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马斯·183“世袭资本主义”的回归--21世纪皮凯蒂的“资本论”_法国经济论文

“世袭资本主义”的回归——评托马斯#183;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马斯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凯蒂论文,资本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将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的资本》称为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我持保留态度。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我认为该书配不上这个称号，而是因为当前对此书的溢美之词已经泛滥，此外，在判断那些最终被历史证明是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方面，当代人并不擅长。基于上述两点原因，我将此书称为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

      皮凯蒂因其对收入集中问题的不懈研究而闻名。他2001年出版的著作《法国20世纪的高收入群体：不平等与再分配》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美国顶尖经济学杂志上有几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就是以此书为基础的。在书中，皮凯蒂通过研究财政方面的数据证明，法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在一战之前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18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这一份额有所下降，之后又恢复上升趋势。皮凯蒂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收入分配的先驱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曾使用过的。这一方法利用的是财政数据而非家庭调查数据，研究重点是高收入群体。与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进行泛泛的收入分配研究相比，这种方法使经济学家和大众都更加了解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及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本书研究的是法国的情况，之后出现了针对英国、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研究，最近还出现了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从事上述研究的学者除皮凯蒂外，还包括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伊曼纽尔·赛思(Emmanuel Saez)和法昆多·阿尔瓦雷多(Facundo Alvaredo)等，他们的研究对象包括20多个国家，研究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两百年，并且创立了名为“世界高收入群体数据库”的交互式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中含有27个国家的数据。

      皮凯蒂等人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备受瞩目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不平等现象，而此时正值大萧条开始之际；二是人们意识到，在过去40年里，美国收入中位数按实值计算几乎没有增长，而前1%以及前0.1%收入最高群体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却显著增加。“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99%对抗1%”的口号反映出收入不平等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有所上升，而皮凯蒂和赛思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实证基础。

      方法上的改变和政治上的改变是息息相关的。过去几十年里，包括我在内的研究不平等现象的经济学家都是以家庭调查数据为依据的。但是，突然之间，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出了其不足之处：这些数据无法显示新的现象，即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以及其他群体收入增长的停滞。

      《21世纪的资本》对于收入集中问题的描述和解释比以往的任何著作都更加清楚。然而，这并非本书的唯一重点，皮凯蒂的贡献还在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皮凯蒂的目标是将经济增长理论与功能性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统一起来，从而形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功能的完备描述。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共十六章。第一部分是准备性工作，主要介绍了后面涉及到的定义、国民核算以及关系等；第二部分主要讨论资本收入比以及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第三部分的重点内容是工资、财产性收入和财富在个人分配上的不平等；第四部分是其推荐采取的政策。正如书名所显示的，资本是本书的中心议题。本书堪称鸿篇巨著，书中收集了英、法、美等世界上最富裕经济体二三百年以来在资本和产出、国民收入分配、资本回报率、通货膨胀、遗产继承等方面的实证数据，还有一些关于德国、日本、瑞典和加拿大的数据。此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从法国大革命前夕货币里弗尔的汇率到2013年塞浦路斯的经济危机，从美国南方奴隶的资本化价值到今天中国的私有化和外资控股，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拥有投票权的人口比率到今天美国的监禁率，全都有所涉及。此外，这本长达950页的著作还含有庞大的在线技术附录，包含书中引用的所有基础数据、表格、图表、参考文献以及要点总结。在这里，本文用不及皮凯蒂原书0.5%的篇幅，尝试对此书的要点进行阐述和评价。

      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要理解皮凯蒂的著作，首先应该回顾一下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和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一样，皮凯蒂首先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机器”，赋予其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然后让“机器”按常规运转，其产生的结果启发了皮凯蒂，使其能对过去及未来进行分析。这台“机器”，或者按现代的说法，这个“模型”包含一个恒等关系，一个不等式，以及皮凯蒂所说的两个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

      首先，我们介绍书中第一章将资本存量(K)与收入流量(Y)联系起来的定义。资本存量是指所有能够产生收益的显性或隐性资产，包括土地、机械、知识产权和以现金、债券、股票等形式存在的金融资本，以及房产。皮凯蒂认为，房产是资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和一些人的观点不一致。在奴隶制合法的时期，人也被认为是一种资本存量。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种类的资本存量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比如土地在过去要比现在重要得多。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种资本在贫富不同的国家，重要性也会不一样。并且，对于收入不同的群体，同一种资本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富有人群的资本中，金融资产所占比重较大，中产阶级的资本大部分是以房产的形式存在的，而贫困人口基本没有任何净资产，即使在富裕的国家中，也有一半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皮凯蒂更为关注的是资本总量和年度国民收入之间的比值，他用β来表示这一比值。通过对法国、英国、美国历史的研究，皮凯蒂认为，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至今，β的变化轨迹呈U型。一战之前，法国和英国的β值较高，约为7，在随后的50年里，欧洲大陆和英国的β值减少了一半，但在过去的30年里，β值开始上升，如今已经升至20世纪初的水平。美国在一战后的50年里，β值一直小于4，如今已上升到5左右。

