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辩证法,还是消解辩证法——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田海平论文,马英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35(2007)06-0063-07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提出要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中把“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解救出来。马克思在其一生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有效地拯救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辩证法,而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这条“拯救辩证法”的道路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不断地进行“临床诊治”,并打算写出阐述合理辩证法的“大纲”:“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1] 121但马克思的这一夙愿未能实现。150多年过去了,世界各国的辩证法家们继承马克思的事业,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但离马克思所期望的目标——一般人都能理解的、消除了神秘性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的理论形态却没有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拯救辩证法的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在《拯救辩证法: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以下简称《拯救》,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一文中,重新提出“拯救辩证法”的任务,这对当代的辩证法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但是,笔者对于《拯救》的许多观点却不能苟同。本文打算就怎样拯救辩证法、神秘辩证法究竟神秘在何处、辩证法能否拒斥形而上学等理论问题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商榷,并就教于对辩证法感兴趣的学者。
一 怎样拯救辩证法
《拯救》说,有两种不同的拯救辩证法:一是“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神秘形式中拯救辩证法”[2] 32,这是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我们姑且将它称为“保守疗法”;二是“进一步从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与现实运作中”拯救辩证法,我们可将其称为“休克疗法”。《拯救》说第二种拯救辩证法是比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更重要的任务”[2] 32。由此,《拯救》认为,虽然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提出了拯救辩证法的任务,但这只是表明马克思“已经踏上了在颠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意义上拯救辩证法”[2] 32的道路,马克思的工作只是拯救辩证法这一“漫长旅程的开端或开始”[2] 32。意思是说,无论马克思怎样努力,都不能在拯救辩证法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那么,休克疗法的任务完成得怎样呢?《拯救》告诉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成任务。为什么呢?文章说,这是因为:第一,形而上学的时代还未结束。《拯救》说,在当代,形而上学还没有被彻底颠覆,后形而上学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形而上学还在“追迫”、“粘附”、“促逼”、“诱惑”着当代哲学;只有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完全到来之后,在辩证法具有“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当代性”之后,才能完成拯救辩证法的“思想任务”。所以,我们今天仍处在拯救辩证法的起点上。第二,辩证法无理论体系。《拯救》说,“从本质上看,辩证法的本性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否定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2] 33,因而,“辩证法不是一个等待人们去拯救的现存之物”[2] 33,拯救辩证法的任务“并不预设一个现存的完备的辩证法的体系供人们来解救”[2] 33。因此,在《拯救》作者看来,拯救辩证法的任务永远无法完成,我们永远只能为当代辩证法的诞生造舆论,而不能有任何作为,不能构筑合理形态辩证法的任何理论体系,否则就会又是构筑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
我们不禁要问:按照“休克疗法”拯救出来的辩证法到底是什么?显然,经过“休克”之后,辩证法只剩下“批判的革命的本性”这一单薄的规定性了。与休克疗法绝然不同,马克思对神秘辩证法的处置是:剔除其神秘主义的思辨形式,救出“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
