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维鲁军事改革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6-0100-06
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皇帝：在 他之前备受推崇的“罗马和平”烟消云散，而在他之后不久，则爆发了著名的“3世纪 危机”。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特殊地位，近现代西方学者对塞维鲁赞誉有 加。吉本给予塞维鲁较高的评价，不仅认为他是一位好皇帝，更认为“他接手治理的是 一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国家，而交出的却是一个沐浴在牢固、普遍和公正的和平之中的国 家。”[1](P102)对于这样一位皇帝，罗马历史学家也有评论。狄奥认为，塞维鲁被迫 公开地过多依赖军队，而对帝国政府所依赖的集团关注不多为客观环境使然[2](P189) 。
显而易见，吉本的溢美之辞很难与历史客观相吻合，至少所谓“公正和平”的观点难 圆其说。因为他死后不久便爆发了“3世纪危机”，使整个帝国陷入混乱与无序的泥沼 ，“公正和平”实在无从谈起。我们认为，塞维鲁结束了残酷的内战，当政期间进行了 军事改革，对帝国历史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
一
被前苏联学者称其为“第一个士兵皇帝”的[3](P289)塞维鲁及其特殊地位主要表现为 ：
第一，他是第一个非罗马人出身的皇帝(注：塞维鲁出生于非洲大莱普西斯城。据
Historia Augusta记载，他家境优越，受过良好的教育。)。当然，像图拉真这样的早 期皇帝尽管出身行省，但这些皇帝的家族都是意大利的移民建立的。而塞维鲁是罗马帝 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洲土著出身的皇帝。一些研究者称他的家庭背景为“非罗马人的背景 ”[4](P4)。也许是意识到了出身方面的“欠缺”，塞维鲁把自己“过继”到了安东尼 和马尔库斯·奥来里乌斯家族，并在自己的名字上使用了这两个皇族的姓氏。第二，塞 维鲁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而且结束了193年开始的内战，“恢复了帝国的稳定” 。但这种稳定没能持续长久，这也正是193年爆发的内战与68—69年内战的最大不同之 处。第三，塞维鲁为罗马帝国史上内战和外战都取得成功的皇帝。古典史家认为，此前 没有一个皇帝像塞维鲁那样，内战和对蛮族战争中都获得了巨大成功[5]。内战和外战 的胜利，既奠定了他的统治基础，也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治军经验，进行了涉及多方面的 军事改革。第四，罗马帝政运营数百年，皇帝数十位，真正着手进行军事改革的不过几 人，塞维鲁即为其中之一。
塞维鲁实施力度较大的军事改革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战争实践的需要。塞维鲁在位1 8年，战事连绵，共有12年的时间忙于战争。他的战争多以胜利告终，不断把胜利的消 息传回罗马，元老院决定授予他各种荣誉，通过决议他应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被征服民 族称谓。汲取经验教训，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定，是其进行军事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 。
二
塞维鲁军事改革涉及诸多层面，大多数作法、措施前无古人。塞维鲁“经过一番血战 ，恢复了帝制，重新得到了军队的忠诚”[6](P136)。和许多皇帝一样，塞维鲁得帝位 全依赖军队鼎力相助。为维持军队的忠诚，塞维鲁必须支付给军队更多的金钱，作为“ 理所当然”的回报。虽然恩威并重是历代皇帝控制军队的最佳手段，但更多时候则收买 多于治理——“恩”多“威”少。他通过苏拉式的剥夺聚敛了大量财产，并用这些财产 嘉奖、犒赏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军队和士兵，“增加了士兵的军饷”[7]。军饷提高幅 度最大的是近卫军。狄奥·卡西乌斯也记述了塞维鲁即位后对近卫军慷慨解囊的事实[8 ](77.1)。奥古斯都时代近卫军的年军饷为250狄纳里(denarii)，而到了多米提安和塞 维鲁时代提高到1500狄纳里，提高了整整6倍[9](P98)。提高幅度之大，属前人所未及 。
