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苏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世界大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671-0215(2004)01-0029-04
如果说20世纪是“革命和战争”的世纪，那么苏俄就是最好的体现。因为赋予20世纪 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战争这个特点的是苏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苏维埃革命， 被预言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灭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最大限度考验苏联体 制的同时，也打开了它通向灭亡的道路。在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战时期对苏维 埃体制的影响详细地论述一下。
一、围绕战争准备的问题
通常，近现代国家建立常备军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点上苏联也不例外。而且，国际 社会普遍认为苏联的战争准备是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说苏联的战争准备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那么1941年6月22日德国奇袭苏联，斯大林为此惊慌失措，则成 了“斯大林批判”的缘由。如果世界战争是总体战，那么就不能排除领袖的个人天赋， 因此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看待。
面对法西斯进攻的威胁，苏联军队相应地进行了战争准备：1939年建成正规常备军；1 939年9月通过了《全国人民义务兵役法》，满19岁的男子按规定服兵役；1941年2月完 成了军队动员计划方案。可是，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军队在质量上都存在着巨大问题。 新型的飞机和军用车辆生产的落后，使军队的机械化滞后，大量的部队使用不完善的装 备迎接战斗；在军人的素质方面，许多下级军官看不懂地图。另外，在1937年军部大清 洗中，包括托哈秋夫斯基元帅在内的红军将领和军事专家约有4万人被处死。这次清洗 对苏军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而且新上任的将领得不到士兵的信任和支持，导致新任将领 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苏联在没有最高司令官的情况下毅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的第二天，克里姆 林宫就成了国内的战争指挥所。接着在一周内，成立了国家防卫委员会(GKO)，在GKO中 ，斯大林等少数几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它发出的命令超越了国有的党、苏维埃、共产 主义青年团及军队而成为法律。在这场战争中，GKO成员是担负“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的主体，而GKO成员建立的束缚政治军事力量的“GKO-Stavka体制”(Erickson的造语 )变成了实质上的政府，而且很快斯大林成了最高指挥官。后来这个体制和所说的“斯 大林体制”是怎样的关系则成了争论的焦点，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可能导致权力的无限 制地被集中。
开战后不久，在人民委员会之下组成疏散委员会，指挥它的是GKO。因多次向“敌人空 袭范围外”疏散工业设施等，从而使苏联有了反击的能力。包括政治局委员卡岗诺维奇 在内的八十多名工作人员担负着这个艰巨的疏散任务。从1941年7月到11间有1523座较 大规模的工厂被疏散到后方，即疏散到高加索的有226个，乌拉尔667个，西伯利亚西部 244个，西伯利亚东部78个，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亚308个。这些工厂到1942年中期几乎都 重新开工，这种惊人的组织能力是以权力集中并且强制将其实行为出发点的。
大战期间，随着德军的进攻，各城市都相继实施了疏散，莫斯科市的疏散工作是从6月 末开始，在一个月内组织的特别疏散列车把约100万人运送到莫斯科市外。10月15日， 德军进一步逼近莫斯科，GKO又通过了关于“首都莫斯科疏散”的决议，把政府机关转 移到古比雪夫。这样，到11月中旬莫斯科人口在原200万规模上减少了一半。这种疏散 的成功，证明当时苏维埃体制在良好的运行下有适应能力，这被看作是应对危机所必须 具有的生命力。
二、莫斯科大恐慌
