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消长规律的可贵探索——评《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思潮论文,经济论文,概论论文,可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方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早期、近代和现代三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两大经济思潮，即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按照我国学者的一般说法，经济自由主义是指一种主张最大地利用商品市场的机制和竞争的力量，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而只赋予国家以承办市场机制、竞争力量所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极少量的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与此相反，国家干预主义，则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涉、参预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该书采用上述两种界定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在认识上分清经济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既对立又共存，表现为互相消长关系，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消长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作者对这一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作了如下描述：“在从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这一历史时期中，欧洲各国实行的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在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以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前，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30年代中期起，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论成为正统；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开始，自由经营论占了上风；9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开始复兴，国家干预论呈东山再起之势。”作者正是以此为己任，将西方两大经济思潮为主线并贯穿全书，上穷15世纪的重商主义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下落20世纪90年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复兴，直达克林顿经济学。除此之外，作者还设专章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经营和国家干预的具体政策，最后一章就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因此，这书是一本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发展史的专著。傅殷才和颜鹏飞两位作者多年来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经过他俩长期耙梳整理、旁征博引、穷源溯流，使全书分析清晰、结构严密、观点新颖，可说是达到了独具匠心的程度。所以，《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一书是一部力作，它的出版有利于读者了解数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如何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及其运行规律，尤其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演变规律和特点，并可以使我们在今日这两大经济思潮仍然对峙的情况下，预测其将来发展的趋势。
二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并此消彼长、相辅相成。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两种思潮互为消长的关系，由于历史条件和完成的历史任务的不同，一种思潮得政府之势后占上风，处于统治地位，而另一种思潮失政府之势则处于从属地位，但并不消失。这种不断的更迭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每个国家都是经常发生的。究其原因何在呢？该书通过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和自由经营的论述，认为从总体上看，两大思潮的对峙，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国家在宏观上进行协调和控制，国家应干预经济生活，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企业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要争得自由经营的全部权利，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这种矛盾反映在西方经济学说上，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思潮。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这种矛盾和对立又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
比如，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国家干预形成并处于支配地位。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力量还薄弱，必须把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作为“拐杖”，借助国家力量才能顺利发展，这种干预的形式是垄断商业资本和封建政权的结合，其政策和措施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领域，并没有覆盖整个经济活动。原因之一，商业资本要的是“拐杖”，并不是要求国家权力凌驾于私人经济之上。原因之二，在商业资本中有垄断资本和中小商人之别，后者是国家干预的受害者，他们极力反对国家政权的干预行为，认为贸易本质上是自由的，一蒲式耳谷物的市场价格胜过任何立法干预。
又如，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居统治地位。这时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成熟为产业资本主义，并渗入一切经济领域，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要求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这种自由主义的信条是市场机制如同“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协调经济生活，因此“一切干预都是有害的”，“干涉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反对国家干预并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认为在自由主义的制度下，君主应尽三个义务：一是保卫社会安全，二是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保护社会上任何人不受他人侵害，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但在这个时期，经济自由主义也遭受到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挑战，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抢夺别人的利益”，因而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市场机制不具备自动调节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平衡的内在功能，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需要较长的时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当消费跟不上生产增长时的生产增长是坏事，强调“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更为重要，“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和政治等条件”；国家是协调个人和集体经济行为，引导它们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力机构和有效手段，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必要的。
再如，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两大思潮的对立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垄断竞争学说的出现，揭穿了自由放任条件下的市场神话，但还不足以对之造成致命的打击，直到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濒于破产，而为国家干预主义树立了权威的地位，以凯恩斯学说为标志的国家干预主义的主张成为正统。它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认为实现充分就业，“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综揽”，“国家必须担负投资之责”。其主张是实行扩大财政开支，发行公债，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半通货膨胀”政策，促使物价温和上涨，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经济、达到并保证充分就业。在战后30年中，凯恩斯主义统治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可视为“管理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全盛时代。但好景不长，到60年代末和70年初期，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受到了挫折，1973年以后不断出现的“停滞——膨胀”，表现为大批失业，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等，从而带来了对凯恩斯理论的怀疑，为新自由主义思潮重新登台提供了时机，还大有取代凯恩斯主义地位之势。它虽经美国和英国政府青睐而得势，但对“停滞”仍无回天之力，于是出现了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凯恩斯主义的复兴。这时的凯恩斯主义吸收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目前克林顿推行的长短兼顾、双管齐下的增长战略体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运用，按照克林顿的说法，走的“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种综合思潮的兴起，并不说明两大经济思潮纷争的终结。
从上述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两大经济思潮的兴衰更替形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发展演化的基本线索，并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无论哪种思潮互有长短，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市场调节的自发作用不能使经济均衡运行；只有国家干预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当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既不能没有国家的干预，也不能没有市场调节。从每个国家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不是既有自由经营又有国家干预，不过相结合的程度、方式和办法不同罢了。
三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学者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该书就如何吸取外国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提了不少见解。这里列举如下几点：第一，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两手政策”的思想，对西方经济学要进行分析和鉴别，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吸收和借鉴，对腐朽的成分要抵制和斗争。第二，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既“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第三，善于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成果，根据“三有利”标准，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着重于西方经济学的实际专题研究。第四，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这是对我国近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吸收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使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恰当地结合起来。这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内容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社会保障”类型的。根据国外的经验，为了完善这一新的市场经济模式，还必须作好一些工作，比如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在一定的时期是“多市场、少国家”，在另一个时期也可以是“少市场、多国家”。为了使政企分开顺利进行，保护公平竞争，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目前应当实行“少国家、多市场”的政策，并通过精兵简政，加强廉政建设，建立真正的“廉洁政府”。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争，在西方国家已延续了几百年，在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也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目前的焦点不再是孰优孰劣之争，而是如何寻找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因此，该书提供的史料和见解，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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