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悠悠长河中，新中国成立的五十年，可谓“弹指一挥间”。但是，这个在民族文明史上仅占百分之一的岁月，却使作为这个民族载体的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铸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盛世辉煌。在迎接新中国五十年大庆之际，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展望共和国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前景，不能不成为我们党史工作者的庄严责任。
一、新中国五十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两千多年的封建生产方式，一方面，使我们这个国家成为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泱泱大国；另一方面，又使我们这个国家到近代走向了贫弱。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地侵略和欺凌，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封建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使国家濒临灭亡边缘。为了救亡图强、改变苦难中国的命运，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的五十年，从根本上说，是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五十年。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怎样解决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党一直在为之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在中国，如同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一样，也不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人民在获得解放之后所作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选择。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近代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所遇到的困难比预先想到的要大得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一段时间的指导思想上并不十分清楚，甚至步入误区。这样，在新中国发展的五十年内就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这段曲折经历，主要发生在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即党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期。对这29年也要作具体分析，各个历史段落的情况很不一样。最初头八年的发展甚为顺利。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历史道路比较坎坷。在这29年里，一方面，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犯过两次大的错误，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一次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再就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吃了大苦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事实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指出：头八年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这是新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新中国五十年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1年。这是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20多年的发展总的说是比较顺利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转变到各方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变到对外开放之后，全党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搞改革，搞开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历史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时代内容。在新时期，我们党继承过去积累的一切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纠正长期犯的“左”的错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在理论上，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创立了被称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1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远远超过前29年的成就。
对新时期20年来的成就，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总结。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二十年。二十年来，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又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且，他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外开放格局、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军队和国防建设、外交工作和国际影响、党的建设等10个方面，作了具体论述。江泽民的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新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二阶段的基本评价。
在这里，新中国五十年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界碑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的。这涉及对建国后的党史、共和国的历史如何断代、分期的问题。目前党史界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分期的界线应当划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因为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上说过：“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另一种看法认为，应当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界线的标志。这在上述《决议》里也有根据。《决议》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我个人是赞同后一种意见的。这里，既有对《决议》那段论述如何全面、完整、准确地领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以历史的发展实际作为划分历史界线的根本标准、最高标准的问题。
为什么要以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是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作标志，将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呢？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后来的历史发展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和政策来展开的，而不是以此前的路线和政策来展开的。以什么事件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最根本的是看它对历史发展的实际影响。构成新时期历史的主要内容和决定新时期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或者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党的路线的根本转变，并在不久形成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基本思想。正是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题。而它的历史起点只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什么不能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作为新时期的历史起点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本来应该成为历史的伟大转折。那时，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无不有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喜悦之感。人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多么希望中国的历史能够尽快地掀开新的一页！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失望了。国家变化之缓慢，历史前进之艰难，与遭受10年灾难的人民的企盼相差太远。一些重大决策违背人民意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有一种压抑感，甚至窒息感。所有这一切，都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搞“两个凡是”，奉行“左”的方针政策。它的集中表现就是在党的十一大继续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按照这一套，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真正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后来历史的实际发展。正因为十一大坚持“左”的路线，才有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改变和否定它。因此，不是不希望1976年10月成为新时期的历史起点，而是这之后奉行的路线使它没有能成为新时期的历史起点。
