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观论文,幸福感论文,政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7-0052-07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到底哪些元素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呢？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包括个性、受教育程度、年龄、宗教信仰，以及个人经济收入对幸福观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以及相关相对成熟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政府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政治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追问，在当下的中国，政府行为是否直接影响普通公民的自身幸福感呢？如果是，又是如何影响的呢？本文运用2012年对一个80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的随机抽样数据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文献综述：政府、政治与个人主观幸福感
对于主观幸福感，我们且撇开心理学上关于其复杂定义的争议，暂不纠结于到底采用享乐型的幸福定义套路还是自我实现型的幸福定义，而宽泛地认为当一个人整体上对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做出积极评价时就是一个相对幸福的人。[1]因此，主观幸福感是一个自我衡量的结果而并非一系列客观指标，尽管与客观指标显然不无相关。对于幸福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而社会科学领域内行为主义的盛行使与此相关的研究仍在继续扩展，实证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性别、年龄、个性、经济因素、文化元素等都是影响幸福感知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本文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政治与个人幸福有着天然而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这一脉研究不及心理学、社会学的探讨丰富，但是最近亦有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对于政治、政府运作与个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与经济因素的研究相关，有学者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如政府开支状况，[2]宏观经济形势包括通货膨胀和就业状况等如何影响个人幸福感。这一脉研究往往与西方民主国家政党上台执行的政策、意识形态相连。一般说来，这些关于幸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都是置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在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学者们对左翼政党的扩张政府开支、扩大政府规模等政策能否更有效提高民众幸福感展开激烈争论，尽管经验型数据的结果有所差异，但是最近关于增加政府开支更能提升民生质量从而增加幸福感的结论多少让保守主义者感到难堪。[3]
另一脉对于政府与政治的讨论则直接考察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如议会制或总统制，选举制度的设计，代议制的施行，联邦制以及民主的整体运行质量对于幸福度提升的影响。目前的实证证据表明，政治安排、政府运作对于个人幸福感有重要影响，民主制度的设计与运行直接关乎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因为制度设计的复杂性，究竟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如何影响个体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如何影响个人的幸福感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考察。例如，拉帕特在1999年得出的分权型民主是“更优更善”的论断[4]是否能得到最后的印证仍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性研究课题。与其他学科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相比，政治学的探究目前相对薄弱。
关于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在英文文献中有零星探讨，主要针对特定的群体，如老人的宗教信仰与幸福的关系、农民的幸福感等。而国内学者尽管对此话题的兴趣相当浓厚，也尝试以实证研究方法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出现了一些关于经济因素与国人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成果，[5]但均不够深入系统，而这其中对于政治运作如何影响民众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基本缺失，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空间。
二、理论演绎与理论假设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国家政治运作对于个人幸福感的诸多理论显然无法照搬到中国，然而，政治运行、政策执行的基本原理却是跨越政治体制的。尽管像轮流执政的政党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之于我们基本无涉，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政策密切影响民众生活的基本原理却是共通的。同时，由于我们是针对中国这一单独案例进行分析，作为方法论的基本原则，那些旨在解释跨国差异的理论显然无法运用于此。基于这样的角度以及中国政治的现状，我们讨论以下几方面政治运作的影响：政府的民生政策对民众的影响、民众对政府信任感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联以及政府腐败的效应。