在情报封锁的情况下，开战的消息对所有的市民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他们一改过去那 种对局势冷静的态度，纷纷取走银行的存款，并疯狂地抢购粮食。因为不断有空袭，市 民又因担心防空洞不足而惊慌失措。为防备德国占领军的迫害，有人撕毁了共产党员证 和团员证。德军则用杀害共产党员的做法进行威胁，使亲德势力尽快上台。而亲德势力 与反犹太势力相勾结，对犹太人进行大肆虐杀。同时，在莫斯科流行着“德国人杀害共 产主义者和犹太人但却不触及俄罗斯人”这样的舆论。从而助长了法西斯妄自尊大的外 交政策，加大了对苏维埃的攻击。总之，情报不确切产生了极端的舆论，为大恐慌的出 现提供了素材。7月6日，最高苏维埃发出了“关于伪造舆论扩大化责任”的命令。这样 开战时的混乱就产生了一种“非斯大林化”的舆论，可是开战本身作为整体而言并不是 改变体制去适应人民。而人们对这种状况却出现了神经质，在当时是应该批判的。
此时莫斯科的平静是相对的。到7月初战争的影响开始出现，空袭也变的更加频繁。8 月25日，所有的孩子已经被疏散完毕。女性们以更高的爱国热情支援前线的亲人们。到 了10月份熟练的技术工人们和工厂一起被疏散，越来越多的女性的作用在加大，战争把 包括女人在内的整个社会都带到了战争的第一线。
9月末，德军开始了进攻莫斯科的战役(“台风”之战)。按新规定组编了肩负首都防卫 这一历史使命的是西部方面军，但明斯克防线却一直很脆弱。10月12日，卡卢加陷落。 这一天《真理报》刊登了“应该警惕危机”的报道，GKO呼吁市民构筑环莫斯科的防线 。14日加里宁陷落，15日莫洛托夫向英美两国大使提出撤离莫斯科的劝告，按他的说法 政府本身已离开了莫斯科。莫斯科党组织代表希契卢巴柯夫奉命留下担任爆破等特殊任 务。他计划像库图佐夫对付拿破仑那样，使德军最终放弃莫斯科。但由于在莫斯科西南 300公里的基辅附近苏军被围困且大败这一消息的流传，使与人民建立的权力最低安全 保障的“契约”开始出现破裂，到处流传着斯大林被捕、德军占领了“红场”、莫斯科 市内完全是穿着红军服装的德军等这样的消息。从而在10月16日，莫斯科陷入更加混乱 状态。人民争先恐后地计划逃亡，在歇斯底里和无秩序中，家庭被离散，商店被抢夺， 以内政部为首的省厅也烧毁了大量文件。许多有名的犹太人拥有了被疏散的特权，这样 反犹太主义成了表面化的现象。鉴于情况的改变，希契卢巴柯夫改变了原计划，通过收 音机向市民传达了斯大林仍留在莫斯科的消息，从而鼓舞了人心。使“莫斯科战役”的 胜利与斯大林留在莫斯科有了直接的联系，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因为人们相信斯大林 ，斯大林也依靠人民的支持。
三、“乌拉索夫运动”和败战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是典型的总体战，那么它不只是军队之间的战斗，也必须作为广 泛的社会斗争来把握。就俄罗斯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败战主义的倡导 者，在这次大战中，围绕体制的解体与德国合流。到1944年，约有100万人参加了德国 的国防军(Wehrmacht)。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还编成了东方部队，这些动向充分地反映 了苏联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这些败战主义者作为憎恨斯大林体制的解放者而备受德国 欢迎。由于德军对苏联的强劲攻势，在苏联到处流传着一旦苏联被占领，就首先杀害犹 太人和共产党员的消息，因此拥有与其抵抗不如像巴黎那样投降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在 1941年8月以后的一年内，列宁格勒市，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就有13万人被流放到东 部。成为战争俘虏的苏联高级官员中，也出现了向德国方面建议应该充分利用市民和在 战争中被俘获的反斯大林的顽固分子的反叛情绪的人。
众所周知，德国所说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成是犹太 现象在俄罗斯的复活而进行消灭。在希特勒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构想中斯拉夫 世界处于为德国服务的地位，而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应该受到“劣等人种(Untermensch) ”的对待。其实，德国方面编成的许多反苏部队是短暂而不稳定的。B·明柯斯基率领 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1944年因他被纳奇斯亲兵队刺杀而解体。据说作为“SS义勇 队”的中心人物基鲁·尼奥基季洛夫1943年返回苏联时也被消灭了。但是，他们的存在 对国内外反斯大林派的反抗，精神上的鼓舞是不能否认的。
