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童幼胡根碑铭》与哀辞——论禁碑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哀辞论文,碑铭论文,蔡邕论文,论禁碑论文,童幼胡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笔者曾就哀辞的成立作过论述，当时，关于南阳市博物馆所藏《许阿瞿墓志》一文，曾论述如下：
《许阿瞿墓志》是一篇韵文，尤其本身是以五岁幼儿为对象这一点来看，并非只是一般的墓志，正如《文章流别论》中所提示的那样，是“施于童殇夭折”的早期哀辞。……可以认定，到东汉建宁三年(170)为止，四言体的哀辞已经成立了。[1]
关于哀辞的成立时期，可推定为东汉末年这一点，已无订正的必要。然而，有些问题当时没有涉及。顾炎武的《日知录》第十九卷作文润笔一条中，有如下叙述：
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实各三碑、桥元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
对于蔡邕(133-192)大量写作碑文，是为赚得稿费这一非难之词，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2]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蔡邕在东汉末年，为了一个七岁的幼儿撰写了《童幼胡根碑铭》这一事实。本文将在考察上述碑文的基础上，于考虑禁碑所产生的影响的同时，考察该碑文与哀辞成立的关系。
二
在此，录《童幼三根碑铭》全文如下。先考察其相当于序文的部分。[3]
故陈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嘉表，幼而克才。角犀丰盈，光润玉颜。聪明敏惠，好问早识。言语所及，智思所生。虽成人之德无以加焉。禀命不长，夙罹凶灾。年七岁，建宁二年，遭疾夭逝。慈母悼痛，昆姊孔怀。感襁褓之亲爱，怜国城之乖离，乃权宜封二祖墓侧，亲属李陶等相与追慕先君，悲悼遗嗣，树碑刊辞，以慰哀思。辞曰：
“陈留太守胡君”，名胡硕(128-168)，字季睿。蔡邕曾为之作《陈留太守胡公碑》二篇。据文中所述，蔡邕年轻时曾从师于胡广(91-172)，并深受其影响。胡硕是胡广五子之中最年幼的一个，建宁元年(168)七月，曾被任命为陈留太守，但因病辞退，随即亡故。[4]关于胡硕的死亡地点和墓址，蔡邕在为建宁二年亡故的胡硕祖溉胡贡的夫人黄氏（列嬴）所撰《汉交址都尉府君夫人黄氏神诰）一文中，叙述如下：
……（列嬴）建宁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卯，公之季子陈留太守硕卒于洛阳左池里舍。……十月既望，粤翼日己卯，葬我夫人黄氏及陈留太守硕于此高原，雒阳东界，关亭之阿。
关于胡硕卒年，上述《陈留太守胡公碑》中记为“……建宁元年，……奄忽而卒，时年四十一。”此与《夫人黄氏神诰》所记“建宁二年”不符。在此，以为胡硕本人所撰碑文为准来考虑，“建宁元年”的说法应该比较稳妥。按此说法，胡硕亡于胡根之前。
蔡邕为建宁三年(170)亡故的胡广夫人章氏（显章，胡硕之母）也撰有《太傅安乐乡侯胡公夫人灵表》。文中对胡硕的兄弟及所有任官职作了详细记述：
……夫人生五男，长曰整伯齐、次曰千亿叔
、次曰宁稚威、次曰硕季睿，伯仲各未加冠，遭厉气同时夭折。……季以高弟为侍御史、谏议大夫、侍中、虎贲中郎将、陈太守，皆早即世。
顺便说一句，《后汉书》中完全见不到关于胡广的妻子和子女的记载。
返回序文部分，“嘉表”一词，在《陈留太守胡公碑》（其一）中，有“幼有嘉表”的用法；“角犀丰盈”在蔡邕《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中，也有“角犀丰盈，实有伟表”；“聪明敏惠”以下字句，在《袁满来碑铭》中有“聪远通敏”、“问一及三”、“孝智所生”、“虽冠带之中士，校材考行，无以加焉”之类，对同一内容变换角度加以描述的字句。但是，关于胡根，虽言其聪明有过成人，而对其日常生活则无具体描写。胡根夭亡以后，所以只言“慈母”的悲痛，是因为其父已亡的缘故。“昆姊”指其兄与姐，但有关胡根姐姐的情况一概不详。胡根的哥哥，在上面引用的《夫人黄氏神诰》中，在胡根死后，“……公（胡广）衔哀悼，祗慎其属，遵遗意，不敢失坠，乃俾元孙显，咨度群儒，以考其衷。”“元孙显”即长孙胡显。应可视为胡根的哥哥。“二祖”一语，因其祖父胡广尚在世，应指其父胡硕与官任交址都尉的曾祖父胡贡。其父墓址在洛阳东郊一事，已见于《夫人黄氏神诰》一文。
