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进展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论题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研究的内容由表象的陈述，转向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变迁等深层次的探讨。以下就大家讨论较多的几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关于社会结构研究
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中的热点。江沛分析了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他指出，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碰撞时期，其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颇具规模的人口流动，日益弱化的宗族形态，家庭范式的趋于小型，农村阶层变动剧烈，秘密结社与土匪风行等，都是新时期所特有的变化（注：江沛：《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张静如等则以两本书的篇幅分析了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结构变迁（注：张静如、刘志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方面体现了民国社会日益进步的趋势，另一方面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两个政府统治走向崩溃的内在原因。
姜涛对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的稳定性给予了关注。他指出，自清代以至民国，乡村中的地主与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差异，虽然组成各个阶级或阶层的个体成份不断变更，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及各阶级所占有土地的比重，却始终是十分稳定的。其原因很简单，在土地集中的同时还存在着反向的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土地分散（注：姜涛：《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陈亚平分析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层间流动。他指出，近代近百年华北农村的社会分层模式，并不完全是一种封闭的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而是一种相对开放的阶级制度。他对农村社会流动趋势的看法与姜涛不同，认为其总体趋势是下向流动：对广大小农来说，他们面临的是无产化半无产化的命运，而地主阶级稍有不慎，也会沦落到乡村社会的下层（注：陈亚平：《近代华北农民的社会流动》，《学术论丛》1996年第1期。）。
张庆军对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性别比例偏高；青壮年人口占较大比例；已婚率普遍低于乡村；四民之末的商业和工商业就业人数占据了绝对优势；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文盲人数也呈减少的趋势（注：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此外，学者们对社会阶层的个案也给予了关注。廖胜、王晓南对太平天国婢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尝试。他们认为，婢女问题的存在，基本可以看作太平天国妇女政策失败的一个明显例证。奴婢制度是封建社会中最丑恶的现象之一，太平天国虽废除了买办婚姻，但并未废除买卖婢女制度。太平天国尤其在定都天京后，仍然存在严重的婢女问题，被广泛用于生活、劳动、生产等各个方面，甚至作为礼品互相赠送或作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等，其来源也包含着太多掳掠、诱骗、买卖的色彩。因此，婢女问题在太平天国历史中是黑暗丑陋的一页，给太平天国的妇女及整个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注：廖胜、王晓南：《太平天国婢女问题探析》，《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全面考察了近代绅士阶层的形成、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及其自身的消亡。作者认为，绅士阶层在近代由封闭型流动发展为开放型流动，并由此怀着功名身份失落的心悸和欣慰，分途流向其他社会阶层，最终由分化走向消亡，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易变中的一个时代特色。
关文斌以几个典型人物为例，对近代天津盐商群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进行了论证研究。近代长芦盐商是一个亦旧亦新的群体，既是传统社会的一分子，又是传统社会中的异己力量，既是苟苟营利之徒，又是新文明的先导。他们一面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一面侵蚀着整个官僚机制，一面仗势横行、奸猾狡诈，一面创设水会、粥厂，从事修桥、筑路、有益桑梓的公益事业。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既牵制又推动，同时他们也是近代社会纷纭变化、福祸转变的直接承受者（注：关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如果说王先明与关文斌是将绅与商分开论述的话，马敏则正式将绅商作为一个新的阶层来对待。马敏认为，所谓绅商，系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亦绅亦商的特殊商人，既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又同时享有传统功名和职衔，可以视作新旧时代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阶层。晚清商会的创办过程，具有“自上而下”的“劝办”特点，而这正好给处于官商之间的绅商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他们不但成为各地商会的倡设者，而且是各级商会组织的实际把持者，绅商阶层的形成与商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互为推动的历史进程（注：马敏：《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陈文斌对太平天国时期来沪绅商社会观念的嬗变进行了分析。他们寓居上海期间，受日渐繁荣的近代城市商业氛围的影响和租界内西方文化的熏染，其传统的社会观念悄然变动：重利轻义思想慢慢取代迂腐的重义轻利价值观，而且日益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随着来沪后宗法观念的淡化，这一群体的消费、伦理观念也为之一变；同时，受租界西方文化氛围的影响，部分绅商开始接纳西方风俗习惯与科学民主意识，表现出一种渐呈开放的心态（注：陈文斌：《试析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来沪绅商社会观念的嬗变》，《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