这些运动总称是“俄罗斯解放运动(Vlasovskoe Dvizhenie)”，它作为个体是不存在 的，是德国方面在围绕打倒斯大林，赋予某些苏联市民运动的统一性而向苏联抛出的用 语。“乌拉索夫运动”也同样是这种用语的例子。这次大战中乌拉索夫是基辅和莫斯科 防卫战中战功显赫的人，他作为莫斯科北部方面防卫军之一，是指挥第20军而让斯大林 满意的司令官。当时，他在1942年7月列宁格勒近郊作战时被德方俘获。德国方面计划 有效利用这一“名人”——乌拉索夫中将。后来他接受了德国人W·斯特里库·斯特里 库夫埃卢达的劝说，同意组织“反体制运动”，他希望由此改变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命 运，为此他亲自制定了政治纲领“斯摩凌斯克宣言”，并把这些发给前线、被占领地以 及战争俘虏，因而引起普遍关注。“宣言”对苏联人的称呼不是“各位同志”而是“朋 友”、“兄弟”，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俄罗斯人民的敌人，是斯大林的同盟者，它和 英美资本家一样背叛了俄罗斯人民。希特勒组织的是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非资本家的‘ 新欧洲’，在那里保障各民族的名誉和地位。因此为了‘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与祖国的 爱国者’组成了‘俄罗斯委员会’”。依据“新欧洲”的基础和原则，宣言颁布了废除 强制劳动和集体农庄、依据个人的自主权进行经济活动等共13项内容。
这个宣言作为整体而言具有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征，但却带有对法西斯本质理解 的致命错误。乌拉索夫在1943年3月又公开发表了下面书信，题为“是什么原因，导致 我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他认为人民之所以支持革命是因为相信它能给人民带来 土地、自由和幸福，而布尔什维克完全背叛了这些。莫斯科保卫战是为祖国而战。打倒 布尔什维克，完全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俄罗斯”，因此必须团结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全 体人民共同努力。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欧洲而使我们的祖国被隔离、被孤立。因此 需要各方面在拥有权力平等权利的基础上，组成各民族的自由欧洲，实现祖国人民的幸 福的目标。这种思潮的出现对苏维埃体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游击队神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完全是正规军的战斗。大量民间的“非战斗人员”也参加了作战 。这种现象在苏联尤为突出，那么如何称呼这些非正规军，在表述上有微妙的区别。苏 联方面称为“国民义勇军(narod-noe opolchenie)”，欧美史学则较多使用“游击队员 ”，只有“游击战”这个表述是双方共用的。过去苏联当局没有很好地看待游击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不久，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进行游击战的命令，7月3日斯大林演 说也涉及到了游击战，可是具体如何运用游击战还不明确。正如苏联史学界所说的那样 ，大量自然出现的志愿者，完成了红军的补给，从而形成了西伯利亚游击队大军。游击 队在全国各地兴起最早的是列宁格勒市，因此党中央把它作为典范。9月中旬德国开始 用闪电战(Blitzkrieg)对明斯克——斯摩凌斯克——莫斯科这一沿线展开了进攻，但它 首先遭遇到游击队的阻击(17世纪以来，来自西方的入侵者一直延续着进攻斯摩凌斯克 通往莫斯科的战略关口)，使东部战线直到战争过半时才开始转向歼灭战，在此游击队 的重要作用就体现出了总体战这一特点。
可是，游击队建立初期，在当地居民中是孤立的，1941年莫斯科的游击队成员，63%是 党员，15%是共青团员，而农民不是游击队的主要成员。同时由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存 在，农民也一直没有成为游击队的主流，这是后来把农民看作是体制以外成分的基本理 由。
在大战初期，地方的党组织(加上内政省)想控制游击队的活动，可是在撤退和疏散的 混乱期间，党组织的威信急速下降，游击队的影响力超过了红军。在取得1941年、1942 年冬季的两个胜利后，这种倾向更强了，因此存有恐惧的党中央在1942年5月把白俄罗 斯党委第一书记P.帕诺马连柯任命为“游击队中央干部会”议长，以寻求恢复党的影响 力。游击队在党和红军的指引下变化很大，党从外部对其加强了苏维埃管制，并在莫斯 科建立了培养“游击队宣传员的学校”。在农村公开募集和征用游击队要员，包括医务 官和内务省特别部门的代表，并组成三人委员会对其进行考核。党管制游击队的这个过 程，成为苏维埃权力具有适应能力的明显例子。
五、“国家主义者”斯大林
据C·安德列耶夫讲，30年代有许多流亡在外的俄罗斯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政 府是不同的。但因为同是一国的居民，在苏德战争迫近时不愿看到苏联的失败，所以围 绕着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为“爱国”而闪亮登场，对此没有必要进行批评。斯大林则 把自己接受的国家主义作为政策进行宣传，对于斯大林个人而言，萦绕他一生的是浓厚 的国家主义思想，实际上，他也把这场战争看作为“国家主义”而进行的。
