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日本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２０００年底的预测报告中指出，如果日本经济持续没有起色，日本将在２０１５年将失去亚洲经济大国地位。
从明治维新算起，日本在赶超西方列强方面已经付出了１００多年的努力，如今却不幸深陷泥潭之中。正如日本学者中西辉政所指出的“在西历纪元２０００年到来的时候，一场‘如何展望下一个千年’的大讨论在欧美声势浩大地开展着。反观日本，谈论２１世纪的声音非常微弱。因为我们在谈论２１世纪之前，仍然不能不先对已经过去的‘失去的１０年’即９０年代进行总结。”这也就是说，对于患病的日本经济而言，如果不能处理过去积累的病情，则根本谈不上未来如何去发展。那么，日本经济究竟病在何处？
把脉“日本病”：扭曲的市场经济
我们已经熟知多种经济病发症，例如“英国病”、“荷兰病”。对于“荷兰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Ｗ．ＡｒｔｈｕｒＬｅｗｉｓ）曾在自述中写道，“在牙买加，我初次观察到目前通称为“荷兰病”（Ｄｕｔｃｈｄｉｓｅａｓｅ）的现象，也撰写了相关的报告。该国的某一项产业只雇用极少数的人员，却为该国赚进大量的外汇，也支付员工极高的工资。由此造成其他产业的工资随着上扬，超过业者所能支付的程度，终于导致失业的问题。”对于“英国病”，罗志如与厉以宁曾在《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专门进行分析，指出“英国病”是英国作为一个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的衰落时期所特有的病症，包括“停停走走”的经济、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分权主义日益严重的趋势，等等。
相比于谈论较多、较有定论的“荷兰病”与“英国病”，谈论“日本病”的人并不多，学术界缺乏公认的说法，因此仍然是有待诊断的疑难杂症。
当前认为日本有病的多是日本学者，而且大多是日本的著名学者。日本经济企划厅调查局大守隆指出，日本经济结构有病，而且十分严重。现在的日本经济正处于日本战后最大的危机中。除了通常的经济萧条恶性循环外，日本经济还患有金融混乱和消费不振两大恶性循环，外加失业问题严重。再就是制造业技术开发投入不足，新兴企业和新创办企业数目下降，职工也不再安守本分、忠于传统的“终身雇佣制”，而变得见异思迁，日益流动化。
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高木胜把日本的经济问题看得更为严重，他说，日本经济从结构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着已步入“重症”阶段的“日本病”。迄今人们一直爱用“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说法评价日本，但搞得不好，日本在下一个世纪有可能沦为一个“政治三流、经济三流”的“衰退国家”。“日本病”比“英国病”更加严重，虽还未发展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但要想治愈也相当困难。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小关直哉指出，在日本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三个“过剩”和三个“过度”，这些症状不除，日本经济就无法好转。所谓的三个“过剩”一是银行系统贷款过剩，大批资金流入不动产，形成坏账，拖累了整个金融系统；二是生产过剩，设备过剩；三是就业过剩。在终身雇佣制影响下的日本企业人情味很浓，决不轻易解雇职工，人浮于事的现象普遍存在，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效益。三个“过度”一是储蓄过度。在生产高速发展时期老百姓大量存钱是件好事，它可为银行积累雄厚的资金。但当进入经济低迷时期以后，则意味着消费受抑；二是情绪变化过度，泡沫济时期过度乐观，泡沫经济破灭后又变得过度悲观；三是对政府决策过度缺乏信心。
上述的分析没有把病症与病根分离出来，我们认为，要论病根，“日本病”最为关键的是以下三点：政府干预、普遍的预算软约束以及集体负责下的无人负责。其他的问题均由此三点而生。
Ａ．日本病的病症之一：政府干预。
在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运用了所谓的后发优势（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日本对后发优势的利用不仅体现在前边所说的技术引进上，而且体现在制度上，即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试图通过植入西方市场经济的架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这使得日本不必像欧美先行者那样，经过无数次市场的起落和崩溃、无数尔虞我诈的案例及其处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运作框架，而可以在制度建设上迅速赶上先行者。
这样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赶超过于急功近利，且带上太多的机会主义，即想方设法保留许多与市场不适应的东西，就必将是充满崎岖坎坷的道路：
１．“拿来”会产生排异反应。西方市场架构中的契约、信用和个人负责精神碰到“亚洲价值观”就变形，从而导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业银行制蜕变为日本银企勾结的主银行制，西方股份制蜕变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这些形都被掩盖在“具有本国特色”的借口之
下，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不易觉察，但在以后终成病症。
２．“拿来”会使亚洲缺乏创意。模仿和学习西方较之独立摸索当然省事，但习惯于此则可能产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贫乏。打个比方说，你有了游泳教练并学会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