第二，作为构成新时期历史主题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很早就指出了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历史的起点。还在1979年3月，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 谈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后的历史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1983年11月，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外宾时说：“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1984年10月，他同德国外宾谈话说：“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 页。）1986年4月， 他同南斯拉夫外宾谈话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7页。）1987年4月， 他会见西班牙外宾时说：“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 226页。）。这些论述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坚持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界线的标志的一贯性、执著性和鲜明性。
第三，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也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历史划分的界线，并一直将它看作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起点。1989年9月底，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不久， 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616页。）1990年6月，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125页。）1992年10月，他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 页。）1993年3月， 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时发表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国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我们的国家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48页。 ）1995年1月，他继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十六年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显著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给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给社会思想文化带来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经受住严峻的考验。邓小平同志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继续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起来。”（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188～1189页。）这段话相当完整地说明了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划分历史分期的理由。1997年9月，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并且强调邓小平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在1998年底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讲话中，他说得更加明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从江泽民这一系列论述，不难看出，新的中央领导坚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分期界线的观点也是十分鲜明的。
上述三点充分说明，无论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还是从20年来两代中央领导核心的论述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应当是历史分期的界线。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既有历史的实践根据，也有中央的文献依据。
第四，对《决议》讲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个话，应当怎样理解呢？在我看来，这里的“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相对于此前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讲的，而不是讲这个事件在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评价，则是就新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而言的。可以说，这是属于不同层面的评价。再则，历史在发展，认识在发展。我们也应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决议》。离开了历史的具体实际，离开了国家发展的来龙去脉，静止地看问题，孤立地抠字眼是不可能把握它的真谛的。事实上，只要认真地分析《决议》论述这个问题的前后文，也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决议》在肯定了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之后，紧接着指出：1976年10月以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冤假错案没有能够得到改正，经济工作中继续推行一些“左”的政策，致使党的工作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就说明，粉碎“四人帮”这一伟大事件没有能成为新时期的真正起点，或者说，这个事件本身是一个伟大的“点”，但没能成为推动后来历史发展的起点。因此，不讲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而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的历史起点，并不违背《决议》。也可以说，这才是对《决议》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的界线，毫无疑问地是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但这不是人为的突出，而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我们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建国后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并以它作为新时期的起点，正是客观地反映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巨变
这里着重从新旧中国对比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巨变。
综观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我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如毛泽东所讲的“当惊世界殊”的伟大成就，与旧中国相比较，发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这里仅例举10项，以窥全貌。
（一）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完全独立、拥有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实现国家独立，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的首要目标。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是许多人都读过的名篇。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吸吮它的乳汁长大的。他讲了许多亲身经历的帝国主义分子怎么样欺侮中国人的故事。他怒不可遏，决心为改变可爱的母亲——中国的命运而奋斗。那些亲历亲闻的故事，成了他投身革命的一个动因。他写道：“半殖民地的中国，处处都是吃亏受苦，有苦无处诉。但是，朋友，我却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我是常常这样想着，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我这一条蚁命！”这本小书是表达老一辈革命家当年爱国心声的代表作。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和控制。革命先烈的遗愿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顶住了各种形式的外来压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势力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制裁，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新中国像巨人一样，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