在6月22日开战的那一天，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通过收音机进行了演说，很快，7月3 日早晨，斯大林也通过收音机以“各位市民、兄弟姐妹们”的称呼向全国人民进行呼吁 ，从而打破了开战以来的沉寂。斯大林说“迫于祖国面临的重大危机，红军和全苏维埃 国民为了保卫祖国，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我们有必要为祖国解放战争而献身，这是苏维 埃人的根本品质。这场战争不但是两个军队间的战争，而且也是全体国民与德国法西斯 军队的伟大战争”。这个呼吁成为每一个苏维埃市民奋起保卫祖国而进行战斗的檄文， 进而总体战成为国民的总动员的旗帜。很快无神论者指出，这个呼吁决不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因为他非常清楚国民并没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站在一起。
追求对国家的忠诚是苏维埃体制的特色。8月16日，斯大林大本营发出第270号命令， “对战争期间隐瞒了阶级性、或向后方逃亡，或想做敌人俘虏的指挥官和政治军官都被 认为是恶性逃跑者(当场击毙的除外)，他的家族也应该作为背叛自己祖国的人而被逮捕 ”。并把战争中被俘者和背叛祖国者等同对待，这些人大约有500万人以上，他们在战 后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
11月6日，在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会上，斯大林与国外各斯拉夫民族接触时，表示支援 在希特勒暴政压迫下被奴化的欧洲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斗争。此时取代国际工人阶级联盟 的“泛斯拉夫主义”，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羁绊。而库德罗夫将军主持的“全斯拉 夫委员会”，则标榜进行“保卫斯拉夫主义”活动。当然“泛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历 史的传统观念，而这里能促成联盟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正义战争论。斯大林强调在这个 军事不利的开始阶段，进行正义战争在精神上的重要性，并赞美正义战争对斯拉夫制度 的维护。这个演说一结束，全体与会者起立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这样正义战争 论轻易地转向了圣战论。
六、战争与女性
开战时，德国占领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这里占全国人口的40%，承担着40%的粮食、6 0%的煤、钢、铁、铝的生产，是经济富足的地区，这里的丢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加上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可以说国民生活更趋于困苦。同时军事支出也给初期 的工业化带来了严重影响，民用工业大量向军需工业转换，战争几乎动用了整个苏维埃 的经济。内政部制定的强制劳动被有效利用，官僚管理体制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把 传统的主要工厂名字代码化，这样在开战时就加快了短缺武器的生产(大战时武器进口 中战斗机占17%，战车占12%)。
在开战时劳动力完全处于雇佣状态，1942年由于征兵，劳动力在1941年的8500万的基 础上骤减到5300万人。为适宜需要，要求进一步进行人力动员，在政策上对疏散的劳动 者进行重新配置，招募农村居民组织进行工业生产，疏散的城市居民让其在从事农业生 产等几方面进行努力。
苏联在1940年10月开战前强行改变了技术工人的作息时间，6月26日开战以后，原有的 休息制度被废除，实行在一天之内长达三个小时的强制加班制度。这样劳动力被军事化 了，劳动强度也加大了。1942年2月13日，16～55岁的男子和16～45岁(以后延长到50岁 )的女子全部要承担劳动义务，与这些规章制度相伴的还有无数惩罚规定，因此国内用 以收容违规者的设施被充斥的满满的。由于“社会主义竞争”的恢复，在“完全为了前 线”、“为去战场的同志而劳动”的标语下，人们狂热地进行生产，后来甚至出现了超 过定额10倍的人。显然，在大战中工人统一战线就出现了较大的分裂。