３．赶超到接近先行者时，作为后来者突然会陷入到“无航标”的茫然之中。这在８０年代的日本尤为突出，当年美、欧、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时，日本迅速地迷失在无榜样的困惑中，后发优势终于演变成“后发劣势”（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对于西方市场制度的嫁接，日本政府所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植入了太多的政府干预因素。在日语中，经济一词的含义是“管理国家和解除人民的痛苦”，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极大地影响到日本对市场经济的吸收。事实上，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自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以来，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就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经济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管理经济模式，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讲的：“管理经济既不同于自由放任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管理经济是将社会利益与私有制结合，建立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指导与合作关系，以代替计划经济下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在日本的管理经济模式下，整个日本就像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政府的各个机构不是像美国那样是为了“服务于国民”而成立，而是成为“任务导向型的动员和发展机构”，其主要功能则是“防止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化，而要引导日本迅速地发展起来。”其中，通商产业省担负起引导日本迅速发展起来的重任，通过制订与实施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培育和发展外部导向型部门，使其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增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藏省、建设省、厚生省等政府机构则通过各种措施（包括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将内部依赖型部门的国外竞争者拒之于国门之外，使该部门免于遭受国外同行业的竞争压力，也就是所谓的“防止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化”。与父亲般的政府相比，日本的各个企业仿佛是各个政府机构的“儿子”。
这样，一方面，由于日本企业界与政界之间的复杂而亲密的关系，使日本官商勾结，政治腐败，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肿瘤；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日本政府与企业的这种“父子亲情”，使得日本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更加严重，而自身的发展能力相对低下。
“产业政策”是日本实行政府干预的一大利器。日本一大特色是所谓的产业政策。尽管日本的产业政策（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ｌｉｃｙ）也曾成功过，但总的说来，产业政策已经被视为２０世纪经济学的十大误区之一，并成为日本病的一大诱因。产业政策的悖论在于：
１．如果产业政策能成功，那也就是说政府有预见未来新兴产业的方向，则政府“看得见的手”优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经济就是多余的；如果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则政府没有任何必要搞产业政策。
２．新兴产业在全球的扩展表明，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会在不断地优胜劣汰中将有效率的产业推上时代潮头，而产业政策的荒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视了新兴产业的涌现，是私人部门在所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各种形式创新后，在市场机制的大潮卷去了失败者的“事后”结果。有这样的笑话，说既然股票等证券资产的总体收益率比银行贷款还高３个百分点，那么只要从银行贷款炒股票不就可以套利了吗？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这３个点的利差是高风险下集体理性的事后结果，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投资既可能获利也可能倾家荡产。这个道理适合于产业政策。
Ｂ．日本病的病症之二：政府隐含担保和普遍的预算软约束。
商学院的标准教材写道，当你做出新的投资时，你必须考虑未来的回报。然而，“日本模式的支持者们说，这根本不对，你应当考虑长远的将来，你不应当担心明天你的股票价格。”（萨谬尔森，２０００）。萨缪尔森对此批评说：“他们不懂得麻省理工斯隆学院和其他商学院发的商业分析工具是无可替代的。”
商学院的教材强调的其实是硬约束的好处，即如果存在硬约束，所有的钱都投入了合理的项目，并且都有材料证实它的合理性，那么在危机出现，资本突然停止流入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人来投资。相比之下，政府的隐含担保和普遍的预算软约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所谓隐含担保（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是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放贷损失提供不言自明的担保。所谓预算软约束（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按照短缺经济学之父科尔奈的总结，大体含有两个特点，一是事后政企间可就财务状况重新协商，无论企业赔了挣了都可以和政府再商量；二是政企之间有密切的行政联系，或者企业领导阶层兼有行政领导色彩。