以上，就胡根周围的人物作了一些介绍，是想证明即使是所谓的“谀墓之辞”[5]，也可以提供许多正史所无的事实。
胡根亡于建宁二年，时年七岁，现将蔡邕为之撰写碑文的人物的卒年列举如下（以碑名、卒年、年龄为序，年龄不详者除外）：
玄文先生李子材铭（李休）永寿二年(156)五十岁
汝南周巨胜碑（周勰）延熹二年(159)五十岁
坟前石碑（朱穆）延熹六年(163)六十四岁
太尉杨公碑（杨秉）延熹八年(165)七十四岁
琅邪王傅蔡君碑（蔡朗）永兴六〔元？〕年(167?)五十八岁
陈留太守胡公碑（胡硕）建宁元年(168)四十一岁
郭有道林宗碑（郭泰）建宁二年(169)四十二岁
交址都尉胡府君夫人黄氏神诰（黄列嬴）建宁二年(169)九十一岁
太傅安乐乡侯胡公夫人灵表（章显章）建宁三年(170)七十七岁
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胡广）建宁五年(172)八十二岁
彭城姜伯淮碑（姜肱）熹平二年(173)七十七岁
太尉汝南李公碑（李咸）熹平四年(175)七十六岁
胡太尉桥公庙碑（桥玄）光和七年(184)七十五岁
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 光和七年(184)七十六岁
贞节先生陈留范史云碑（范丹）中平二年(185)七十四岁
袁满来碑铭？十五岁
议郎胡公夫人哀赞（赵永姜）中平四年(187)五十八岁
由是观之，胡根的七岁、袁满来的十五岁，与其他人物相比，显得异常年幼，这与碑文以成年人为对象这一原则明显不府。除蔡邕所撰碑文以外，还有关于夭逝者的记述。例如，著者不详、约撰写于延熹元年前后的《汉郎中郑固碑》[6]序文中，有以下记述：
……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杨乌之才，善性形于岐嶷，□□见于垂髦，年七岁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防？〕共坟，配食斯坛以慰考妣之心。
“建防共坟”，指七岁而亡的孟子与其父合葬一事。与此相呼应，正文之中也有“嗟嗟孟子，苗而弗毓”之语。该句借《论语·子罕篇》中“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矣夫”之意哀悼孟子之夭逝。关于此篇碑文，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笔》卷一中有如下论述：
丧服传，不满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郑君长男孟子七岁而夭，乃建坟与固配食，此礼之过而失其中者。
按照《仪礼》的规定，为未成年者服丧时，应按其死亡年龄相应从简。[7]钱大昕指出，孟子与其父合葬并共同配食，有违《仪礼》精神。这虽是关于厚葬孟子一事的议论，却也从侧面证明了碑文中很少有关于夭逝者的内容这一事实。仅凭这一点，也值得对蔡邕专门以下殇者为对象的《童幼胡根碑铭》作一特论。
现对《童幼胡根碑铭》中相当于“铭”的部分考察如下。
于惟仲原，应气淑灵，实有令仪，而气如莹，明之之性，与体俱生，闻言斯识，睹物知名，传者太勤，受诲则成。柔和顺美，与人靡争，忿不怨怼，喜不骄盈，当受永福，为光为荣。如何昊天，降此短令，惜繁华之方晔兮，望严霜而凋零；嗟童孺之夭逝兮，伤慈母之肝情；从皇祖乎灵兆兮，庶神魄之斯宁；哀惨戚以流涕兮，念污〔纡？〕轸之不停；顾永怀于不朽兮，乃托辞于斯铭。
此铭由二十八句构成，与上述序文相呼应，赞胡根虽然年幼，却有睿智，且性情温和，哀其早逝于才能未完全开花之前。“淑灵”一词，在《郭有道林宗碑》中也有“纯懿淑灵”的字句；以下“闻言斯识，覩物知名”一句，与《袁满来碑铭》中“遇目能识”的构思相同；“忿不怨怼”在《袁满来碑铭》中有“和而无忿”；“喜不骄盈”在《袁满来碑铭》中有“顺而不骄”；“如何昊天”在《诗经·小雅·雨无正》中虽有完全相同之句，据其与下一句的关连来看，应出自《小雅·节南山》中的“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一句。《陈留太守胡公碑》（其二）中也有“昊天不吊，景命颠坠”一语；“惜繁华之方晔兮”以下二句，在《袁满来碑铭》中有“凋殒华英”之语。