（二）由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全国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空前统一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互相争夺，由于各地军阀的割据和官僚集团的互相争夺，也由于两千年封建经济的闭塞落后，旧中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先是北伐战争以前的南北军阀林立。经过北伐战争，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实现了国民政府名义上在全国的统一。说是名义上的统一，一是因为随后军阀就重开战端，不服蒋介石的统治；二是在军阀盘踞地区，各自为政，中央政府难以插足。如阎锡山所在的山西，连铁轨都是窄的。新中国五十年来，首先在大陆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统一。国家的法律和政令普遍实施于全国各个地区，直到各基层单位都须遵守执行。不仅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一国两制”原则，我们国家在1997年7月收回了管辖香港的主权， 并将在1999年12月收回对澳门主权的行使，从而完全结束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来在这些地方丧失主权的屈辱历史。海峡两岸如何实现和平统一的问题，也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大业在21世纪初必将呈现新的前景。这样的统一局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三）由一个反动专制的封建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人民当家做主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正在得到实施的国家。旧中国的封建专制、反动独裁、社会黑暗，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出身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的子女，背叛家庭、放弃舒适生活，去投奔革命。不可否认，其中有的是为了找个人出路，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怀有反抗社会黑暗的正义感。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得到了那么多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拥护，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告新中国成立得到了那么热烈的欢呼。新中国成立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建国头几年，就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进行了直到基层的各项民主改革，实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反动专制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那些年，确实做到了除对极少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敌人实行专政外，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民主权利，并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在民主与法制方面，在常犯“左”的错误时期，确实做得不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在不断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活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稳步进行。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向着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
（四）由一个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的国家，变成了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国家。这方面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我们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原来旧的社会制度不断加剧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造成民族间的隔阂、仇恨、械斗、武装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新中国五十年来，在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并挫败了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图谋，坚持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从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空前的大团结。尽管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还很不平衡，有的差距还很不小，但是，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都自由、平等、和睦地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是目前世界上不存在紧张的民族关系的多民族国家之一。这是有目共睹的。也不必隐讳，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个别地区还存在不稳定因素，西方敌对势力又在竭力实施对我国的分化图谋，但是总的说来，还是一个好的局面。在目前民族冲突成为困扰世界的一大难点的时候，这就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优越性，也表明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作是十分出色。
（五）由一个近代工业十分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了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正在走向富强的国家。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十分落后，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三年多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战争，更使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时，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1949年的人均年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钢的年产量仅为15.8万吨，煤的年产量为3243万吨，粮食为11318万吨， 棉花为44.4万吨。旧中国的经济畸形发展，个别地区如上海的商业繁荣，掩盖不了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现代化工业的落后。这里有两个简单的比较数字。如上述钢产量，以人均占有计算，中国为1.1公斤， 印度为4.1 公斤，美国为577公斤；发电量人均占有，中国为8.2千瓦小时，印度为14.3千瓦小时，美国为2153千瓦小时。这说明，我们国家不仅比发达国家落后，也比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落后。新中国五十年来，国民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速度跃居世界首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主要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以1997年和1998年的几个指标为例，钢产量达到 11559万吨（1998），煤产量为13.73亿吨（1997），均居世界第一； 发电量为11670亿千瓦时（1998），居世界第二；原油为1.61亿吨（1998 ），居世界第五；粮食为49000万吨（1998），棉花为460.3万吨（1997），均居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达到79553亿元， 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能达到如此地步，是不能不令世人惊叹的。
（六）由一个有大量文盲、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了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得到巨大发展的国家。在旧中国，经济落后，无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农子弟上不起学，青壮年文盲多，全民族的体质虚弱，被讥讽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五十年，完全改变了这个状况。教育事业获得巨大发展。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1998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材料说：1998年，全国已有2242个县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人口覆盖率达到73%；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5%。到1997年，全国共有小学62.9万所，基本实现学龄儿童都能入学。初中6.6万所，94 %的小学生可以升入初中。高中阶段教育学校3.1万所，50 %的初中毕业生可以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高等学校2000多所，年招生能力200多万人， 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45%。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608万人， 其中研究生18万人。大学生入学率提高到9.07%，高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材料还说，中国25岁及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中等教育的比重为42.5%，已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注：见1999年4月14 日《人民日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成就，是极其显著的。尽管在整体水平上比发达国家还落后一大截，但在不少领域已开始走向世界前列。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科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原子能技术、生物科学、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等方面，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据有的科学家估计，在旧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200年， 现在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缩短为50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方面也获得了飞速发展。如竞技体育方面，我国运动员获得的各种亚洲冠军、世界冠军无计其数。在去年泰国曼谷举办的第十三届亚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再获金牌总数第一，继续称雄亚洲。“东亚病夫”的帽子早已放进了历史博物馆。
