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张岱年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一个重要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岱年（1909－2004）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长达七十余年的艰辛探索中，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融会中西哲学精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建构了一个“新唯物论”的“兼和”哲学体系，从学术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可贵探索；他在20世纪30年代即明确提出“综合创造”论，并在80年代后使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张岱年一系列重大理论贡献的雄厚基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深邃造诣，特别是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已经达到“目无全牛”的崇高境界。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有着基本一贯的立场和相当稳定的评价，这些思想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新建构仍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天论：“唯物主义传统”与“生生有其常则”
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独到的积极内容就是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辩证思维及其一定程度的结合。传统哲学的每个时期都有唯物论的代表人物及典型学说，这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古代唯物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的阴阳、五行观念。先秦时期，子产开始怀疑关于天道的迷信；老子探讨天地起源问题，否认“帝”的主宰地位，其“道”范畴具有“存在与过程之统一”的内涵；孔子怀疑鬼神存在，对天命观念有新的诠释；惠施“小一”说和《管子》“精气”说可看作中国特色的原子论；《庄子》提出“通天下一气”命题；墨子“尚力”而“非命”；荀子既肯定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两汉时期，扬雄重新提出“自然”观念；桓谭则有“人死如烛灭”的命题；王充批判流行的神学目的论及“天人相感”思想，并讨论了物质生活与道德的关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裴頠论证“有”的根本性；范缜提出“形质神用”命题，正确解决了形神关系；刘禹锡认为天人在相互区别的基础上有“交相胜”的关系。张岱年的一个重大贡献是首次论证了宋明理学中唯气即唯物潮流的独立存在，认为张载是宋明时代唯物主义传统的奠基人，“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的一个新阶段”①；王夫之论证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规律的客观性及物质世界的永恒性，阐明了物质与运动的密切联系，在道器、理气、有无、能所等问题上都提出唯物主义的光辉论断，“从唯物论的观点，给宋明哲学思想作了一个总结”②；而颜元、李塨思想的一贯精神，即在于“唯物”，“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之趋向……实以唯物为主潮”，“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③。他进而指出：自然科学和辩证法都必须以唯物论为指导，“离开了唯物论，辩证法可能变成诡辩论”④，研究学术问题、处理实际事物，都要努力贯彻唯物主义。
张岱年大力阐扬古代辩证思维，认为用中国的固有名词来说，辩证法可称为“辨惑法”、“观复法”、“反衍法”、“通变法”或“解蔽法”。1932年，他先后发表《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在现代中国首开古代辩证思想研究之先河，《中国哲学大纲》更有对古代辩证思想的深湛诠释。他指出中国先秦就有比较发达的辩证思维，足以与希腊辩证法相媲美。老子是反向思维的倡导者，揭示了正与反的统一性，其辩证思想可总结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⑤。孔子的“逝”、“时”、“生”、“两端”、“中庸”观念都含有一定的辩证思维，构成孔子学说的精华。《易传》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等命题，揭示了自然界及社会生活中对立统一的根本规律，是先秦辩证思维的最高成就⑥，“《易传》的变易哲学是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思想基础”⑦。张载提出关于事物变化基本规律的“精粹而深湛”的学说，肯定事物的普遍联系，认为变化有“著”、“渐”两种形式，其“两、一”思想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精要表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是中国近古时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最高峰”⑧，他提出“动”的绝对性与“静”的相对性关系，肯定对立面的统一。张岱年精辟地指出：中国辩证思维的最大特色就是对立统一观点、整体观点与过程观点。在现代中国，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这既要发挥既有的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现代缜密分析、进行试验的科学方法，做到分析与综合的统一⑨，同时肯定辩证思维与实证科学的价值。
与西方古代唯物论相比，“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唯物观点与辩证思维的结合”⑩，这在“气”与“诚”两个范畴上有集中表现。“气”指一切有广袤、能运动的存在；“诚”是客观实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张载、王夫之等一些哲学家“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11)。一个国家的实际既有政治、经济的实际，也有思想传统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的结合。”(12) 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有相互契合之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取得胜利的思想根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中国化的深厚土壤。
二、天人关系的深切理解：“天人合一”