由此可见，即使是对同一内容的记述，蔡邕在表现手法上也付与其微妙的变化。“污”大概是“纡”字之误；“停”字《四部备要》中作“呈”，本稿从《百三家集》所录。
《文章流别论》（《太平御览》卷五九○）对蔡邕的《太尉杨公碑》，以“……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赞其典雅；《文心雕龙·诔碑篇》也力赞蔡邕的碑文如下：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
但《文心雕龙》中所列举的是为陈实、郭泰（太）、周勰、胡广等人撰写的碑文，《童幼胡根碑铭》未被列于评价对象之列。该文字数虽少，却毫不逊色于其它碑文。正如许多学者间经提到过的，《后汉书》郭太传中，蔡邕曾对卢植说过：“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这并非蔡邕自言有愧于德的碑铭过多，应属谦逊之中含有自负之语。关于蔡邕的碑铭作品，福井佳夫在《关于“碑”的文体——以蔡邕作品为中心》[8]中说：“通览蔡邕碑文中所出现的人物，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碑文的主人公很少有以生活中原形出现的，大多数是被定形化以后登场的。……也就是说，这些被描写的人物大多是当时符合儒教规范的理想化人物。………想必蔡邕是在明知自己的碑文褒奖过甚的情况下撰写这些碑文的。”
然而，即使上述批评属于事实，也应考虑以下情况。例如，刘师培在《左庵文论》[9]中，对于前引《文心雕龙·诔碑篇》中“清词转而不穷”一句曾指出：“凡碑铭及有韵之文，句宜典重，而用笔宜清。”碑铭所追求的是庄重典雅，原本没有描写人物真实形象的余地。有关人物定型化的问题，蔡邕并非对所有人物均以相同笔触来描写。《左庵文论》进一步对蔡邕的碑文具体作了如下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综观伯喈之碑文，有全叙事实者，如胡广碑；有就大节立言者，如范丹碑；有叙古人之事者，如王子乔碑；有叙尚书经义，泣摹拟尚书文调者，如杨赐碑。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有重复之字句，而无重复之音调，无重复之笔法，洵非当时及后世能企及也。
三
现将《童幼胡根碑铭》在文体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考察如下。
如前所述，与《许阿瞿墓志》相同，《童幼胡根碑铭》是正面取材于幼儿之死的早期作品。东汉时期，曾有过象孔融(153-208)《杂诗二首》（其二）（《古文苑》卷八）那样以幼儿之死作为诗的主题的例外，[10]但以碑文的形式描写幼儿之死，并欲使其不朽于后世的，尽管是受人之托而为，就现有资料看，蔡邕是最早的。“蔡邕不仅在当时驰誉文坛，无人可与争辉，对后世文学亦有巨大影响，是中世纪屈指可数的文豪。”“对于考察当时文学发展趋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人物。”[11]蔡邕以夭逝者作为碑文的描述对象，有重大意义，但这并未被定为碑文领域的一个分枝。原因是在蔡邕死了十三年以后，开始严格实施所谓的禁碑。[12]
禁碑是怎样一回事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被认为是禁碑发端的曹操的命令（《魏志》卷一，武帝记）[13]：
建安十年春正月，……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
此处仅是禁止厚葬，在《宋书》卷十五、礼志二中可以见到其具体内容：
汉以后，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宋书》中在以下还有其它记述，在此仅欲借之确认曹操有关厚葬的禁令中也包括禁碑一事。曹操的禁令，事实上究竟被贯彻到了何种程度呢？
《宋书》卷十六、礼志三中，有以下别于上述内容的记载：
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
