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会1997年年会学术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走向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学会1997年年会于5月27—30日在昆明举行。 会议由中国社会学会主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来自国家计委、国家教委、民政部、公安部、建设部、监察部、全国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以及全国各地社会科学院、大专院校的社会学研究、教学等单位和部门的代表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90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雷洁琼向大会发来贺词。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袁方教授向大会发表了贺词。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天玺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向代表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何耀华分别在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致词。最后，陆学艺在闭幕式上对这次研讨会作了总结。
年会的学术研讨主题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这次年会分别就以下4个专题进行了讨论：“中西部发展与区域格局”；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城乡关系与小城镇建设”；“结构变迁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主题：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
在人类即将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中国社会学界聚会研讨“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会学者就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18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如何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会代表在深深缅怀邓小平同志的同时，更加体会到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所起的重要作用。从那时到今天，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到1996年，全国已经有26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35个社会学研究所，有17个省、市25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全国已有一支由3000名社会学研究和教学人员组成的专业队伍，其中高级职称人员约有660人。现在已经有社会学本科生2000名，硕士生300名，博士生50名。编写了一大批社会学教材和有关著作。有的学者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社会学的要求出发，认为，中国的社会学将发展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大学科。它应该承担起对中国社会和各类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不同于欧美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国社会学家也就不能指望西方社会学会提供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现成答案和万应药方。中国社会学家必须发挥创造力，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国社会学必须进行规范化的学术建设，现在这个任务已经摆在了面前。对于社会学来说，前18年的学科建设是解决这个学科的地位问题；今后着重要解决的是学科建设的质量问题，以及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定位问题。要开展的学术建设工作，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强化学术意识；（2）树立问题意识； （3）健全学术规范；（4）承续学术传统；（5）开展学术对话。
二、第一专题：中西部发展与区域格局
这一专题中，收到的论文较多，内容很丰富。所讨论的内容很多，有的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分析论述我国区域格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它不像自然经济条件下那样长期处于一种近乎凝固的状态。我国实行改革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三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所加剧，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在缩小地区差距的问题上不能消极等待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坐等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缩小地区差距，而应由国家采取措施来刺激、帮助、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充分发挥国家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作用。有的学者研究我国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问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目前西部发展乡镇企业，比起当年东部发展乡镇企业，有利条件是：外部环境已经大大得到改善；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和资金输出的时机逐渐成熟；中西部地区十多年来通过农民的跨地区流动，使一部分农民积累一定的资金，具备了一定的技能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观念。
关于农村社会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构筑社会现代化的基石”的论题中，作者以江苏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农村社会稳定的规律问题，其稳定发展的标志被归纳为：第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农村社会稳定的核心动力；第二，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分配结构，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基础；第三，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农民社会生活的“安全阀”，也是保障农村社会稳定的“减震器”；第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化管理，是新时期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要素；第五，倡导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是营造农村社会稳定的良性氛围；第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改善社会秩序，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的结果性标志。对于“苏南模式”的研究，大会论文也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新的情况。苏南人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不断寻找新的生长点，创建模式新优势，注重吸收、兼融和创新。乃至对某些方面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这种“后苏南模式”与原有的“苏南模式”相比较，有如下发展的变化：一是在发展的思路和目标上，苏南人有了更为广阔的拓展和更高层次的追求；二是实施途径上，苏南人更注重于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大环境；三是在推进工作的手段和方法上，苏南人更多地研究各地各种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充分借鉴、消化、吸收、渗透、取代、再造；四是在重大决策选择工作的突破口上，苏南人彻底抛弃“名份”思想，注重实践创造。还有的学者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问题，选点宁夏吴忠上桥乡解放村，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研究，说明解放村社会结构分化有这样几个特点：（1 ）社会结构中的类别参数明显增加；（2）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参数变化显著；（3）社会结构分化水平不高；（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以判断社会结构分化将加强，横向水平分化将向更复杂的多元方向发展，纵向垂直分化造成的不平等状况在近期内不可能改变，甚至会强化。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学者，分析了这类地区社会秩序特点及其维持机制。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来说传统文化已经深入到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他们约定俗成的风尚和习惯，成为他们的认识模式和行为模式。比较起内地汉族地区的社会秩序特征及其维持机制，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刚性更强，其维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建立在以传统的神圣性和实施权威者的符合传统性为基础的权威结构形式。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转型的基本目标，即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一种具有弹性特点的社会秩序，并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一种以理性为基础，以法理权威结构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机制，从而使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互动关系的先赋性因素降到最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转型的基本方式，试提出3 个需要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制度化建设；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三是加强沟通协商机制的建设。总之，应该通过制度化的理性合作方式来实现。