张岱年认为古代“天人之际”的主要含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人类如何对待自然，中国古代有三种典型学说：庄子因任自然（顺天）说、荀子改造自然（制天）说、《易传》天人调谐说。先秦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最深湛思想是《易传》“大人与天地合德”命题及“先天、后天”说与“裁成、辅相”说，既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肯定主体的能动作用而主张调节自然变化的过程，将顺应自然与改造自然相结合，是关于天人关系的全面观点，具有很高的价值。《易传》与张载都主张天道与人道有别而统一，达到了高度自觉，是更高一级的辩证思维方式。讲天人合一，于是重视人与自然的调谐与平衡，这具有保持生态平衡的深刻意义。总之，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的学说，都不把人与自然看作敌对的关系，而是看作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为天地所生成，人的生活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天人和谐为最高理想。这与西方哲学比较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要求战胜自然的倾向大异其趣。但中西天人观又各表现了不同的偏向，因此“将‘天人合一’与‘战胜自然’的观点结合起来，这是理之当然、势之必至”(13)。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的天人和谐观对现代人类发展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人论：“以人为本位的哲学”
张岱年指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14) 传统人生论中的精粹思想有助于现代中国新价值体系的创立和发展。
（一）“人本主义无神论”
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要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比有神论的宗教道德更为高明。这与古代本体论坚持“体用一源”，肯定“本根与事物的统一”、本体与现象统一，以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深刻影响都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哲人言‘本根’与事物之别，不在实幻之谓，而在本末、源流、根枝之辨。万有众象同属实在，不惟‘本根’为实而已。”(15) 西方和印度的宗教都宣扬“彼岸”、“来世”，中国哲人则普遍重视“人伦日用”，重视现实生活，宗教意识比较淡薄，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在宣扬崇高人生理想的同时割断了道德与宗教的联系。自孔子确立重视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以来，儒学主要研究“人”的问题，基本宗旨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生的意义，在人的本性或实际生活中寻求道德的根据，强调人生目的不在死后的永生，而是现实生活的合理化。与西方“原罪说”不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以说是“秉彝说”，即谓人生来不是有罪，而是有德，应发扬此好德之心，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西方思想家往往从上帝的意旨来引出道德，而儒家讲道德自觉性，道家讲个人精神自由，都强调人的自觉，人应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必求助于超自然的神(16)。这种以人为本位的哲学，即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终极关怀，与宗教家以神为本位的思想相对立，可称之为中国的人文精神(17)。
张岱年进而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充满了理性精神。孟子的心性论已经包含了理性的内容；《中庸》的“德性”，《易传》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学》的“明德”都指理性；而宋代理学所谓“德性”或“义理之性”，更是与西方“理性”相类似的概念。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虽在心性问题上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理性的作用，是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张岱年强调：“中国的理性观念与西方的理性观念有同有异，最根本的一点是都肯定人具有认识‘自然之理’与‘当然之理’的能力，这是相同的。近几十年来，西方非理性主义比较流行。但是，我认为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还是应该肯定的。”(18)
他高度评价儒学在现实生活中以发扬为人之道为终极关怀的优良传统，认为儒学提供了“安身立命”之道，有指导生活的作用。这也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生活信念，坚持一定的道德原则，在自己的精神境界中感到安然恬适，不因环境的变化而动摇”(19)。“如果能安身立命，则得到一种快乐，即所谓‘仁者不忧’。这种境界与有神论的宗教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超越了有神论的宗教。”(20) 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主张”，肯定道德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强调道德重于性命，“这对于提倡民族气节，对于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1)。他反对把哲学宗教化，认为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哲学的这一优秀传统，以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有理的信念之学”。
（二）道德价值论：“人之所以为人”
80年代初期，张岱年率先倡导开展对中国古代价值论思想的研究，认为“关于价值的思维对于立身处世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22)。
首先，人格价值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内容之一，“孔子思想的核心即是重视道德价值的观点”(23)，“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观点是对于提高道德人格的倡导，对于精神生活价值的肯定”(24)。仁者“爱人”，但首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孟子的良贵学说从人的内在价值出发，高度肯定人的独立人格和人格尊严，为了保持人格尊严可以牺牲生命。独立人格、独立意志是个人主体性的重要内容，儒家所关心的是使人成其为人。同时，儒家也重视个人的社会生活，强调人应有社会责任心；“认为人伦关系无损于独立人格，而且实行人伦准则乃是完成独立人格的必要条件”(25)。总之，儒家的真正优长在于宣扬人的道德自觉性，肯定人的主体精神，而人的道德自觉性即表现为人格尊严与社会责任心的高度统一。古代价值论强调对群己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既肯定个人的主体性，也肯定他人的主体性，“贵己”与“爱人”一致，兼顾人我，人己并重，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是能够独立生活、具有独立意志；“达”是具有较高水平，对社会做出一定贡献。这既肯定了每个人应有独立的人格，又肯定人与人之间应有互助精神，是“人我和谐之道”的精湛表达。
