的选题，避免重复选题；从内容上说，现在的选题内容趋于老化，新内容太少，尤其对有市场潜力的课题几乎没有涉及，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还有的科研人员认为，现在的选题水准不高，大而空，缺乏调查研究，真正有价值、值得去做的不多。
建议：应扶植纯学术研究、基础性研究和创新性研究。
持此种意见和建议的有5人。
C.对评审人员素质水平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认为“出选题人不应同时是评委”，这样等于“自己设奖自己评自己，把钱名正言顺地装到自己的腰包里”；
还有人认为评审人员不应由离退休行政领导组成，应强调“专家制”，“各学科都要有自己的代表参加”。
有的科研人员批评道：“现在不考虑实际能力，搞论资排辈，有些评委专业面窄，知识老化”，甚至“把政客拉选票和奸商作风搬到学术领域来了”。
建议：评审人员要有良知、经验、见识、人品和判断反映能力，有针对被选课题的专业水平，有的科研人员提出要匿名评议，并及时调整评审人员（一年一度）。
持此处意见和建议者有7人。
D.对基金使用和分配办法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经费太少，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此外，市属基金应以市属单位为主（分配）。
建议：应按研究成果的实际社会价值分配基金。“不要象洒胡椒盐一样，平均每个课题都洒点”。
对急需抢救扶持，不时髦但确有学术价值的学科课题，应在经费上给予特殊支持和保证，如考古学应与史学分开，单列项目。
在具体操作上，有人提出：应在先期经费上投入小些，而鼓励、奖励性的后期经费投入大些，特别重奖有杰出创造者。不能奖励那些徒有虚名的成果和人，也不能看立项人是否有名而给钱。
持此种意见和建议者有19人。
此外，表示对目前社科基金的管理模式“不了解”者为5人。
三、调查结论与思考
（一）调查结论
通过对本次调查结果的数据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1、北京市属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男女性别比为100:81，男多女少，45岁以下女性多于男性，45岁以上男性多于女性；其年龄结构属中年型，即36-55岁的科研人员占其总体的一半以上；其职称结构亦为枣核型，中间（即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大，两头小；其政治面貌构成中，共产党员占一半以上。这样的年龄和职称结构正处于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年龄在46-65岁之间的研究人员是市属科研队伍中稳定的主体。
2、研究人员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的占80%，但从其来源看， 只有不到20%的科研人员是直接从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研究单位来的，另外80%以上的科研人员是从社会上其它相关职业改行做研究工作的，这样的研究人员构成其整体实力在于它的社会经验和阅历的富有，而不足之处则在于其成员专业系统知识结构的某种欠缺。
3、 研究人员这种“半路出家”的现象不仅对专业研究工作有一定影响，而且还由于这些改行人员进社科院所前没有进行过像大学生、研究生那样的外语水平和计算机能力的级别测试，因而辅助类基本素质水平普遍偏低，进而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国内外本专业研究最新信息的掌握和了解，防碍他们与国外同行直接的学术交流。
4、1992年以来， 国内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卷走了不少岸上的人，本应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员也无法抵御其诱惑。目前对工作感到不满意和说不清人占全体科研人员的1/3强，其中，45岁以下、中级职称以下、 月总收入在732 元这个市属社科研究人员收入平均数以下的中青年占了绝大多数。
5、1995年与1992年相比，在职科研人员中只有5.8%的人从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的态度转变为对目前工作感到困惑或说不清，或明确对目前工作表示不满意。这说明1992年以来的经济大潮对目前仍留在科研机构里的科研人员的冲击面不是很大，该走的都走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三年来一直是如此。但从总体看，科研人员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比1992年时下降。
6、不管对目前的工作满意不满意， 北京市属社科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他们中半数（50%）的人用于工作和学习的时间为7小时12分。即使是不满意者中也有87.2 %的人把自己五成以上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有43.6%的人把自己八成以上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总之，抱怨归抱怨、干归干的确是科研人员的一个显著特征。
