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防观念发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防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国防观念，随着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国防危机意识、国防价值判断，以及对国防手段与方法的认识上，都有丰富的新内容。本文仅择其梗概加以论述。
一、中国近代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
鸦片战争作为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推行炮舰政策、大肆进行扩张的开始，也是中国国防形势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开端。构成这种重大变局的两个最其本的条件在于：一方面，对中国近代国防构成威胁的是一种全新的敌人。无论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还是在东方后来崛起的军国主义日本，它们既富于侵略性，又系以近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为依托，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它们环伺中华，动辄直接使用武力，给中国国防所造成的威胁强度，是不能与古代史上的所谓“夷狄”之患同日而语的；另一方面，相对于东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虽然在列强大炮的轰击之下告别了中世纪，但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却仍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国防力量弱小，难以担当起极其沉重的国防重任。因此，中国近代国防形势的重大变局，实质上就是一个外遭列强侵略，内当国力衰微的非常严峻的国防时代的到来。
中国近代国防的严峻形势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东西方列强间隙性地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且其规模越来越大，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直至发展到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曾派军入侵中国，较大规模入侵战争近十次，这种情况在整个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列强对中国入侵的方向有陆有海，但以海为主。大多数的入侵战争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方向发动的，或者是以东南沿海方向为重心的。与此同时，沙俄在中国东北、英国在西藏也先后发动过侵略战争。这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国防受威胁的方向具有全方位的和以海为主的新特点，与中国传统边患主要来自北部边疆的情况明显不同。
第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既有割占领土的企图，又有掠夺经济、政治权益的野心。由于中国军队在这些战争中大半战败，列强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而列强掠夺的大量权益则将中国一步步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近代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思想界，使人们的国防观念也逐渐地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特色。
二、全面的、强烈的国防危机意识
中国近代国防观念的变化，首先表现为一种全面的、强烈的国防危机意识的产生和确立。
鸦片战争中，有“天朝上国”之称的中国惨败于远隔重洋的蕞尔岛国之手，中国思想界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一部分人惊讶地发现，在昔日人们所想象的“天下”之外更有一个广阔而又奇异的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不仅对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民族风情进行了饶有兴趣的介绍，他还特别指出此时出现在中国海口的“外夷”已同过去的“蛮夷”有着本质区别。他说，中国旧时的“蛮夷”也就是境内少数民族和游牧部落，他们是“未知王化者”，而近代“外夷”不但技艺“至备至精”，而且“兵贾相资”，“政治纷繁，各从其度”，其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传统的“蛮夷”窥伺中原，无非是掳掠子女玉帛，而近代“外夷”“渐拓而来”，“遇事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①，是一种亡我中华的殖民行为。他主张将“外夷”称为“洋寇”，认为“洋寇”给中国国防所带来的威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更深刻的威胁。魏源对西方列强的认识，已经穿透了单纯的军事层面，开始进入到一种把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联系起来，与世界殖民主义大潮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境地，从而也就感受到中国国防所遇到的威胁具有新性质。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官僚士大夫中对国防表示忧虑的人越来越多，其危机意识也渐趋深沉，并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变局”论。1860年郭嵩焘首先指出，“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②；1864年王韬也指出，“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③；其他如薛福成、李鸿章、丁日昌、左宗棠、郑观应等人也有“千古变局”的感叹。尽管他们所说的“变局”并不完全局限于国防，但国防是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李鸿章在1874年说得非常明白：“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④在李鸿章等人看来，中国国防“千古变局”的核心意义在于：中华闭关锁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的国防已经处于一个开放的世界新格局中，因而中国国防危机也就更趋紧迫。洋务运动能持续二三十年，并达到相当的规模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力就是这一时期日渐强烈的国防危机感。