当然,如果把辩证法当成一种凝固的、不能发展的现存之物,断言马克思的辩证法已具有十分完备的体系,不允许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承认人类有可能创立新的辩证法形式,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发展规律的。但在辩证法研究处于困难重重的今天,我们沿着马克思所开创的道路,去发现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应当是最终完成拯救辩证法任务的希望所在。
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救治经验已经部分上升为理论,他至少创立了发现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再现辩证法三种辩证法的特殊运动形式,从而成功地拯救了辩证法。
马克思拯救辩证法的工作确实是从拯救黑格尔辩证法开始的。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创造却不限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救治,也不以黑格尔辩证法为唯一的话语系统。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有一个基本评价:“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 24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认识,马克思认为,一方面,拯救辩证法、创立合理辩证法,应当继承黑格尔辩证法、超越黑格尔辩证法,而不能置黑格尔辩证法于不顾;但另一方面,研究辩证法,创立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又必须突破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框架,必须另外寻找辩证法理论的安身立命之所。由此,马克思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拯救辩证法当然要从解剖黑格尔辩证法开始,并且从破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切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之处就在于他的辩证思维不是现实的人的思维,而是“无人身的理性”的思维,即神的思维。这种无人身的理性在其逻辑展开过程中必然困难重重,因为它“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相结合,——安置、对置、结合。”[4] 105既然与现实世界根本无关,那么这种辩证法就必然是神秘的。因此,创立合理辩证法的首要前提是把辩证法从黑格尔所设计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框架中解救出来,将辩证法重新置于现实的人的理性运作的平台上。这是马克思拯救辩证法的基本方略。第二,创立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必须另辟蹊径,彻底摆脱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束缚,从现实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地基上探寻合理形态辩证法的真实运动形式。这是比拯救辩证法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必须远离黑格尔而运用一般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在谈到一般科学研究的路径时曾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5] 23-24由此,马克思找到了创立合理辩证法的具体路径:先研究辩证法的各种具体形态,并探寻各具体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再概括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在辩证法研究的“占有材料”阶段,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理性运作,对人类的各个活动领域进行深度审视,收集辩证理性运作的具体材料,以便发现辩证法的具体形态。马克思在艰难崎岖的“占有材料”的工作中,先后创立了发现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和再现辩证法,取得了阶段性的理论成果。
发现辩证法是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首次推出的辩证法的第一个具体形态。青年马克思虽然敬佩黑格尔的深刻思辨,但不满意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马克思发现古代哲学家伊壁鸠鲁“原子偏离直线”的学说,比黑格尔辩证法更可取一些。伊壁鸠鲁在对原子进行逻辑审视时,发现原子自身是自相矛盾的:从原子的物质存在说,原子有体积、形状和重量,但是,从原子的概念规定说,原子应当没有体积、形状和重量。这就是说,原子本身,其概念规定和其物质存在,即“原子”和“元素”,是自相矛盾的。马克思说:“就是这个矛盾主要使伊壁鸠鲁感到兴趣。”[6] 129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在矛盾的极端尖锐的情况下把握住了矛盾并使之客观化”[6] 129的思想赞叹不已,认为伊壁鸠鲁“把原子概念中本质与存在的矛盾客观化了,因而提供了原子论科学。”[6] 129让马克思激动的是,事物的概念规定和它的物质存在之间的矛盾,和黑格尔的思辨矛盾不同,是一种十分新颖的矛盾形态。马克思由此断定存在着合理辩证法的一种具体形态:发现辩证法。所谓发现辩证法就是科学探索的辩证法,是一种用哲学思辨干预实证科学研究,以发现未知世界的辩证法。发现辩证法有巨大的实践意义,例如,伊壁鸠鲁关于原子的思辨性矛盾,思想试验向前推进时,新的景观出现了:一方面,原子因有重量而垂直下坠,但另一方面又因无重量而否定了垂直下坠,“这个意思翻译成感性语言就是:它偏离直线”[6] 119。“原子偏离直线”的辩证法预言了原子结构,还成功地解释了天体现象,显示了它的科学发现价值。