二、关于社会心理、社会变迁的研究
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乔志强在《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中将其纳入近代社会史体系之中，随后，由他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又从宏观的角度对社会心理及其变迁作了一简要规划。
真正对社会心理内容进行细致研究的应该说始自1999年，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可以视作其中的典范。该书不但系统考察了近代以来江浙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还对内中许多行为与现象尤其是有关现实问题提出了宝贵意见，正如蔡少卿对该书的评价，“这无论在社会史领域，还是在社会学领域，都称得上一项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注：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由于该书出版于1998年12月，而其面世却在1999年，故而此处暂将其纳入1999年成果范围内。）。
社会心理观念有其丰富广阔的内容。乔志强、邓德艾指出，在近代社会这个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华北农民已不能再固守原来那块宁静的“精神家园”，他们的社会心理在内外交替的革新因素的强力冲击下已经开始突破原来传统观念的藩蓠，滋生出一些体现与时代对接的新观念与新思想：时空观念有了进步；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消费方式和行为渐趋文明、合理；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趋向民主、多元局面的嬗变（注：乔志强、邓德艾：《近代华北农民日常心理的新变化析》，《学术论丛》1999年第2期。）。
宋美云对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与行为进行了简要评析。作者认为，在势不可挡的社会变革面前，大多数的商人没有象顽固派那样采取拒变反应，而是表现为一种追求国家富强的心理态势，他们主张改良，认为对中西文化都应该存优择良。因此，大多数天津资产阶级对现代化所采取的适应方式，应该说是顺从变迁的迁就反应和与变迁维持弹性关系的因应反应的综合（注：宋美云：《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与行为(1903-1927)》，《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王续添则对民国时期地方心理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无论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地域性特征都在民国社会极为明显，这一特征具体表现为家乡观念、地界观念和同乡观念三种形式。在这三种地方心理观念中，家乡观念是其本源，在此基础上分别派生出两极：同一地域的认同和内聚——同乡观念以及不同地域的区分和排拒——地界观念（注：王续添：《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刘保刚梳理了晚清士大夫对公法（又名国际法）观念的演变轨迹：由开埠之初的茫然无知、深闭固拒，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有限了解、有限利用，再到70年代后期的基本接受。这一过程虽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但由于总是迫于被动，因此，在这观念进步的后面，更深层的是一种无奈和可悲（注：刘保刚：《论晚清士大夫公法观念的演变》，《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
刘嘉桂、姜迎春透过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进步思想家的言论，认为他们普遍认识到缺乏公德是传统国民性格中的重大弱点，因而呼吁：改造国民性的重点是促使社会公德的普遍养成，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冲破传统的封建礼教。这一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民众心理基础（注：刘嘉桂、姜迎春：《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中的社会公德思想》，《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肖承罡分析了戊戌时期传统观念在西学传播下发生的近代化倾向：传统文化观被打破，孕育着某些西方近代观念的文化观正破土而出；传统的政治观念发生动摇，西方政党观念引进中国；传统伦理观崩溃，提出了新的道德观念，新的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方法论也在悄然兴起（注：肖承罡：《戊戌时期的西学传播与传统观念的近代化倾向》，《嘉应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社会变迁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内容广泛、包罗万千，因此，社会变迁的文章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中自然也比重最高。
刘泱泱所著的《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一书，从建制沿革、人口民族、外来势力、商品经济、近代工业、阶级阶层、家庭宗族、衣食住行、风俗礼仪以及宗教信仰十个方面，初步勾勒了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的概貌，也再现了湖南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注：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一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华北乡村为研究区域，对民国时期乡村借贷关系的传统模式、借贷关系的转型、借贷关系的暴力革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实证分析。
刘莹从宏观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进行了审视，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有三种意义的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型的转型：在中国由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农业社会也开始了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具有被动性、防御型、急功近利、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合性等特点，其演变轨迹也脱离常规，先思想观念转变，再经济转变，最后政治体制变革，因而也就更增加了转变的难度（注：刘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我见》，《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
