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论和整体论：必要的张力——对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概括和总结西方科学哲学的演进兴衰，分析其成败得失，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这一工作似首先有一个出发点问题：我们研究国外科学哲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应当用什么方法去研究？既然是研究，当然不能止于只在西方学者的框架内作文章，相反应当有自己的理论立足点和参照系，善于把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所提出的问题转化为自己的正面课题来研究，从科学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与社会生活实践出发去揭示观念的形成和演变，突破西方哲学的视野。像本文中提出的整体论、还原论，科学与价值、科学与艺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哲学的终结”问题等，就很值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相统一的高度来研究，作出科学的回答。也唯其如此，才能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作出正确的评价，才能突破它，超越它，并得出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结论。还应该说，对于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现实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本身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具有国情特点的问题，并且善于把现实生活实践中提出的这些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研究，而不能只是满足于介绍或转述西方学者的见解，或在某些理论的细枝末节上雕章琢句。已有国外学者善意地告诫我们不要把科学哲学的研究搞成“高级学术报道”，似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注意。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两次重大转变不但没有使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摆脱理论困境，反而促使科学哲学逐步从兴盛走向衰落甚至趋于解体。导致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陷于困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无论是逻辑主义、历史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没有正确地处理好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辩证关系，使之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导致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
一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论。这种还原论的方法论不仅体现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纲领之中，而且还体现在它的根本原则和累积式的科学进步模式之中。
首先，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知识“合理重建”的纲领是一个还原论的纲领。他们所谓的科学知识的“合理重建”，就是试图揭示科学知识和感觉经验的逻辑关系：表明科学概念可以还原为感觉经验的概念，科学理论可以还原为基本的经验命题。
其次，逻辑实证主义的根本原则，即“经验证实原则”显然是以还原论为前提的。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假定科学理论可以还原为基本的经验命题，所以他们认为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为了使“经验证实原则”贯彻到底，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还主张一种关于科学语言的还原论的观点，即物理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90页）。
再次，就科学发展模式来说，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国套箱”式的直线累积发展模式，同样也是还原论的。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9页），旧的理论一旦曾经得到证实（或确证）就再也不会被否定或抛弃，而只能被归化到内涵更广或更全面的新理论当中去。于是科学完全成了一项累积性的事业，科学进步只是意味着“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扩大或归并。
毫无疑问，逻辑实证主义者采用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方法，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的方法，力图使科学哲学做到概念明确、分析严密、具有高度的确定性，使之成为一门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学科，这种尝试当然是雄心勃勃的，而且这对于深化科学哲学乃至整个认识论的研究，的确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还原论的方法论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困难：
第一，尽管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的内容广泛地涉及到人、社会历史和文化，因而属于人文学科。像这种性质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将还原论贯彻到底，完全排除整体论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是自然科学（例如生物学）也不能完全排除整体论的思想和方法，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不能离开整体论的思想和方法。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整体论的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第二，历史主义者用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观察渗透理论”，从而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强调的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的截然区分及其纯粹的观察或经验基础。这就是说，不但并非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可以还原为基本的经验命题，而且将经验命题或观察语言看作科学知识的唯一根基这一主张也是站不住脚的。于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遭到了普遍的怀疑。
第三，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描绘的直线累积发展的科学进步模式并不符合实际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他们只看到了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渐进性的一面，忽视了科学发展的间断性和革命性的另一面。事实上，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比连续性和渐进性更为深刻的变化，即旧理论不断地被推翻、被新理论取而代之的革命性的变革。这一点在逻辑实证主义的还原论的视野当中显然是难以看到的。
由此可见，逻辑实证主义所遇到的重大困难及其之所以最终被历史主义取而代之，都与狭隘的还原论的方法论密切相关。
二
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显然将方法论的重心从还原论移到了整体论那里，使得整体论的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历史主义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哲学研究与历史考察的相关性上”（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4期）。在他们看来，“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同上）。
其次，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同上）。他们将“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没有这些更大单元的历史进化知识，我们就无法妥当地评价它们的次级理论”。（同上）由此可见，历史主义者的整体论的方法论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还原论的方法正好相反：前者对理论的评价主要是诉诸该理论所属的“大理论”，依靠“大理论”来评定该理论的好坏；而后者则是通过将理论还原为经验命题，依靠观察或经验来证实或确证理论。