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高潮，尤其是日本积极推行“大陆政策”，最后竟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的国防危机意识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新的时代特色。首先，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国防危机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大有亡国灭种之忧。有的作者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已是国门大开，“奄奄待毙”⑤；也有人惊呼，“民族的末日快到了，大家忍心把一部堂皇璨烂的中华民族史断绝未？”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国防危机是一种全面的危机。正如蔡锷所说的：“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⑦蔡锷所说的“国力孱弱”，绝不仅仅指军备落后，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内容。这一点到20世纪30年代后许多国防理论研究者曾给予了较充分的阐述。著名的国防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指出：“现在是‘科学’的时代，而我们事事都不合乎科学；现在是‘机器工业’的时代，而我们还靠着农业和手工业来生产；现在的‘战斗’的时代，而我们还在赤手空拳地，想用和平的手段打倒列强，取得胜利，岂不是做梦吗？”他还说，这就“百年不治的‘时代病’，这种病从满清未叶到现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一天一天地加重”，“如果再不咬紧牙关，下大决心彻底根治，‘东亚病夫’不久就要寿终止寝，万劫不复”⑧。简单地说，在杨杰等人心目中，中国国防的危机是中国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全面落后的危机。
这种强烈的、全面的国防危机意识与中国古人的国防危机意识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差异。它是中国近代国防形势深刻变化的必然反映，并对近代国防思想的其它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新的国防价值观
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在长期反抗列强侵略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的，并在20世纪上半叶确立的。这种理念一旦形成，便对中国的国防思想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人们站在近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思考和讨论国防问题，对国防的作用和地位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防价值观。新的国防价值观的核心在于，它更加强调国家武装力量在抵御外侮、反对外来侵略方面的职责和作用，更加强调要更好地、更全面地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各个方面的利益。
国家武装力量从来就具有对外、对内双重职能，由于近代中国外患日亟，最后竟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人们对国家力量的对外职能也就更加重视。沉重的国防危机意识引发了人们对国防的作用与地位的重新评价。大量的历史文献显示，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愈到后来愈强调国防的重要性，终于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杨杰提出了“国防高于一切”⑨的主张。他说：“一个国家要想生存，一个民族要想发展，不能不准备应付战争，不能不准备好一套战胜敌人的工具。战胜敌人的工具就是国防。”他又说：“现阶段的国家民族，有一个必须遵守的信条，就是：生存第二，国防第一。”⑩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国家的生存。生存是国家最基本的需要，国防无疑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在国防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杨杰明确指出：“根本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国防组织的一种原素”，“政治既然是国防组织的一环，它自然要适应国防的需要，在国防组织的指导下来为国防而服役”(11)。杨杰对克劳塞维次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及鲁登道夫的“战争从属于战争”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表明他的“国防高于一切”的观点是非常彻底的。
杨杰的上述观点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国防理论界是颇具代表性的，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共识。林蔚在《国防至上之再确认》一文中说：“立国于弱肉强食之今日，国家须先有绝对确能自保之国防建设，始能侈谈其他，此事理至明。”(12)黄淦在《国防要义》一书中称国防“就是一个国家国是（国策）的全部”(13)，因而也被认为是至高至要的。这种“国防高于一切”或“国防至上”观点的实质在于，它认为，列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一切都服从于对外战争的需要，服务于国防事业。
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界在强调“国防至上”的同时，还从民族国家的利益观念出发，提出要扩充和改变传统国防的职能，使之更好地、更全面地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各个方面的利益。
