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艺学：崛起与困境——兼述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生态论文,学科建设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3)02-0091-04
正如二十多年前比较文学的崛起一样，生态文艺学——这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的边缘学科，它的崛起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质疑和争论。生态文艺学到底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的学理特征有哪些？它学科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什么？我国目前生态文艺学的研究现状如何？等等。上述问题都有待于深入探讨。
1 生态文艺学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它的现实催生素是全球生态状况的日益恶化，而理论催生素则是生态哲学思想。但正如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只是“比较”与“文学”二者的简单相加，生态文艺学也不仅仅是“生态”与“文艺学”的简单杂糅。生态批评家与生态学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区别是：“生态批评家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而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思想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和依据。”“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来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危机。”[1]质言之，生态文艺学就是要立足于生态哲学之上，对人类的文化模式、价值模式、社会模式等进行文化批判。
生态批评要批判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与狂妄。在西方国家的文明或文化中，特别是18、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一度片面宣扬“人是万物的灵长”，宣扬人与自然的对立，对自然的征服。一切以人类为中心。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思想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它可以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发展。但这样的发展是以牺牲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后代子孙的利益为代价的。人类在享用自己创造的胜利成果的同时，也饱尝生态恶化所带来的恶果。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当时的生态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这些生态思想主要散布在《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可以这么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大力挖掘和研究。
马、恩的生态哲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基础之上的。一方面，马克思对过去的唯心抽象的自然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马克思认为，人类与动物不同，不能在自然界面前“俯首称臣”，而是可以主动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对有利的或不利的生存环境作出自我的选择，“能这样选择是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2](P3)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并不由此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以对自然界随心所欲。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与自然界是和谐的，惟有和谐才能共存。恩格斯认为，干涉自然规律“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与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3](P518)。如果人类无视自然规律的存在，粗暴地去干涉它，迟早我们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马、恩的生活时代生态问题并未像今天这样严重，这使得他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远远比不上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因而他们的生态思想还是零散的，不够系统和全面。但他们那些富有前瞻性的生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对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无疑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不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态哲学家”。[4]
建国后我国也曾经在生态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弯路。我们一度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定胜天”，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至今无法弥补的后遗症。痛定思痛，破坏生态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而今我国的生态状况让人不堪其忧，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严重：荒漠化和水资源极度匮乏；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枯竭。[5]这不能不让世人意识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所以，仅从保护生态这一层面而言，生态文艺学的诞生就有着不容低估的重大意义。
2 生态批评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进而又在许多国家出现。我国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发展同国外几乎同步。1994年前后，我国学者提出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命题，并先后组织多次学术讨论。近十年来，我国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一，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立足于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研究队伍。二，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论文或著作，代表性的著作如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徐恒醇的《生态美学》、姜澄清的《艺术生态论纲》等等。这些著作标志着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不仅引起学术界更加广泛的关注，而且开始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6]。三，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如2001年3月28日于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名为“建构生态文艺学”的学术座谈会，2001年10月17日至21日在西安召开的“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以及2002年6月21日至24日在苏州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
本文在此重点评述一下“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成都大学、江汉大学、海南大学、河南大学、佛山大学、苏州大学的教授、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研究》等报刊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就生态与文学艺术的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与会者一致认为：地球生态状况的严重恶化，已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严峻问题。生态危机，有其深刻的人文领域的根源。缓冲地球生态系统的危机，首先在于审视并调整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观念。关注现实社会，体贴人类心灵，历来是文学艺术精神的核心。当代文学创作已经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态的关怀，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不能忽视自然的存在、漠视纷至沓来的生态灾难。在世界生态运动的大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话语，已经成为我们文艺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与会者还就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命名、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实践意义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辩论热烈、气氛友好的探讨，显示了中国学者在生态问题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当然，由于生态文艺学还是一门处于正在建设的学科，与会的专家学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看法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色彩绚烂、多元并存的。
在学科命名上，两位代表性的学者就有分歧。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提倡使用“生态文艺学”的概念，而成都大学曾永成教授则青睐“文艺生态学”的提法。前者认为：“生态文艺学将试图探讨文艺学术与地球生态的关系，进而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后者认为文艺生态学就是：“把文艺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既在两门学科边缘上对文学的人学内涵进行探究，又在人与文艺的生态关联这个边缘地带对文艺的生态本性和功能进行思考，其学理思维的边缘性也十分明显。借助生态学所揭示的边缘优势效应，应当能对认识文艺的人学意蕴有所帮助。”二者理解各有所侧重，但指归同一：文艺学应当与生态学相结合而形成一门新的学科。
