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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9；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07）03—0005—08
“发展”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关于“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和欧洲。“发展”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力图通过对那些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发展”问题的探索，去阐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路径、经验与模式，提出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世界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研究所形成的不同的“发展”逻辑，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对其缺陷的认识未能置于“发展”逻辑的历史演进之中，因而未能揭示其内蕴的逻辑矛盾，未能揭示“发展”的辩证逻辑对不同的“发展”逻辑理论建构的意义和价值。
一、经济增长的逻辑矛盾
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目前已成为学术界内外的共识。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W.Rostou）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之所以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联合国也将国民生产总量增长作为“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的目标”，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很容易接受加快“资金积累”、“做大蛋糕”实现增长的发展理念，并且把国内生产总值（GDP）高低当作考核政绩的首要指标，这里既有把“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片面理解与认识上的原因，也有一方面说增长不等于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通过“增长”来实现“发展”的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片面理解“增长”、通过“增长”来实现“发展”会导致“增长”的误区、“发展”的陷阱？其实质在于，“增长”客观上内蕴着五个逻辑“悖论”。
（一）愿景与现实的悖论
从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客观影响看，由于它线性、直观且又完整地勾勒了当时各国经济增长经历的阶段，这既能较容易地获得发达国家的认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又能为急于摆脱落后或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接受，都乐于把罗斯托强调的“资金和资金积累”看作增长的关键，试图通过“资本”的增长、投入的增加来实现“起飞”，实现“增长”的愿景。
经济增长的“诱惑”还在于它有“看得见”的好处：经济在“成长”、“壮大”。所以，“增长”的目标愿景——“蛋糕做大分而食之”，“GDP”增加了、一切问题随之迎刃而解了等理念就成为不同时期人们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观点虽然一开始就受到经济学家库涅茨、杰斯钦克朗等人的批评，但是许多国家负责经济发展的决策者都愿意选择“增长”，乐于谋取“增长”、留下“增长”的痕迹。然而，“经济成长阶段论”面临的困惑是：经济成长不可能是直线的递进，经济成长过程是一个利益与资源重新组合、分配的过程，经济成长的结果有一个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享受增长成果，能否让大多数人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等问题。
如此说来，“经济成长”、“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重组的过程。经济成长不可能像人们期望或所直观感受的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使人的期望、愿景与当下的感受、现实的结果始终是有矛盾的。不懂或忽视这一内在的矛盾，一味的强调“经济成长”、“经济增长”，最后必然不能摆脱现实的困惑，即经济成长了，但它并没有改变当时“起飞”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两极分化、动荡不安，负效应冲淡了正效应。
（二）富裕与贫穷的悖论
经济增长是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条重要路径。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对英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导致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巨大生产力无比赞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 既然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那么，工业社会应能消除农业社会的贫困、让每个人都过上富裕的生活，但现实却是，工业化的推进导致了富裕与贫困的悖论。
以往人们习惯上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造成了富裕与贫困的悖论。但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表明，富裕与贫困的悖论不仅在欧美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中出现过，在正进行现代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地重复出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物质进步不仅不能解脱贫困，实际上它产生贫困”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1）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行为方式的问题。如把经济增长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唯一目标，而忽视社会公正、平等与幸福，忽视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建设，这必然会拉大富裕与贫困的距离。（2）社会分配不公，缺乏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与调控的机制。（3）不同国家和地区原有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信息传播以及思想观念的差异。可以说，通过经济增长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富裕与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客观的可能性（内蕴的悖论）加上主观片面性的诱导而造成的。富裕与贫困的悖论将伴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发展与现代化的全过程。
（三）发达与落后的悖论
由于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间原有发展基础的差异，故追求经济增长的现代化的目标不可能同时给各地区间带来普遍的福音。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不仅存在于经济增长的起步时期，同时将贯穿于国家整个经济增长、发展与现代化过程的始终。当然，“发达”与“落后”在实现现代化目标前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实现现代化目标之前，表现在是否达到现代化目标的质的差异，之后则是现代化水平的量的差异。