再次，与整体论的方法论相关的是，历史主义者更多地注意到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在他们看来，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明确的界线，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的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L.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年第3期）因为人们无法找到可以当做划界标准的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最后，历史主义者提出的一系列科学发展模式也是整体论的。他们不仅将“范式”、“研究纲领”、“研究传统”或“背景理论”当作评价科学的基本单元，而且还将它们视为科学变化的基本单元。于是，在历史主义的模式中，科学进步不但是非累积性的，而且甚至是不确定的。最典型的是库恩的范式转换模式：在库恩那里，“范式”是一个包括理论、方法和价值标准在内的不可分解的整体，科学家在不同的范式之间作出选择，如同宗教皈依一样，是“一种不相容的集团之间的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T.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93)，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可依据的客观的合理的标准。
显然，历史主义者采用整体论的方法，将哲学研究和历史考察联系起来，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而且其视野要比还原论者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的整体论的方法论也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困难：
第一，历史主义的整体论大大削弱甚至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因为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科学理论最重要的依据并不是事实，而是包括该理论的高层理论或劳丹所说的“大理论”，也就是说，处于高层理论或大理论的核心并代表该高层理论或大理论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对于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确立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劳丹甚至明确地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释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L.Laudan,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11)这样一来，科学竟成了一种与客观性和真理性无关的活动！
第二，历史主义的整体论的一系列科学发展模式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库恩的“格式塔转换”式的范式转换模式被广泛地指责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为了纠正库恩模式的缺陷，劳丹接连提出了两个科学进步模式，但是，他的第一个模式，即解决问题的科学进步模式是以牺牲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为代价的；他的第二个模式即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虽然大大地精致了库恩的范式模式，但劳丹所说的科学进步依然是相对于范式的价值标准而言的。即使对于比较注重经验基础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模式来说，实际上经验基础对研究纲领的进步或退化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以致费耶阿本德认为拉卡托斯的模式还是采用了“怎么都行”的立场。
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历史主义的整体论的模式是否能恰当地描述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事实上，例如库恩的范式及其变化理论更适合于描述人文文化，例如各种艺术流派的形成、冲突和变迁。库恩自己也承认，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讨论到科学中的创造性革新的发展模式或性质时，书中论述了这样一些论题，如竞争中的各学派以及不可比的各种传统的作用，变化中的价值标准以及改变后的感觉模式的作用。像这样一些论题对于艺术史学家早已成为基本因素，但是在科学史著作中却极少提到”。（T.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但是，尽管科学与艺术存在着许多相通的东西，然而，科学与艺术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门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将科学与艺术二者，以及它们各自的发展模式混为一谈，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当然，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并非完全是整体论的，例如，拉卡托斯依然强调经验基础对于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劳丹则试图通过计算解决问题的多少及其重要性程度来评定一个理论或研究传统是否进步，所有这些都多少带有明显的还原论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主义者还常常用还原论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例如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这种方法论的错位使得科学哲学增添了更多的困难。
三
如果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还没有摆脱分析哲学的框架，还保留着一些还原论色彩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彻底抛弃了还原论，采用了一种比历史主义者更加宽泛的整体论的方法论。
首先，后现代主义者竭力反对基础主义的还原论，而主张一种没有二元区分的整体论。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不过是文化中告诉我们如何预见和支配将会发生的事情的那个部分。这是值得去做的事。但预见和支配的成功并不表明，较之在政治思考和文学批评中的成功，我们更‘接近于实在’或更‘受硬事实制约’”（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作者序第9页）。“与其提出任何像观念—事实，或语言—事实，或心灵—世界，或主体—客体的区别，以说明我们关于有些东西存在于彼岸，它们该对事物的产生负责的直觉，倒不如抛弃这样的直觉。”（同上书，第88页）于是，“实用主义者愿意放弃对客观性的期望，即想与一个不只是我们自己认同的共同体的实在接触的期望，而代之以对某个共同体的亲和性的期望”（同上书，第85页）。
其次，把整个文化看作是经验研究的基本单位，反对将科学与整个文化区分开来。后现代主义者的整体论要比历史主义者的整体论更加宽泛。如果说，历史主义者的经验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整个科学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将它推广至整个文化。罗蒂明确指出：“蒯因和许多其他整体主义者坚信，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在具有哲学意义的地方把文化切开了。”（同上书，第50页）“如果我们放弃这样的区分而接受蒯因的整体论，我们就不会力图使‘科学的整体’从‘文化的整体’中区分开来了，而将把我们所有的信念和愿望看作是同一个蒯因式的网络的一部分。对不起蒯因的是，这样的网络将不会划分成描述实在的真实结构的部分和并不描述这样的结构的部分。因为把蒯因贯彻到底就要走向戴维森：拒绝把心或语言与世界的其余部分的关系看成是模式与内容的关系。”（同上书，第57页）
再次，在后现代主义的整体主义和模糊主义的视野当中，科学不再具有区别于其他非科学文化的任何特点。罗蒂将“客观性”归结为“主体间性”，将“理性”弱化为“有教养”，将“方法”化解为“对话”，强调要将一切文化都放在一个认识论的水平上，或者说摆脱“认识论水平”和“认知状态”的观念，使得“对人类合作研究的价值的说明只有一个伦理的基础，而没有任何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同上书，第81页）于是，在“后现代文化”或“后哲学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同上书，第15页）。换句话说，科学与一切非科学文化一样，或者同样地具有“客观性”、“方法”和“合理性”，或者同样地不“客观”、无“方法”和非“理性”。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将科学看作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整体论及其后果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第一，对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彻底否定。正如前面所说的，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毕竟并没有完全否定科学的经验基础，而且像拉卡托斯、劳丹等人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着科学进步和科学合理性模式，努力避免库恩理论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然而，作为“左翼的库恩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则彻底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他们看来，“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而“真理只是对一个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的看法”（同上书，第81页），“它可以同等地运用于律师、人类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判断”（同上书，第80页）。
