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欧美列强——以上海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列强论文,上海论文,欧美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4-0087-03
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迅即挥师东征，进兵苏南和浙江，先后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次年12月攻占杭州，以后又连克金华、绍兴、宁波等地。其间，太平军曾于1860年8月、1862年1月和5月，三次进攻上海，兵锋直抵上海城下，在华欧美列强大为震惊，并作出强烈反应。探讨这一时期两者间的关系，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进对太平天国的认识。
一
上海于1843年开埠后，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潜力，很快在同期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脱颖而出，并于1853年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注：详可参阅拙作《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重心的转移》，载《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也是欧美列强在华经济活动的中心。上海受到欧美列强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知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所蕴含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如他们后来所归纳的：“上海位于长江的支流黄浦江畔，距长江口只有几英里，环境使其免受强台风的袭击。长江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江，上海则是我们与富庶的长江流域开展贸易的非常恰当的港口和集散地。将近50000平方英里的长江三角洲上居住有4000多万人口，他们直接仰给于上海。而250000平方英里的长江流域上的人口则有1.8亿，比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要多。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有如此众多而稠密的人口，只依赖这么一条主要的河道和这么一个集散港来进行贸易交流的……长江的无数支流在冲积平原上指向四面八方，织成了一张水道运输网，远达北京。在这个运输网中，上海是一个天然的集散港。”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哪个港口有上海如此巨大的供需潜力的”（注：《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255、256页，上海市档案馆藏。）。因此自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就在上海着力经营。1845年11月，上海开埠不到三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就以欺诈手段，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70页。）。以此为开端，英、法、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强行开辟了日后演变成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它们都设置在上海县城附近水路交通最便利、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地点，英租界即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扼上海航运交通的咽喉所在。
自上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从国别和地区考察，中英贸易在上海的口岸贸易中长期占据首位。19世纪40年代一直占上海港外贸总值的75%以上，最高时进口、出口货值分别达89%和93.6%（注：据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140、141页附表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进入19世纪50年代，其他国家的比重有所上升，但英国所占比重仍在70%-74%（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70页。）。其次是美国，1845年美国输入上海港的货物总值为93518英镑，是英国之外其他各国进口货值总和的约2倍（注：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40页。）。截至1851年底，经由上海港的中美贸易已接近全部中美贸易的四分之三（注：《美国档案局档案抄件》，转见张仲礼《1834-1867年我国对外贸易的背景与变化》，载《学术月刊》1960年第9期，第58页。）。1856年12月，着眼于上海港巨大的发展潜力，美国驻沪领事致函美国国务院，提议开辟横跨太平洋的直达航线，“与英国分享丰富的东方商业的公平份额”（注：《驻上海总领事给国务院的报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9页。）。上海开埠后，与外贸重心由广州向上海转移的同时，鸦片走私主要活动区域也由华南移至上海。在1843年下半年，经吴淞走私进口的鸦片就达8000箱，价值600万元（注：（美）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英文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29页。）。上海很快成为英、美等国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的主要口岸。《上海通志馆期刊》载：“上海最初的洋商大都是从广东分设，其最重要的输入品便是鸦片。