塞维鲁统治期间，不仅士兵的军饷、地位普遍提高，而且“士兵们的生活也更加安逸 和更加有利可图”[9](P150)。塞维鲁夺取政权依靠军队，维护政权也必须依靠军队。 塞维鲁深谙军队的重要性，他新组建了3个军团，增加了现役军队数量，帝国军团总数 增加到33个，兵员总数超过了30万。人称他建立的政权是“军事君主政体”。这一点既 表现在他对军队和士兵的态度、政策等方面，也表现在内政外交许多方面。塞维鲁对军 队实现了比较严格的控制，连同近卫军、城市步兵大队等部队，以及各个军团，他直接 控制的军队达3万人[9](P95)，接近总兵员的1/10。
对军队严格控制不等于有效管理，这一问题在塞维鲁那里非常矛盾地表现出来。西方 学者认为，塞维鲁给罗马军事带来了许多变化。士兵的军饷增加了一半；士兵获准可在 服役期间结婚，并得到了更多升迁的机会。任何普通的士兵都得到了晋升军官的机会。 这么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稳定军队，并借此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这些看似合理改革，“ 却被认为是对纪律的放松，士兵的生活更加惬意和奢侈”[10](P148)。所以，塞维鲁的 军事改革一方面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注入许多放纵的内容。军队各种生 活待遇得到改善的同时，比从前增加了更多的骄横。塞维鲁对军队姑息在历史上是著名 的，许多学者在著述中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为了确保军队对他给予坚定的支持，他姑 息军队并让士兵装满了腰包，也为3世纪的军事君主制开辟了道路。”[10](P23)有学者 指出：“这一时期是军队结构和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但塞维鲁是否可以被称为伟 大的改革者却尚未定论。”[9](P95)也许称塞维鲁为伟大的改革者的评价言过其实，但 称其为罗马帝国历史上重要的改革者并非夸大其辞。因为他的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必要 的，至少他当政时军队保持了稳定。
鉴于行省起兵反叛的种种历史教训，塞维鲁登基之时采取了一项重要的、值得注意的 军事改革：为防止行省军队日后反抗中央政权，防止行省总督重蹈他本人之覆辙，强化 控制军权的同时，对行省军团数量进行了限制，一个行省总督最多只能统率两个军团[5 ](P15)。目的是为了削减行省总督手中的军队数量，减少其举兵抗衡、推翻中央政权的 机会。和塞维鲁本人直接控制的3万军队相比，两个军团的兵力明显处于劣势(每个军团 满编为5 000人)。削减行省总督手中军团数量罗马帝国史无先例，客观上能够起到防止 军队“犯上作乱”的作用。
三
塞维鲁所有的军事改革中，影响最大的举措之一，当属他遣散原有近卫军，建立一支 新的近卫军。近卫军杀弑君主，屡屡制造祸端，消极影响史不绝书。尤其是“近卫军在 康莫德和他的继承者当政的时期腐败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不仅不再成为元首的靠山 ，却竟成了伤风败俗的主要根源。”[11](P852)塞维鲁非常清楚这些事实，特别是近卫 军杀死培尔提那克斯，光天化日之下拍卖帝位的恶劣行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因如 此，塞维鲁为培尔提那克斯“复仇”时，解散了原有的近卫军，并处死了参与谋杀培尔 提那克斯的部分近卫军。但作为“军事君主政体”的皇帝，他不能没有近卫军，解散原 有的近卫军目的是为了以一支新型近卫军取而代之。帝国历史上，对近卫军进行重大改 革的皇帝屈指可数，大多数皇帝或“敬而远之”，或根本“惹不起”这支骄横的军队， 更遑论对其实施改革了。塞维鲁重建近卫军，古典史家为我们留下了珍贵资料，学术界 也给予了较大关注。塞维鲁没有像从前的皇帝那样，仅在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中征召近卫 军，而是以行省军团(以多瑙河军团精兵强将为主)士兵组建新的近卫军，人数达到了1. 5万人。对近卫军进行了大“换血”式的改革与改组。如此一来，罗马城内一下子增加 了许多“外乡人”。狄奥·卡西乌斯抱怨说：“(罗马)城内挤满了成群的五光十色的军 人，相貌野蛮，说一些令人讨厌的意思颠倒的话语，举止行为粗鲁。”[8](75.2.6)不 难看出，狄奥的这段记述中存有个人偏见，但却反映了近卫军构成成分变化。这是继维 特里乌斯之后，帝国皇帝又一次对近卫军进行比较彻底的改建。
