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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语言学：探索语言的生物性》(Biolinguistics:Exploring the Biology of Language)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作者是Lyle Jenkins。除引言和结语外，该书主体部分包括五章，分别阐述了生物语言学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即语言知识的组成、习得、使用、相关的大脑机制以及发展进化。Chomsky曾经反复多次强调语言学是心理学——最终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Jenkins在《生物语言学》这本书里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语言学的生物学属性：语言具有生物性，语言学是生物学。
1.统一问题
第一章“统一问题”集中探讨生物语言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比如：生物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生物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语言学的自然科学属性、语言学中形式化的本质。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是必须首先确定的，正如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没有研究一切的学科一样，生物语言学不是“研究一切”(the study of everything)的学科。对物理学家来说，他们不会试图在同一时间去研究所有问题，而是就一个一个的“现实片段”(pieces of reality)进行研究，对某一给定的“现实片段”进行理想化，然后试图用数学的理论去描述它。总之，类似物理学中牛顿从苹果落地的令人再熟悉不过的自然现象中，探索物理世界的奥秘一样，生物语言学是从表面上熟悉而简单的语言数据中，探索大脑／心智(brain/mind)的奥秘。
既然生物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那么在自然科学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可以完全合理地应用在生物语言学的研究之中。Jenkins都把语言学中的观点和硬科学(hard sciences)的观点进行平行比较，以证明语言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某些研究策略的合理性。例如，在物理学中，“理想化”是司空见惯的，也是必须的，因此他认为当语言学家也对研究对象进行“理想化”的时候，别人不应该因此指责。硬科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可以同样合理地用在生物语言学的研究之中，而且就是用类似自然科学中的方法，我们也只可能找到某些问题的答案。有些“神秘之物”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同当初发现它们时一样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也许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永远超出人类的认知能力的理解范围。不仅如此，Jenkins还认为，人们对语言学家比对其他科学家更苛刻，标准更高——因为他们经常要求语言学家证明某些概念具有“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i reality)或者“神经现实性”(neurological reality)或者甚至“心灵现实性”，但是对于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则没有这样的要求。Jenkins认为：既然物理学家Weinberg仅仅因为夸克或者波形函数等概念在理论上有用，就甚至过分到声称它们是现实的，那么照此推论，理论上有用的语言学概念和原则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说具有各种“现实性”。本章的主题是“统一问题”。所谓统一，是在表面上纷繁复杂的各种客体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我们可以把心智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统一起来。为此，Jenkins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以我们研究其他自然现象、物理系统的同样的方式和方法来研究心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式，因为其他方式会让我们成为Chomsky所谓“方法论上的二元论”者：即当我们研究脖子之上(above the neck)的人时，必须放弃科学理性主义的观点。
2.语言知识及其使用
第二章“语言知识及其使用”从生物语言学研究中的五个基本问题的讨论开始：(1)什么组成了语言知识？(2)语言知识是如何习得的？(3)这一知识是如何被使用的？(4)相关的人脑机制是什么？(5)语言知识在种族中是如何进化的？
本章的开始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简单讨论。“内在语言”(I-language)组成了语言知识。语言知识的内容是语言生物学中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要回答后面的问题(2)至(5)，我们必须先了解所谓“语言知识”或者“内在语言”的概念，并对这个“知识”的系统有所了解。作者认为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心智／大脑看作一个模块化系统，这些模块包括语言官能、数字官能、视觉系统等等，各模块之间相互作用。通过列举失语症、大脑受损、以及染色体异常等患者的病例，作者试图证明：语言官能可能部分受损而其他部分却保持完整。语言知识的使用则涉及很多因素，包括处理(parsing)、言语行为、语用等等。作者还讨论了Zaidel(1980)的观点：既然第二语言同第一语言相比可能具有不同的神经次层(neurological substrate)，那么一个生物决定的普遍语法就是不可能的。作者认为UG与本章提供的那些所有神经解剖病例的模块化设想是一致的，通过对操双语者的神经成象研究也表明Zaidel是不正确的。对于一个非常精通双语的人来说，他的
和
位于同一大脑皮层。本章还讨论了富有争议的“心理现实性”问题：生成语言学研究中所使用那些语迹、句法表征等具有现实性吗？类似问题在生物学、物理学中都曾经提出过：孟德尔定律是现实的还是只是些计算公式？原子、夸克是现实的吗？它们是否具有实时处理机制的特征？作者认为：语法理论只是一个描述从实时处理中抽象出来的结构的形式系统，只要我们能够通过它确定结构，我们的理论就是“完美的现实”了。实时处理系统是其他学科的研究问题。