第二，使相对主义合法化。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到处都有人类之蛇的足迹”（同上书，第68页），关于“价值的客观性”和“科学的合理性”都是不可理解的。由于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我们的普遍适用的永恒的、非历史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应当从某个不可比的绝对命令和范畴体系出发，而应当接受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即从我们自己出发，从我们自己的种族出发，我们自己现在的信念就是“我们用来决定怎样使用‘真’这个词的信念”（同上书，第55页）。
第三，对科学哲学的解构。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整体主义彻底模糊了科学与艺术、政治甚至宗教的区别，在他们看来，“科学只是一种文学”，这样一来，不但科学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特点，而且，以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显然也就变成多余的了，完全可以用“文学批评”来取而代之。
四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之所以陷于困境，与片面地运用还原论或整体论的方法论密切相关。逻辑实证主义者采用还原论的方法论、排斥整体论的方法论的结果是使得科学哲学面临不可解脱的困境；历史主义者将方法论的重心从还原论移到了整体论，结果为相对主义敞开了大门；而后现代主义者索性抛弃还原论的方法论，采用更为宽泛的整体论的方法论，结果使得科学哲学即将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可见，要使科学哲学摆脱困境，在方法论上必须正确地处理好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辩证关系，使得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首先，还原论的方法论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尽管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的将科学理论还原为基本的经验命题这一主张存在着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它的基本思路还是应当肯定的。毕竟，自然科学探究的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需要由客观的经验基础来保证。即使退一步讲，如罗蒂所说的，自然科学“不过是文化中告诉我们如何预见和支配将会发生的事情的那个部分”，也仍然回避不了关于如何“预见和支配将会发生的事情”这样的经验问题。毫无疑问，要使这种“预见和支配”取得成功，显然并不是靠纯粹的“意见”，而是需要有客观的依据。这就是说，需要将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最大限度上还原成经验命题，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加以确证。
其次，整体论的方法论对于科学哲学来说同样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于解决历史主义者提出的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和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更是如此。正如历史主义者指出的，科学的历史发展，既涉及到本体论（默认某种自然的本体论）的变化，又涉及到方法论（接受某一组具体的关于如何研究自然的规则）的变化，还涉及到价值论（坚持某一套有关自然探究的认知价值或目标）的变化。毫无疑问，要恰当地把握多种因素、多个变量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光靠还原论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具备整体论的思想和方法。关于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系问题也一样。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科学从一开始就同哲学、宗教、艺术等文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同非科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发展到今天又存在着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整合化趋势。要正确地把握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系，无疑同样需要运用整体论的思想和方法。逻辑实证主义者用还原论的方法试图在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线显然是不成功的，也是不恰当的。
最后，还原论和整体论两种方法论需要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
一方面，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狭隘性，它需要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来弥补。即使是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所从事研究的像科学理论的结构这类分析性很强的课题，还原论的方法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尚需要整体论加以补充。例如，亨普耳关于理论“安全网”的构想，蒯因对“还原论的教条”的批评和玛丽·赫西提出的网络模型都带有很强的整体论色彩，表明“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第38—39页）。
另一方面，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模糊性，有必要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加以澄清。例如，历史主义者十分强调将“范式”这样的大理论看作是科学变化及其评价的基本单元，然而，“范式”概念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尽管后来劳丹在他的《科学与价值》一书中将“范式”的内容明确概括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层次，但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科学的主要价值、目的和方法究竟是什么？然而，劳丹最终还是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说：“读者也许期望我最终不负众望，表明科学的中心价值、目的和方法是什么，或者至少说明它们应当是什么，但恐怕任何这样的期望都可能会落空”(L.Laudan,Science and Valu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138)。由此可见，历史主义者往往只是停留于空泛地谈论科学的价值、目的和方法及其变化和作用。进一步说，他们之所以难以摆脱相对主义，这与他们的整体论的模糊性有很大关系。其实，强调价值在科学及其变化中的作用，并不必然会导致相对主义，因为事实上科学的认知价值目标的选择和确立并不是任意的，首先必须以客观性或客观性程度（广度和深度）为准绳。毫无疑问，在科学上，离开了客观性，无论多么“简单”、多么“优美”的理论都无济于事。历史主义者陷于相对主义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他们将科学的认知价值同科学最根本的价值即客观性要求割裂开来，而抽象地谈论科学的价值目标及其作用，并错误地将科学的价值目标同宗教的或其它别的非科学的价值目标混为一谈。还有，科学的经验基础究竟在科学及其变化中还占有多大份量？它与“范式”等这样的“大理论”的关系应当如何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历史主义者那里都是含糊不清的。
至于后现代主义的整体论抹煞主体与客体、观念与事实的区别，抹煞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强调将一切文化都放在一个认识论的水平上，无疑将模糊主义推到了极端。这从反面告诫人们，离开还原论作为必要补充的那种极端的整体论，不仅可能导致彻底的相对主义，而且还有可能将人们拉回到原始思维的水平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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