首先，从理论上讲，如果政府行为密切影响公民个人的日常生活，而公民个人也充分意识到其生活品质的诸多条件直接受制于政府行为，并且认同政府在相关领域内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公民对于政府行为、公共产品质量的评价就有可能与其主观幸福感相连。西方国家自由市场运行多年，一直纠结于政府多大程度上应干预市场运作和个人福利，西方学者对于政府力量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讨论，往往要摆出政府有可能侵蚀市场力量及个人自由的担忧，在政府所施行的社会福利与个人挣得的幸福生活之间需要作一个权衡。因此，过度的政府扩张会影响民众客观利益和主观幸福。不过，目前实证证据对这一理论推断的检验是冲突的。[6]也就是说，政府支出的扩展与政府规模的扩大不一定减少民众的个人幸福。事实上，如若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出于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的扩展，而且公共产品以较高质量提供，民众的幸福感并不会受到削弱。回顾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的经历，民众对于政府的依赖性不可谓不强。在此前提下，民众对于政府支出规模的关注远远小于对于公共物品供给质量的关注。具体公共产品的提供，例如教育、卫生医疗、公共交通以及社会治安等均直接关乎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民众对于公共物品供给的积极评价理应增加公民的主观幸福感(理论假设一)。
其次，公民对政治运作的评价不仅仅是停留在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公共产品供给的层面，公民对具体政治制度的信任也至关重要。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社会科学研究者认定为一种理性选择，即在理性计算之后将赌注押给信任对象的一种选择。[7]信任可以降低社会各方面的交易成本，是社会运作的润滑剂，是民主社会良性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8]而公民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度是相信其能够多大程度上进行令人满意运作的一个指标。[9]我们应不应该信任政府是一个规范的哲学问题，[10]而民众是否信任政府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不能否认，对于政府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的同时又能秉承民主价值是某些理性而成熟的公民的表现之一，[11]但如果政府机构令人信任，也就是说，民众对于政府机构整体作积极评价，那么这种信任感则会成为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的润滑剂。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不仅能抬升公民自我履行职责的意向，也会激励政府部门更为良好地运作。在此良性的互动之中，政府政策的推行阻力将减小，而民众也会积极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12]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形成生气勃勃的政治体系，政府机构的良性运作以及广大公民勃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增进公民对自我整体生活质量的积极评价。当下的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价值多元化，社会法治以及政治体制均不甚完善，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显得愈发重要。不仅我们的政府需要民众的积极信任来减少改革的阻力，民众亦期待一个值得信任的政府以提高福祉，为民众个人幸福生活的构筑打造公共空间以及公民职责的履行提供公共平台。因此，我们认为，当下我国民众对政府机构信任将直接影响其个人幸福感(理论假设二)。
再次，政治行为中另一个为公众所关切的方面就是政府的清廉(或腐败)程度。所谓腐败，宽泛定义为利用公共职位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13]如果说相对不平等的遭遇往往导致主观幸福感的下降，那么如果是不平等原则的获益者，在无其他心理和外在压力的前提下，推断其可以增强主观幸福感不无道理。然而，问题在于，腐败行为的获益者往往限于少数掌权者，绝大多数的公民都将是腐败行为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因为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完全被排除在外，不能享有应有的平等获利机会，[14]更因为，大量的腐败行为往往损害了国家公共政策的倾向，不仅违反了维护公共福祉的基本原则，还使得社会各方面运作效率低下、质量不堪入目，直接危害公众的生活品质。[15]民众对于腐败的认知直接关乎其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的打分和对未来的预期。一个相对清廉的政府抬升民众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度；而一个腐败的政府则影响民众福祉和对整体生活状态的评价(理论假设三)。
三、研究设计：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以及统计模型