认识与把握国家内部各地区经济增长、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发达”与“落后”的悖论，一是要认识经济增长、发展与现代化的推进，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也正因为有不平衡、有差距，才会有发展，才需要统筹发展，统筹发展就是为了缩小差距；二是发达地区应更好地向不发达地区辐射，并产生示范效应；三是不发达地区需要不断转变观念、勇于创新，形成适合自己迅速赶超发达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战略，避免差距的扩大、“发达”与“不发达”鸿沟的加深，形成发展与现代化推进中的良性互动和可控性不平衡。
（四）渐进与跨越的悖论
后发国家、落后地区在通过经济增长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差距，一般都会选择“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但是，在如何理解“跨越式”发展、如何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方面，则还有一些分歧和失误。
国内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在以下四种场域中提出了“跨越式”发展：一是在讨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时，一些学者认为东方社会可以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跨越“卡夫丁峡谷”，但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二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确立中国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还是“激进式”时，提出了“渐进式”改革、“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三是在21世纪新一轮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不少城市提出为了“率先”实现现代化，必须实施“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四是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把“跨越式”发展演绎成“高增长”战略，并津津乐道于GDP的高增长。
实际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统一体的一面——生产关系去谈“跨越”生产力，是没有意义的。试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生产力“跨越”到了工业社会，但组织、管理生产的生产关系还是农业社会的，这行吗？如今所倡导的“跨越”式发展，本是人类在进入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后所带来的一种历史性机遇。发展中国家或相对落后的地区，完全可以利用已经出现的历史机遇，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运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在一些尖端技术领域赶上甚至可能在某一方面超过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并由此而产生“跨越”效应，迅速增强本国、本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
“跨越式”发展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所具有的一种历史性机遇，一方面，它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一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实施“跨越式”发展将打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渐进”发展模式，打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平衡，从而产生种种问题和矛盾，反过来有可能制约“跨越式”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跨越”与“渐进”是一个悖论。所以，正确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不仅要善于把“跨越”的历史性机遇变为现实的可能，而且要善于面对打破（但不是悖论的解体）“渐进”发展而带来的种种挑战。
（五）解构与重建的悖论
经济增长客观上会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但是，发展与现代化本质上则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正如美国学者吉尔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是该国、该地区的地域空间内的社会群体在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按照一定的规则与秩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群体的心理结构等等。发展与现代化促进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变迁中的该国、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就是该国、该地区的“互动场域”。社会作为一种“互动结构体”，其“场域互动”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或者说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在该国、该地区的“冲突式互动场域中”，冲突可导致该国、该地区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互动则是该国、该地区的社会结构的磨合与转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伴随着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而转型的社会结构，将开始在新的社会结构平台上开始新的“冲突与互动”。
总之，认清经济增长逻辑内蕴的五个悖论，一是提醒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由经济增长走向发展与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上述悖论；二是“悖论”如同上下、左右、天地一样，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矛盾转化条件不成熟（或者说在“悖论”统一体还不易解构的条件下）时，不善于认识、把握和利用增长、发展中的“悖论”，随意破坏“悖论”，常常会导致“悖论”的解体，出现矛盾激化；三是在正确认识与把握“悖论”特征与规律的情况下，能使“悖论”处于从增长走向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可控”的和谐环境与条件之下。
二、现代化逻辑的“现代化”
经济增长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变动、社会结构的转型。但是，由于“经济成长论”或“经济增长论”只讲经济“成长”（增长），不讲社会变化发展的逻辑认知、逻辑判断的失误，所以它很快被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所淹没。这一现代化逻辑至今还在发展与完善，还在不断地走向“现代化”。因此，探讨“发展”理论必须对“发展”的现代化逻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与评价，进而才能发现现代化逻辑的“现代化”历程，才能发现“发展”的辩证逻辑对现代化逻辑的超越，以及“发展”的辩证逻辑的意义和价值。
（一）世界现代化的三次浪潮和三种模式