外洋出入之货，本多定税则，载入条例，独鸦片税则不定，不必纳税，于是素来禁止的鸦片，此时反得源源而来，畅销无阻”（注：徐蔚南：《上海商埠的开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1期，第18页。）。1847年经由上海港输入的鸦片达16500箱，超过1830年前任何一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此后，经由上海输入的鸦片逐年递增，鸦片贸易日益猖獗。据统计，1847年至1860年有资料可考的8年间，经由上海输入的鸦片有7年是逐年增多的，只有1860年略呈下降；统计显示，经由上海的进口鸦片，约占当时全国估计消费量的一半左右，其中1849、1857、1858、1859、1860年均超过50%，其余年份也都在40%以上（注：（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03、522、612、626页。）。尽管中英《南京条约》没有明文规定允许鸦片贸易，但实际上清政府已默许外国鸦片输入。1852年前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称，中英战争结束“至今已近十年，在这段时期中，众所周知，满清政府没有采取过任何禁止鸦片的措施”。他追述说，清政府谈判代表耆英曾向他允诺“鸦片贸易可以在双方默契下进行。按照这一默契，实现和平后，一切有关严禁鸦片的公告也没有发表过”（注：（英）德庇时：《战时与缔约后的中国》，《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3页。）。上海开埠后猖獗的鸦片贸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1855年8月18日《北华捷报》曾报道说：“这种贸易虽然没有正式被认可，可是实际上是被承认了的，鸦片公开在大街上搬运，没有任何人加以阻止”。
在上海成为中国最大商港的同时，一批门类众多的商业购销机构相继开张。自上海开埠，这里很快成为外国商人在华活动的主要场所。1844年至1854年，上海的外国商行从11家猛增至120多家（注：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25页。）。1858年有人奏称：“上海为商贾辐辏之区，贸易之利甲天下，夷人自设立码头，建筑夷楼，囤聚货物，其资本数十倍于中国之商”。（注：《江南道御史何璟奏》（1858年4月29日），《四国新档·英国档》，（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383页。）其经营重点多是以上海为输出入通道，推销外国工业品和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上海开埠不久，着眼于前景良好的港口贸易，一些外资银行分行相继设立。最早的是1850年的英商丽如银行，至1860年已增至英商呵加刺、有利、汇隆、麦加利和法商法兰西等6家外资银行。其初期业务全是围绕着进出口贸易进行，“银行始初仅通洋商，外洋往来以先令汇票为宗，存银概不放息”（注：《申报》1884年1月12日。）。主要是经营外商在贸易往来中的汇兑业务，并不着意招揽存款，也不经营票据贴现和抵押放款，重点首先是迎合不断增长的中外贸易所提出的金融辅助需求。
上海港的崛起，意味着众多远洋、近海和内河中外船只的频繁进出。它们的维修、保养，便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最初，进港的外国船只多数是木帆船，其维修保养由上海原有的修船铺揽下。后随着往来船只日多，船舶构造日趋先进，19世纪50年代初已有外国资本在沪经营船舶修造业。1850年，美商伯维公司开业。次年其广告称：“本公司在上海经营修船与造船业务将近一年，深得上海商人及各船长的信任与各顾客的满意”（注：《北华捷报》1851年8月9日。）。1852年又有美商杜那普在虹口黄浦江边设立船坞，是为日后耶松船厂的一部分。1856年，虽然“很少人能相信在那个时候黄浦江上居然能修造汽船，然而这种工程竟完成了。”汽船设计者和拥有者，是在上海港已任职7年的美籍引水员贝立斯。他在吴淞雇用中国工匠造出2艘长68英尺，配有12匹马力发动机，载重400吨的木汽船。同年，另一名美籍引水员包德在下海浦设立船厂，“从事经营船坞、修理船舶”（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5页。）。
二
作为欧美列强在华经济活动的中心，上海的重要性无可替代，列强总是极力设法予以维护。英国人曾毫不掩饰地认为：“我们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可以和上海相比拟的城市。这个城市似乎在一天之内修建起来，它的商业好像在一小时以内迅速获得成长，在扬子江混浊的江面上大队汽轮云集，借以为祖国同胞的工业打开一条出路”。在他们看来，上海口岸贸易发展的程度，“只有在澳大利亚与加利福尼亚这些地方发现金矿后航运发展的情形才能与之匹敌。”强调“上海这一港口不久将在东方成为最庞大的外国贸易场所，对于那些实际上同这种贸易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来说，他们对此所感到的满足应该非同小可，而他们诚然是这样感觉的。从扬子江各口岸开埠通商以来，由于商业受到刺激，差不多所有洋行都做着好生意。”指出“上海之所以重要，没有别的原因，无非是由于上海有条件成为华北与华中对外贸易的一个出口处”。因此1860年太平军逼近上海，他们便破门而出，直接与太平军兵戈相见，“借以弭平一切叛乱活动，进而保卫上海，抵抗任何攻击”（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465、477、499、86页。）。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商港的突出地位，是吸引太平军前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上海繁盛的口岸贸易，太平天国早有认识。丝、茶是当时经由上海输出的大宗出口商品。自上海开埠，太湖流域的进出口商品不再远道经由广州，而是直接纳入上海港货物集散渠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由于太平天国在辖区内允许丝货贩运，大量的出口丝仍被吸纳到上海成交，“自浙江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注：（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5页；王韬：《弢园尺牍》，第62页。）。繁盛的口岸贸易和众多的中外商人及工商业、金融机构，意味着大宗的税源以及与欧美各国正常交往的可能，一位美国学者曾认为：“太平军领袖们坚决要占有上海，这倒不是为了他们从这富绕的海口可以得到劫掠的机会，而是为了通过这个口岸，他们可以跟欧美各国通商。