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野中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视野论文,党的执政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大报告指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不断探索和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向全党提出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时代课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和破解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执政能力：流动的政治资源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献当中，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深遂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这一概念和命题提出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揭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提升和发展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弱同执政绩效的大小、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呈正相关关系：执政能力愈强，执政绩效愈大，执政地位愈巩固；反之亦然。这是因为：(1)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政治形式普遍采用了政党政治的形式，即民众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中，政党直接或间接地处于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核心地位，执政能力的有效供给，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执政能力充足，社会稳定和发展才能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2)与此相联系，在政党政治条件下，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国内相当部分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并上台执政，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党的能力总量；执政后能否兑现对民众的政治承诺并以显著的执政绩效赢得民众的继续支持和信任，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最终的意义上，也取决于它在推动或领导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力供给的程度。(3)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演进的逻辑表明，执政党是现代化最主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成功与否根本上取决于执政党能力总量的规模与水平。
在现代政治学视野中，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主体，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政党运作，都需要一定的能力资源相匹配和支撑，雄厚的能力资源拥有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执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其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社会价值理想目标体系的构建。即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确立社会成员为之奋斗的目标，以此来号召、组织、凝聚群众，为推动社会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2)政治动员。由于处在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水平不尽相同，民众对执政党提出的价值理想目标的认同也就存在着差异。这一方面为执政党实施政治动员提出了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执政党展现政治动员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作为现代化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的执政党，只有具备充足的政治动员能量，才能把蕴藏在广大民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形成实现价值理想目标的强大推动力。(3)社会整合。现代化的发展，必将引起社会的急剧变革，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引起多元社会的政治需求，发生各种社会力量的分化与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必须要有足够的整合社会的能力，把各种力量聚集起来，引领民众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朝着既定的价值目标前进。(4)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任何一个政党都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职能。尤其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执政党，作为联系民众与政府的桥梁，作为不同阶层群体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工具，面对社会出现的群体利益多样化的趋势，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能力，把社会各阶层和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经过筛选、调节、平衡、综合，反映到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中，并经过国家立法机关中的党团和党员的努力，力争使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实现其社会公正，以此来获得社会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克服和避免自身合法性危机，巩固执政地位。
实践表明，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都是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和巩固执政地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资源。一般说来，影响执政能力总量耗散或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价值理想目标体系的科学化水平。不同性质的政党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识而构建的价值理想目标体系，是号召、组织民众并使自身得以发展、壮大的一面旗帜。就其内容而言有两部分构成：一是最终奋斗目标。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主义；二是阶段性奋斗目标。如，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价值理想目标愈是接近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化程度愈高，对民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吸引力就愈大；实现执政能力总量提升和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是因为：(1)执政党是政治组织，其首要职责是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民众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奋斗目标愈科学，群众基础就愈广泛，合法性基础就愈牢固，实现执政能力总量发展的空间就愈广阔。(2)执政党又不是一般的政治组织，而是现代化发展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引起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依据变化了的客观环境及时地修正和完善已提出的奋斗目标，提高其科学化程度。只有这样，执政能力才能得以不断提升和发展。(3)执政党是社会优秀分子的集合体，只有构建出科学的价值理想目标体系，才能将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吸引到党内来，实现其执政能力的增量发展。第二，运作的制度化程度。一个缺少制度化运作的政党一定不成其为现代政党。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们发现了人的自由权利，而是创造了保障资产阶级自由权利的民主制度。制度的重要性在于：执政党的运作有了行为规范和准则，明确了哪些是职责范围内的事，哪些是职责范围外的事，职责边界明确。执政党运作的制度化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执政党内部；二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党章》以及依据《党章》制定的准则、条例等党内规章制度。健全而完备的党内规章制度的功用在于保证了政党活动的有序进行，保障了执政能力供给的有效性和长期性；就后者而言，主要是国家《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是各个阶层、利益集团就具体利益冲突在相互博弈的基础上形成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的统一，是各政党、团体、公民以及各权力主体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执政党只有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能力才有提升和发展的可能。第三，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但是，革命党与执政党的一个重大分野在于：革命党强调阶级分化、对抗，强调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执政党强调阶级力量整合，强调代表社会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因此，执政党必须随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自身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组织系统的开放对于提升和发展执政能力的意义在于：能够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开发了执政能力增量发展的资源；执政党将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表明执政党有较强的凝聚力、吸引力，扩大了群众基础，增加了社会民众参与政治和利益表达的机会，从而消减了执政党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样执政能力的持续增长就有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实证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总量耗散和在改革开放中的增量发展
执政能力作为一种流动的政治资源，有两个流动方向：总量耗散和增量发展。当执政党的价值理想目标发生偏差、自身运作的制度化和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时，执政能力呈总量耗散态势；当执政党的价值理想目标比较接近或符合客观实际、自身运作的制度化和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执政能力呈增量发展态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总量耗散和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增量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总量耗散。“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期间，尽管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对整个社会的超强控制来实现执政能力总量的扩张，但事与愿违，执政能力总量却出现耗散态势，导致的结果是“天下大乱”。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价值理想目标设计错误，制度缺失和组织系统的封闭。
