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的方法论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思想政治论文,教育学论文,范畴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07)03-0050-06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形态都是由一系列范畴构成的，它是人们对该学科领域问题研究进入理性阶段的重要标志，反映着该学科发展与成熟的程度。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研究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统一认识，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有以下八对：思想与行为、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疏通与引导、言教与身教、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教育与管理、内化与外化、个人与社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系统，是反映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整体的、整体与其要素、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运动的思维形式系统。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系统，必须遵循以下的方法论原则。
一、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
任何一门成熟的科学理论都表现为具有系统的逻辑范畴体系。这种逻辑范畴体系和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为科学理论系统化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
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指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历史，即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演变过程，以及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思维发展的历史过程。逻辑，就是指人的理性思维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概括和反映，是历史的东西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是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之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系统的构建，正是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总是丰富多彩的，是在无数的偶然、曲折和跳跃中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必然性。而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是以“浓缩”的形式，在“纯粹”的形态上，撇开了一切偶然的因素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系统逻辑起点的思想与行为，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起点，因为思想与行为是人类认识思想教育的初始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出现最早、认识最为深刻的一对范畴，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
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是建构科学理论结构体系的根本原则，同样也是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就是说，逻辑上最初的东西应当表明它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科学理论在历史上的起源应当“凝结”为作为理论内容叙述起点的逻辑范畴，“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1] (P191)首先，理论的逻辑行程和客观对象的发展历史过程是一致的。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 (P43)这段话不仅说明历史的起点应当是思想的起点、逻辑的起点，而且也说明理论体系的逻辑行程必须与客观对象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相一致。思想与行为是人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是人类思维中最早出现的认识对象。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形成了人们朴素的集体主义思想意识。人们在劳动中相互关心、服从习惯、遵守礼法。一些长者(实质上就是思想教育者)通过言传身教进行风俗习惯和传统信仰教育，培养少年氏族成员。这种思想教育与行为活动一般是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之中进行的，一方面把生产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也传授社会风尚、礼仪、宗教、道德规范等。这说明，思想与行为是人类认识思想教育的初始对象。
其次，思维的逻辑行程和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恩格斯说：“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偶体)的发展和它们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像某一个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3] (P331)这就是说，如同高级动物个体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动物进化史的缩影一样，个人头脑中辩证思维的过程，也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整个历史相一致。整个人类的认识史经历着由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再由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个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如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如此，作为一门科学，其思维的逻辑行程更需要如此。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出现最早、认识最为深刻的范畴，这集中体现在我国古代思想家对知行统一的深刻论述上。荀子在道德修养上不仅重视学习(“知”)，而且还强调道德行为实践(“行”)的重要性。他说：“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4] 他认为“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阶段，如果学习了而不去实行，虽有厚实的道德知识，也是行不通的。同时，也只有把道德思想认识付诸行为实践，才能使道德思想观念更加明白清楚。王阳明也主张“知行合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5]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就其反对将知行割裂为二，反对因朱熹“知先行后”说的影响而造成“学者不能着实体履，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的学风而言，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对于我们今天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克服人们的知行脱节，表里不一，使其思想和行为达到统一，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辩证思维的发展，总是经历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也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因此，坚持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也就必须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这是构筑任何理论体系的必循准则。
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通过分别确定思维对象的各方面、各部分、各层次和各种关系的基本规定性，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这些方面、部分、层次和关系有机地综合为思维整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之一。
研究和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因为，一方面，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的运行过程，就是从逻辑起点(思想与行为)、逻辑基项(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经过逻辑中项(疏导与引导、言教与身教、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教育与管理)、成果范畴(内化与外化)到逻辑终点(个人与社会)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展开过程。这个逻辑的展开过程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基本上相一致的。以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为逻辑起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为根据和内容，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和现实感，具有严密的内在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系统，就可以逐步建立起来。这说明，从逻辑起点到基本范畴系统，是一个各对基本范畴之间不断转化、前进、上升的过程，是起点范畴不断获得自身规定而逐步丰富的过程，是起点范畴潜在的内容不断显露和表现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和本质特征的明确和展现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内在规律和总体轮廓的揭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动地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另一方面，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诸对基本范畴形成的过程，经历着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过程。科学抽象不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绝对观念的自我意识过程，而是在实践基础上运用理论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抽象过程表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然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 (P18)这个过程就是由感性的具体到抽象的规定，再由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这是科学抽象的基本过程。