政府隐含担保与预算软约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说，只要存在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存在着产业政策，就无法避免政府的隐含担保，就会带来企业和银行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预算软约束还与日本特有的关系型融资有关。当日本的银行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时，企业投资失败得到的将不是惩罚，而是进一步的支持，以望把损失挽回来。
不难想象，既然大藏省的官员退休后到企业任职被称为“神仙下凡”，既然部分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主银行的融资，既然银行也在政府隐含担保下不担心死无葬身之地，那么非常自然地，政府、银行和企业通过隐含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被捆绑在一起，俱荣俱损。
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机构大量的资金扶持，其代价却是预算软约束所导致的不良资产的累积。１９９５年１１月，日本大藏省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务总额为３７．４万亿日元。然而，经济学家们估计，把未公开的和日本海外银行的不良债务都算进去，其总额会远远超过官方数字。１９９６年底大藏省重新调整了这一数字，认为不良债务总额为５０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１９９５年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０％。有人认为这一数字仍然不是十分可信，如美国议会调查局就推算日本的不良债务总额在７０～８０万亿日元之间，有的报纸报道这一数字高达１００万亿日元，甚至有的认为已突破了１５０万亿日元。这些巨额的不良债务成为严重困扰日本金融界的难题，并成为日本信贷收缩从而经济收缩的一个重要痼疾。日本政府曾提出６０万亿日元（ＧＤＰ的１２％）拯救银行计划，其中，１７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存款人，１８万亿日元用于接管和使无清偿力的银行国有化，２５万亿日元用于有清偿力的银行的注资。其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日本的预算软约束还表现在日本公司可以无须关注股东的利益，一心一意的扩张上。东亚的公司往往普遍重扩张而不重利润，重成长而不重风险，在这方面日本可以说是始作俑者。日本公司之所以能放胆扩张，而不必顾忌股东的约束，与日本法人持股制度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后文中专述。
Ｃ．日本病的病症之三：集体负责下的无人负责。
当一个故事尚未开始时，谁也不必管最后的结局；当一种产业政策被执行时，谁都不必为其失败负责———这就是日本的写照。日本经济虽然一落千丈，然而至今没有听说有谁为日本８０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拟技术、忽视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的失败负责，更没有谁为缔造了当年日本金融奇迹的、而今资不抵债的超级的崩溃负责。
萨缪尔森指出，８０年代后期，日本一改二战以来对西方的崇拜态度，开始对西方的商业模式嗤之以鼻，其中之一，是他们对自己的集体决策颇为自得。然而，集体负责事实上等同于无人负责。试想，当所有的精英人物都来自东京大学，他们之间互相通婚，彼此都知道钱是如何从一个口袋流入另一个口袋的，出现了问题会有什么结果呢？显然，问题将难于解决，因为没有检察长，也没有法官———检察长和法官也是集体负责中的一员。
与日本相比，美国到处存在着制约机制和制衡机制，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对不起，其他的人会将他送到监狱，而整个国家的经济不受影响，可以继续往前走。这是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相差最大的地方之一。
日本病还让我们想起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让它负起各种各样的全部责任，那么结果恰恰是完全不负责任。
归根结蒂，“日本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府对“看不见的手”和个人创新的怀疑，是日本传统文化傲慢地凌驾于市场机制的结果。日本人倾向于相信，政府有能力预见市场的意愿和方向，政府可以在配置资源（如果不是在企业层面，至少是在产业层面）方面发挥重要的甚至是主角的作用，即“驾驭市场”或“增进市场”（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换言之，日本人希望免费享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好处，却不必付出繁荣（投资加速或曰重复投资）和衰退交织所带来的（企业的兼并和重组）代价；渴望着经济发达可以和欧美媲美，却又生怕淹没在金钱的汪洋之中。
翻阅病历：日本企业的恶性肿瘤
扭曲的企业是“日本病”的重要温床。从下表可以看出，美国公司所有权是机构代理人（其代理的大多是个人资本）和个人投资者的天下，两者一共占有全部股份的８５～９５％之多日本公司所有权则以机构投资者和公司最为重要，两者占全部股份的７０％（松本厚治，中文版１９９７）。
尽管在表面上日本与美国相同，大公司中家族公司都很少，但其实与美国大公司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的股份公司在企业间相互持股前提下，企业和股东的关系已经与本来的意义有了很大的不同，是摆脱了股东控制、可以独立的“企业人的企业”。
Ａ．相互持股
日本法人持股的独特之处是具有业务关系的公司之间和公司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股比重很高。公司之间相互持股的原因，并不像在美国那样是为了更有效地管理资产，而是一种稳定股东的策略，或者，从“交叉持股”的叫法上，可以将日本这种企业相互持股的做法称为企业间的“相互连锁”。
通常情况是股东选择希望拥有其股份的企业，而在日本则相反，是企业选择希望将股份予其持有的股东。如表２所示，几乎１００％的法人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无条件地投赞成票（这表明相互持股的公司相互交换赞成票），这表明法人股形同虚设。
显然，日本的企业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使经营与股东的意愿完全分离开。事实上，日本的企业差不多可以完全不考虑股息的成本。日本股份的平均收益率也已经从１９５１年的１２％的顶点持续下跌，到１９８６年降到只有０．７８％，比一年储蓄利率３．７６％的１／４还少，便是证明。