作为社会工程实验场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及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其公共用语完全采 用军事语言，这种军事化遍及了苏维埃体制各个方面，连女性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参加 苏维埃工业化过程的女性，梳短发且不化妆，出生在所谓的不分男女的时代(在1940年 女性占全部劳动力的40%)，同战争临近一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社会道德的政策。 在1936年6月27日法令的基础上，对生活中常见的堕胎和离婚加以约束(当然堕胎依然是 不合法的)。在苏联社会家族观念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被视为是在外不参加劳动(是主妇 )的妻子、母亲，修指甲、涂口红这样“像女人样”的女性受到欢迎，可是，随着战争 的开始，在“宣传动员女子活动”中对她们的印象开始转变。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 做，强调在义务上的两性平等。而这种印象很快在1942年又一次发生转变。从必须支援 红军士兵的家族而工作，再次回归到重视家庭生活。即使在战争的局势下“像女人样” (或直接是“女人”)也被利用。投身于游击战争的女性很多，其中在参加莫斯科战役而 死于非命的佐娅·克丝莫戴敏斯卡娅(18岁)、修拉·奇爱卡琳(16岁)、丽扎·卡依可娜 (22岁)等成了“英雄”。由于传统女性观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对这些年轻女性的强烈同 情。“像女人样”的女性也作为“守卫后方的女人”出现了，她们把敌人空降部队的成 员、间谍、逃跑者、不满分子、煽动混乱者等等都作为防卫的对象。在所说的“扫荡大 队(istrebitel‘nye batal’ony)”里，她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到1942年女性已达全 部劳力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战后仍没有改变。
七、“战后”的详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讲述苏联牺牲者是700万。但赫鲁晓夫对这种说法进行了 批判，并修正为2000万，而标榜自己是极其公正准确的戈尔巴乔夫则说是2660万人。很 明显700万这个数字是被斯大林政治化了，现在比较流行的是2600～2700万人的说法。 在这里牺牲的军人(包括游击队等)是870万，其余大部分是一般市民，这体现了总体战 的特点。而在性别上，男人是2000万人，其中1902-1931年出生的则占一半以上。可见 ，20世纪的这场大战给这个世纪的第一代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被他们称为是“失去的 年代”。由于性别的不平衡，给战后的苏维埃社会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关于物质的损失 ，据苏联战争损害特别委员会统计，资本累计损失679亿卢布，直接的战争费用551亿卢 布，战争期间的国民收入的损失和疏散等其他直接经费610亿卢布，加上给战争受伤者 及其家属的保障金总额是1890亿卢布(按1941年的价格计算)。如果照此计算，它是1928 -1941年苏维埃计划经济的全部投资额。这样巨大的损失即使没有冷战问题的出现，也 会自动地把“战争状态”引向战后。
在1945年5月9日，斯大林对德胜利演说时说“对德战争的胜利是斯拉夫各民族斗争的 胜利”。在5月24日，红军司令官们说这场大战显示了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 力量，9月2日斯大林对日本的胜利演说中，自豪地说这是对日俄战争的报复。而且更重 要的是在1946年2月9日进行的战争总结中，说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这场战争是“考 验国民总体实力的伟大学校”。它的胜利是苏维埃社会、国家及红军三者具有生命力的 充分证明。苏维埃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战争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这就是他反复多 次强调的苏维埃体制的优越性。斯大林这些个人的解释随着他自身评价的提高，在苏联 内外开始作为真理流传。过去体制的运转被看作是基本没有错误的，所以忽视了必要的 检验和改革，结果使体制变得僵化而没有活力。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影响波及到了苏维埃人们决定命运的话，那么在这里反复说的苏维埃体制却成了战争胜 利的牺牲品，这是非常矛盾的。然而由于城市和农村(所有的工人、知识分子、农民)、 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斯大林和反斯大林等等导致内战状 态的无法数清的因素的存在，致使苏联市民不断斗争，有时甚至还被激化。这样战后的 复兴依然是在不知不觉中对农民的掠夺。苏联政府动员一半被解散的农民士兵不回到农 村而留在城市，让其选择了成为工厂工人和共产党员的道路。战后这部分人在社会上升 时期，成为苏维埃体制的积极支持者。从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证实这个体制生命力的 同时再一次为延续体制作了主要人员登场的准备。但苏维埃体制的弊端无法适应经济发 展的变化，所以，依然没有摆脱覆亡的命运。
译自日本《平和研究》2002第25期，作者高田和夫。
收稿日期：2003-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