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孙刚成，张 丹
(延安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 从毛泽东教育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实践论三个方面分析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有利于理解毛泽东当时站在哲学高度对教育的深刻认识，尤其是人的思想解放是人之解放的第一要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实践论的基准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终身教育理念的落实之上等基本理念，既为当时的教育发展和新中国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又能促进教育必须坚持人本规律的实现。所以，探究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解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石。
关键词： 教育哲学；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实践论
不同时代所产生的理论思维是时代与历史发展所衍生的智慧结晶，具有差别迥异的内容与形式。[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活动别具一格且实用有效，呈现出特殊时期的特殊教育风采。其教育思想所根源的哲学基础，不仅与伟大的时代、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任务相联系，而且与毛泽东所遇到的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形式的主观主义的斗争对象分不开，更是教育本质内涵的深刻诠释。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日臻完善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石，在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实际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形成的，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必然诉求。
一、毛泽东教育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教育思想理念乃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毛泽东在长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中的卓著成就。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所折射的哲学思想理念丰富多彩，既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又充分地吸纳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探索与实践精华，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全民终身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旋律
全民教育思想理念乃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旨归，是改造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中，毛泽东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是毛泽东在改造社会这个大前提下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它是以无产阶级思想理念改造人心、改造思想与行为为核心的，对全民进行教育的各种思想观点的高度概括，包括在其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活动，旨在培养完善且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2]26延安时期是抗日救国的民族危难时期，是历史长河中刻骨铭心的重要篇章。毛泽东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在抗战时期，从召开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一阶段便已开始趋于成熟化。纲领中除了着重强调“以抗日救国为目标”这一基本方针外，还要求“实行普及的免费义务教育方案，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性”[2]38。延安时期的家国危难与民族忧患问题更加突出，此时的人民群众作为新的历史的创造者，承载着保家卫国的历史使命与重大责任，这种民族危难与崛起与每个国民息息相关，通过全民教育发展观这一思想以求救国图存，这充分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理念。深刻认识延安时期的特殊时代特点，不难发现中国积贫积弱已久，社会问题严重，农民群众从数量来说基数大，但思想尚未开化，民族危亡与忧患意识不够强烈，要想改造民心以求改造社会，从而改变民族危亡的危急局面，必须重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的国民的重要历史地位，以便发挥出人民群众的共同力量。这便需要从历史观的哲学视角而论，正确审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采取各项措施。通过对延安时期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全面研习，不难发现，教育改革几乎涉及到了各个群体、各个领域，这有力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觉醒，通过全民教育改造人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甚至是完美的人，从而为社会的改造与变革打造坚实的人才力量与发展基础。
选择葡萄酒的人有千万种因由，但这一路驰骋，从未动摇或懈怠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连我，也曾一度因为看不清下一个目标而出走过，才意识到我们根本没有完整地看清这个行业的路径，目标也定得太过短小，但他的路径却一早就查好了。“路径真的是想好了，坚持也是一部分吧。”
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思想理念遥相呼应，从而构成了毛泽东全面教育思想的重要旨归。毛泽东关于改造人的思想既是其改造社会与国民性的宏大追求，更是希望通过全民教育的方式，加强人们的思想教育，这不仅是其全部教育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更是毛泽东对全民进行终身的、全方位的思想教育和实践的前提和出发点。另外，终身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下始终加强对个人实施教育和改造的思想与实践也是毛泽东全面发展教育思想中的教育观念的具体体现。[2]28终身教育这一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分化与统一的前进性与曲折性当中得到了改变，同时，又是在量变与质变的统一中达到质的飞跃。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都需要逐步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自身的认识。另外，人的思想意识与时代的瞬息万变同样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只有用发展的眼光才能赶上时代的潮流，只有全民共同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思想观念才能在社会的不断变革当中成为一个全面发展而自由的人，才能在不断提升自身的民族意识与精神境界的同时，为改造社会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二)从“无字之书”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改造人的思想并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既是毛泽东全面教育思想的起点和目标，同时，又是人之解放的第一要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揭示了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与上升性这一真理，此外，还揭示了意识的能动性，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人能够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等基本道理。要想促进人的解放，不破不立，必须从思想改造着手，从思想意识层面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才能充分发挥正确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在1939年7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重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和辩论，学校的一切学习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10]8这足以论证改造人的思想的重要意义。正确的意识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意识对人体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高昂的精神可以催人向上，使人奋进；萎靡的精神，则使人悲观消沉、丧失斗志。从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到，他反复强调革命党人要解放思想，摆脱对贫苦农民的偏见，只有消除阶级差别以及阶级对立的思想，广大农民群众才会支持我们的党、拥护我们的党，在我党的政治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7]他已经很早地意识到了思想意识在改造社会中的能动作用，必须通过教育教化民众，调动民众的历史使命感与救亡图存的家国意识，只有让民众树立正确的意识，重视意识的作用，重视精神的能量，从思想意识层面改造人心，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才能从本质上作用于人类的全面解放。