7、 最使科研人员感到满意的是“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和体现自己的价值”；最使不满者感到不满的是干这个工作“收入太低，仅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而这在满意者眼中却不是最看重的，因此可以说，能留住科研人员的心的，是科研工作本身的特点，它能够把个人的兴趣爱好与工作劳动、把自我实现与为他人贡献结合于一身。
8、92年以来， 北京市各社会科研究院所陆续调出了一批科研人员。在调查的20名调离人员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占85%，中初级职称占90%，调入新单位后他们普遍觉得心情更顺畅、新的工作岗位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85%的人现在的收入比干科研时多了一倍和一倍以上。尽管“收入低”是他们普遍谈到的调离原因，但列居首位的调查原因却是“专业不对口”。这从事实方面印证了结论7。
9、现在在职科研人员想调换工作单位的有1/5，无所谓换与不换的有37.3%，职称越低，想走的人越多，职称越高，想留的人越多，而无所谓走与留的人的意向流动趋向，也是与职称低走高留的方向相一致的。在想调出本单位的人中，首选的调离去向是“找个更合适的研究专业干干”，打算“下海经商”挣钱的不到1/5。这再次验证了结论7和结论8。
10、助理研究员是科研队伍中的塔基，但目前这座塔的塔基正在动摇，在全体助理研究员中有1/4想调走（在想调离现单位的人中占 52.4%），40%无所谓，想留下干的只有1/3略强，这就意味着，有60%-70%的在职助理研究员处在不稳定状态中，而他们后面的补足力量（研究实习员）又严重不足，市属科研队伍面临着断层的危险。
11、以学科划分，越是目前社会所急需和热门的学科（如经济学）的科研人员，想离开本单位的就越多，越是应用面窄、社会上不好找职业的学科（如文学）的科研人员想离开本单位的就越少。但问题在于社会上急需和热门的学科和专业，恰恰需要加强其理论本身的研究。这种个人前途与职业需要之间的矛盾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愈加突出。
12、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科研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科研人员也在思考这一问题，认为应以课题组为基本研究单元，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打破学科界限灵活组合的占41.7%，仍同意维持原有以学科划分研究机构的只占15.3%。究竟如何做，还需结合高校、政研、党干校等部门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和规划。
13、有限的科研经费应用于加强和大力发展社会急需应用性强的学科（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和专业上，这已成为全体科研人员的共识。有些在高校、党干校重复设置且社会没有大量需要的专业学科应限其发展。
14、市属科研人员对目前国家、市两级社科基金的管理运作模式普遍不满，这种不满直接影响到科研人员目前做研究工作时的情绪和心态，影响他们对科研工作的满意度。因此，应听取科研人员对此的意见和建议，尽早地对研究基金和出版基金的管理分配办法进行彻底改革。
（二）调查思考
我们的调查结论为解决我市社科研究队伍的现存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四个待解决的问题依次是：
1、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出发，重新明确我市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精兵简政、优化组合，进行关停并转的研究机构和学科设置方面的体制改革问题；
2、建立社科研究方面的公平竞争机制， 改变目前社科基金（研究和出版）现有的管理模式问题；
3、加强培训和进修，提高在职科研人员整体素质水平问题；
4、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留住中青年业务骨干问题。
当然，社科研究队伍的问题有必要与高校文科教学队伍、党干校教学队伍和政策研究队伍的问题做统筹考虑、安排和规划，教学、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只有立足于此，打破固有的“条块”管理模式，才能统筹规划我市哲学社会科学的中长期战略，进一步促进我市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北京有这么好的人才和智力资源，有这样好的兢兢业业投入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科研人员，我们深信，只要改革方向正确，改革措施得当，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实力再登上一个新台阶是没有问题的。
后记：本调查课题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牵头组织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科研、 教学队伍调查》的子课题之一。 此调查执行于1995年3月，参加人员有韩长霞、戚本超、巴淑清、顾家晴、 高尔强和雷弢。调查方案策划、问卷设计和调查报告执笔均为雷弢，调查报告完成于同年6月，全文三万字。 本文作了结构性修改和文字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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