所谓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规定，就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感觉、知觉开始，在感觉、知觉基础上形成表象。感性的具体是关于事物整体的认识，然而它只是对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在感性具体中，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偶然和必然是混杂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浑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2] (P18)人们在认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客体时，在实践基础上，首先反映该客体的表面现象，也就是通过人们的五种感官(眼、耳、鼻、舌、身)直接反映该客体的具体形象，即我们称之为感性具体。在反映感性具体的基础上，人们运用分析的方法，把事物分解成为各个部分，从整体中抽象出来，避开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出本质的属性，抓住必然性、规律性。这就是对感性具体进行科学抽象的过程。如果没有思维对感性具体进行科学的抽象，那么就不可能形成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各种现象的普遍本质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这是因为只有将感性具体上升为科学的抽象，才能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认识进到本质。正如列宁指出的：“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6] (P142)可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诸对基本范畴形成的过程，首先是对感性具体抽象的过程。例如：人们对“人”的认识，在感性具体阶段，古代人只知道“人”是直立行走的、有男人和女人之别等现象，并不了解“人”的本质特征，不能对“人”这一概念做出科学的界定。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发现了“人”与“动物”区别的本质特征，即“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等，形成了关于“人”的科学概念。这种对“人”的某一方面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就是一个抽象的规定。抽象的规定表面看起来离客观似乎更远了，但它却使人们的认识从事物外部的、现象的方面深入到事物内部的、本质的方面，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然而，它本身又有很大的局限性。抽象是对客观事物某个方面属性的反映，它相对于客观事物的具体性、整体性和全面性而言，则是孤立的、片面的。所以，当认识达到抽象的规定之后，还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 (P18)这个过程主要是运用综合的方法，将事物各方面本质的认识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发现它们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形成系统的认识。当人们深入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人在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层次、过程的具体性的认识中去的时候，才真正科学地认识了人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这时抽象的规定就上升到了思维的具体。然而，这种思维的具体相对于个人与社会这对基本范畴的更具体、更全面的认识而言，又是相对抽象的。于是思维的行程又进一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人们必须进一步弄清事物的内部联系，确定每一规定性在事物总体中的地位、作用。这就必须用综合的方法，把对事物局部的认识上升到对事物全部的认识，从而达到思维中的理性的具体。马克思说，思维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 (P18)例如，人们运用综合的方法，把对人与社会的各种“抽象的规定”的认识进行概括和总结，从总体上揭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即社会是个人的社会，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即社会造就了个人，个人又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机制，要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判断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是否正确，应以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为标准。个人与社会反映着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认识，集中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矛盾的特殊性，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个人与社会在利益关系上体现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则体现为社会化与个性化、个体思想社会化与社会思想个体化的关系。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我们应正确处理上述三个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就使个人与社会这对基本范畴达到了思维中的理性的具体。这种具体是把对事物的各个抽象规定综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事物多样性的具体在思维中的再现，是通过意识的主观创造作用，对客观事物多样性具体能动的反映。至此，才真正达到了对个人与社会这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真理性的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学诸对基本范畴形成的过程，是从感性的具体到抽象的规定，又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理性的具体的辩证过程。如果没有从感性的具体到科学的抽象，那么，就不可能有思维中的理性具体，也就不可能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了；另一方面，科学的抽象又有待于上升到思维中理性的具体，否则就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丰富多样的具体事物，也就无法形成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中各种现象的普遍本质和辩证矛盾的基本范畴及其系统。可见，我们只有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坚持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才能建构逻辑完备、表达明晰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
三、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6] (P290)一般认为，列宁正是通过此类有关辩证逻辑特性的论述，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理。列宁明确提出三者同一的原则，体现了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历史趋势，代表了现代哲学科学的发展方向。
研究和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必须遵循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因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形成，不是各对基本范畴的简单列举和依次排列，而是所有基本范畴都是按照一定的逻辑法则从一对到另一对地推导出来的。通过这种推导和证明，表明每一对基本范畴都不是任意产生的，而是合乎规律地必然出现的。这种建立在严密推论和证明基础上的基本范畴系统，表现为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理论理解和范畴把握的辩证过程。这个认识过程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简单规定(起点范畴)出发，开始是最抽象、最肤浅的认识，然后沿着既是分析又是综合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当思维上升到逻辑演进的最高点，同时也就达到认识和理论理解的最高点。在这里，思想政治教育逻辑的进程和思想政治教育认识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之所以一致，是由于它们二者都遵循着同一个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辩证法、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学完全融合和统一了起来，变成了“同一个东西”，生动地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