人之解放是身心的全面解放，是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只有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相结合，才能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点，这既是特殊时代的历史产物，同时也与毛泽东本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广博的学识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中探求改造人心，改造社会的“大本大源”，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潜移默化地强化了毛泽东的家国意识与民族忧患意识，让他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思索以教育“教化天下”的大道。[2]115从而深刻地阐释了只有“五育”并举且做到高度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精神来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才能进而改造社会，才能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全面解放。
二、毛泽东教育思想与人的解放
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解放，就是通过人自身的真正解放避免片面或畸形的发展。[6]毛泽东的全面教育思想始终强调两条主线：一是将所有改造人的实践活动都以改造社会为根蒂，并视其为有效的综合实践教育；二是着重凸出改造思想在改造人心这一历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必要性。[4]66-67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毛泽东教育思想中所包含的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两条教育思想主线，可以归纳出两者之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并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人的思想改造与变革是人之解放的核心环节，只有思想意识不断得到改造，才能从本质上推动人在实践中的发展，才能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成为完美之人。
(一)思想改造是人之解放的第一要义
思想改造是求索人之自由，追寻人之解放的主旋律，更是毛泽东人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毛泽东对“人之解放”这一思想内在要领的理解主要偏向于将人的个性解放与全方位解放相联结，进而加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政治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是人全方位解放的两大主题，基于人自身的解放而论，又包括人的身体解放和人的思想解放两大方面，其核心便在于人的思想解放。人的思想解放主要集中于人的思想方法不断更迭变换这一视阈，人的思想意识在转变的同时伴随着传统的思维方法得到升华，其依托于人的思想应具备明确的指向性，即要树立崇高而宏远的人生志向，并为追逐梦想奋勉进取。[7]毛泽东指出，有诸多譬如自然力、社会关系以及旧传统、旧思想和旧模式等束缚因素困扰人的解放，只有摆脱这些枷锁的束缚，方能成为历史、社会与人生的主宰者。[8]他对于人之思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早期以国民性改造为主，在中国革命时期以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统一协调为谋求人之解放的主要方法，教导民众脱离封建礼教的桎梏进而获取解放；在中国建设时期，则立足于文化批判与建设的良性交互，倡导用辩证的视角选择性地汲取西方的合规律性文化内核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求索人的全面解放。纵观毛泽东关于人之思想解放的阶段性方式而论，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人之解放理论的核心诉求始终与人之个性解放密切相关。
从“无字之书”的“活教育”中学习“活知识”是全面发展的关键路径。追古溯今，大多文人墨客皆有游历名山大川向诸多仁人志士学习、向生活实践学习、在实践中学习的经历，中国文化中蕴藏的读无字之书、反对闭门读死书这一思想和传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形成。受此影响，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利用暑假，走出校门，游历农村，向社会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向实践生活学习。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的多次讲话中，也提出学习的书包括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两个类别，应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两者统筹兼顾，方能相得益彰，获得更好的发展。投身于大自然的学校中去，以自然万物为师来拓宽自身眼界丰富知识的同时学到在课堂上、书本里学不到的无字之智；投身到丰富多彩的实践生活中去，在实践中进行反思学习，进行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此外，在自然的沐浴洗礼下丰富并升华人们的美感体验，从而激发人们在德、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原动力。[3]以“无字之书”为主要学习通道，从生产劳动中学习，从生活中学习，从广大工农群众中学习活知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思想，是毛泽东在吸收前人治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研习经历的哲思之论，也是对古今中外杰出人物成长和治学经验的哲学概括。
(二)“五育”是人之解放的必要条件
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如同人生的百科全书，是个体精神修养与学习的“无字之书”，个体要想实现综合能力的提升并获得全面发展，学习“无字之书”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阅读古今中外经典著作和进行深入的专业学习过程中，从全方位、多视角的“无字之书”中赏析人生智慧的大道，两者相辅相成，既能促进人们全方面的发展，又能体现出毛泽东全面教育思想的重要理念。一方面，对教育的深刻解析是基于广义层面的教育而言，他将所有能够改造人心并培养人的实践活动都视其为教育；另一方面，全面教育思想在其主体和对象上指的是全体人民；此外，全面教育的逻辑思想体系囊括了个体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这一本质诉求；最后，全面教育思想体现为教育方式与学习内容的多样化，既包括从社会的“无字之书”中接受综合多样的全面教育，又包括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接受多学科、多方面、多维度的全面教育。[2]27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中就曾写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游遍四宇尚已”[4]587。基于毛泽东关于人的全面教育思想与“无字之书”学习论可以深层次领悟到，“单从书本上学知识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工人、贫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5]，也就是说，学生既需要向老师学习，又需要向同学学习，要善于向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教师既需要进行自我学习与反思，更需要善于向学生和身边的每一名同事学习。知识与生活密不可分，人生精神修养的境界提升与学习“无字之书”紧密相连，重视社会教育，从社会生活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中，这是探索世界，追求真理，推动实践与认识不断发展，从而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渠道。
马云：这是我们到农村调查的结果。我认为不能让农村的留守儿童没有得到好的教育就进入社会，但是偏远的学校留不住年轻老师，怎么办呢？所以我的设想是通过建设乡镇的寄宿制学校，把老师留在乡村。而且，这个问题现在也得到了教育部门的重视。
延安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哲学基础，是在诸多的实践基础上提出的。辩证唯物论的哲学观揭示了实践具有客观现实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这三大特性，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更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正是立足于辩证唯物论实践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国情而提出的。其教育思想立足于实践，来源于实践，同时又运用于实践，与实践紧密相连。
Prince对于广义的积极学习做出了如下定义，“任何能让学生参与到学习过程的指导性方式”。这一定义可以广泛地包含许多传统课堂活动，例如讲座（假设学生正在思考，做笔记，或提问）。然而，为了和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做对比，这些方式已被排除在外。因此，积极学习对于同伴协助学习和问题导向式学习方式起了超集(superset)的作用。
三、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论
哲学的基本问题解释了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辩证唯物论揭示了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真理。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基础，可以看到人之解放离不开个体生命的健康存在，在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的基础上，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五育”理念特别强调体育，并将体育运动视为进行道德品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培养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意志方面，体育是重要途径。毛泽东谈及体育运动的重要价值时曾论述到：“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2]46通过此论述，足以可见，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提出了体育可以练就人的精神意志，且必须做到全面、有恒、适量这一教育思想。只有个体生命的健康存在，才会产生思维意识的改造，才能改造社会，才能推动人的解放。纵观时代的迁延变革，这一思想于当下教育领域的发展与变革仍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与推广的必要性。
(一)“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实践的基准