不同的是，昔日的近卫军成员以意大利人为主力，塞维鲁破除了旧有的只有意大利人 或罗马公民才能参加近卫军的惯例，军团中任何人都能够填补近卫军的空缺[8](75.2.4 .)。新组建的近卫军仍是精锐之师，在这支精锐部队中，多瑙河军队是至关重要的组成 部分。和从前一样，塞维鲁在前线军团中抽调最好的士兵组成了新的近卫军。“让他们 进入他们所向往的禁(近)卫军的行列，也以此作为给他们的报酬和荣誉。……靠着这支 在装备和人员配备方面都大大优于可能用来和它对抗的任何兵力为50 000人的部队，便 永远可以粉碎任何叛乱可能取得胜利的希望，并保证使帝国永远处在他和他的后代的掌 握之中。”[1](P105)这一举措不仅仅是为了加强近卫军实力，彻底改组近卫军，也反 映了军队构成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时起，“近卫军大队由帝国最勇敢的部队组成”[8 ](74.2.)。这种表面上看似兵员出身的变化，却说明了罗马军队行省化势头的加强，以 及行省军人在整个帝国军队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可以说，近卫军在帝国军队中率先实 现了行省化，意大利人从此失去了独享跻身近卫军的特权。自奥古斯都以来的两个多世 纪的时间里，主要由意大利人组成的近卫军一直是罗马军队中的精英，现在近卫军从行 省和忠于皇帝的军团中征召，而且战斗力超过了从前。
近卫军关涉皇帝身家性命，更由于近卫军在历史上不断犯上作乱，另觅新主，塞维鲁 意识到了严密控制这支军队的重要性，塞维鲁改组近卫军的同时，把近卫军长官的权势 和地位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塞维鲁正式授权近卫军长官倾听行省总督的各种要 求……授予他们意大利司法权……”，由于近卫军长官司法方面权力的增长，在接下来 的大法官时代里，像帕皮尼安(Papinian)、乌尔比安(Ulpian)这样的著名法官也都晋升 为近卫军长官[4](P7)。塞维鲁将重要权力委任近卫军长官，使近卫军长官权大势重， 威震朝野。马克思指出：塞维鲁治下的帝国，“御林军(近卫军)长官是国家的要职，有 权支配财政，拥有刑事审判权。”[16](P5)从塞维鲁斯到戴克里先，近卫军长官和东方 国家的大臣一样，获得了掌管国家所有部门的权力：宫廷、军队、金融、法律，他们甚 至拥有自己审判各种案件的法庭，近卫军长官已不只是军事官职……，近卫军长官权力 的提升，既是塞维鲁王朝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也反映出了他的政权的“军事君主政体 ”，标志着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的元首制已经走向解体(注：有学者认为：“罗马帝国晚 期通常被称为多米那提制(dominate)，以表示与帝国早期元首制的不同之处。”
Michael Grant,The Climax of Rome.Weidenfeld & Nicolson,London,1993.P66.)。
塞维鲁和奥古斯都一样注重自己的安全，注重首都的安全。对近卫军进行彻底改组改 建后，塞维鲁加强了罗马城另外两支部队——城市步兵大队和夜间巡查部队(警察部队) 的力量，并使夜间巡查部队的人数增加到了7 000人之多[9](P94)。为确保首都和自己 万无一失，塞维鲁把新建的帕提卡第二军团(ⅡParthica)驻扎在罗马城附近的阿尔巴努 姆[9](P94)。这是塞维鲁又一个破天荒举措，因为“军团(一般)不在意大利和那些平静 的行省驻扎……”[10](P140)
不论塞维鲁的军事改革涉及什么内容，必然要涉及士兵的来源及军队的构成问题，无 法避开军队的蛮族化进一步加强的趋势。此时的帝国军队兵员已经发生了非比往昔的变 化，不仅军队的大门向行省开放，各级军队的官职也向行省兵员开放。原来的封闭系统 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空间。有人说：“一个普通的伊里利安(Illyrian)农民也可能晋升高 级军官，无疑这是‘塞维鲁革命’最有意义的方面。‘民主化’不是必要的蛮族化，因 为行省军团早已罗马化。”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行省实现了罗马化，军队蛮族化进程也 是相对缓慢的，至少在帝国官方没有让军队及其各级官职对蛮族敞开大门。因此，即使 有了罗马化的前提，塞维鲁的军事政策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罗马军队蛮族化、非意大 利化决非塞维鲁首创，只是他将其进一步公开化、合法化。意大利失去了原有特权，和 行省一样处于从属地位。