1.价值理想目标设计错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系列特殊条件，使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在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不可能一下子甚至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为中国人民构建起一个科学的价值理想目标，势必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这是因为，我们是在缺乏社会主义的必备物质基础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我们已经不可逆转的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还不足150元”（注：周熙明：《世纪脉搏》，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却也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然而，我们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事实非但没有使我们加倍地审慎从事，反倒使得我们一味地激进盲动。我们常常无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错把社会主义当作可以呼风唤雨的神杖，试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去不折不扣地实行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则；我们常常忘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历史使命——实现现代化，把作为近代世界文明主潮流的现代化进程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加以抵制，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加以排斥；我们把社会主义当作对资本主义的外在否定，从而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社会主义的误读以及在实践中不顾中国实际的激进盲动，最终导致了党的价值理想目标的错误设计——极“左”社会主义。对极“左”社会主义一味追求的结果，便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价值理想目标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石，在历史观上倒退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又由于极“左”社会主义经常把空想诉诸实践，其危害性又远远大于空想社会主义。与此相联系，党的执政能力总量出现了耗散态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降到了执政以来的最低点，其突出表现就是在中国发生了“天下大乱”，而且这种大乱持续了10年之久。
2.制度缺失。“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执政能力之所以出现总量耗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党自身运作的制度化程度较低，政治体系中的各权力主体特别是中心主体的政治活动权责不明，权力活动的界限不清，致使权力活动缺乏明确分工。这种情况既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表现在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首先，从党内关系上看，制度规范严重缺失。这种缺失集中表现在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践踏和破坏上。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这项根本的组织制度却受到了来自恶性膨胀的权力的侵扰和破坏，使其失去了它应有的权威，从而使党的运作陷入了困境和危机。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痛感制度缺失和制度失败使党的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告诫全党：制度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其次，从党政关系上看，制度规范不科学不完善。政党执政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通过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组织和管理。但是，党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的切入点不是在国家政权之外控制国家政权的运作，恰恰相反，党是在国家政权之内有效主导和运作国家政权。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却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形成了以执政党集权为取向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的框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扳。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党的执政功能被无限放大，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被严重削弱。而当党的执政功能被无限放大的条件下，执政能力总量的耗散便是合乎逻辑的事了。
3.组织系统高度封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执政具体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党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即党执掌国家政权；二是党对社会的领导，即党代表人民、团结人民，从而领导人民。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党对社会的领导，就是党对社会的整合。党整合社会，一方面体现为党成为整个社会的领导核心，社会围绕着这个核心组织和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在党的组织和整合下凝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整合的结果，直接扩大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间接开发了党的执政能力资源。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误导下，我们一方面将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另一方面又人为地将社会群体进行排队分类，提出了以社会成员的个人出身为基准点的党员标准，使党的组织系统处在一种高度封闭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党有效整合社会的途径被人为地堵塞了，执政能力总量耗散的现象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二）改革开放中的增量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也相应地、有步骤地进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党的价值理想目标体系的科学化水平、运作的制度化和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由此而得到有效的提升和发展。
1.党的价值理想目标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的价值理想目标集中体现为党的纲领。党的纲领又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始终不变的奋斗目标。最低纲领则是根据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不同而有所不同。正如江泽民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党的科学的价值理想目标的制定，既依赖于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把握，又依赖于对现实国情的正确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中国的国情融为一体，得出了我国仍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一经获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党在对我国国情做出科学判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社会全局矛盾做出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从总体上规划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行动方针和基本原则，它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五大基于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经验的深刻认知，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全面展开，是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纲领，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理想目标的确立。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在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一巨变，一方面表明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2.制度规范日益健全和完善。如前所述，执政党运作的制度化在实践中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执政党与政治体系内部其他权力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制度化，特别是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关系的制度化；二是执政党组织内部的制度化。就第一层面而言，以制度来规范党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1)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国家机关。1982年《宪法》，明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和职责，确定了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和职责，恢复和确立了各级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2)确立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将这一原则正式确定下来。1982年《宪法》又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3)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组织同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认真解决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份集中的官僚主义，理顺党政关系。1982年《宪法》将1978年《宪法》中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中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字样删除，同时删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的条款。这为从根本上规范党政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就第二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的制度化程度也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主要体现在初步构建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如建立和完善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委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党内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实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存量的有效开发。