“发展”的现代性标志是“现代化”。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对发展与现代化的追求，到信息时代的发展与现代化，世界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现代化的浪潮是英国工业革命启动的，大约历时一百年（约1760—1860），首先把西欧和美国卷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是伴随第二次科技革命而来的，时间是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约1860—1930）。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是一次真正世界性的大浪潮。这次浪潮从20世纪40年代起步，经历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
在世界现代化的三次浪潮中，大致形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追赶型的现代化，主要有北欧诸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日本。第二种是依附型的现代化，主要是拉美国家。拉丁美洲长期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民族独立战争中获得了民族独立。然而，19世纪下半期欧美资本主义发展高潮对拉美原料和市场的需求，英、美等国资本和技术向拉美的转移，使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带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第三种是防御型的现代化。在早期殖民主义时期，亚洲、非洲一些古国尚未被殖民主义者征服，如亚洲的中国、泰国、土耳其，非洲的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等，走的是防御型的现代化路径。
正是世界持续了二百五十余年的现代化浪潮以及不同的发展模式，促使各国普遍关注“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
（二）对“发展”与“现代化”概念的辨析
“现代化”作为“发展”的现代性标志，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关于“发展”。“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在于“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成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③；“发展应该被看成是复杂的多元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文化的……它必须具有一种综合的特点，即包括社会生活的多种表现形式，并符合根植于各国人民的历史财富和道德的文化的目的”④。波士顿大学教授、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也认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若按总增长率来衡量，则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若是按工作、公平和消除贫困来衡量，发展则是失败的或仅仅取得了局部成功”⑤。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也指出，“政治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四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即包括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两个政治变量是：（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这两个变量也叫作两个‘P’（因为权力power，参政participation这两个词都以字母‘P’开头）”，“两个经济变量是指经济的增长和分配或者是财富和福利。它们也叫作两个‘W’（因为财富wealth，福利welfare都以字母‘W’开头）”。⑥ 发展诸目标、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矛盾的辩证关系，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形成完整的发展过程，进而导致完整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外学术界关于“发展”概念的研究启示我们：（1）发展是一个过程；（2）要重视发展过程中诸目标、诸因素矛盾的互动与协调；（3）发展整体目标的实现。
——关于“现代化”。“现代化”概念可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是绝对意义上的“现代化”，它表示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二是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它指的是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这一相对关系上的现代化。当然，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也内含着落后国家以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为参照，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我这里之所以把它视为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因为落后国家是以发达国家一定时间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为参照，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站在工农业并存的地平线上，以工业化与信息化为双重任务，实现其现代化的。可以说，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逐渐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现代化，是一种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曾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为标准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说，落后国家即使达到了发达国家现代化曾达到的水平，它与发达国家新的现代化（或者说“后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之间仍有一定的张力与距离，它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
——关于“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当今时代，“发展”与“现代化”均是一个“过程”概念。它们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的情况是：“发展的目标是现代化”，“发展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发展是技术更新、财富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的现代性标志是现代化”，等等。“发展”与“现代化”概念的差异在于：“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概念，在指称世界各国的发展和现代化时，用“发展中”（dereloping）和“发达”（developed）来表示其不同的水平。英文的“发展中”（developing）和“发达”（developed）为同一词根，用以区别不同的状态。前者指处于成长过程中，距成熟或预期的较高级或高级水平尚有一定潜力或一段距离；而后者多指处于成熟或较高级或高级的、已经或趋于完成的状态。中文将“发展”界定为一个哲学概念，指“事务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发达”则指事物“已有充分发展”。英文的“发展”包含有“发育”的内容，指在生物有机体的生活史中，个体和或群体的构造和功能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成熟或发育充分的标志是达到能够繁衍延续的水平。不仅如此，“发展”的这种“发育”内涵不仅仅限于生命有机体的成长演化过程，而且也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成熟的社区，发达的工农业，健全的法制等。又如，对于经济发展或发育程度较低的或鼓励发展的待开发地区，则称为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地区或开发区（development area）。也正因为有“发展中”与“发达”的差异，所以，人们一般又把西方国家称为“发达”国家，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把第三世界的国家称作“发展中”国家，是有待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三）对现代化逻辑的解读