首先，人们在处理中国与周边属国之关系的时候，开始把“天子守在四夷”与抵御列强侵略、保卫国家边疆安全直接联系在一起，更加突出地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而越来越冲淡了传统藩属观中“行字小之仁”的意识。中法战争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称：“外藩者屏翰之意也。如高丽、越南、缅甸等国与我毗连，相为唇齿，所谓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而高丽附近陪都，尤为藩篱重寄。”(14)恭亲王奕在讨论清政府出兵援越抗法问题的奏折中强调指出，越南“北圻各省，多与我滇粤毗连，若待法人尽占北圻，而始为闭关自守之计，则藩篱全撤，后患将无有穷期”(15)。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国防地理的角度来审视藩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与现代意义的战略边疆概念具有相通之处。经过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国固有的藩属被列强剥夺殆尽，传统的宗藩政策最终被打破，利益原则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人思考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
其次，基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越来越多的论者以越来越坚决的态度提出，中国的国防应当是全中华民族的防务。应当承担起维护多民族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利益的重任。如果说19世纪60至7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张放弃塞外，专守关内，表现出领土意识薄弱的局限的话，那么，到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01年沙俄欲吞并中国东北，有人就明确提出：“凡系中国国民，皆当保存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16)陈健夫在1935年所说的一段话就较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变化。他说：“中国——中华民族创立一光荣的古国——在亚细亚洲占了一部范围广阔的土地，她的民族散布在那儿自强不息的活动着，他们所居留的土地有不可分性。”(17)李元凯在1936年说得更加坚决。他说：“中国民国之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与国际地位之自由平等均为绝对的”，这是“中华民族对于国防，应有的基本观念。”(18)这一时期人们对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防务是非常关心的，把它们视为中国国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术界还掀起了颇有影响的边疆史地研究热潮，成绩斐然。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学术界中，发展海权，更好地维护国家的领海主权、海洋利益和海外利益的意识也得到了明显的强化。随着以马汉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海权理论的传入，国人对控制海洋，维护国家的海洋利益、海权利益与民族之盛衰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的论者指出：“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19)林子贞在《海上权力论》一书中更是明白地写道：“中国若不赶紧得要回海上主管权”，“无论到什么时候，依然是个世界新形势上角逐市场的落伍者！”(20)因此，他们主张要改造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树立起经略海洋的新思想，积极发展海军，确保国家的领海主权，并为国家的海洋经济活动和海外侨民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20世纪初年和30至40年代清政府、民国政府先后采用军事与外交手段，设法维护中国在南海海域及其岛礁主权的行动，就是与当时国防观念的变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四、以力御力的国防原理论
中国古代以道德化育天下的观念在近代仍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学士倭仁就力主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21)。还有人声称，“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22)。中法战争时御史刘恩溥奏称，中国援越抗法，“师直为壮，一鼓而前，自有仁者无敌之效”(23)。甲午战争时湖南巡抚吴大澂在领兵赴前线与日军作战时也奏称：“彼以其暴，我以其仁，彼以狡诈，我以忠信，是中国之势足与日本相敌。日本之德不足与中国相抗也。夫忠信可为甲胄，忠信可涉波涛，忠信可行蛮貊。”(24)
当然，洋务运动时期对这种观念也开始出现了批评的声音。丁日昌、薛福成等许多人都曾指出，不能忽视西方的船坚炮利给中国国防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对这种新的战争力量中国人应该积极加以引进，赶上时代步伐。但是，他们这时对道德信义仍然还抱有很大的信心，仍然把它视为中国国防独有的优越的因素。王韬在《普法战纪》一书中一面强调火器技术的发展给欧洲各国的军备以重大影响，一面又指出：“天下大势，惟理可以持之，岂徒尚力哉？苟以力凌人，则鲜不蹶矣。”(25)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亦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惟愿我师彼（按指西方）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彼此洞识阴阳造化之机，……无分畛域，永息兵戈。”(26)郑氏的话显示了一种强烈的调和中西的意愿，具有由一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过渡的特征。