张福记、陆远权对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作了简要评论。中国近代百年的乡村，一直处于金融枯竭、生活贫困、矛盾尖锐等危机之中，虽与内外压迫、土地集中、人口压力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也具有着较诸中世纪不同的时代特征，存在着从传统危机向近代危机转变的过渡色彩（注：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
乔志强、陈亚平分析了戊戌兴办学堂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维新派为广开民智而兴办学堂，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兴办近代化新式学堂的序幕。20世纪初，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新式学堂的设立，对近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心态的近代化起到了启蒙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注：乔志强、陈亚平：《戊戌兴办学堂与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王先明、尤永斌则对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作了分析。入关以后，清王朝在接纳儒家文化和明朝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乡村教化体系。鸦片战争后，传统的教化体系受到冲击，逐渐失去维系人心的传统功能，其组织趋于形式，内容也开始变化。与此同时，一些包括新式学堂、新式传媒、教堂及教会学校在内的新的教化组织形式也应运而生。与传统形式相比，晚清乡村教化体系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其功能也由维护儒家学说与政府统治，改变为重在传播西方现代知识与文化。晚清乡村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以清王朝对基层社会的失控为标志（注：王先明、尤永斌：《略论晚清乡村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
社会巨变时期，一个人的经历往往就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成晓军、刘兰肖即围绕王韬的思想发展历程及其早年在上海的生活，展现了19世纪中叶上海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动态历史轨迹（注：成晓军、刘兰肖：《王韬与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社会》，《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吕美颐通过考察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历史分析指出，妇女运动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运动，而是同近代社会发展、生产方式的更新、社会制度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化传统的转换及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密切相关。妇女运动既受到社会发展的催生与推动，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变迁。妇女运动通过向社会注入男女平等的新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新行为规范，提倡男女平等的新生活方式，实现对“人”的改造，由此促进人的近代化。妇女运动的影响，往往从局部开始，由点向面扩散，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这是一个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也是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注：吕美颐：《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针对一般学者只注意战时工业内迁对西部后方的影响，忻平着重分析了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内迁的影响。他在文中指出，大批现代高质量人口的内迁与集中后方，对大后方的社会经济、整个中国现代化乃至现代化布局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高校师生及其他科教人员的内迁，使大后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景象；同时，西部后方地区的语言文化、社会风气、价值观、人生观等也发生变化。总之，抗战时期工业、人口、文化等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整个社会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不平衡的格局也作了相对调整（注：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三、关于社会风俗研究
社会风尚与习俗可统称为社会风俗，要研究某一社会的历史，自然也应研究其风俗。王守恩积极倡议不可忽视社会风俗史的研究，他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风俗可以反映社会存在，是属于社会面貌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一窗口，我们可对某一社会的状况获得直观的印象和材料，深入研究这些印象和材料，是进而了解社会本质及特征的途径之一。同时，风俗既是人们总结生活经验形成的适应生存环境的手段，又是人们自我教化管理的行为方式与规范，是社会控制体系的一环。它以比道德、法律更详密的内容引导、约束着人们的心理和活动，对社会生活发挥规范控制功能。此外，风俗移易也与社会变迁有着内在联系和互动效应（注：王守恩：《不可忽视社会风俗史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5月28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了一套12卷本的《中国风俗通史》，应该说是关于中国社会风俗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按时代划分，从原始社会、夏商、两周一直写到清代、民国，每卷的内容，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梁景时、梁景和对陋俗文化的研究成果甚丰，他们合著的《中国陋俗批判》一书，从冥婚、童养等鄙陋婚俗，溺婴、厚葬等传统家族陋俗，到缠足、守寡、婢女等伤害妇女身心的恶俗，娼妓、盗匪、赌博、烟毒等社会病态，再到酷刑、人祭等扼杀生灵的酷俗等，几乎无不关涉。尽管该书图文并茂，显然是面向普通读者而作，且其时间跨度为中国上下几千年，但由于许多现象延至近代仍然广泛存在甚至相当严重，因此，该书对近代社会陋俗的研究不无借鉴作用（注：梁景时、梁景和：《中国陋俗批判》，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