其次，古代价值论的重点是义利、理欲、德力问题。义利问题包含公利与私利、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理欲问题包含生命与欲望、生命与品德的关系问题；德力问题即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与生命力、体力、军力、国力的关系问题。儒家“义利之辨”、“理欲之辨”肯定了道德的崇高价值，但也有严重的偏向；墨家、王充德力并重的观点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张岱年指出“每一个民族共同体可以说有其持续不断的生命，可以称之为群体生命。群体生命大于个体生命。道德的要义在于每一个人不但要追求个体的利益，而且要考虑群体的利益，也可以说道德在于群体生命的自觉”(26)。他兼综古代价值观的精华，主张既要重视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也要提高精神境界。理与欲必须兼顾，德与力应该统一。经济发展可能带来道德的进步，也可能带来道德的衰退，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重新辨明义利、理欲关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富（经济）属于物质文明；仁（道德）属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待相成的，必须兼顾并重。”(27) 新时代的价值观必然以对于个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正确理解为基础，以义兴利、以理导欲、兼重德力，才是正确的方向。
（三）人生原则：“主动的人生哲学”
“《易传》的中心观念是变易，宣扬‘日新’、‘生生’。这种变易观念应用于人生观，于是强调‘刚健’，主张‘自强不息’。”(28)“刚健”、“自强”的人生准则，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确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刚即不屈于外力，健即具有持久力，刚健有为即是要发扬主体能动性；从个人生活来说，就是要努力前进、永不休止。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纯就哲学而言，颜李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主动的人生哲学。”(29) 1934年他又提出：中国原始思想“是主动、益、刚，人为的”，“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30)。他高度评价“主动”在人生哲学中的价值，认为生命必须合乎道德，而实行道德就必须有所作为，由动才能达到良好的生活，在日常行事中体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习静则只能得到一种虚幻的生活，结果会把人弄成无用”(31)。孔子积极有为的乐观精神，就是一种忘我的、坚强不屈的、永远前进的高尚境界，“综观先秦哲学，唯有孔子的精神境界最高尚而又切实，平易而不神秘，是古代哲人崇高的精神境界的卓越典型”(32)。
张岱年对“动”的阐扬，既是对古代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深刻影响。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动的人生哲学”早已超越了传统的道德畋域而关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变革。“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是变革世界的人生哲学，是战斗的、行动的人生哲学。”(33) 他主张“人生的理想应是人的实生活之趋于圆满，应是生活与世界之客观的改变，不应是内在的经验上的改变”(34)，主张“动的天人合一”，坚决反对“静的天人合一”的个人神秘体验，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状况的变革和现实生活的改善。
（四）传统道德规范的扬弃与转化
张岱年认为：对传统道德规范应进行具体分析和改造转化，其中一些反映了人类社会“公共生活规则”的积极内容，如信、和、义、廉等都具有相对的恒久性，应加以重新解释，阐发其适合新时代精神的精义，以启迪人们心智，净化人们心灵，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忠”的忠君之义及愚忠当然要废除，但“‘尽忠报国’的‘忠’奠定了爱国主义传统的基础”，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还是绝对必要的；必须否定“孝”的绝对服从性，但要肯定父母与子女之间应是平等关系，父母有教养子女的义务，子女也有孝敬父母的责任；“‘博爱无私’的‘仁’奠定了民族团结、民族凝聚力的基础”(35)，要把“仁”转化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重要内容；“义”的含义是遵守一定原则，包括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与尊重别人财产的意义，今天我们所谓义主要是指“公正”；“礼”的阶级性已经过时，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仍应有一定的礼节；“信”是一项没有阶级性的基本道德，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肯定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要特别强调“诚信”精神；传统的“廉”、“勤”、“俭”、“勇”都是传统美德，要充分肯定下来。
四、知论：“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及“知行合一”
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对“闻道之方”或“致知之方”的知识论问题亦多有研讨，其特点之一就是主张“致知方法与德行涵养有相依不离的关系”(36)，讲究“知行合一”。
先秦诸子以墨家的认识论最发达，特别是后期墨家论述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肯定了认识不能离开实践，并提出理性认识的观念。荀子明确区分认识的主客体，提出“虚壹而静”的认识论原则。王夫之详析了能知与所知的关系，既肯定主体的能动作用，又承认客体的实在性，批判“消所以入能”的主观唯心论。从整体来看，中国哲学的一个笃实可贵的基本倾向，就是主张“所知先于能知而有”(37)，“直截了当地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这“或不免被讥为朴素。然而，如是真理，朴素何害？如非真理，纵讲得精致，亦不过善于诡辩而已”(38)。在名实关系上，孔子首先提出“正名”主张，有一定的认识论意义；墨家论名，最为明晰，揭示了名实关系的含义，区分了名的类别；韩愈提出“定名”与“虚位”之说，具有深邃的理论意义。关于真知的标准问题，墨家提出最为宏卓的“三表说”，分别以历史经验、人民的感官经验和实际效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真理标准的精粹观点”(39)。
张岱年认为古代方法论主要有六种：“体道”与“尽心”的直觉方法，“析物”的理智方法，“体物或穷理”的兼用理智与直觉，“验性”的试验方法及“两一”的辩证方法。他高度评价墨家与王夫之，认为墨家“摹略万物之然”即是探索探讨自然界的实际情况，“论求群言之比”即是研究思想言论的格式规律，表现了科学探索的精神。“墨子学说表现了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结合，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卓越的价值。”(40) 王夫之的“所谓格物，是验事以得理，实即今所谓归纳法；其所谓致知，是专用思以穷理之隐，实即今所谓演绎法”(41)。中国古代方法论有一根本倾向，“即注重致知与道德修养的关联，甚或认为两者不可分，乃是一事”(42)。这种倾向一方面使中国哲人专注重于道德践履，而忽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也最注重学说与行为的一致，将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真理。他高度赞扬古代哲学家为真理而献身、为理想而牺牲的精神，同时也对“自近代西洋哲学传入后，学者多忽视身心修养”的学风表现出深深忧虑，希望“中国哲学之知行一贯的精神，仍能继续保持不失”(43)。