对现代化逻辑解读的核心概念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问题。许多早期现代化理论家都曾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视角研究现代化，探讨“传统”与“现代”的特征与差异。如以塞缪尔·亨廷顿、戴维·伊斯顿、阿尔蒙特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政治学方向；以沃尔特·罗斯托、西蒙·库兹涅茨、格尔申克隆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经济学方向；以塔尔科特·帕森斯、马里昂·列维、丹尼尔·勒纳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社会学方向；以阿历克斯·英克尔斯、麦可勒兰德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人文学方向；以西里尔·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制度学方向。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都认为，“现代化”是一个逐渐消除“传统”特征，同时获得“现代”特征的过程。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彻底的转变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趋同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但是，早期现代化理论有三个明显的缺陷：第一，理论模式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即以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和经验的总结来套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常常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第二，对“传统”与“现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理解过于简单和抽象。“传统”和“现代”并非是对立的两极，“传统”也不等同于“落后”，“现代”也不等同于“先进”；同时，“传统”、“现代”以及现代化过程又都不是脱离具体时空条件的，不然，就难以避免沿用、套用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模式而带来的困难和失误。第三，种种现代化理论都偏重于定性研究，缺乏定量评估与分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新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包括最近中国学者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都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批判的反思，都对“现代化”研究作出了新的推动。“新现代化”理论虽然仍具有早期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如仍将“传统”与“现代”作为自己的核心范畴⑦，仍将现代化看作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但同时又对早期现代化理论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正，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基础，开启了一片全新的研究领域。“后现代”理论则对“现代性”这个“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根本上加以质疑，否定“现代性”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论”（严格地说应该是“工具理论”）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的合法性，从而也就是对“现代化”本身的价值，以及对探讨、促进“现代化”过程为己任的一切“现代化”理论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不可否认，“后现代”即使在西方也还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有过激之处。但是，“后现代”以对现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为基础，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已有的“现代性”及现代化模式的弊病，这与“新现代化”理论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这对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罗荣渠等学者开始反思现代化的理论与历史经验。1988年，何传启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而第二次现代化是以发展知识经济（新经济）为基础的新现代化。⑧ “第二次现代化”的观点，开拓了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但它偏重于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量的分析与判断，缺乏对现代化的本质和现代化过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异的分析，缺乏对绝对现代化与相对现代化辩证关系、辩证逻辑的揭示。
从对“现代化逻辑”的解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后现代”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都将“现代化”作为人类奋斗目标，都是以现代化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策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要解决的都是“发展的现代化逻辑”问题。但它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论，还是源于最核心的问题：什么是现代化？究竟如何把握现代化的本质？我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深入、现代化本质特性逐渐显示的过程中，逐渐把握、逐渐深化的。目前，对现代化本质的认识应考虑以下四大因素：
首先，“现代化”是一个“目标集”概念。它是人类对经济、政治、文化等目标的理想追求在“现代化”概念上的集中体现。因此，人类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应包括政治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等等。正因为它是“目标集”的概念，才会有西方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人文学、制度学等不同视角对“现代化”的探讨。
其次，对现代化的追求是一个“全过程”（全面的发动与转变的过程）。当世界各国都把“现代化”作为目标追求时，它必然是一个不间断的“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是一个“传统”化“现代”的过程。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像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理解的那么简单、抽象。“传统”与“现代”既不能简单地以“好”与“坏”来区分，也不能把两者截然隔离。实际上，“传统”与“现代”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过程。过去的“现代”便是未来的“传统”，未来的“传统”中又蕴涵着过去的“现代”。正因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阶段性的过程，所以，现代化过程中充满着矛盾，科学地认识矛盾、合理地解决矛盾，才能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
