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热贡“神鼓文化”仪式功能分析
余 爽
(青海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 青海热贡“神鼓文化”，作为六月会血祭娱神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原生本教与藏传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物。随着民族的迁徙，“神鼓文化”在高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对话交流中逐渐发展完善，世代维系着藏族和土族的农耕村落，但鲜有学者关注热贡“神鼓文化”。本文试图探索“神鼓文化”的历史渊源，描述热贡六月会祭祀仪式中神鼓的利用与使用，从文化生态视角对“神鼓文化”的原型和内涵进行阐释，在仪式情境中观照和分析“神鼓文化”的功能与作用。
关键词： 热贡；六月会；“神鼓文化”；仪式功能
文化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实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化的发展。美国学者朱利安·斯图尔特提出“文化生态学”学说，认为研究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不可忽视人、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这对于追溯热贡地区“神鼓文化”的原型，分析“神鼓文化”在热贡六月会仪式中的功能，大有裨益。研究“神鼓文化”，需要了解其文化原型。爱德华·泰勒，原型理论的首创者，提出了“万物有灵”的观点。热贡地区早期的原始本教，以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为基础，其孕育的“神鼓文化”正好是泰勒“泛灵论”的体现。“神鼓文化”中祭祀的对象是被寄予期望的人格化的山神和龙女，而“神鼓”充当着一种巫术法器，喇哇(藏族称谓，汉语译为“法师”)持鼓作舞，进行降神的歌舞仪式表演，在原始先民的观念中这种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是宗教巫术与神舞最本质的内涵因素。因此，探究“神鼓文化”的本源，要从最初鼓文化的产生说起。
一、鼓文化的历史溯源
何为鼓？最早在《山海经·大荒乐经》中记载了上古时期的一头神兽，“其声如雷，其名为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1]原始先民在生产工具匮乏、生产技术落后的环境下，以渔猎的方式维持生计，在满足基本果腹和保暖的前提下，将剩余的兽皮与陶土融合，成就了早期的鼓——陶鼓。这些陶鼓既是装载食物的容器，又是声震五百里驱逐野兽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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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炼制和锻造技术日臻娴熟，“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悬鼓”[2]，装饰精美的铜鼓替代了陶鼓。此时的铜鼓，设有“鼓人”专门掌管，开始在隆重的祭祀仪式中打击奏乐，有了法器的意味，但仍旧是一种炊具。春秋战国时，铜鼓盛行，正式作为乐器使用，形制逐渐稳定，鼓面绘有图案，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
由此可见，原始先民出于生存的目的，在原始自然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进行着鼓文化的创造实践活动，从而达到自我的文化关照。在其后的历史演变中，鼓文化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与中国的信仰文化、丧葬文化、歌舞文化以及饮食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无论是早期的驱逐猛兽、盛水纳食，还是后来的祭祀宴会、民间娱乐，鼓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鼓文化在青海热贡的发展
(2) 太原地区地层性质更接近软土地层，基坑桩(墙)体水平位移监测，应以管顶为起算点，并将对应墙顶水平位移值代入进行修正。
在六月会的“拉什则”“勒什则”和“莫合则”的祭祀舞蹈中，神鼓是喇哇沟通神灵、引领民众的法器，又是舞者表演歌舞的乐器，还是民众祛灾除害希冀和平的武器。如果我们对六月会这一民间血祭仪式进行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特殊的仪式功能。
热贡，是同仁的藏语表达，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历史上有汉、撒拉、蒙古、藏、土、保安、回等多个民族居住过。热贡地区保存有古老丰富的原始文化。[3]根据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对“边缘性”地带的定义和认识，青海热贡地区属于高原游牧业与中原农耕业，佛本、儒道与伊斯兰等多种文化的结合地区，同时也是汉、藏、回等多民族文化的边缘地带，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意义。[4]
热贡六月会的仪式过程以三种祭祀舞为划分标准：“拉什则”(藏语称谓，汉语译为“神舞”)“勒什则”(龙舞)“莫合则”(军舞)。在“勒什则”祭祀舞蹈中，喇哇在卜到吉卦后，通过羊皮鼓召集村民，以血祭山神，随后唱“喇依”(藏族情歌)进行龙女祭。在“拉什则”中，身着藏式服装的男性村民，头顶方巾，黑带缠额，手持神鼓，在神庙的广场上，敲击着羊皮鼓的未绘制图案的一面绕圈跳舞，节奏分明，鼓声明快，动作整齐划一。祭祀完本村的山神后，喇哇会前往拜访邻村神庙的山神，相遇时喇哇们会敲击羊皮鼓，鼓声一左一右代表问候，随行的村民会呐喊助兴，互相献上哈达并打结。在“莫合则”中，舞者头戴面具，身着彩色条纹服饰，手持兵器，脚踩马靴，俨然一副军队行进的模样。四位手拿神鼓的年轻舞者始终围着广场跳舞，仿佛在欢送军队出征或迎接其胜利归来。
在六月会祭祀仪式中，神鼓的出镜率和利用率非常高。神鼓，也叫羊皮鼓，在藏语中称“拉萼”。它是一种扇形带柄的单面鼓，以荆条为框，蒙上山羊皮或獐子皮，鼓的一面绘有佛八宝、青色的游龙、牡丹和莲花等图案。跳舞的过程中，舞者左手拿鼓的木柄，右手拿木制的鼓槌有节奏地敲打鼓面。舞者依据舞步的变化，时而将鼓举至头顶上方，时而降至身前，或移至背后敲打。
三、仪式情境下“神鼓文化”的功能分析
热贡六月会，又叫“周各毛来”，藏族和土族在农历六月十六到二十五共同举办的祭祀仪式，是生活在热贡地区的人们为了祈福禳灾、祈求风调雨顺而进行的以神巫文化为中心的祭祀活动。目前国内研究热贡六月会的学者数不胜数，但笔者在搜索文献和论著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与热贡地区“神鼓文化”有关的研究。本文试图以“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在六月会祭祀仪式情境中，对热贡“ 神鼓文化”的功能进行系统的、联系的、动态的分析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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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热贡地区崇尚鼓文化的历史，可以发现信仰万物有灵的古羌人曾在此活动，其传承至今的祭山会仪式中释比(羌族称谓，汉语译为“法师”)手持法器羊皮鼓，与热贡六月会中喇哇所使用的神鼓，虽然外形上不同，但材质功能上类似。在古羌人之后，又有鲜卑、汉、藏、蒙古、回等多个民族在热贡地区集聚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他族文化接触后会产生新的特质，鼓文化亦是如此。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本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中，热贡地区的鼓文化逐渐演变成如今六月会中极具特色的“神鼓文化”。
这是鼓在音乐舞蹈表演中的基本功能。在鼓文化的发展史上，鼓控制整体节奏的功能已经彰显出来，舞者根据神鼓的节奏进行舞步的统一协调。同时神鼓从始至终联结着仪式的表演，对整体流程起到控制的作用。