，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至今，陵寝遂绝。
由此可见，至少在执政者一方，坚持一贯地禁止过厚葬，曹丕本人也试图实践过。另外，在大臣当中，如曹植(192-232)、沐并〔东汉建安年间—魏嘉平年间(249-254)〕等人也都十分忠实于此禁令。有乖曹植，《会稽典录》（《北堂书抄》卷一○二）中有如下逸闻：
虞歆，字文肃，历郡守，节操高厉。魏曹植为东阿王，东阿先有三十碑，铭多非实，植皆哗躇之，以歆碑不虚独全焉。
为何只有虞歆的碑能够例外地保全下来呢？根据其子虞翻(164-233)悄出生年月来推算，虞歆应为东汉桓帝、灵帝时代的人。虞翻是吴国孙策与孙权幕下的饱学之士，本传（《吴志》卷十二）中裴松之注中所引《吴书》中，有以下记载：孙权与魏讲和之后，欲将俘虏于禁放还时，虞翻曾强烈反对，曹丕赞其铁骨曾为其设虚座；曹操也曾一度想将其纳于帐下。明帝太和三年(229)十二月至太和六年一月，曹植为东阿王。到了曹睿这一代，曹操和曹丕的禁令依然有效，[14]曹植本人也遗命遵循该禁令薄葬自己。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虞歆的碑仍能免于曹植的毁坏，除虞歆的碑文与事实相符以外，不能不说是虞翻与曹操和曹丕之间的关系在起作用的缘故。
根据沐并在《魏志》卷二十三常林传裴松之注中所引《魏略·清介传》的记载，在清介六十多岁时，作“终制”以告诫其子，葬仪从俭。诸如此类事例，在沐并前后都不少见。亡于明帝青龙四年(236)的徐宣亦遗命以平民服饰入葬；[15]亡于明帝景初二年(238)的韩暨也于临终之际留下遗言，命将自己葬于土墓室中；[16]亡于齐王芳正始五年(244)的裴潜也遗命俭葬，据传墓中仅有一座佛台底座和几件瓦制随葬品；[17]亡于元帝曹奂初期的王观则更为彻底，仅令将棺木入于墓中，没有随葬物品，也禁止营造坟头和植树。[18]到了西晋，也有王祥、石苞等留下遗命或守孝戒规，令将自己俭葬的人物，在此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除本人虽坚守清俭节约信条，但在其死后汝南人为感其旧恩，为其立碑作铭的田予(171-253)之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遵守此项禁令的。
四
本文开头，仅以拙著中有关《许阿瞿墓志》的内容为依据，认定国言体哀辞的成立截止于东汉建宁三年前后，此说法不够充分，在此加以补充。
与《童幼胡根碑铭》和《许阿瞿墓志》在时间上极为相近的同样的碑文资料中，还有一篇《童子逢盛碑》（洪适《隶释》卷一○、杨慎《金石古文》卷九、《全后汉文》卷一○四）。该文为亡于灵帝光和二年(179)、年仅十二岁的逢盛所作，其碑立于光和四年。在此录其序文部分的一部和铭文如下。[20]有关著者以及逢盛的情况一概不详。其文以四言为主，援引《诗经》、《论语》中的典故，格调高雅。
童子讳盛，字伯弥，……五官掾之长子也，……年十有二，岁在协给〔洽？〕五月乙已，嘘 不反，夭陨精晃，苗而不秀，命有悠短，无可奈何。慈父悼伤，割哀回鲤。其十二月丁酉是安措诸，永潜黄垆，没而不存。……故共刊石，叙述才美，以铭不朽。其辞曰：
嘉慈柏弥，天授其姿，蚤克岐嶷，聪睿敏达，当遂
迤，立号建基，时非三代，苻〔符？〕命无恒。
人生在世，寿无金石，身潜名彰，显于后叶。光和四年四月丁卯立。
由上文可以得知，在墓碑和墓室中的画像石上铭刻哀掉幼儿死亡的文章的作法，试行于东汉建宁年间到光和年间，自此以后，经过近四十年的空白，以幼儿之死为主题、作者个性强烈渗透其间的哀辞，以新的面貌登场了。这是于禁碑之后由曹植发端的。[21]可以说，蔡邕的《童幼胡根碑铭》和著者不详的《许阿瞿墓志》、《童子逢盛碑》是哀辞的先驱。曹植为悼其长女所作的《金瓠哀辞》、为悼其次女所作的《行女哀辞》以及为悼曹丕次子所作的《仲雍哀辞》三篇，著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至建安二十五年之间。
曹植不能亲自撰写碑文或是委托他人代笔以使爱儿不朽于后世，作为补偿，选择了哀辞的创作。
可以说，禁碑，不仅孕育了埋于墓中的墓志，也是哀辞诞生的重大契机。
注释：
[1]拙稿《哀辞考》（《日本中国学会报》41，1989）
[2]关于所谓的“润笔”即稿费的具体例子，福本雅一《谀墓之辞与颂德碑》（《错简集》二玄社、1988）中有所言及。