（七）由一个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聊生的国家，变成了全国人民大都丰衣足食、整体生活水平正在走向小康的国家。《国际歌》中唱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是旧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新中国五十年来，特别是这2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那份人权材料说：到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2090.1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160.3元。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2.46平方米， 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8平方米。1998年，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只有4200万， 成为世界上贫困人口减少最快的国家，与世界上目前还有13亿贫困人口、且以每年2500万的速度增长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个材料还说，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已由建国前高达33‰下降到目前的6.5‰左右， 人口预期寿命已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目前的70.83岁， 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指数高出10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均占世界第一位，这使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有了保障。从80年代末以来，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就已基本解决。许多家庭由过去向往“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样的老三大件，变成了目前拥有“彩电、冰箱、电脑”成为时尚的新三大件。一些家庭还在为追求“用手机、开轿车、住别墅、出国游”这样的“千年走一回”的潇洒生活目标而努力。根据一些指标的综合研究，那份人权材料指出：“统计表明，从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综合测算，截止1997年，中国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86.52%。这说明，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说已经温饱有余，正在接近小康。”
（八）由一个没有组织、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了城乡基层组织健全、社会风尚走向健康，且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在旧中国，人口虽多却不能形成力量，被外国人讥为“一盘散沙”。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群众的觉悟在不断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初步建立，城乡社会基层组织在不断健全。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国家的社会风气是很好的。那时的淳朴、诚信之风至今还令不少老人怀念。这种好的风气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这20年来，在一个时期由于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偏向，原有的问题没解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近几年来，在加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大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党和政府采取了比较多的举措，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通过各种渠道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大力提倡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和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不断树立先进典型，使那些好的思想品德成为人们共同的行为规范。在1998年的抗洪斗争中，全国军民所表现的那种万众一心、团结奋战的精神面貌，充分反映了这些年来在营造好的社会风气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九）由一个有国无防、屡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国家，变成了拥有强大国防力量、国家安全有充分保障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由于贫弱，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没有保障。在1840年以后的百余年间，就全国而言是半殖民地，就部分地区而言则是殖民地。新中国的五十年完全改变了这个历史，建立起了由强大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我们国家的军队素质总的说是比较高的，解放军将士是有战斗力的。有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捍卫祖国的每一寸神圣领土。几十年来，这支军队挫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在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境冲突、西沙之战等反侵略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表现出的顽强战斗作风和英勇牺牲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应当值得歌颂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又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在保卫祖国边疆安全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斗争中又建立了新的功业。目前，人民解放军在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同时，努力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成为能够抵御任何外来入侵之敌的钢铁长城。
（十）由一个没有独立外交和没有国际地位的国家，变成了能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国家。弱国无外交。旧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外交上却无力抗争。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五十年来，我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地和世界各国交往，积极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后，同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的说话份量越来越重，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强大存在。前不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引起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迫使美国领导人不得不低下头，向中国人民和政府赔礼道歉，并下半旗向中国遇难人员致哀。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里不可能一一历数新中国五十年的成就，但上述10条已能够说明新中国的五十年是光辉的五十年。这些成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动摇，再过五十年，到下世纪中叶，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伟大的中华民族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21世纪的中国的艰巨使命
（一）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到下一个世纪之交时的世界也许是很美妙的，人们可以驰骋丰富的想象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将会使人类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并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但是，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我们这个世界的前景并不美妙。因为目前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正在发生并在继续的科索沃危机，开创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带来了不安。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美国，依仗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强大力量，到处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称王称霸，以国际宪兵自诩，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甚至行为方式，都要强加于人。90年代初发生的海湾战争，那时人们把它当作偶然事件。现在发生对南斯拉夫的战争，难道也是偶然事件？人们不能不认真地想想这个问题。
在80年代前期，当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时，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那时，苏联作为超级大国是抗衡美国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剧变后，世界呈现多极化格局。其实，这个多极力量是很不均衡的。无论是欧洲、日本，还是中国，以及其他什么地区力量，哪一个能跟美国处于同一个极的级别上？没有。能不能说，这是一种类似鹤立鸡群的多极，或者说，是一个重量级和几个次量级加轻量级的“极”并存的实际格局。不看到“多极化”的这一实际状况，就不能准确地反映世界的各种力量的真实对比。强调多极化，旨在使世界形势朝着有利于和平方向发展。但美国要的是单极化，要独霸世界。也可以说，讲多极化是为了反对单极化。现在，美国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打核战争，但是没有了制衡它的对等的军事力量，谁能担保它不采取冒险行动？要观察，要警惕。世界的大格局会不会有所变化，怎样变化？要跟踪研究。这是从国际形势看。
再从我们国家的安全来看。这种新态势不可能不对我国的安全造成影响。美国根本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为了它的所谓“国家利益”，无视、践踏对它不利的或有所约束的国际准则。如果美国这样横行霸道下去，不仅世界无宁日，我们中国的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也难有保障。