与此同时，两人对近代中国陋俗文化的嬗变也从较深层次上进行了挖掘与探索。梁景和认为，陋俗文化有两层涵义：一是陋俗所反映的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糟粕；一是传统文化观念糟粕所铸成的陋俗。与之相应，近代女性陋俗文化的嬗变也由两部分组成，即传统女性文化观念糟粕和女性生活陋俗本身。封建的女性文化观在近代遭到批判与否定，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近代女性文化观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近代女性陋俗文化在变革过程中，呈现出整体运动与个体运动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特点，每项具体陋俗变革之总和构成近代女性陋俗文化的整体运动，并反映其变化的全貌（注：梁景和：《近代中国女性陋俗文化嬗变述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总第25期）。）。梁景时则指出，近代陋俗文化的嬗变，并非特定时期中孤立的文化现象，它与人类精神进化的目标紧密相联，是人类精神进化里程中一个阶段性主旨，也是再次实现人的自身觉悟和人的精神解放的重要途径（注：梁景时：《近代中国陋俗文化更迭在人的精神发展里程中的定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1期。）。
禁缠足运动成为近几年研究的一个亮点，尤其是杨兴梅从1998年至2000年连续发表了多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
杨兴梅发表在《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的《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一文，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对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作了综合评述。她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实施近代以来的禁止妇女缠足政策，经过十年的大力提倡，不缠足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仅从执行较好的云南、山西两省来看，妇女缠足者仍居相当比例。究其原因，各级政府向百姓宣传的广度、深度，特别是针对性不够，而且各级人员执行禁罚的方式也常常违反了民间的社会风习（注：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杨兴梅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发表的《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从民众审美的角度考察了缠足与反缠足两种观念的竞争。从清末开始，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就不断宣传天足美、小脚丑，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欣赏小脚美依然是民间的普遍行为。广大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很难享受到知识阶层的社会待遇，不能不顾及风俗习惯，以缠足来保障她们婚姻的成功。但是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观察，有关小脚的审美观念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逐渐改变，小脚丑的观念越来越普及，最终导致缠足的接近消灭。此外，她在2000年第6期发表的《从劝导到禁罚：清季四川反缠足努力述略》一文，以四川地方政府为个案，考察了在禁缠足运动中官方的作用。作者指出，官方参与不缠足运动，除了奉行朝廷谕令外，主要是应地方绅士之请，他们希望借助官力来推进运动。但是官方既经介入，就要体现政权的力量，开始对缠足者实行禁罚，与民间历来以劝谕为主的做法大相径庭。于是一方面是民间组织不缠足团体的继续“动口”劝谕，另一方面是官方的“动手”惩罚，运动的风格发生了转变。随着官方介入程度的加深，整个清末不缠足运动由劝、禁并重逐渐转向以禁罚为主。
女子服饰的变革亦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张敏对晚清上海服饰风尚的变革进行了论述。他在文中指出，从追求高档和标新立异到破除服饰等级限制、废缠足、易服色，上海服饰习俗的变更始终应和着社会变迁的足迹，折射着变迁的不同侧面（注：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史林》1999年第1期。）。李跃乾则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进行了梳理，认为它不再重视身份贵贱，而以简便实用或美观新奇为尚，成为中华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开端（注：李跃乾：《论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吕美颐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女子服饰式样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初，出现崇尚男装、青睐西式服装的趋向。民国初年，因其处新旧交替时代，服装样式也呈现出多样性特点。旗袍在二、三十年代则尤为流行。从总体上看，女子服饰的变迁与社会近代化的潮流相适应，追求适体与方便成为女子服饰发展变化的总趋向（注：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金炳亮亦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服饰的改革问题。他指出，民国初期，政府所实施的服饰改革仅限于男性，引起了女权领袖的不满。她们也提出了更新女子服饰、简化女子装饰的问题。但一般妇女对此并未作出积极响应，她们所热衷的是服饰的随意性、多样性和奇异性。从总体来看，民初女子服饰的变革既具开创性，又有很大的盲目性（注：金炳亮：《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
四、关于流民、灾荒等问题的研究
流民问题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继1996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流民》之后，池子华在前者基础上加以增订与扩充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2001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前者相比，该书不仅充实了资料，在结构框架方面也发生了改变，对流民流向的分析更加翔实，增添了直隶、淮北两个地区流民的个案研究。
池子华以苏、皖淮北地区为例，探讨了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恶化与流民现象发生的内在联系，认为流民现象的发生，主要不是经济发展造成的，而是相反。淮北流民在属性上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流民，这种情况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应同样存在（注：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这种细致入微的论证方法，颇值得借鉴。