他们相信，假若他们能够进口外国制造的武器和军火，他们在这持久的内战中获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将大大地增进”（注：（美）亚鹏德：《华尔传》，《太平天国史译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48页。）。新近披露的《洪仁玕供词》亦称：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兵分苏南，“遂大破丹阳、常州、苏省各郡县。唯上海县未下，碍有洋行，恐伤和好。我天王知予在外洋四载，熟悉各邦洋人情性习俗，而洋人亦知予识其举动礼仪及天文地舆历数物理，必能和酌妥议通商和好章程，乃降诏令余往苏邀洋人来会，颇能如议。而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并说：“我本想与外洋连和，取武汉、荆襄，扼得全个长江，再由四川下陕西东向。那李秀成偏要与洋人为难，我将洋官都请来苏州讲和，被他闹散了。他又贪乐苏杭，不顾江北，天京事就弄坏了”（注：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492页。）。据王庆成先生考证，上述供词内容与史实有出入，当时并无“洋官”而只有外国传教士访苏州，并无“通商和好章程”“颇能如议”之事，因此对供词中所称的围绕着攻打上海而引发的洪仁玕与李秀成之间的矛盾，研究者需要慎重辨析（注：王庆成：《太平天国幻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85页。）。我认为，对供词中所透露的所谓洪、李矛盾确应谨慎看待，但供词中所反映的洪秀全、洪仁玕等人通过上海与欧美列强妥议通商和好章程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遵王赖文光也曾指责李秀成“违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上海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议”（注：《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8页。）。美国学者亚朋德的《华尔传》认为：“太平军迟迟不攻上海，似乎是由于他们生怕贸然进攻，将会妨害他们对外建立贸易关系”（注：《太平天国史译丛》第3辑，第48页。）。洪秀全、洪仁玕的家乡珠江三角洲，对外通商往来的历史悠久，即使在清代前期，也因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而得以继续，“每年出洋船只所用舵工、水手、商夥人等，为数甚多，由广东虎门出口，近则赴安南、
京、占城、柬坡寨、港口、暹逻、
野、六崑等国，远则赴宋腒
、大呢丁、咖呶、柔佛、单单、吕宋、苏禄、噶喇吧、
、莽均达、老旧港、嘛六甲、
咖、萨马辰等国，乘风来往，历久相安。且外洋船只来粤贸易，其所携货物及挈带重赀至粤贩货出洋者，较之内港出洋船只大小多寡更属悬殊，就粤而论，藉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计数十万”（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鸦片战争后，广州又是首批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耳濡目染，洪秀全和洪仁玕对中外通商之类的事宜不会太陌生。洪仁玕又有数年的海外经历和主张学习西方的《资政新篇》，说其“熟悉各邦洋人情性习俗”，对西方世界相当了解并不过誉。因而他们试图通过上海与欧美列强妥议通商和好章程，以有益于太平天国事业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但太平天国的这种意向，却因欧美列强的断然拒绝而夭折。如前所述，在欧美列强看来，上海在其维护在华权益方面的重要性无可替代，不容触动。因此，当太平军逼近上海，他们便按捺不住，直接与太平军武力对抗。1860年8月18日，李秀全致书英、美、法驻华公使，声明兵到上海，不扰外人，请悬挂黄旗，以便识别。随即将大军留于上海郊外，亲率卫队3000人抵徐家汇，逼近上海西南两门，突遭英法军猛烈射击，太平军伤亡300余人。次日，李秀成率军转向上海县城法租界，又遭英法军射击。8月20日，李秀成督军由上海西门外转向英租界，复遭黄浦江中两艘英国炮舰轰击，李秀成面颊受伤。次日，因嘉兴被清军围困，李秀成自上海撤兵，往援嘉兴，行前致书英、美等国驻沪领事，谓：“若我有意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并在书中斥责法国人，谓：“（法人）说我来申”，“我来时”，“坏其信，已伤我和，日后只在上海贸易则已，倘再入我地犯我界，我将与汝算之，我众军亦将问汝罪也”。1862年1月太平军再次进逼上海，避居上海的江浙地主、士绅大为惊恐，前宗人府府丞温葆深、前詹事府詹事殷兆镛、前湖北盐法道顾文彬、候选道潘曾玮、补用道吴云、候补知州应宝时等纷纷提出请求英法军保守上海。时任江苏巡抚薛焕即以温葆深等呈请为辞，转奏清廷。上海道吴煦又与吴云、应宝时、潘曾玮、顾文彬等，经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法国驻沪领事爱棠等多次会商，于1月13日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制定了分区防守计划，挖掘护界壕沟，赶造吊桥、炮台，英法驻沪海军亦全部上阵（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编年》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3、734、735、736、883页。）。太平军的进攻，再次受挫。
围绕着上海，太平天国与欧美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表明，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因其对西方世界的一定认识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一些设想，曾经试图通过上海与欧美各国正常交往，以推动太平天国事业；欧美列强则基于维护其在华权益的考虑，选择了与清政府一起与太平天国为敌的立场，双方因此也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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