再次，现代化的社会本质就是当今世界的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不同于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或者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以工业化、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它主要有四个明显特征：（1）社会现代化将现代化的重心由经济、技术、知识转向社会、社会发展；因为经济、技术、知识都是社会人的创造，创造应有助于社会大多数人共享；所以，社会现代化突出关注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社会权益。（2）转型社会的现代化。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职业、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开始相对固化，这不同于转型之初社会职业、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分化较明显、较有可能；相对固化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实质上是新的社会结构的一种重建，需要关注这种重建的合理性及其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张力。（3）社会现代化本质上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重构当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革命。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已开始了由现代性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伴随着“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化时代”的到来，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论”正为“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所取代。在“后现代化时代”，全球都市公民更加关注和重视生命、生存与生活的质量。（4）社会现代化的目标是社会文明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品质不断提升而又文明和谐的社会现代化。
最后，关于现代化的表征。现代化的表征主要有四：一是数量表征。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城市）的现代化，通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比例、预期寿命、大学普及率等数据来衡量或测度。二是质量表征。通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城市）的“经济质量”、“生活质量”等，来标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现代化质量。三是形态表征。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其城市建筑、道路交通设施、公共场所和绿地，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的直观表征。四是社会文明化表征，即社会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是文明和谐，而不是社会文明的破坏。
总之，所谓的现代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潮流，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文明程度，不断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过程。
三、“生态逻辑”的历史建构
无论是“经济增长”的逻辑还是“现代化”的逻辑，它们的共同缺陷均是在关注“增长”或“发展”的逻辑中，缺乏生态、自然环境的角色与地位，缺乏对生态资源环境支撑“发展”能力的认识与评价。因此，从生态视角探讨与倡导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
（一）“生态逻辑”的合理价值
人类对“生态逻辑”的认知与建构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经历了20世纪四个十年的努力，且不同的年代对“生态逻辑”的建构具有不同的特征。
——发展的资源支撑问题。当20世纪60年代“经济成长阶段论”以及第三次世界性现代化浪潮推进之际，1962年，美国出版了莱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该书列举了大量污染的事实，说明“人类一方面在创造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中”。1966年，美国的鲍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好比一个宇宙飞船，飞船上的人口不断增加，经济不断增长，最终导致资源耗尽，船舱全被污染。“宇宙飞船理论”大大增加了人们的资源和环境危机感，人类长远发展的资源支撑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说，这是人类从发展的生态资源支撑视角对“生态逻辑”的最初认知。
——发展的系统过程理念。经过十年的努力，以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人类对发展的“生态逻辑”的认知和建构，纳入了系统过程的理念。第一，不能狭隘地只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待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必须从人类生态系统的大视角清晰地认识到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是关系到人类能否维持的大问题。第二，不能只从各国局部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来处理资源环境生态问题。这一问题是全球化的。人类必须认识到“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认识到每一个国家自身都不可能独自完全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只有携起手来，才能取得成功。第三，不能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必须突出“过程”的理念，必须把环境与发展统一起来思考。20世纪的资源、环境、生态破坏问题，主要是由产业革命以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造成的，而且，20世纪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还带有不可逆转性，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寻找新的环境与发展模式，抛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确立“过程”的理念，“校正过程优于校正结果”，把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放在重要位置。