周俊旗《试论近代环渤海地区的社会变迁》一文，标题虽涵盖广泛，其阐述的内容则主要是该区的人口流动及其社会影响。他在文中指出，频发的战乱、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冲击、城市发展对农村人口的引力以及该地区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使环渤海地区的人口流动成为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潮流，并呈现出关内向关外、农村向城市、国外向本区流动的三个明显趋势。人口流动增进了环渤海地区小地域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外国人口的迁移也使该区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使本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革（注：周俊旗：《试论近代环渤海地区的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灾荒史是个老题目，近年来文章很多，其中较有分量的是夏明方发表在《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的《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研究》一文。他在文中分析指出，自然灾害对中国早期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所起的消极作用不可低估，从宏观上，它极大地抑制了清廷财税总量的增长，加剧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而间接地抑制了清廷对新式工业的投资规模；在微观层次上，它也直接地挤占或侵蚀新式官办工业的融资渠道或资本存量，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洋务运动的进程。另外，自然灾害与近代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如一般学者所说的那样简单与直接，自然灾害所激发出来的只是大量流民，而流民与近代工业劳动力之间尚有着相当的距离。与此同时，自然灾害的大小、农作物收成的丰歉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波动，也借助市场机制的传导作用，对国内商品市场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因此，从当时历史自身的客观进程来看，与其说广大的农村受到了现代化的挤压，莫如说是早期的现代化受到了广大农村的挤压（注：夏明方：《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研究》，《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救灾是灾荒史的延伸及扩展。周秋光考察了清末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产生、运行机制、所从事的各种赈济和救护活动后指出：中国红十字会是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产生的，是中国古代积德行善道德和西方救死扶伤精神相互结合交融的产物，它在清末的社会动乱中发挥了超越国家和政府的力量，通过扶贫济困，救丧葬亡，缓解了当时的民生困苦，起了重要的调节社会的作用（注：《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他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考察了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制造灾祸，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忙于救灾办赈，这是当时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在军阀混战的大动乱中，红十字会担负了安定社会和救助人民的责任。
禁烟问题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仅在1999年，研究这一问题的就有：傅建成、李国良：《略论鸦片战争前国内种植罂粟问题》，《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刘华明：《简论近代上海地区的鸦片烟毒危害》，《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覃主元：《民国时期广西烟毒的泛滥及其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覃主元：《论新桂系的禁烟及其失败原因》，《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陈正卿：《日本华中“毒化”和汪伪政权》，《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白如雪：《清末禁烟与传统文化》，《山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姚群民：《略论1927-1934年国民政府禁烟的不彻底性》，《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黄国伟：《蒋介石禁烟内幕》，《民国春秋》1999年第2期；齐霁：《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运动初探》，《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莫子刚：《近代四川颁行的第一个禁烟法规》，《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栗时勇：《民国时期四川省禁烟运动》，《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章江心：《川陕苏区的禁烟运动》，《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等等。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较诸以往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论著数量有了迅速增长，在质量上，以往叙述多而分析少的局面在近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观，绝大多数有述有论，史论结合，处处凝结着作者深邃的思考与分析。在行文方面，虽仍有部分学者在阶级决定论以及先入为主的陷坑中难以脱身，但对历史研究持冷静、客观、公允态度的学者则越来越多，这应该说是史学的一大进步。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服饰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风俗文化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近代史研究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天津社会科学论文; 史学月刊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