      读过皮凯蒂作品的人，应该对其U型变化曲线并不陌生。在这部著作中，皮凯蒂运用了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在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资本总量与年度国民收入比值β的变化都遵循这一轨迹。但是，只有结合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条基本规律之后，β值不断增长的影响才充分显现出来。这一规律就是：资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α)等于按实值计算的资本回报率(r)乘以β。这里并没有引入新的东西，只是一个恒等式α=rβ。

      但是，皮凯蒂的一个关键命题是资本回报率(r)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g)，也即引入了r＞g这个重要的不等式，在这种情况下，β值不断增加会导致资本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α不断上升，直至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值。而且这一过程是一个正的反馈循环，也即随着α的上升，资本所有者会变得更富有，而且，除非他们花光了所有的资本收入，否则他们可供投资的资本会越来越多。这使得资本的增长率进一步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而使β值上升。因此，β值的上升导致α值的上升，α的上升反过来又会使β值进一步上升。

      简单地说，皮凯蒂的“机器”就是这样运转的。考虑到β值在发达经济体中正在不断上升，再结合第一条基本规律中的等式，并假设r＞g，那么结果就是，功能性收入分配会越来越向资本倾斜。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相较劳动收入而言，资本收入更加集中，最终会导致个人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而这正是过去30年里所发生的情况。

      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主要依赖r＞g这个不等式。如果r=g，也即资本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相同，β是一个固定值，那么资本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也会是一个定值，新古典主义者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皮凯蒂的论证方法对错与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r＞g。本文在后面将讨论这一问题。

      第二个基本规律涉及的是β长期走势的决定因素。由增长理论可知，在稳定状态下，资本产出比率等于储蓄率除以经济增长率。因此，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确定β值的均衡点，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这个均衡点是不同的。但是，这个规律在皮凯蒂的理论中只起了次要作用，只有当他认为最终β会达到一个定值时，他才会引用这一规律，而这个定值也许高得无法想象。②下面，让我们仔细检视一下支撑皮凯蒂模型的历史数据计算。

      二、对近代经济史的再阐释

      我们已经看到，从18世纪初至一战期间，先进国家的β值一直呈上升趋势。皮凯蒂认为，这种上升趋势是毫无争议的，是持续升高的资本回报率和稳定积累的资本所共同导致的，之所以有这一结果，是因为制度环境对资本拥有者比对劳动者更有利。在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资本产出比率呈相同的变化趋势，尽管后两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没有前两个国家长。而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它是一个“新贵”国家，受遗产的影响比较小。

      通过分析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事例，皮凯蒂指出，在资本丰厚且资本回报率高的社会，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当时的欧洲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人们都在试图找一个富有的伴侣或者继承遗产的机会。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精于世故的人物伏脱冷给年轻的主人公拉斯蒂涅出了一个难题，使得他必须进行选择，是通过学习和工作挣得美好的前程，还是通过和一位遗产继承人结婚过上一种更加奢侈的生活，选择无比清晰而残酷。这一抉择被皮凯蒂称为拉斯蒂涅困境，即当一个人可以通过结婚获得更多财产的时候，努力工作还值得吗？对于读过英、法19世纪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拉斯蒂涅困境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能称之为困境，因为答案是如此显而易见。读过奥斯汀著作的读者都知道，在当时，教育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活动，可以极大地改善年轻男女的婚姻前景。此处我们不需考虑人力资本，在小说中，除非是遇到非常大的麻烦，否则人们是不会选择工作的，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由他继承的年租金来决定的。皮凯蒂认为，现在又回到了那样的时代，这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趋势，在这些经济体中，收入关系的变化将会使拉斯蒂涅困境重现。

      但是，为什么在“美好时代”(the Belle

poque)之后，在欧洲大陆、英国、日本，β值会直线下降呢？皮凯蒂认为，这是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资本的人为摧毁、高额的遗产税以及充公性质的收入税导致的，后两项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此外，高通货膨胀率也对债务人有利，对债权人不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的政治环境更加有利于劳动者。以上所有因素都阻碍了资本的积累，抑制了β值以及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比重中的上升。这段时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法国被称为“荣耀的30年(1945-1975)”，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奇迹”。欧洲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历了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欧洲经济体和日本的每小时工人生产率与美国相当，资本产出比率和资本净回报率均较低，税收较高，功能性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在今天来看，这段时期的确是黄金时代，渐渐老去的二战后婴儿潮一代，是在那段时期出生和成长的，他们现在常常怀念那段逝去的时光。