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批判地吸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推出的另一个辩证法的具体形态。黑格尔宣称一切实证事物都是自我意识进行否定的结果,它们只是观念的外化、异在,它们的“外在性”本身是不应当有的“缺点、缺陷”,所以,自我意识不会听之任之,还要进行否定之否定,使它们再回到自我意识中来。这当然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思辨。但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这种思辨中,却发现了合理的因素:黑格尔对客观世界的这种“精神的态度”,恰好与人对外部世界的实践态度相对应。因此,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就可以视为寻找人类实践的运作机制的有价值的理论努力。马克思分析说,黑格尔关于一切历史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是“否定”、历史中“真正唯一肯定的东西”则是“否定之否定”的深刻思想,“是为历史——它还不是作为现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产生的活动、发生的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7] 11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依据自己的人学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收黑格尔关于“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实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就是人们否定既成的现实世界,创造应有的、理想的未来世界的辩证法。但是,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只是分析了人类过去的异化实践的历史,因而不能直接成为一种科学的实践观和发展观。马克思突破黑格尔说明世界的哲学范式,将实践辩证法的研究重点指向人类如何克服异化、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个人类解放的“历史之谜”,并以深刻缜密的理论分析,展望了人类实践的光明前景。因此,实践辩证法成了科学的实践理念、科学的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再现辩证法是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念辩证法之后,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独创的又一种辩证法的具体形态。马克思写作《资本论》需要一种叙述方法,一种再现历史和现实运动的方法。马克思发现黑格尔《逻辑学》的叙述方法有助于再现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运动,因此,他想借鉴《逻辑学》的叙述方法。但马克思知道,黑格尔《逻辑学》的叙述方法在现成形式上是神秘的、反科学的,必须加以改造。于是,马克思把黑格尔逻辑学的唯心主义思辨体系完全抛在一边,只是在其中寻找叙述方法论的“珍珠”,结果,他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挖掘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统一”这两个叙述方法,认定这两个方法具有再现和叙述现实和历史的运动的科学方法论意义。于是,作为合理辩证法第三个具体形态的再现辩证法就随同《资本论》的问世而诞生了。
马克思在创立了上述三个辩证法的具体形态之后,基本排除了其他辩证法形态存在的可能,认定科学探索和人类实践是辩证法的基本适用范围,前者是人类的精神活动领域,后者是人类的物质活动领域,此外的第三个领域,是叙述这两大活动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活动领域。这三大领域基本涵盖了人类的全部活动领域,而三大领域的活动正好是发现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和再现辩证法的适用范围。因此,马克思坚信,依据发现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再现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可以探寻出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来。于是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这个辩证法的“通式”。
发现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再现辩证法,从它们的具体形态特别是它们的矛盾结构看,确实有很大差别。发现辩证法的矛盾是事物的物质存在和概念规定之间的矛盾,实践辩证法的矛盾是一种主体参与性矛盾,即人对矛盾采取什么态度会直接影响矛盾发展方向的实证矛盾,再现辩证法的矛盾则有概念性矛盾的外观,但实际上它们却是历史与现实中的实证矛盾的观念反映。但是,这三种辩证法又有共同点:首先,它们的核心理论基本相同,都是矛盾学说;其次,它们的矛盾运动进程基本相同,都基本上按照对立面共存、斗争、融合成新范畴的趋势展开和发展。简言之,对立面的共存、斗争、融合就是这三种不同的辩证运动的共同点和通式。早在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就对辩证运动的这个通式作过概括:“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4] 111依据马克思的全部辩证法理念,我们可以认定,这个辩证运动的通式既是辩证法的“实质”,又是“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或称“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马克思还强调,这个辩证运动的通式是黑格尔发现和表述出来的,他在1868年3月6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辩证法的特点。”[1] 254