五、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传统
中华原始民族精神以“刚健”为主，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导源于炎黄二帝。先秦儒家总结上古文化，提出重“刚”及“和为贵”的人生哲学。《易传》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观点，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自强不息的哲学基础是重视人格的以人为本思想，厚德载物的哲学基础是重视整体的以和为贵理论。“自强不息”涵蕴着主体性的自觉，从民族关系来说，即是坚持民族独立、保卫民族文化，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侵略；“厚德载物”即宽容的态度和博大的精神，既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也承认别人的主体性，显示着独特的兼容品质，在国际关系上，厚德载物表现为和平共处，反对侵略战争。“‘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具有的，并非中国文化的特点。‘厚德载物’的宽容而爱好和平的精神，却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特点。”(44)
张岱年站在现代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高度，指出中华民族虽然历经磨难，但自身仍然含储着内在活力和潜在生机，这种生机和活力集中表现为“自强不息”的刚健思想，这是今日中国改革创新的思想基础，是民族进步的内在动力，为中华民族自我更新、主动选择、实现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提供着强大动力。
在历史上，“和”的思想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大融合起了积极作用，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哲学基础。春秋时代即有“和同之辨”，同即同一，和即和谐。“和”的观念是中国文化善于汲取外来文化进行综合创新的重要思想基础。张岱年对“和”有精湛论述：“所谓和者，指相异者或对立者之结聚而相成相济。相同之物结聚或累积，非和……相异者或对立者之相成相济，方可谓和。”“和谐为相异者或对立者之相成相济的结聚，故有丰富之内容而不杂乱。”(45) 他进而主张以“兼和”易“中庸”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兼和”即“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在张岱年哲学中，“和”即“兼和”之简称。“和”的实质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创造性的根本原则；“兼和”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准则。“兼和”是张岱年哲学的精髓(46)，也是他创立“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基础。“兼和”思想熔铸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正如方克立所说：“明确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涵义”，“是中华和谐文化的理论基础、哲学根据”(47)。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新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有民族思想的深厚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张岱年多次强调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民族凝聚力不但要有物质基础即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要有精神基础即能维系人心、增强民族团结的思想意识，这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传统。在这种思想的熏陶影响之下，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表现了诚挚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在中国文化的创造发展过程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张岱年多次高度赞誉王船山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贡献，认为王船山达到了道德修养的崇高境界，他孜孜不倦地探寻真理，正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我们要充分地理解他这种为了民族的前途而努力寻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优良学风”(48)。在今天，弘扬爱国主义优秀传统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在历史上，民族精神得到发扬的时代就是治世或盛世；民族精神因种种原因而不能发扬的时代就是乱世或衰世。”(49) 他坚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精神必然会高度昂扬，并随着时代前进而有更新的发展。
张岱年始终坚持对中国传统哲学作“全面的辩证的解析”，既着力于精华的发掘与阐扬，也重视缺陷的发现与批判，力图“综旧典而开新风”。他一方面指出中国哲学中有一些不良倾向：宇宙论上“尚无薄有”；人生论上“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及德力分离、不注意人群之一体；认识论上轻视知识、分析思维不发达、不鼓励自然科学的探索；政治观上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另一方面，他更认为“‘天人合一’的天人观，以为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的价值观，辩证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思想基础”(50)，而仁智合一、知行合一、义命合一、以和为贵、志不可夺及刚健自强的精神则具有“相对的普遍意义”(51)。张岱年毕生研治中国哲学，批判“死的”糟粕，择取“活的”精华，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创建具有时代精神的新中国哲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理论的准备。他认为继承哲学遗产的基本标准是科学性与民主性，新的哲学对于旧的哲学，既要否定它，又要保持其中的积极要素，这样才能超过它，才能真正前进一步。“将来的中国新哲学，固然必是西洋哲学影响下的产物，而亦当是中国旧哲学之一种发展。”(52) 传统哲学的精华反映了客观的普遍联系或普遍规律，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规则”，具有一定的超时代的普遍意义，与现代化有相契合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意义，概括说起来就是能够有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道德与生命三种关系。”(53) 诸子学说的相反相成，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道家的批判精神，墨家重视自然科学与形式逻辑的学风，法家以法治国与肯定力之作用的观点，都应加以研究、发扬。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有其深厚的传统背景，我们“要建立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在文化取向上就不应该在中西文化作‘非此即彼’的单向度思考，而应该作‘亦中亦西’的‘互补’性运思”(54)。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既要继承古代哲学中的优秀传统，又要对中西文化进行自觉的综合，创造出既超越传统哲学又超越西方现代哲学的反映中国民族特性和时代精神的新中国哲学。