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列强一次次入侵，中国一次次战败、铁的实事让许多人觉悟：仅凭中国古老的忠信礼义是无法战胜洋人的船坚炮利的。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那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理论，更使中国人坚信：抵御列强入侵，巩固中国国防的根本对策就是以力御力，以强对强。
吴保生说：“现在之时代，乃一国际竞争日趋尖锐化之大时代也：现在之世界，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修罗场也；惟适者乃能生存。否则终归灭亡！”(27)杨杰也承认，“强大的国家民族之压迫弱小，实在是一种自然的趋势。”(28)他并且说：“现在的时代，是力的时代。人类历史的一切活动，都是力的支配，力的比较，力的竞争。有了伟大的力，才能参加现代的战斗，能战斗才能胜利，能胜利才能生存发展。”“国防力量两相比较，那一边的力量大，就是强国；那一边的力量小，就是弱国。弱国和强国打仗，一定是弱肉强食，弱败强胜。”他认为，中国近代国防失败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缺乏一种实在的力量，太多地看重道德的作用。“海禁一开，碧眼黄发儿、木屐儿接踵而来，他们讲的是‘船坚炮巨’，我们讲的是‘道德仁义’，怎么抵挡得住呢？”(29)因此，“惟有国防者乃能生存，惟有准备战争，方能度其和平生活”(30)，中国的国防也必须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对国防实力的高度重视，无疑是中国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明显进步。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将国防实力与近代科学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近代国防实力应该是一种渗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综合的国家力量。这种认识在国防思想史上，是更具时代价值的。
杨杰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的，人口多，土地大，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的国家不一定就是强大的国家，必须众多的人口广大的土地丰富的物产都够发出高度的力量的国家，才能算是强国。”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科学。科学“是时代的主宰”，“现代的国防，是科学的结晶；现代的战争，是科学的战争。最后的胜利，必然地要落到科学最进步而其他战争条件又不弱于敌人的交战国的那一边”(31)。
除杨杰外，20世纪30年代后的中国国防学术界持上述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吴保生在他的《国防论》中就写道：“现代国际竞争之本质，系以国家‘人’与‘物’之资源为武器，以全体民族之分子为战士”，是对国家综合力量的运用。而这种综合力量是否强大，关键又在于它所依托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所以说科学“是国防力量的基石”，“国防科学化，则国防乃能以充实”(32)。可以说，这种认识代表了当时中国国防学术研究界的主导观点，是很有影响的。
中国的国防观念由重道德在近代逐渐过渡到重实力，并且把实力解释为一种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综合的国防力量，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近代国防的基本原理的问题，并为探求中国近代国防现实问题的症结及其出路。中国近代国防理论中有关国防建设和国防力量运用的大多数主张，都是从这一原理演绎出来的。当然，一部分人在强调国防实力的同时，对中国古人重视道德礼义的主张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仍未摆脱片面性，还需要经过思想观念正反合变革的再一次升华。
注释：
①魏源：《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总叙》，清光绪壬寅春文贤阁石印。
②《郭嵩焘日记》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弢园尺牍》第7卷。
④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11～12页，清光绪末年金陵刻木。
⑤沈鸿烈：《海军发刊意见书》。《海军》第1号第3页。
⑥李元凯：《国防刍议》，第2页，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
⑦《蔡锷集》第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⑧杨杰：《国防新论》第3页，民国三十二年(1943)再版。
⑨⑩(11)杨杰：《军事与国防》，第31、22、30-31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1944)初版。
(12)凌鹰编：《国防中心论》，第42页，国防书店民国三十年(1941)发行。
(13)黄淦：《国防要义》，第4页，民国三十年(1941)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
(14)《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卷。
(15)《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2卷。
(16)《拒俄运动》(1901-1905)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7)陈健夫：《西藏问题》，第144页，印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
(18)李元凯：《国防刍议》，第10页。
(19)海涛：《海上主管权之争夺》，《海军》第2期第211页。
(20)林子贞：《海上权力论》，民国十七年(1928)版。
(2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7卷，第24-25页。
(22)《洋务运动》（六），第166页。
(23)《中法战争》（五），第165页。
(24)《中日战争》（一），第134页。
(25)王韬：《普法战纪·后序》，清光绪乙未重镌本。
(26)《郑观应集》上册，第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7)(30)(32)吴保生：《国防论》，第3、10；3、50-51页，陆军经理杂志社民国三十一年(1942)。
(28)杨杰：《军事与国防》，第10页。
(29)(31)杨杰：《国防新论》。第8、262、454;8、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