第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诸对基本范畴生动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辩证法。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诸对基本范畴，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学诸对基本范畴的辩证关系，反对形而上学地割裂每对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维方法。研究和考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每对基本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首先必须了解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联系。思想与行为、疏通与引导、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内化与外化，等等，不仅不能孤立存在、互相分离，而且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思想是行为的内在根据，思想支配行为；行为是思想的外在表现，行为反映思想。疏通是引导的前提，没有疏通，人们的思想就无法彻底敞开，也就无法正确引导；引导是疏通的继续，不引导，各种不正确的东西就会放任自流，甚至泛滥成灾，使疏通的良好开端重新阻塞。疏通是为了正确地引导，引导是疏通的目的。离开疏通讲引导，是盲目的引导；离开引导讲疏通，疏通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要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是相对的，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离开了教育主体，就无所谓教育客体；没有教育客体，也就无所谓教育主体。二者的相互依存，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最基本的因素和重要条件。内化是外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化，就没有外化；外化是内化的目的和归宿，没有外化，内化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其次，要研究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唯物辩证法成对范畴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相互转化的。列宁反复指出，概念、范畴的本性是转化的。他尤其重视辩证法范畴之间的对立和辩证的转化。他说：“辩证法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过渡、往返流动：本质在显现；现象是本质的。)”[6] (P213)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每对基本范畴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是能够辩证转化的。如思想与行为、言教与身教、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教育与管理、内化与外化、个人与社会，等等，也如同各对前后之间的基本范畴那样，不是凝固的、僵死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动、相互转化的。例如，思想与行为这对偶范畴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可以互相贯通。思想指导行为，行为深化、完成思想，这是思想转化为行为；行为的结果检验着思想，又形成新的思想，这是行为转化为思想。行为是思想的继续，这是思想转化为行为；新思想又是行为的结果，这是行为转化为思想。这说明思想与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又如，内化与外化这对基本范畴，既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的过程，那么，要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取得实效，教育者就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努力帮助受教育者实现内化与外化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一方面，教育者要积极推进内化过程，坚持必要的正面教育灌输；另一方面，教育者又要善于引导外化过程，促使受教育者品德认识、情感、信念、意志和行为诸心理要素保持方向上的一致并获得均衡发展，从而实现从思想政治品德认识到思想政治品德行为的转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诸对基本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各种矛盾关系的概括和抽象，具有对偶性，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性，深刻地反映和概括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中各种现象之间最本质的特性和关系，生动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辩证法。
第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形成过程，生动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7] (P296-297)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形成，经历着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形成的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人们为要获得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中各种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的认识，即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和基本范畴，就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它是人们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反复，逐步认识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中各种现象的共同本质，掌握了这些现象的普遍联系的基础上得到的。也就是说，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获得的感性材料反复多次，经过头脑的认真思考，将其中非本质的、偶然的、个别的方面舍弃，抓住本质的、必然的、一般的方面，揭示出更深刻、更全面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从而形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凝结物”，而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性活动的“凝结物”。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越广泛、越丰富，人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理论水平越高，揭示其各种现象的内部的、本质的联系的可能性越大，才可能形成新的更深刻、更精确、更科学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以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为例，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识到人的行为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而行为又反映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人们在更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又进一步认识到思想与行为所固有的因果联系和辩证关系。假使不是这样，人们就无从得到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这个事实说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是实践的产物，也是认识的结晶，是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生动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
第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的运动发展过程，是对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学的具体运用。研究和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必须从整体出发考察其系统的运动发展过程，反对那种脱离整体而孤立地考察对象的部分或要素的做法。因为离开了整体，就弄不清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要素，甚至会得出片面性的结论。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系统中，诸对基本范畴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和辩证发展的。我们不应当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诸对基本范畴看成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僵死不动的东西，而应当揭示出各对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转化和运动的过程，应当如同“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8] (P142-143)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诸对基本范畴，有些是更为基本的，是逻辑在先的，另一些是由前者经过定义或推理派生出来的，是逻辑在后的。在先的基本范畴为在后的基本范畴提供逻辑根据；在后的基本范畴为其前承的基本范畴提供具体说明。也就是说，应当体现基本范畴及其系统本身的有机联系，先行的基本范畴是后来的基本范畴的起点和环节，后来的基本范畴是先行的基本范畴的发展和结果。比如，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逻辑体系中，思想与行为就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起点和环节，而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是思想与行为的发展和结果。这是由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和逻辑定位所决定的。因此新概念“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9] (P36)我们考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就是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互相隶属的关系和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诸对基本范畴达到逻辑的顺序性、层次性，即获得各自的逻辑定位，成为一个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极其严密的逻辑结构和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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