(一)控制节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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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灵功能
六月会举办的初衷是通过喇哇向神灵传达敬意，祈求安康丰收的娱神性表演仪式。在《礼记·祭法》中提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原始的农耕信仰。神鼓作为神与人沟通的媒介，喇哇手持神鼓舞蹈，请神上身，从听觉和视觉上引导民众进入一种通灵的状态，达到忘我的境界。
(三)心理慰藉功能
从热贡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可以得知，这里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多民族文化在交流的同时，也会产生歧视甚至敌对的局面，再加上天灾导致民不聊生，精神无所寄托，因此每年六月中下旬，正值秋收之前的农闲之时，农民们聚在一起进行“神鼓文化”祭祀活动，供奉山神和龙女。神鼓寄予了村民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村民的危机感与恐惧感，具有心理慰藉的功能。
(四)净化功能
六月会开始之前，热贡地区的喇哇须前往隆务寺，沐浴净身并觐见活佛，洗净后直到仪式结束，不能碰烟酒也不能行房事。只有这样，喇哇才能和神灵沟通心意。参与表演的村民，也会到指定的地方洗净污垢，表示虔敬。在仪式中神鼓的声声敲击下，参与活动的人们摒弃欲念，虔诚笃信，净化心灵。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在音乐方面的点滴进步，要学会用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话语赞美学生的进步，缩短教师与学生心灵上的差距，对积极主动回答问题的学生要进行肯定与赞扬。例如，教师可以用“你的声音非常好听”“你非常善于思考”等话语来激发他们学习音乐的热情。教师良好的评价对于学生而言是非常有益的，每位学生都喜欢被教师肯定与赞扬，并且学习兴趣的激发往往与积极的外界评价有紧密的联系。通过这种积极性评价，学生在音乐教学课堂中也愿意主动思考和主动回答问题，学生的思维也越来越活跃，学习音乐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五)族群教育功能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宗教祭祀仪式“表面上的功能是强化信徒与神之间的依附联系；但神不过是对社会的形象表达，实际上强化的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对社会的依附关系。”[6]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在神庙里，村民们都会绕圈舞蹈，敲击着神鼓，周期性地举行祭祀山神的仪式。热贡地区世代传承的“神鼓文化”，具有族群教育功能，维系着村落的团结，是村落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外在表现。
热贡地区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吸引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来到这里生活。他们带来了其所属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热贡“神鼓文化”，因其独特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历经岁月的淘洗，在青藏高原上仍然熠熠生辉。但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游牧和农耕文化、多民族和宗教文化对“神鼓文化”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神鼓文化”是巫文化的历史遗存，更是本波文化与佛教文化碰撞的结果。在与他文化的接触中不断产生新的特质，它与信仰文化、歌舞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宗教文化相互交织、共促发展。在六月会的祭祀仪式情境中，“神鼓文化”发挥着控制节奏、通灵、心理慰藉、净化、族群教育、娱乐等六方面的功能，更折射出热贡先民们在多元文化融合与互动下原始的灵魂观和朴素的农耕信仰，维系着热贡古老的藏族和土族农耕村落。
参考文献:
[1] 刘滴川.《山海经》校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2]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 同仁县志编纂委员会.同仁县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4]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5] 王康康.热贡“六月会”仪式的社会功能研究——以年都乎乡尕沙日村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6] [法]E·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The Analysis of the Ritual Function of “Sacred Drum Culture ”in Regong ,Qinghai Province
YU Shuang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Xining 810007, China)
Abstract : The “Sacred Drum Culture” in Regong, Qinghai Provinc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rformance of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gods in June, is a product of the original religion and Tibetan Buddhist culture. With the migration of nationalities, “Sacred Drum Cultur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improved in the dialogue and exchange between nomadic culture and farming culture in the plateau, and has maintained the farming villages of Tibetan and Tu nationalities for generations. However, few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Regong’s “Sacred Drum Cul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Sacred Drum Culture”, describe the use of sacred drum in the ritual ceremony of Regong Festival in June, explain the prototype and connotation of “Sacred Drum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analyze the function of “Sacred Drum Culture” in the ritual situation.
Key words : Regong; June Festival; Sacred Drum Culture; ritual function
中图分类号： K89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 7864( 2019) 01- 0019- 03
收稿日期： 2018-08-29
作者简介： 余爽(1995—)，女，湖北黄冈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传播。
doi: 10.3969/j.issn.1671-7864.2019.01.005
[责任编辑 孟蕴华]
标签：热贡论文; 六月会论文; “神鼓文化”论文; 仪式功能论文; 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