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发展的差距问题，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有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发展特征来分析这一问题，提出看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特征是贫困性，社会的同质性，社会经济结构障碍性。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是：人们心理不平衡问题，人口问题，宗教和风俗习惯问题，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问题。所以要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
贫困问题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这次年会上学者们也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从“扶贫传递与社区组织”角度，研究者认为：至1996年中国尚有6500万贫困人口，形势非常严峻。多处扶贫，但许多地方变化不大。以往的一些扶贫方法不适应。扶贫不仅需要加大力度，更需要体制调整和制度创新。第一，扶贫制度不仅需要“向基层传递”的推动机制，更需要“传递到基层”的保证机制；第二，扶贫的成功有赖于高效率的扶贫传递系统；第三，扶贫制度创新在于注重贫困社区发展的内部动力，协调外生性资源和内生性资源的关系，培养社区自组织能力；第四，在扶贫过程中不仅利用现有组织系统，还要完善和建设这个组织系统。还有的学者认为：前一阶段扶贫工作状况不令人满意和乐观。为使贫困地区在脱贫的同时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及后劲，应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从3 个层面上对扶贫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和部署。一是实施贫困地区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战略：继续强调对贫困地区的物质救济；实施区域性开发援助，重点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二是实施贫困地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促进其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为贫困地区发展广开筹资渠道。三是实施立足贫困地区自身资源开发的发展战略：提高人口素质，挖掘人力资源潜力；转变农业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式，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增加贫困地区的经济收入。
三、第二专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专题的论文数量不算多，但论述有深度，而且有新视野新角度。论者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这是一个“亘古而常新的问题”。强调共同的文化价值即社会规范在历来的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整合，集中体现为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 ）主文化的合理性和健康发展问题。没有主文化的有效存在，就不会有国家与社会统一的整体；（2）主文化的社会化机制问题。 没有主文化的有效的社会化，就不会有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3 ）亚文化的规范与整合问题。没有亚文化的合理存在，也就不会有相对独立、自主、自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4）抑制和同化反文化问题。 没有对反文化的有效抑制和同化，也将危及国家与社会共存于其中的整体。中国的传统国家机制是“文化取向”型的，其突出特点是儒家文化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天命观维系着主文化的“合理性”，传统教育和修养的种种内容和手段又健全了它的社会化机制，再加上儒、释、道互补，地方宗教文化得到利用，比较有效地同化和规范了各种亚文化。因此，中国近代国家扩张形式与西方不同，不完全是现代化进程中强化民族国家的内在需要所致，也没有市民社会的力量状大为基础，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外力压迫下，危机似的增强社会动员程度，强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而且未能建立新的合理的主文化。一个相对独立、自主、自律的社会形成的标志，是其文化的成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关键在于建设能够统一社会文化价值并因此而获得合法性的主文化，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及其活动应该严格受制于这种主文化。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论述。学者们往往由此入手，结合现实和历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学者根据列宁主义的国家观，从国家的本质和结构的不同，以及产生、消亡在时间上、作用上的不同等方面，论证了国家与社会的区别。
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社会结构”这一题目的学者，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起源、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论述，并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的变化，针对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排斥市场和社会，“条条”“块块”分割、相互扯皮的种种弊端，明确表述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是社会，而不是国家。提出了“强化社会功能”的主张，包括：第一，健全社会劳动组织；第二，完善经济社会功能；第三，创建社会主义民主；第四，促使国家职能向社会职能的转变。还有的学者也在自己的文章和发言中直接或间接地谈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有的学者认为“制度失序是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伴生现象”，所以必须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完善包括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公共参与、信息交流等在内的社会体系。
学者中有的对加强云南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提出了看法，总的思路是：“一个目标”、“四个适应”、“四个分开”。“一个目标”是：建立起充分保障民族区域自治，体现地方特色，突出经济中心，法制观念健全，机构设置合理，工作效率提高，人才各展所长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制。“四个适应”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适应党和国家关于改革的统一部署；适应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的状况。“四个分开”是：党政机关职能分开；政府与企业职责分开；事业单位管理分开；各类人员管理分开。
四、第三专题：城乡关系与小城镇建设
这一专题的内容，一直受到社会学家重视，并列有重点课题进行研究。在社会学刚恢复的时候，费孝通教授就率领一批社会学家开展了系统、长期的研究，有不少成果问世。此次年会收到的这方面的论文较多，主要论述的问题有以下一些：小城镇建设在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中，对促进整个农村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起着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小城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对于城市化发展道路问题，即是否应该把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城市化的最佳选择，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积极发展小城镇是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其本身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另一种观点认为，把积极发展小城镇作为实现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途径是一个误区。会议所收到的研究城乡关系与小城镇的论文，基本上都是持前一种观点。作者们或用某地的典型调查材料来证明，或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论证，大力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其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我国到2000年将有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转为非农业人口。 如果这些人全部进入城市，按1995年底的统计数字，全国共有640 个城市（含县级市），那么每个城市平均必须吸收312.5万人。 这显然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如果要另建新城市，则要建1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60 —200个，或50—100万人口的城市300—400个，或20万人口的城市1000个。若按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的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基本投资推算，国家需要投资9000亿元，这无论从人力、物力、财力任何一个方面来说，显然都是不现实的。而据1995年底的统计，我国有建制镇15043个， 非建制镇49256个，合计共有64299个。如果按2亿人口计算， 每个镇平均需要吸收3110人，经过努力应该是可行的。