可见,马克思拯救辩证法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已把“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从黑格尔辩证法中解救出来,并且创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拯救》断言马克思的工作只是拯救辩证法这一“漫长旅程的开端或开始”,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神秘辩证法究竟神秘在何处
拯救辩证法的不同方案,源于对神秘辩证法症候的不同判断。《拯救》说,神秘辩证法之所以神秘,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它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所谓形而上学就是追问事物的本体、本原的哲学,也称本体论哲学,即《拯救》所说的“把握那使一切存在者存在(是者是)的存在本身”[2] 34的哲学。《拯救》说,“辩证法的所有历史形式都融入到了形而上学的理论谋画之中”[2] 34,“且须接受形而上学的命名和洗礼”[2] 34,“没有了辩证法,形而上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2] 34,“只有辩证法才能使我们进入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本,不为感性存在的假象所蒙蔽,把握那使一切存在者存在(是者是)的存在本身(理念存在)”[2] 34。这样,辩证法就有了神秘性。
《拯救》对神秘辩证法的病源分析是不正确的。一种理论(包括辩证法理论)的神秘性是因为它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这实在匪夷所思。请问:“形而上学”这个哲学术语神秘吗?“把握那使一切存在者存在(是者是)的存在本身”这一番哲学思维,以及思维的成果——哲学范畴“存在”难道很费解、很神秘?只要稍微经过一点哲学思维训练的人都不会对“存在”这个形而上的概念有神秘感。你可以不赞成形上之学,不赞成本体论,但不必说它神秘得让人无法理解。
《拯救》进一步论述神秘辩证法的症状说,它把“存在”作为对象来把握,而更本源、更根本的“人与存在的相与向度”则被错失,于是,神秘辩证法就演化成范畴思维、概念思维、逻辑思维,即一种与感性生活相脱离的推论性思维,结果使辩证法蜕变成为一种立场、一套论证、一种逻辑、一种知识,“最后演变成一种纯粹概念的自我游戏”[2] 22。
《拯救》对神秘辩证法的症状分析同样是不正确的。神秘辩证法的神秘之处在于它把“存在”作为对象来把握,这又让人费解。因为,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了,那样的辩证法是所谓的客观辩证法,它只会失之浅薄而不会失之神秘。《拯救》说,有形而上学意蕴的辩证法一定会错失掉“人与存在的相与向度”这一更本源、更根本的哲学视点。这个观点的不正确性显而易见。形而上学,作为形上之学,必然要求既研究形上之物,又研究形下之物,它是最有可能达到“人与存在的相与向度”的哲学。事实上,只有具有形而上学意蕴的辩证法,才能真正达到“人与存在的相与向度”。有形而上学意蕴是辩证法达到“人与存在的相与向度”的必要条件。辩证法史告诉我们,辩证法要达到“人与存在的相与向度”,即实现其方法论的功能,就必须包含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辩证法如果拒斥形上思考,那就不是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至多是一些实证的方法,而不是方法论。《拯救》把“概念游戏”说成是有形而上学意蕴的辩证法的本质特征,这是牵强附会的。诚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些神秘主义辩证法家,为了建立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确实搞了概念游戏,但这与他们的辩证法是不是有形而上的意蕴没有必然联系。辩证法的基本运动形式当然要拒斥概念游戏,但是,拒斥概念游戏并不等于拒斥概念和概念思维。辩证法史告诉我们,辩证的理性智慧总是要通过概念、范畴的运动才能表现和发挥出来的,如果我们根本抛弃概念思维、范畴思维,辩证法就会化为乌有。
我们反对概念游戏,但更要找到概念游戏的根源。神秘辩证法概念游戏的根源并不在于与形而上学的关联,而是在于其概念思维、逻辑思维是“无人身的理性”的运作,不是现实的人的运作。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这种无人身的理性的特点是:“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4] 105就是说,它不是人的理性,而是某种神秘力量的理性。这就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神秘辩证法之所以神秘的根源所在。既然如此,那么要想从黑格尔式的神秘辩证法中拯救辩证法,就只有一种办法,即恢复现实的人作为辩证思维主体的地位,这样一来,辩证法就不再神秘了,就能为普通人所理解了。这正是马克思所做的工作。马克思创立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都是实践着的现实的人的理性运作。在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中,理性主体或者是从事科学探索活动的人,或者是即将从事实践的人,或者是正在反思自己过去的实践力图再现历史与现实的本质的人。可见,只要理性是人的现实理性,只要概念、范畴有现实基础,辩证法就不再神秘。拯救辩证法,就是剥去神秘辩证法中的各种唯心主义神秘外壳,恢复现实的人作为辩证思维主体的地位,还概念思维、范畴思维的属人的本性。沿着这条道路拯救辩证法,就能吸收神秘辩证法的概念思维、范畴思维中所包含的理性智慧。辩证法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智慧,只是在历史上,它多半被包裹在神秘的思辨中,我们要把这种理性智慧抢救出来,而不是连同神秘思辨一同抛弃。
三 辩证法能拒斥形而上学吗