收稿日期：2008-08-11
注释：
① 《张岱年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
②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6页、第17页。
③ 《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3页。
④ 《张岱年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0页。
⑤ 张岱年：《道家哲学智慧》序，《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
⑥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228页。
⑦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596页。
⑧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448页。
⑨ 《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77－178页。
⑩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609页。
(11) 周桂钿：《中国哲学与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
(12) 《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335页。
(13) 《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14) 《张岱年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
(15)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69页。
(16) 张岱年：《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内容的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17)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301页。
(18)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12页。
(19)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507页。
(20)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71页。
(21)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478页、第480页。
(22) 《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67页。
(23) 《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87页。
(24) 《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311页。
(25)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19页。
(26)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567－568页。
(27)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570页。
(28)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596页。
(29)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80页。
(30)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9页。
(31)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77页。
(32) 《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520页。
(33)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02页。
(34)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82页。
(35)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501页。
(36) 《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522页。
(37) 《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523页。
(38) 《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617页。
(39) 《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691页。
(40)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150页。
(41) 《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582页。
(42) 《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586页。
(43) 《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616页。
(44)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23页。
(45) 《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
(46) 参见刘鄂培：《“兼和”——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精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7) 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5期。
(48) 《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455页。
(49)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555页。
(50) 《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63页。
(51) 《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页。
(52) 《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615页。
(53) 张岱年：《谈谈中国传统文化》，《河南林业》1998年第4期。
(54) 张岱年：《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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