罗马军队蛮族化、非罗马-意大利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早在2世纪即已开始。这 一点，既可以从军队的构成成分上认识，也能够从帝国政权的其他方面得到印证。我们 不妨以元老院为例略作说明。帝国时代的元老院“由600名富豪组成，其中包括支持皇 帝的高级将领”[4](P71)。和共和国时代一样，元老们在社会上享有诸多特权。最初， 元老们全部为意大利人，在第一个非意大利血统的皇帝韦伯芗当政时(69—79年)，仍然 有80%以上的元老为意大利人。但到了图拉真时代，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位来 自西班牙的皇帝，接受行省人士为元老，他死后不久，来自行省的元老人数已经超过了 意大利出身的元老数量。行省元老除来自高卢、西班牙等地外，也有人来自非洲。尽管 奥来里乌斯曾经为保持元老出身的“纯洁”作出过种种努力，但是来自东方叙利亚、亚 洲等行省的元老人数仍在增加。塞维鲁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时代，在已知身世的479名 元老中，意大利籍为204人，超过40%[4](P72)。吉本也指出了元老院构成成分的巨大变 化：“在塞维鲁统治下，元老院里充满了从东方各省前来的高雅、能言善辩的奴隶…… 。”[1](P106)。与元老出身变化相同步的是，塞维鲁统治时代军队蛮族化速度的加快 。“为了应付来自边境的压力，塞维鲁实施了从蛮族中征召士兵的政策。”[12](P142) 关于帝国军队蛮族化问题及其后果，恩格斯也有过比较精确的概括和论述：“军队中的 罗马人很快就被淹没在野蛮的和半野蛮的、罗马化的成分洪流之中了；只有指挥官仍然 是罗马人。”恩格斯还指出这是一个“恶化”的过程[13](P25)。
四
塞维鲁为军事改革付出了比较高昂的代价。为维持军队忠诚，塞维鲁增加了军饷，加 之经常性的馈赠，他治下的帝国经济负担一直比较沉重。军队对“皇帝的忠诚是大量的 赠予换来的……”；塞维鲁“给予士兵的金钱远远超过了从前的皇帝”[9](P89)。塞维 鲁对军队“慷慨大度”，这也是他统治期间军队没有发生较大变故的主要原因之一。
罗马帝国历史上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好同军队关系的皇帝并不多见，塞维鲁属其中之一 。塞维鲁同军队的关系既有恩威并重的成分，也有各项措施和政策相配套。对军队和帝 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帝国政局多方面影响来看，我们应当承认塞维鲁对军队的认识比 大多数皇帝都深刻。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他临死前留给儿子的“至理名言”：“让士 兵装满腰包，其他人一概不管。”[8](77.15.2)塞维鲁这句名言不仅是一种无奈，而且 是军队把握皇帝命运真实写照，是他对军队和士兵奉行放纵政策的真实表白。“军队在 罗马帝国第一次被视为主人，而不是奴仆。”[12](P150)
塞维鲁的这一“忠告”得到了他的继承者的认同。这一方面取决于这一“忠告”的“ 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有其现实性。但这一“忠告”却把他的继承者们推向了一个罪恶 的渊薮，“因为他的继承者既然不能维持同样大规模的开支，那就是使士兵们富足起来 ，很快地就会被军队所杀死；因此人们总是看到贤明的皇帝被士兵杀死，而邪恶的皇帝 则死于阴谋……。”[21](P91)这便是塞维鲁死后罗马帝国的现实，也揭示了皇帝的必 然命运。因此，吉本认为，塞维鲁是导致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罪魁祸首[1](P107)。他 的后继者虽然“继承”了他的“遗志”，主动“善待”军队，但也很快失去了对军队的 控制，每个人都死于军队发动或参预的谋杀。
罗马皇帝的统治是建立在军队基础上的，“皇帝必须依靠他的军队的支持和忠诚”[15 ](P233)。军队的忠诚和支持不仅是塞维鲁改革的初衷，也是其终极目标。作为帝国历 史上为数有限地进行军事改革的皇帝，塞维鲁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他只是实现自己的 近期目标，远未达到治理军队的目的。他死后帝国种种矛盾的激化和爆发从另一个侧面 印证了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