2012年全国进行了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们借这五年一次的机会在选举过后的一个星期对于南京市市区的560多万合格选民进行随机抽样，共抽取2399个随机样本，采用访谈员入户、面对面对被采访对象进行发问的形式，调查其选举行为并问及公民文化相关问题，共获取有效问卷1199份。南京市作为长江三角洲一个省会城市，GDP在全国大中型城市中居于20位左右，人均GDP在全国约排在第15位，因而，本课题是针对城市市民状况的调查，不包括农村地区，而且是相对发达城市的情形，因此在进行结论解释时需谨慎，不可过分推论。
我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依据问卷中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总体来说，您觉得自己幸福吗？”从数据来看(见表1)，该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明确表明他们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直接认定不太幸福或很不幸福的人只有不到10%，还有三成左右的人在模棱两可之间。不过，对于这三成应答数据的解读我们要考虑到被访谈者顾及面子问题而未真实作答，因此，在此后的logit模型中，我们只将明确表达“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应答者归为幸福。那么，该市市民的幸福感决定于哪些因素呢？尤其是与政治因素之间有怎样的相关关系呢？
在理论部分，我们考察了政治运作的三个维度：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政治信任以及腐败程度。对第一个维度，我们采用问卷中的一组问题：“对于南京市的以下状况(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治安状况、交通状况、医疗服务状况、学校教育、环境卫生、道德风气)，您的满意程度是几分？1分为非常不满意，10分为非常满意。”从我们的数据来看，该市市民各项满意度不算低，其中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满意度最高，平均达6.62分与6.60分，交通与医疗满意度最低，平均5.65与5.70分。
对于第二个维度政治信任的测量基于：“您对下面这些机构和组织(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信任度如何？”分值10为信任度最高，1则最低。对三者的信任度我们没有看出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对于街道办事处的信任度平均最高，为6.12，对市政府的信任次之，平均6.08，而对于区政府则最低，为5.92。可见，如果与民众有直接互动且行政效率不低，应该可以增加信任感。
对第三个维度腐败程度的衡量依赖于两个问题：“您认为腐败现象在地方有多普遍？你认为腐败现象在中央有多普遍？”分值5分表示“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腐败”，而1表示“几乎没有官员腐败”。数据表明，整体来讲，该市市民认为“至少一半以上的官员都腐败”，地方和中央的平均值分别为3.04与3.28。中央腐败度的衡量出现了大量的“不知道”，显然广大民众与中央政府没有实际的接触，亦缺乏相关的公开信息，虽然民众因此不能十分笃定中央政府政治的运作状况，但也存在增加其遐想空间的可能性，继而影响整体的政治合法性。
要厘清政治因素之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须通过回归分析的统计学模型。根据数据的特征，我们采取两种模型，一为logistic模型，一为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对于logistic模型，我们把“非常幸福”与“比较幸福”标为“1”(N=466)，其他为“0”(N=683)。公共产品质量满意度、政治信任、腐败程度分别是各项相加的总体满意度、信任和腐败指标。表2是此三个指标与主观幸福度之间的二元回归分析结果，基本印证了上文预设的理论假设。在二元关系下，公共产品满意度、政治信任以及腐败衡量与公民的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具有统计显著性。不过，我们需要在多元回归、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才能得出更有把握的结论。
根据之前的研究文献，我们需要控制一系列的其他变量。主要包括：(1)受访者的个人特质，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状况、教育程度。(2)收入状况。之前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一系列的经济因素相关，因此，我们考虑采取以下三个经济变量：个人收入、收入公平感和家庭经济状况。(3)社会资本变量。人际间的信任一直被认为是增进幸福的重要元素，考虑到儒家文化中差序格局的特质，[16]我们将受访者对家人、亲戚朋友的信任，也就是人际核心圈的信任度作为人际信任的指标。社会资本的另一个变量为是否参与社会组织，采用虚拟变量进行衡量。(4)与政治相关的其他变量，一是民族自豪感，二是对官民关系状况的评价。
表3中，模型一与模型二分别采用不同的统计模型来解释主观幸福感，我们主要从中观察政治变量的影响。公共产品满意度与政治信任在两个模型中显示出强稳定性。模型表明，在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变量之后，民众有关公共产品质量的评价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消失了。换句话说，无论市民对于经济发展状况、治安状况抑或医疗卫生教育状况如何评价，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并不直接影响其幸福感知度。广大民众自身的幸福感是与公共产品质量的感受相分离的。这一发现多少挑战了我们的常识。相反，该市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受到政治信任的影响相当稳定，在检验过的诸多模型中表现一致。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说，民众是否信任政府直接影响他们的幸福感知，后文将继续深入分析政治信任变量。腐败衡量在模型二中没有统计学重要性(p-value =0.22)，但认定政府腐败度很高会减弱民众主观幸福感是两个模型的共同倾向。综合这三个政治变量会发现，是否信任政府、对政府腐败的衡量直接影响民众的幸福感，尤其是政治信任感的作用格外突出，而与民众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却与民众的幸福感无涉。