[3]以下有关蔡邕的作品，均以《四部备要》本作为底本，参照四部丛刊活字本、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等。
[4]有关蔡邕的师承关系，详见丹羽兑子《蔡邕传备忘录》（《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56,1972）和冈村繁《以蔡邕为中心谈后汉末期文学趋势》（《国学会报》28，1976）
[5]参照前引福本论文注[2]。
[6]主要以王昶《金石萃编》卷一○载正文为据，参照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八、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
[7]《仪礼》中有关丧服部分如下：“传曰，……丧成人者，其文缛，丧未成人者，其文不缛，……其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无服之殇，以日易月。”
[8]《中京大学文学部纪要》22-2，1987
[9]据传由罗常培记录、整理，登载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编《国文月刊》上，未见，以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所引正文为据，以下同。
[10]关于幼儿之死如何为汉魏六朝期的诗赋所吟咏，请参照拙著《关于汉魏六朝期间悼幼儿之死的诗篇》（《语学文学》30，北海道教育大学语学文学会，1992）以及拙稿《关于哀悼幼儿之死的赋——魏晋南北朝赋史的一个断面——》（《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1-A，1994，予定）
[11]参照注(4)前引冈村论文。
[12]有关禁碑，除《中国碑帖导引》（栗林俊行译，二玄社，1988）之外，详见福本雅一《禁碑》（《断砚集》二玄社，1985）。另外，阮元《北碑南帖论》（《揅经室三集》卷一）、叶昌炽《晋二则》（《语石》卷一）、赵超《墓志溯源》（《文史》21，中华书局，1983），中田勇次郎《中国的墓志》（（《中田勇次郎著作集》二、二玄社，1984）等文中也有论及。关于诔和墓碑，诔和禁碑的关连，详见林香奈《关于汉魏六朝的诔》（《日本中国学会报》45，1993）
[13]但是曹操并不是第一个命令薄葬的人。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其影印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及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所记，自最初的西汉成帝永始四年开始，举出了许多实例。尤其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九月诏中，有“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而且两书中引用了抗奢侈风潮，遗言薄葬的东汉樊宏(?-51)、赵咨、梁瑾等人的例子。
[14]《魏志》卷五，文德郭皇后传中，可以见到身为文帝皇后的郭后，在其姐之子葬母之际，戒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的事例。
[15]《魏志》卷二二，本传。
[16]《魏志》卷二四，本传及裴注所引《楚国先贤传》
[17]《魏志》卷二三，本传。
[18]《魏志》卷二四，本传。
[19]《魏志》卷二六，本传裴注所引《魏略》中有“汝南闻其死也，悲之，既为画像，又就为立碑铭。”
[20]本文以《隶释》为据，参照了《金石古文》。关于此碑文，叶奕苞《金石录补续跋》卷四批评道：“汉人立碑之滥，施于童稚，蔡中郎集，袁满来年十五岁，胡根年七岁，如盛亦年十有二，而褒美之词，比拟非伦。”
[21]有关曹植的哀辞以及那以后哀辞的推移情况，请参照拙稿《哀辞考》；关于唐代祭文吸收了诔和哀辞一项，详见加固理一郎《唐代祭文小考——李商隐为中心——》（筑波大学外国语中心《外国语教育论集》14，1992）。
（本文用汉语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