3.组织系统日渐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对我国国情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得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要结论，由此廓清了在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的思想障碍，并提出了“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发展党员的工作方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出现了“四个多样化”，并产生了大量的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与此相联系，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新趋势，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党的组织系统由此而呈现出开放状态。事实证明，党的组织系统的开放既成功地应对了社会急剧变革时代的多元社会主体的政治需求，化解了社会矛盾，又实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增量发展。
三、路径选择：提高科学化、制度化水平及开放程度
综上所述，影响执政能力提升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执政党的价值理想目标体系的科学化水平、运作的制度化水平和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因此，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和发展执政能力，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就应不断地优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理想目标体系，提高运作的制度化水平和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
（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价值理想目标体系，提高科学化水平。经过新时期20多年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顽强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了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进入新世纪，根据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党的十六大向世人郑重宣布我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并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目标，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目标。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在这一科学目标的激励下，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一定会呈现出不断提升和发展的态势。
（二）积极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提高制度化水平。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代表和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据此，党的运作必须提高制度化水平，以实现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提升和发展。首先，党必须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党执政的实践表明，失去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党的权力的运作就失去了应有的规范和约束，执政能力必然出现耗散态势。其次，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设计和配置政治体系，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党政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反映在政治上，执政党的执政功能更加突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更加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设计和配置政治体系，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党政关系，提高政治体系内部权力结构的分化程度，以实现执政能力总量的最大化。再次，建立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内容的党内规章制度，实现党的活动和党的生活的制度化。“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只有集中指导下的制度化的党内民主，才能将蕴藏在广大党员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实现执政能力存量开发的最大化；党的集中统一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能将分散、潜在的执政能力聚合、转化为现实的执政能力，实现执政能力的有效提升和扩张。
（三）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提高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提高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把社会各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一是满足了社会急剧变革时代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需求，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二是扩大了民众通过执政党参与政治的渠道，化解了民众可能在体制外参与政治的风险，党的合法性得到加强；三是有效开发了党的执政能力增量发展的资源，实现了执政能力总量的提升和发展。我们必须看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任务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和繁重，由此所需要的执政能力总量也在不断地增长。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提升和发展党的执政能力的视角，审视党的组织系统的现状，应该说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体现开放性。一是要在领导干部的选拔使用上进一步体现开放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干部施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的规模与水平。因此，我们必须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立足点，自觉地从“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历史怪圈中解放出来，从求全责备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论资排辈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通过制度安排和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真正落实党员和群众在干部选任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不断增强干部任用工作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真正把那些群众公认的政治上强、具有全面发展观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二是要在基层组织建设上进一步体现开放性。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经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社会成员的流动性日益加快，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加。在这种新形势下，为了有效的整合社会和动员民众，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基层组织的设置方式、运作模式和活动方式，构建开放式的基层干部选育用管机制，规范基层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和管理程序，以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的适应性和能动性。三是要在党员队伍建设上进一步体现开放性。从最终的意义上讲，党的执政能力是通过党员在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践中发挥出的实际作用体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党的执政能力的总量规模与水平，既取决于一定数量的党员，更取决于党员个体的素质。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提升和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就应该在党员队伍建设上进一步体现开放性。首先，在“进”上，要认真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既要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以壮大党员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又要注意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其次，在“出”上，要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建立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出口”机制。长期以来，党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党内“出口”不畅。据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调查，不合格党员大约占党员总数的1%～5%，而每年受到出党处理的大约只有0.1%～0.25%。大量不合格党员滞留在党内必然会影响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严重削弱党的战斗力。再次，在“管”上，要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建立开放式的党员管理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动党员的人数越来越多，流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如何加强对党员的有效管理，已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党员队伍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必须以改革的精神，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本着有利于党员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党组织对党员的有效管理、有利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的原则，来建立开放式的党员管理机制，把党的工作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党员走到哪里，党组织的管理就落实到哪里。通过有效的管理，充分发挥党员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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