如此说来，从政治与幸福感的角度来看，当下中国市民对自身幸福的感知似乎有超越日常生活的趋势，而直接与政治信任相连。这在其他两个政治变量官民关系和民族自豪感中也能体现出来。认为官民关系感知紧张会降低公民的幸福感，这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影响变量，而民族自豪感则可以增进幸福。民族自豪感的正向影响作用也相当稳健，因此我们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在当下中国，塑造民众的民族认同比提升公共产品质量更能直接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与家人良好的信任关系会增进个人幸福，我们也测试了对陌生人的信任的作用，不具有统计学重要性。可见，在中国社会，差序格局带来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幸福感知，文化的作用是显然的。经济变量的影响亦非常有趣，个人收入与幸福感无涉，而与其平等感以及家庭的整体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后者多少显示出中国人家庭理念之于幸福的重要，而前者印证了之前的诸多研究，即无论一个人的收入怎样，一旦其认定不公平，则幸福感会大打折扣。在个人特质变量中，性别的差别最大，在控制一系列其他变量之后，该市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感觉到不幸福。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提高教育水平对于个人幸福的增进似乎并无效用。在所有控制变量中，参与社会组织一项是最为费解的。理论上讲，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可以在社交活动中增进幸福感，但这个变量的系数却是负相关的。这一反常的现象有待后续作进一步的观察。
我们继续回到三个主要的政治变量。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政治信任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稳定。那我们不禁反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政治信任呢？参考政治信任的相关文献，[17]结合中国政治现状，我们对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进行考察(详见表4的结果)，采用了Regression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以及Robust Regression解释政府信任。
表4对政治信任的解释模型显示出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政治信任与个体特质相关变量毫无关系，而主要决定于其他的政治变量。模型三、四表明，党员并不具有更高的政治信任，这对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具有8000多万党员的国家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我们测试了党员与腐败度之间的交互关系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没有统计学重要性。在一系列的模型中，该变量都与政治信任无涉。对照表3与表4，腐败评价也许不一定直接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但却是影响政治信任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各模型中相当稳定。官民关系的紧张度也影响政治信任，与腐败评价一样，系数都相当高。不过，对此我们不宜过度推论，因为在此存在一个内生性(endogeneity)的问题，也就是既有的政治信任度有可能影响到腐败和官民关系的判断。我们只能说，两者有着相互的关联性，尚不构成绝对的因果关系。民族自豪感对于政治信任没有影响，因此执政者对于民族认同的打造或许能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却无法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从公共产品的各项满意度来看，经济、治安和医疗是最重要的领域，直接影响公民政治信任。结合表3的数据来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不一定直接促进主观幸福感，但是却可以增进政治信任，从而间接提高主观幸福感，特别是在经济、治安与医疗方面。换句话说，政府行为需要在有效地增进政治信任之后，才能很好地转化为提升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动因，因此，政府行为能否有效打造政治信任至关重要。
四、结论
我们对于南京市的调研数据呈现了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公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独特关系，这其中凸显的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性：政治信任的缺乏直接削弱中国城市市民幸福感。当媒体在铺天盖地追问民众的幸福感时，不知政府部门是否意识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影响幸福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之一。打造政府的公信力才能增进人民幸福是本文得出的最直接的结论。而本文的发现实则印证了我们的直觉，打击腐败、保持经济发展稳定、确保社会治安以及提升医疗公共事业满意度是最直接提升政治信任的手段。公民的幸福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政治信任低下、腐败横行直接影响每个个体的幸福感知，因此，政府行为对于提升个人幸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注释：
①考虑到是否具有共线性问题，我们报告模型三vif值，最高为3.80，平均为1.89，在可行范围之内，
不受共线性问题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