《拯救》说,要拯救辩证法就必须“透过(即抛弃——引者注)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本体论哲学——原文注)及其现实运作(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对象化、世界化——原文注),透过一切先验预制的或者权力控制的形式,直面问题本身”[2] 22。什么是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拯救》说:就是“对一的迷恋、对概念的依赖、对终极的诉求,……对‘这一个’的遮蔽”[2] 23;就是“单一的大尺度、大全式的圆圈、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2] 23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拯救》回答说:就是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对象化、世界化,而其结果是使现实世界变得不合理了:“独断多于宽容,强力多于平等,控制多于自由,专制多于民主”[2] 23。这里有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讨论:辩证法能没有形而上意蕴、本体论意蕴吗?没有形而上意蕴、本体论意蕴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吗?黑格尔说过:“本来意义的辩证法”是研究“自在之物与这个自在之物的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8] 277,列宁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并且补充说: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8] 278。自在之物、本质、基质、实体均是形上对象、本体论对象,辩证法正是通过这些形上概念、本体论概念来激活感性生活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这一个’),使具体事物成为可超越、可批判的对象的,如果辩证矛盾中没有形上的、本体论的成分,如果对立面都是已知现实世界甚至是既有现象世界中的事物,那还有什么本来意义的辩证法可言?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必须抛弃神秘主义,但不可抛弃形上的、本体论的意蕴,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不能不追问事物的本体,不能不对具体事物作形上考察,而这种形上考察,不仅涉及作为“存在者”之“形上”物的“存在”,而且涉及超越“现有”的“应有”的“存在”,还涉及“感性存在的假象”背后的“本质”的“存在”,上述三种对“存在”的考察,都是与人有“相与向度”的“存在”,辩证法正是在这种形上的、本体论的考察中,探索未知世界、未来世界与本质世界的。辩证法具有发现未知世界、创造未来世界、再现本质世界的功能,但它的上述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对形上之物、本体之物的探寻。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对人的思维活动与实践活动进行的一种干预,而这种干预只有达到本体论、形而上的高度,才是方法论干预,才会产生效果。例如,发现辩证法通过事物的概念规定与物质存在的“思辨性矛盾”的客观化,可以发现有别于形上存在的形下未知物;实践辩证法通过人的观念中的应有世界(形上物)与感性现实世界(形下物)的“思辨性矛盾”,可以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进行矫正,从而克服异化;再现辩证法通过现象世界(形下物)中感性具体与理性概念之间的“思辨性矛盾”,可以再现现实与历史运动的本质与规律(形上物)。可见,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都是对人类的理性活动所进行的本体论干预,没有本体论干预的辩证法,并不是方法论,而只是具体的方法,只是实证方法。
《拯救》所追寻的“直面问题本身”的辩证法并不是方法论,只是一种实证方法。实证方法是有价值的,但它不是方法论,不是本来意义的辩证法。辩证法的本体论干预方式是多样的。例如,作为科学探索活动方法论的发现辩证法,这种本体论干预是一种理论构思,研究对象不同,其理论构思的具体方式也不同。实践辩证法的本体论干预是一种实践理念和发展观的干预,它对即将进行实践活动的人们发出警醒:不可盲目实践,否则将导致异化。正确的实践理念、科学的发展观只是实践的一般原则,并不否定具体实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作为反思和叙述人们过去实践的再现辩证法,这种本体论干预的理论成果是用概念、范畴的矛盾运动系统再现的历史和现实运动的本质,它所再现的历史和现实的范围有大有小,辩证法只提供再现本质世界的逻辑路径,并不代替对历史和现实运动具体特点的研究,它的“叙事”也并非都是“宏大叙事”。
《拯救》说,具有形而上学意蕴、本体论意蕴的辩证法反映的是“那种需要先验制约力量、绝对权威、终极主宰以及权力控制话语的时代的人类的存在境遇”[2] 23,而人类现在应当超越这个时代,应当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到来而努力,应当提出并完成“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拯救》对未来的这一思想设计,有一半是正确的,但有一半是不正确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当人类处于异化的历史阶段时,形而上的、本体论的体系哲学必然产生,进步的体系哲学确实要提出某些哲学的概念和原理以批判世俗的现实,力图实现哲学,消灭异化,使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而当人类彻底克服异化、整个世界哲学化了之后,形而上的、本体论的体系哲学将会因其失去作用而自行消亡。《拯救》关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理论,其正确的一半是,《拯救》期盼人类摆脱控制,表达了人类期盼摆脱异化、进入自由王国的价值取向。