——可持续的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经过第二个十年的探索，人类对发展的“生态逻辑”的认知与追求又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即以发展的系统过程理念为基础，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能承受当下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生态逻辑”。主要标志是，1981年，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在《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首次从生态、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出发，提出要保护我们生存所赖以维持的自然基础，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并声称在世界各地，向一个持续发展社会的过渡正在进行中，人们已经从不可否定的事实中认识到全球正面临着自我毁灭。⑨ 至此，人类的发展的“生态逻辑”观（或者说可持续发展观）已基本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可持续发展为内核的发展的“生态逻辑”转变为世界各国的战略目标、战略规划和实践。1992年6月，联合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地球首脑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会议通过和签署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文件。
里约热内卢会议后，可持续发展思想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成为当今时代的最强音。它表明，人类饱尝传统发展道路的惨痛教训之后，终于理智而明确地选择了人口、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这是人类的历史性转折，是人类开创新文明和开拓新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
由上可见，人类对发展的“生态逻辑”的认知与建构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直到人类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才基本完成了发展的“生态逻辑”的建构，人类对发展的认知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觉”的状态，规定了发展的合理的“权限”，即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发展需求。这种发展的合理“权限”虽然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乃至个人那里都是有差异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发展合理“权限”的合理价值。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可持续发展为内核的“生态逻辑”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生态主义逻辑”的缺憾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逻辑”，在其历史建构的过程中一再面临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它既向人们提出了生态环境方面的警告，又引发了全球性的“发展是否有极限”、“是停止增长还是继续发展”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生态运动中的“深绿派”与“浅绿派”之争。“浅绿派”反对破坏环境的技术，“深绿派”则否定一切技术，主张“生态原教旨主义”，甚至主张“人类应该重返于原始的朴素技术，每个人都应尊重手工劳动并从事农耕；人们应该在自己居住的地块上，凭着自己的双手来谋生”。显然，“深绿派”的一些人从生态中心主义走向了反人类中心主义。这也表明，只要在“生态逻辑”方面多跨一步，就可能走向片面、极端以至形成了以生态为中心、唯“生态”为是的“生态主义逻辑”。
生态主义逻辑从“发展”难免会在不同程度上损坏环境的视角，主张“农耕”、主张“缓慢发展”，以维护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但全球的现实是，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经济、不可能停止发展，那么，发展的“生态逻辑”如何回应挑战？如何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呢？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欧、北美等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而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发展思路——循环经济。近年来，“循环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股新经济的潮流和趋势。
“循环经济”（recycling economy）的本质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综合规划，设计社会经济活动，使不同企业之间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物综合利用，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是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循环经济”既回应了“生态主义逻辑”的挑战，又进一步完善了“生态逻辑”。笔者不赞成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标志的“生态主义逻辑”，但同时也注意到，以“可持续发展”为内核的“生态逻辑”，主要也是着眼于人类可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受到威胁，着眼于人类优越于其他“物种”（而不是物种平等），优先考虑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还没有真正彻底摆脱人类中心化的影响，还没有达到“天人合一”、“自然与人和谐”、“社会与人和谐”、共存共生共荣的境界。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逻辑”、“现代化逻辑”、“生态逻辑”均有其合理性与历史价值，它们是人类不同时期追求发展与现代化过程中对“发展”逻辑的认知与建构，并成为不同国家追求发展与现代化过程中的选择。然而，人类反思的本能，人类对发展模式、发展逻辑科学性与合理性的追求，激励人类不断地超越发展的逻辑与发展的模式。21世纪的“发展”逻辑，应是一种“发展”的辩证逻辑，它要吸收“经济增长逻辑”、“现代化逻辑”、“生态逻辑”的积极成果，实现“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自然逻辑与人文逻辑及社会逻辑的统一。在自然逻辑中，渗透着人文与社会的要素；人文逻辑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社会逻辑则在人性化、遵循客观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突出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突出社会的文明和谐。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第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的新战略》，第4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
④ 费德里科·马约尔：《不要等到明天》，第2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⑤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第50—5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⑥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1—36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⑦ 如美国学者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德国学者茨阿波夫的《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等。
⑧ “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⑨ 莱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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