费孝通先生研究小城镇就主张“工业下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就地转移，而转移的地点就是小城镇。所以应该大力发展小城镇。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小城镇的发展，使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改变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生产力格局，形成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城镇拔地而起的农村发展的可喜形势，使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二是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力布局和缺乏农业基础的工业化、城镇化状况，形成了一、二、三产业共同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三是改变了国家、集体、个人相结合和内资、外资相结合的多元化、开放型投资体制，大大增强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后劲；四是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力布局，形成了以效益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力布局的管理体制；五是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成“三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大批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成为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体力量，加强了城乡的经济社会联系，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六是使东部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增长区域”和“增长极”的生产力非均衡增长的格局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新的城镇体系格局。
有一部分学者提出应重视对不发达地区小城镇的研究。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小城镇的作用日益明显，而且越来越发挥着城乡的枢纽和桥梁作用。对云南小城镇发展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云南现有18个建制市，只有昆明市一个大城市，其它城市都是小城市，总体城市结构体系不合理，发展水平差距大。要建立布局合理的区域城市空间结构；加快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完善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各项功能；发展各具特色、区域分工的城市体系；培育区域城市经济梯级发展链。
五、第四专题：结构变迁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有关本专题研究的论文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在“论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三大崛起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的论题中，提出：自主经营体制的崛起、市场竞争原则的崛起、能动主体走上我国历史舞台是市场经济建设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现实，论证了人的二重互补性：在社会经济现实中构建新伦理精神的可能；群己协调精神：三大崛起形成的道德体系的核心。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大历史崛起、要求建立以群己协调的协理精神和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多层次思想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可以形成3 台阶12层次的金字塔。它的底座是社会主义法制侧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的论题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精神文明建设。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中职业身份的变迁。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成员已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部、工人、农民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种职业身份转变，产生了新的职业群体。分析了新的职业身份群体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提出应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职业群体的道德规范。学者们还分析了新时期道德文化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企业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问题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文化有关方面的关系问题。如社会公德建设问题。论者指出，社会整体综合发展，要避免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德等精神文明建设畸轻畸重；辨风正俗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强化公德建构的必要过程；要以平等发展的观念确立社会公德风尚的调控制衡功能。社会公德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综合体现，通过辨风正俗规范、净化社会公德风尚：使之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既符合当代现实利益，也是未来社会进步的需要。在这方面，有的学者专门研究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对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结构作了深入分析：表层结构——习俗、礼仪和文学艺术；中层结构——劳动生活和经济生活；深层结构——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论证了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如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调适；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积极作用。并指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继承和发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使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就会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升华，形成多姿多彩，具有多民族特色的现代文明。
关于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失范问题，是社会学者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研究者提出：社会道德失范问题的出现，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经济体制变迁、社会分配结构变迁和社会控制结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应该相应地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解决社会道德失范问题。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解决社会问题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应该统一起来。
婚姻家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的婚姻和家庭领域正在明显地发生着适应性的演变。这种演变为强烈的功利所驱动，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为背景，以扩大化的人际关系活动为中心，以开放式的现代婚姻家庭观念为先导，以多样化的结构性渐变为过程。其间尽管在婚姻家庭领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尽人意的表现，但中国婚姻家庭的稳定结构已经受住了市场经济带来的震荡和冲击，中国现代婚姻与家庭态势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关于社会转型中的家庭道德问题，学者分别论述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传统家庭道德的特点，并进一步对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家庭道德现状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化中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同时也吸取外来文化中合理的、优秀的内容，根本目的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时代精神的，有中国特色的家庭道德规范，以及保证这种规范能够实施的社会机制。还有的学者分析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家庭进入了一个变迁时期。这一时期的精神文明，既有进步的、光明的一面，也有不足的、阴暗的一面，具体表现在4 大矛盾上；新旧道德的矛盾；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新旧文化的矛盾；新旧关系的矛盾。解决这4个矛盾， 是引导家庭结构变迁顺利完成的起码条件。
对广西部分农村滥建庙宇现象的分析，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分析者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是政治环境宽松、经济生活中的无序和风险的存在、心理上的失衡、文化素质低下、管理上的空隙以及民间习俗的影响等。作者在指出滥建庙宇的危害的同时，提出了刹住滥建庙宇歪风的一些措施。
标签：社会学论文; 小城镇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企业年会论文; 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