Ｂ．股份公司多种制度形同虚设日本虽然也存在股份公司的各种制度，如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支付、注册会计师制度和法定审计师制度，但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例如，股东大会在日本只是一个简短的仪式，７６％的企业股东大会时间不超过３０分钟。至于股东会议内容，有９０％的股东只是管理者做一做陈述说明，根本不进行任何提问。从投票的角度看，根据５７％反馈的一次调查结果，所有股东持有的选票总数的一半以上是委托书式的书面选票。几乎所有这些委托选票都是空白的，完全预先认可了议程中要讨论的内容。
在日本，董事会会议也已简化成了一种形式。日本企业的董事会几乎完全由按照在企业里的级别次序晋升的内聘董事组成，除了担任董事职务外，他们通常还负有执行日常业务的职能。做为部下，他们在日常业务上服从总经理的领导，总经理具有对他们的人事控制权。部下向企业领导提意见是不可想象的。并且，总经理也不会因为企业的经营不善而被免职，相反的是，提出罢免总经理动议的董事倒可能被免职。做为“代表董事”的公司总经理权力很大，但在公司内部，总经理的职权并不来自于他代表董事的身份。日本企业的监察人员的情况也一样，他们通常是企业内部尚未升到董事位置的职员或者是任期已满的专务董事和常务董事。总而言之，监察人员也仅仅是其总经理的部下而已。由于这种情形实际上是被监察的人来选择监察的人，所以监察的功能只徒有虚名。
因此，商法上规定的各种制度，即董事会制度、代表董事和公司监察制度等，都成了空洞的概念，而在商法上未曾提及的企业“官僚机构”中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专务董事和常务董事等职位，实际上在公司中反倒是高于所有人的重要位置。
Ｃ．企业从股东控制下独立
日本企业由于相互持股，企业和股东的关系已经与本来的意义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的不同有：企业选择股东多于股东选择企业；股东不控制公司，而是企业控制着股东的意志；企业从其资本所有者哪里获得了几乎完全的独立；日本企业将利润做为次要的考虑并且将其股息考虑为资本成本因素；股份公司制度已名存实亡。
日本企业与美国股份公司企业相比所具有的上述不同，进一步导致在经营政策及其制约、企业追求的目标以及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上的重大不同。
（１）经营目标上的不同。
迫于股东们的压力，美国企业更为重视投资回报率和股价上升等目标，相比之下，日本的企业，以其完整的经营权为基础，几乎很少受到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表现出不顾一切地追求企业成长和发展，追求市场份额，宁可不赚钱也买吆喝。
日本经济规划机构在１９９２年调查了１０００个日本公司和１０００个美国公司，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美国公司的目标是投资回报至上以及注重股价的提高，而日本则是改善和引进新产品至上，注重市场份额和投资回报。
（２）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不同。
美国企业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契约关系，雇主辞退员工的弹性很强。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容易解雇员工的国家，美国电讯曾经在３年内解雇过１００多万人，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相比之下，日本企业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是全世界解雇工人刚性最强的国家。在美国的企业里，个人收入直接与绩效挂钩，但在日本，实行的是年功序列制，保证的是待遇上的平等性。
注射疫苗：必须明确
中国应该预防什么？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曾经有人一度铺设了铁轨，却用马拉着火车前进，重新“发明”了既安全又省却了环境污染的“火车”；也曾经有人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名词，却用政府主导亵渎了“看不见的手”基本原则，重新诠释了和市场经济无关的有特色的“市场经济”。
日本是东亚群起效仿的楷模，但也许我们应该三省吾身，从“日本病”中体已及人。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经济成长所带有的“日本病”色彩在被涂抹开来，连“创新”这样千差万别、箐芜俱存、主要由私人部门进行的事情也被冠以“工程”之名。坦率言之，中国的政府干预、预算软约束以及无人负责的情况比日本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中国经济在高速成长后突然失速和中断，那一定是因为“日本病”的发作！
Ａ．迹象之一：政府干预胜于日本，而体制复归的潜流汹涌。
尽管改革开放２０年来，顺从市场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逆市场的改革也并不鲜见，中国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将政府干预（管制）与市场机制相提并论。（１）政府仍在动用私人部门资源，注入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的趋势。可惜的是，旧企业的亏损乃至破产和新企业的崛起和壮大正是市场机制这枚硬币的两面，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试图让其长生不死始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前，无论是年愈５０年的幼稚产业还是“过度竞争”的产业，都是市场机制被阻滞不能完成起码的资源配置的恶果。（２）中国人仍然热衷于制订产业政策，仍然喜欢搞政府管制。（３）重拾日本的牙慧，祭起财政、货币政策的大旗，走上艰难的宏观调控之旅。虽然，目前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还可以再支撑几年，但若干年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既有日本这个前车之鉴在眼前，我们为什么还要沿着错误的路线往前走呢？（４）有效的市场创新机制仍有待建立。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持久动力只能是来自于不断创新，英国的由盛而衰、美国的长盛不衰和日本的赶超失败等几个例子都能得到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最重要的创新始终源自私人部门，中国２０年的奇迹，经济学家的贡献仅在于为已出现的奇迹在事后寻找理论支撑，而安徽小岗村农民用按血手印创造的土地承包制，江浙农民重拾资本主义尾巴的乡镇企业，才使得改革具有了最深厚的民众基础。遗憾的是，中国的市场创新，由于受到政府力量的制约，不能得到足够的空间和舞台。