在生态文艺学的学科意义上，各位学者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代表性的看法有以下几种：一，以鲁枢元和厦门大学王诺副教授为代表，他们认为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的学科目的绝不仅仅是为生态而生态，不仅仅是普及和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还应当把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定位为思想文化批判，借此反思人类在文化上、历史上的错误，反思人们对待自然的错误的态度和观念，以重新定位人和自然的关系。“生态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和文化模式。”二，以苏州大学姚鹤鸣教授为代表，他认为，生态文学的当下任务是资本批判。因为“资本，它是现代社会一切生态问题的罪恶渊薮”。当然，这种资本批判，并不是从历史理性上来否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能动作用，批判的只是它给人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批判它对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身的和谐关系的毁灭性破坏。三，以北京大学赵白生副教授、《文艺研究》陈剑澜副编审、山东师范大学刘蓓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韦清琦博士为代表，他们或认为生态主义的出现，就表明了我们一直遵奉的人类中心主义、人文（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危机；或借助于对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批判，来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或在扬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指出：发挥文学的审美功能，以文学研究促进实现人的内部自然的回归，是生态批评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或提倡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认为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表异而质同，二者有着同一个攻击目标——逻各斯中心主义。上述各种观点虽然切入点不一样，但结论大体是相似的：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重新定位人和自然的关系。对此，其他专家的冷静思考也值得高度重视。如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就认为在生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认识上不能简单化，不要把二者截然对立，二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也认为，建设生态文艺学，需要涤除线性思维，遵循圆形思维。以新的偏执的观念去矫正传统的偏执观念，这种策略是不可取的。刘锋杰教授也认为，生态主义不可能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由人类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只能是自欺欺人。最好的方法只能是运用生态文艺学敦促人类加速减持人类中心主义，这才是十分迫切必要的。朱志荣副教授则认为，应从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互动的层面上，关注生态环境与审美意识的关系。
即便在生态文艺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问题上，也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生态文艺学虽然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成果，但它还没有相对稳定的理论、范畴、框架、方法等，理论建设还不成熟，所以它目前尚在形成过程中，只是一种发展中的美学理论形态，还不具备一个学科的特点（山东大学教授曾繁仁）；或者说文艺理论的生态化并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生态文艺学”或“文艺生态学”。所谓“生态文艺学”，只是为了突出其学理特征。恰当的理解，这应当是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新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新形态（曾永成教授）。还有一种是认为既然生态文艺学这门学科正在建设，众多学者都在从事建设，那就无需掩饰，无须讳言：这门学科已经“立案”了！（江汉大学张皓教授、北京大学赵白生副教授）。（注：以上资料均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无论这次会议取得的实际成果有多少，它的意义都是重大的，它必将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它是我国从事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一次大会师。会上所进行的对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必将推动我国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蓬勃发展。
3 如果仅从文艺学学科的自身发展来看，我觉得生态文艺学的崛起其意义至少有三：一，它为我国学者平等参与世界文论的建构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遇。曾几何时，我们一度迷失了自己，只能跟在西方文论的后面跑，成了西方话语的复印机与投影仪。以致于国人皆惊呼学界患了“失语症”。现在，通过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在中国本土自发地萌生，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思考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时间差正在逐步缩小。这是一次机遇，是一次中国学者可以凭着自己的生态话语平等参与全球对话的机遇。有人说，21世纪是生态学的时代。我们相信，生态文艺学是一门富有生命张力的前瞻学科，它会越来越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和投入。二，它为文艺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注入了新的活力。文艺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本，它同文艺实践、社会现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状况，面对大量的绿色文学才应运而生。这必将推动文艺学向新的领域、新的层次发展。三，它将使我们以新的眼光去审视我国的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我国古代的文论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诸如“天人合一”、“物我同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即源远流长。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也散落着大量的生态智慧。这两个宝藏，都亟需我们去挖掘，去整理，去重新评估。
当然，在我们为生态文艺学的崛起而欢呼雀跃时，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生态文艺学的发展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面临着众多的困境。
困境之一：生态文艺学如何完善自身的学科理论而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还有许多学者对生态文艺学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持怀疑态度。“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及学科发展的趋势这样五个基本要素。目前，生态美学在这些方面还不完全具备条件。”[6]的确，目前我们对生态文艺学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外部规律层面，而对生态文艺学的内部规律、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则谈得较少。即便在外部规律方面，我们的研究也是泛泛之谈多于明确之论。生态文艺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如果生态文艺学没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而只是照搬或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这势必危及生态文艺学的生存与发展。
困境之二：生态文艺学如何处理与文艺学的关系？如果生态文艺学果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它与旧有文艺学的区别在哪儿？它是要代替原有的文艺学还是与其平行发展？这事实上又回到了上述的问题：生态文艺学是否有自己的内在的规定性。如果生态文艺学不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否真的就是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新形态？
困境之三：生态文艺学如何对待自己的实践意义？一般而言，学科的发展总需要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别像文艺学这样的实践学科。如果仅仅从理论到理论，这是否会把生态文艺学变成闭门造车式的学院派研究？如果生态文艺学关注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对自然生态乃至于精神生态的保护，这是否有点泛化了文艺学？因为不管怎么说，生态文艺学的核心还是“文艺学”，如果没有了“文艺学”，那就变成生态学了。如果生态文艺学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态问题——即所谓绿色文学，那问题依然存在：目前我国绿色文学的创作还是屈指可数，尚难以作为正式的研究对象。即便我们可以乐观地估计：生态文艺学的崛起可以与绿色文学的创作达成一种互动关系，即：绿色文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生态文艺学的基础，而生态文艺学的诞生又会反过来刺激绿色文学的巨大发展。这恐怕也难以在短时日内就实现，需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如果生态文艺学定位于文化批判，即反思人类的生存模式、价值观念，那就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问题。的确，社会的高速发展在给我们带来享受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环境与生态破坏的恶果。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弊端予以批判。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甚至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由“人类中心主义”变为“生态中心主义”。例如有人就主张完全否定现代化和现代科技，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去。这事实上就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退步了。
总之，长途漫漫，生态文艺学还有好长的路要走，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去做。它现在就如一个新生的天才婴儿一样，既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又需要我们去关心，去呵护，去培养，才能成为栋梁之材。
收稿日期：2002-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