3.语言习得
第三章“语言习得”关注语言的习得问题，讨论“普遍语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讨论由基因决定的、待设定参数的普遍语法在语言知识的习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者先回顾了“原则参数理论模型”(PPT)和“刺激贫乏论”，然后在本章的其余部分讨论了自然论者和连通论者(the connectionists)之间的争论。“原则－参数理论”是语言学家转向语法的基因基础解释的第一步。“原则”是人类生物天赋的一部分，而“参数”则是有待确定的变量，反映了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原则－参数理论”的研究类似生物学中发展生物学家试图找到基因控制的机制的研究。
如果我们认为语法有基因型的特征P，但是语言学习者接触的语言数据中却找不到特征P的证据，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刺激贫乏论”的一种情况。儿童为什么能够习得远远超出他们的经验之外的东西？Butterworth(1983)认为儿童学会语言就象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是靠他们“非凡的智力”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并借助父母的系统帮助才完成的。然而，如果那些句子是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终生都碰不到或者未说出过的呢？这样所谓的智力因素、父母的纠正等都无法解释了。我们有理由假设儿童习得那些特征是通过内在化的原则即语言的基因程序来完成的。“刺激贫乏论”为我们解释“柏拉图问题”指明了方向。所以，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不是“学习”、“指导”的过程，而更应该被恰当地描述为语言器官的“生长”、“选择”过程，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4.语言机制
作者在第四章中离开理论问题而转向语言的神经和遗传机制。作者相信，UG原则和大脑神经系统的关系正如遗传学中孟德尔法则和遗传基因的关系，它们都是物质机制的抽象表征，反映基因指定的神经结构。“Chomsky定律”(Chomsky's laws)和“孟德尔定律”(Mendel's laws)一样具有“心理现实性”，人类的语言变异遵循古典孟德尔定律。作者也讨论了UG中有关基因变异的问题：带言语缺陷的双胞胎，如果他们生长的环境不同，就可能显示出UG的参数信息来。作者还列举了很多个案实例，包括发展中的言语词汇发音不全、言语障碍症，以及诵读困难等等。这些基因研究对于阐明语言的生物基础至关重要。微小的基因变异都可能引起语言变异。最后，作者讨论了“关键期”的分子基础和大脑中语言不对称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语言习得经历了一个“关键期”阶段，在此阶段，大脑更具“弹性”。
5.语言的进化
第五章是本书最长的一章，篇幅达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语言的进化一直是生物语言学家极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我们需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1)人类语言是如何设计的？(2)这些设计特征是如何在我们人类的大脑进化的？人类的语言设计是完美的，遵循自然界中其他物理规律，如守恒、对称、经济等。
作者然后集中讨论了他称为语言演化的“最简－内在主义”。之所以称为“内在观”，是因为“原则－参数理论”等类似理论模型证明自然选择在语言进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能是唯一的力量。机体的诸如对称性之类的属性，根植于自然之中。作者也描述了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对称被打破的现象。他相信语言的属性也是语言演化过程中的类似的“对称打破”的结果。作者认为Dennett(1995),Pinker,Bloom(1990)等“激进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是“方法论上的二元论”。他们对Chomsky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存在误解。Chomsky并不反对语言进化中自然选择的力量，他反对的只是把自然选择当作唯一因素的观点。语言的进化既有上帝的力量，也有自然选择的力量。“激进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倒退，因为他们相信“自然选择”是唯一推动进化的力量。我们不可能像他们会同样用“自然选择”的力量来解释语言设计和心智问题。不考虑所有其他因素，自然选择什么都解释不了。在本章最后，作者讨论了关于灵长类动物的交际问题和Deacon(1997)的观点：语言进化发生在大脑之外，以一种感染儿童大脑的寄生机制存在。人类语言和灵长类动物的交际系统有相似之处，但是有一个特征把人类语言和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交际系统彻底分开：人类语言设计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通过递归手段处理无限的离散体。作者认为Deacon的核心假设是不成立的，只会走入死胡同，解决不了语言生物学中的问题。
生成语言学自其诞生伊始，就一直被各种批评、责难、非议、误解所包围。本书有助于澄清Chomsky在认知科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乔氏曾经常申明他的看法在哲学史上是有所继承的，本书则更进一步证明了乔氏那些思想在自然科学（物理学）中也有类似观点。作者利用其渊博的科学史知识，阐明了自然科学和语言学某些思想上的联系，令人信服。为了深刻理解作者的观点，读者有必要先了解乔氏批评者的一些看法。如果对相关问题一无所知，则可能会影响对本书的理解。
本书存在的一些缺陷是：书中有些结构似乎稍嫌混乱，不很清晰。读者有时可能不是很清楚上一节和下一节之间的联系。例如，在“统一问题”一章中，他给了一个副标题“统一中数学的作用”，作者把“统一和方法论上的二元论”似乎不属于这一部分的内容也归到了这个小节中，这个部分的内容与其前的部分没有结合在一起。另外，既然本书是关于“生物语言学”的，作者就应该在书的开头定义这个重要概念，然而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这样做，这样读者只好自己去猜测、定义这个术语。一方面，作者所谓的“生物语言学”似乎等同于乔氏所谓的“生物语言学”，而另外一方面，它们之间似乎又有些差异。作者应该把那些差异着重突出，以使读者心中有清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