Ｂ．迹象之二：预算软约束由来已久，渐进体制的宿债未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由于奉行政府赶超战略，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迟迟不能突破，预算软约束的情况远比日本更为严重。这使得金融体系受不良资产之累日久矣。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累积意味着实质部门的亏损进入了金融部门，中国银行业为渐进式改革支付了巨额成本。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社会信贷始终必须为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改制保驾护航，被迫扮演“准财政”角色不良贷款不增加才怪呢！据估计，目前中国的不良资产已经突破３万亿人民币，而且是宿债未偿，新债又生，金融信用和国企集团的信用正被隐含的国家信用所取代。
如同支离破碎的日本金融一样，管制型的中国金融已经无法进行下去。然而，我们在化解这样的问题，诸如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４大资产管理公司时，仍然高度依赖集体的智慧，而不是群众的智慧和市场的力量。至今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和股权多样化仍未有亮色，国有企业无预算约束的资金需求仍然勒挂在银行业的脖子上，私营银行和股份银行仍遥不可及，甚至表示资金价格的利率信号也仍然残缺不全。总而言之，我们似乎仍然恐惧社会的微观金融基础有顺应市场机制的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期望纯国有的、政府干预的专业银行能够“商业化”？！
中国要告别的，也仍然是一种旧的金融模式和管制思维。打个比方，如果期待一片森林，需要的是有资格播种、浇水和收获的大众，而不是三两个勤勉的老园丁在四五株饱受病害的大树周围修茸枝枝叶叶。
Ｃ．迹象之三：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仍深，结构调整难以迈出大步。
最近，对“拐点”与“亮点”的争论，对转折过程中的经济运行“要不要再添一把火”的讨论趋于热烈。我们认为，对扩大内需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对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关系的短期调控层面上。事实上，经过２０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市场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长期商品短缺的状况已基本改变；无论是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还是着眼于下世纪的长远发展，我们都必须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方针；要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科技进步、促进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大量短期矛盾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中长期发展过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深层次矛盾。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对这些矛盾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缓解、协调或最终解决这些矛盾的长期性有足够充分的认识。
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扩大内需”的提法来自于８０年代中后期的日本，而且也是作为一项战略而非短期调控目标提出来的。但在日本“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贯彻过程中，由于政策摇摆不定，总体上失败多于成功，教训大过经验，反而导致结构转换、新增长点的培育等深层次矛盾迟迟未能很好解决。总结日本的教训，就在于没有把扩大内需立足于战略转折和结构调整这一具有远见的认识真正贯彻到底，反反复复至多次坐失主动实现转折的良机。我国在扩大内需的战略进程中应当明白，如果我们的增长靠的是不良资产的增加，靠的是不断增发国债，靠的是股市的泡沫，那么等到所有的这些“虚火”烧完后，“日本病”就将无法阻挡地发作！
医嘱：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
本文没有提对策，其实对策已隐含在分析之中，即必须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能籍口“国情”、“文化”走上日本的旧路。
在此请允许我们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的一段话。他说，巴西总统一个月前还在说“我们的国情完全不同。”他们现在不这样说了，但还是觉得自己的情况完全不同。一些政府总能摆出理由说：这些企业太重要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们会采取措施的，但这需要时间。这里面的潜台词其实是说：“我们朋友们还在偷窃国家财产，我们可不以打扰他们。”相信这段话对我们有警省的作用。
在审视“日本病”时，我们的最终结论是，对待市场经济只能有实事求是一种态度，而不能虚与委蛇，所有的特色是在市场冲刷后仍然不改的特色，决非事前用油毡布密密裹来生怕市场冲击的古董。
其实医治日本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日本银行论文; 预算软约束论文; 预算控制论文; 预算调整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产业政策论文; 扩大内需论文; 银行论文; 市场机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