在刚进入80年代时，小平同志曾讲过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讲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中东问题等。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就是了。”这里讲的具体内容虽然已成历史，但那时的态势特点却与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形势很相似。我们也要研究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的霸权主义的新特点，加强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小平同志讲的“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未解决，成了小平同志，也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未了的遗愿。我们希望和平统一，早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包括一切爱国的全体中华民族的华夏子孙的共同心愿，是上上策。但是，台湾的少数人、美国、还有日本的当权派的态度会不会那么如我们之愿？我们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要作可能发生的各种准备。这就涉及到小平同志讲的第三件大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加紧现代化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0页。）小平同志讲的80年代要做的这三件大事，对于我们当前进入新世纪仍然有指导意义。
面对新世纪，无论从国际形势还是国家安全来看，都带有一定的严峻性。如果在新世纪要做的许多大事中有上述的几件，那么，要做好这几件事，归根到底，还是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增强综合国力，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大力加强我们的国防，应付在国际事变和国家安全方面可能出现的不测。
（二）进入新世纪，还有一个艰巨的使命，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怎样突破这一难关？特别是怎样使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充满活力地持续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这成了一个跨世纪的难题。这里面有体制问题、管理问题，还有素质问题等。
——就体制而言，私有化是必须坚决反对的，不能含糊。有的人转着弯子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私——有——化。我们当然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迷信私有化。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破除迷信。这里也要解放思想，不断摸索在真正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公有制的各种实现形式。只要产权公有，像小平同志说的，这样那样的具体实现形式都允许试验。
——就管理而言，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许多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当或不严。过去行之有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有些简单化，还属于粗放性管理。但是它有一条不错，就是使工人有主人公地位。现在的不少企业，既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严格、细密、有序的管理，又调动不起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企业缺乏活力的一个原因。二是不少企业领导干部，或根本不懂现代企业管理，或思想境界不高。有的懂行的所谓企业家又考虑个人利益较多，无私奉献精神缺乏，不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抓制度管理，抓改善企业经营。这怎么能把企业搞好？“搞好企业的关键是抓管理”。我同意这个看法。
——就素质而言，首先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其次是广大职工的素质，都有一个如何提高的问题。对于目前的职工下岗应当辩证地看，其中就有一个素质不适应的原因。从发展趋势看，企业在由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由粗放式管理转向集约化管理。这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下岗职工如果去接受再教育，学一门文化知识，掌握一门专业技能，不仅能再就业，而且更利于发挥聪明才智。
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确立。如小平同志说的，还要经过二、三十年才能定型。这不仅是就一些理论问题的解决而言，更重要的是摸索出一套有效的运作机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但是，如果经济体制改革的“坚”没有攻下来，国有大中型企业没能走出困境，那么，目前讲的这些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成了纸上谈兵。经济没有活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体现出来？它的生命力安在？在处于有硝烟的战争和无硝烟的渗透的夹击下，它能否站得住就不能不成了问题。因此，使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长期具有活力，不能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下个世纪的艰巨使命。
（三）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建设民主政治，有效治理腐败。改革开放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当年选择改革开放政策时，就已经估量了它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世界上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美事，只能在权衡利弊后尽量趋利避害。搞改革开放，既看到它是利大于弊，又努力兴利除弊。20年来，对于治理腐败采取了不少措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腐败的蔓延说明，“衣食足而知荣辱”并不是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我们要冷静地面对这个现实。
腐败，主要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败，也就是吏制腐败，影响极为恶劣。吏制清廉，可以兴国；吏制腐败，可以亡国。中国共产党有三面镜子，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一是李自成农民军，“打天下十八年，坐天下十八天”。这就是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二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其威望如日中天，“蒋总统万岁”的口号，那时也喊得震天价响。但曾几何时，不到4 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亡命台湾。三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艰苦奋斗几十年，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被希特勒打垮，却在和平环境下毁于一旦。搞了近半个世纪社会主义的东欧各国也随之“亡党亡国”。这三面“历史镜子”由兴而亡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这就是腐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亡于腐败，尽管这不是全部原因，但也够惊心动魄，令人难以想象。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党反复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是“抓两手”。一手抓思想教育，抓精神文明建设，彻底改变一个时期“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当前全党开展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自我教育运动，应该说是加强思想教育的一种好形式。这应当坚持下去。再一手就是抓制度建设。这一手，如小平同志说的，更带着根本性。因为教育不是万能的。尽管一度思想教育没抓紧，是一个失误，但总的说来党中央还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近十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此可谓呕心沥血。然而，腐败问题仍然是困扰我们党的一大难题。为了有效治理腐败，需要进一步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相当深入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缺乏相应的力度，一些机制不健全，或者政策不完善，再加上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那么，腐败问题就很难得到应有的解决。
这里，如何使政治权力制衡是一个关键。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权力的集中，也需要权力的制衡。两者缺一不可。权力集中能办大事，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但是，集中了的权力若缺乏制衡，也会坏大事，优势就可能转化成劣势。目前对讲权力制衡，有一种误解，也有些顾虑，以为这就是要搞“三权鼎立”、“两党派”。其实，讲权力制衡，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如果我们的有效办法不多，也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周恩来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208页。）这段话讲得太好了。我们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加强监督，制衡权力，就应当像周恩来这样解放思想，开阔思路，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防止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机制，将历史上那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抛进太平洋里去！
20世纪对我们国家既是严峻挑战，也是难得机遇。从理论上说，挑战与机遇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子。解决挑战问题的本身，可能就意味着抓住机遇。这主要看我们在实践中能否正确分析形势，敢于迎接挑战，驾驭事态，因势利导。把握得好，就能变挑战为机遇。祝愿我们的国家、民族在新的世纪继续振兴，再铸更灿烂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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