只有遵循辩证唯物论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立足实践，把握思维的奥妙，从而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充分发挥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力，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继抗战初，毛泽东发表《实践论》，有力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阐释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得出了正确认识是科学发展基础上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揭示了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发展的基本路线。[8]54此后，在1941—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报告。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和1942年5月，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重要报告，共同阐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的系统认识和深化，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即“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为全党端正学习风气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此外，著名的抗大教育也有力地阐释了立足实践、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毛泽东分析了延安时期的教育现状，明确了教育方针，根据实际确立了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其教育内容就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来源，内容少而精，有不同的侧重点；教学方法也十分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教授方法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相结合，废止填鸭式，并在教学中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并贯彻群众路线。延安时期毛泽东立足实践、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思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打造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骨干力量和社会建设者，为党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并为抗日根据地各项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2]42-43与此同时，抗日根据地各项教育工作的开展，又为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夯实了坚定的实践基础。
(二)“他育”与“自育”结合是求索真理的关键
学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达到目的，“他育”作为学习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真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认为，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他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9]，并主张学工、学农、学军。此外，他还认为教师的作用就是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引导学生进入学习过程，逐渐培养独立学习的习惯和自我修养的能力，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本质在于鼓励学生思想自由、勇于创新。并通过实践证明，只有在教学过程中，把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放在中心位置，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才能实现知识的快速迁移与转化，才能加速学生在认识上达到质的突破与飞跃。[2]77从这些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他育”的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可以是实践、也可以是工农群众，抑或是“无字之书”，“他育”是为了增强“自育”的学习能力，“自育”是个体学习成长的关键因子。
伴随着离缝的产生，道床底部出现吊(脱)空现象。吊空后的道床在列车动载反复碾压下于薄弱处(如变形缝附近)发生横向断裂，裂缝内可能有泥水被压出，进而构成冒泥翻浆现象。横向裂缝产生的另一因素是道床变形缝两侧沉降存在较大差异，当沉降差超过其允许值时将产生横向裂缝。
在求索真知的道路上，应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即自我教育、自主学习。将“他育”与“自育”相结合，通过“他育”的启发诱导，从而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讲究科学合理的读书方法。毛泽东在自我教育方面，总结了自己看书、自己思考，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学习方法，并提倡学生“靠自己学”“质疑问难”，提出“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的“自育”学习原则。[4]7毛泽东提出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生产劳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0]通过对文化教育总方针的研读，不难发现，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始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协调的哲学观之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立足实践，提倡“自育”在个体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只有激发个体内在的学习动力，才能实现全民终身学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注重“无字之书”的学习，才能有力地促进思想的改造，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只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不断提高，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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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ao Zedong ′s Educational Thought in Yan ′an Period
SUN Gang-cheng,ZHANG D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
Abstract ：Analyzing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ao Zedong′s educational thought in Yan′an period from three aspects : Mao Zedong′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the emancip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theory of practice can better understand Mao Zedong′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especially the thought that people′s libera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principl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reference,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must b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so on.It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education,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that education must adhere to the law.So,exploring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ao Zedong′s educational thought is the cornerstone of interpreting Mao Zedong′s educational thought.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Mao Zedo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human liberation; practice theory
中图分类号： G4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975( 2019) 05-0120-05
收稿日期： 2019-07-10
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招标课题“市级人民政府、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及相关省级部门履行教育行政职责的评价体系及组织实施研究”(ZDKT1921)；延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专项研究重点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YDGJ0703)
作者简介： 孙刚成(1969—)，男，河南濮阳人，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张 丹(1993—)，女，陕西商洛人，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茹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