《拯救》的这一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不期而遇,马克思确实憧憬过哲学的这种未来:“那时,哲学对于其他一定的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9] 121如果说,在异化的历史条件下,总会有某种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为异化的某些现实作辩护,那么,反对那种为异化辩护的形而上学,并且,在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之后,去推动体系哲学的消亡,就是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赞赏“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未来哲学观。但是,这种“后形而上学”只是在作为世界观的哲学这一范围内才是可取的价值目标。辩证法的情形则另当别论。《拯救》关于“后形而上学时代”理论不正确的一半是,将辩证法的形而上、本体论方法论干预也视为形而上、本体论的世界观一并否定掉了。辩证法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方法论。当人类克服异化、跨入理想社会之后,人类是不需要本体论哲学作为世界观了,那时的人们能够自觉地运用高度发展的实证知识来改造自然和社会,但这时的人们还需要本体论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以探索未知、创造未来、再现本质。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过“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哲学:“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10] 23这就是说,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作为世界观的具有形上意蕴的本体论哲学是消亡了,但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的辩证法将仍然“独立存在”直到永远。基于此,我们不赞成《拯救》取消辩证法的形上意蕴、本体论意蕴的观点,不同意拯救辩证法的结果是只剩下“批判的革命的本性”这一单薄的规定性的结论。
《拯救》说过:马克思是作为一个“当代哲学家”提出拯救辩证法的任务的,这话说得很对。可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性究竟表现在哪里?我们能够离开马克思创立的合理辩证法去寻找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性吗?当然不能。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性表现在辩证法的面向未来的理论品质之中。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最可宝贵的理论品质就是面向未来。发现辩证法是面向未知世界的,实践辩证法是面向未来世界的,再现辩证法是面向本质世界的,而发现未知、创造未来,再现本质,这些都是永恒的“当代性”课题。人类的未来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掌握情况,因此,面向未来首先要关注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所以,发现辩证法是面向未来的。实践辩证法当然是直接面向未来的。再现历史与现实的本质,虽然不直接面向未来,但可以帮助人们预测未来并且使人们对未来的设计与构想符合历史与现实发展的规律性,因而对未来发展具有保护作用,所以,再现辩证法同样是面向未来的。总之,合理辩证法的三个特殊形态都是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方法论,因此具有无可争议的当代性。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面向未来、面向实践的方向,研究出辩证法的更多的新的具体形态,并在新的时代发掘出辩证法的更多的新的功能。这样做就是继承马克思所开创的拯救辩证法的事业,就是致力于辩证法的当代化。“以马克思的精神担当”拯救辩证法的任务,这是《拯救》一文的初衷,但遗憾的是,《拯救》却未能注意到马克思创立的合理辩证法,未能将笔者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关于发现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再现辩证法的相关文本置于自己的研究视野,以至于另觅所谓“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直面问题本身”的后形而上学的辩证法,最终偏离了马克思拯救辩证法的方向。
四 结语
《拯救》一文的初衷是“以马克思的精神担当”拯救辩证法的任务,但是我们却发现,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剔除神秘主义的思辨形式,其结果是救出了“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而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则是只保留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而否定辩证法的形而上的本体论意蕴,其结果是否定了一切辩证法共同具有的“基本形式”。
在辩证法研究十分沉闷的当代,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重新举起“拯救辩证法”的大旗,确实给理论界带来了希望。但是很可惜,读了二先生的文章《拯救》之后,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作者在消解形而上学的同时,把辩证法也一同消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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