      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改革的兴起，黄金时代逐渐结束了，资本主义又回到了19世纪末的发展模式。资本在之前已经在缓慢积累，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利得税和所得税大幅削减，遗产税几近于零，使得资本积累过程加快，β值稳步上升，至21世纪初，已经升至一个世纪以前的水平。由于经济紧缩的结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也随之减缓，功能性收入分配变得对劳动者不利，而个人收入分配变得对所有人都不利，除了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两种收入分配状况都开始恶化。

      为什么称《21世纪的资本》为与其他人不同的、对经济史的再阐释呢？这与r＞g的不等式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皮凯蒂认为，黄金时代是资本主义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不可重复的时期。由于经济紧缩过程，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之它们处在科技前沿时还要快。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也拉高了g值，因为g值是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之和。另一方面，制度因素使得r值较低，包括高税收以及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关于后一点，皮凯蒂未在书中提及。因此，r＞g的不等式反转了，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毫不夸张地说，黄金时代所有的良性发展都得益于这个不等式的反转。

      将皮凯蒂的著作与一些顶尖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近期出版的较有影响力的书籍相对照，就会发现，皮凯蒂的分析很明显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再阐释。其他人认为，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彻底从马尔萨斯描述的“残酷而短暂”的存在状态中解放出来了。秉持这一观点的人包括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乔治·克拉克(Gregory Clark)、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以及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等。克拉克曾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数据绘制过一张图表，这张图表流传很广，传递了如下观点，即经过几千年的停滞之后，世界产出从工业革命开始呈指数增长，而且这一增长没有停止的迹象。支撑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一旦被发现，就会永续不竭，不管它是人力资本、制度、对疾病的控制还是所有这些因素之和。但是，皮凯蒂认为，这种由工业革命及法国和美国政治革命引发的呈指数增长的趋势之所以出现在20世纪，是由于经济紧缩、人口增长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巨大变动。这种增长趋势就要结束了，在中国的收入水平达到富裕国家的水平之后，这种增长就会终结。增长趋势将会由一个凸起的曲线变成一条水平线，也即表示人均收入基本不会上升，将会陷入停滞。其他经济史学家将20世纪视为黎明的曙光，预示着更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而皮凯蒂却将之视为资本主义的一段“特殊时期”。这段“特殊时期”永远不会重来，除非采取非常激进的手段，皮凯蒂在政策推荐中提到了相关的手段。

      的确，在资本主义的“特殊时期”结束以后，当前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了。首先，我们注意到，经济政策，特别是关于利得税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其次是人口上的转变，过低的人口增长率影响了所有的欧洲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波及了美国，这进一步降低了g值。经济紧缩的结束意味着所有先进国家的增长速度都会与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同，皮凯蒂认为，这一增速大约为年均1%—1.5%，再加上1%的人口增长率，g的年均增速不会超过2.5%。如果真如皮凯蒂所认为的，r值会与历史水平持平，保持在4%—5%，那么我们将再次经历19世纪那样的消极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长期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等外生因素决定的。问题是，g值将会比较低，并且会不可避免地低于资本回报率，也即r＞g，由此引起的分配上的变化对社会是有害的，它将更加有利于资产拥有者而非劳动者，使得不工作者比工作者获利更多，使得机会平等和实力论沦为笑柄，使得富人能够用钱来左右政策，从而损害民主政治。皮凯蒂否认西方国家目前的困境是由增速低造成的，他认为，当收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之后，增速低是在所难免的。皮凯蒂认为，当前西方国家出现困境的真正原因是由遗产导致的高K/Y值，以及高资本回报率，这才是摧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元凶。他称之为“过去吞噬了未来”。

      三、r值会永远高于g值吗？

      也许读者会问，既然资本产出比率增加得如此之多，不就会使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吗？r值不就会下降吗？这很明显是皮凯蒂模型中的关键之处。他收集了很多历史证据并指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尽管K/Y比值经历了大的变动，但是r值基本保持稳定。即使我们再往前回溯，追溯到罗马时代，r值仍然是稳定在5%—6%左右。皮凯蒂指出，从中世纪到20世纪早期，r值都高于g值，而且二者之间差距巨大。其后，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二者的差距消失了，g值变得高于r值，但是最近，r值再次高于g值，二者之间的差距又重新出现了。有趣的是，皮凯蒂认为，日渐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及对资本的国际竞争有助于r值的上升。许多人谴责金融中介机构，认为其引发了大萧条，但是皮凯蒂却认为，这些机构有助于发现金融资本新的、更具生产力的用途，从而保持高回报率。但是高的r值对经济来说并非好事，皮凯蒂认为，除非通过高税收来制约，否则将会引发灾难。

      读者会被说服从而相信资本和劳动之间会保持比较大的替代弹性，并且资本的增加不会使r值下降吗？③这很难说。皮凯蒂的论断，特别是那些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以及他收集的数据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论断违背了经济学理论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即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皮凯蒂的确指出，不应该盲目认为边际报酬决定了资本和劳动的价格，但是他并未对此进行论证，只是附带说明了一下。

      因此，皮凯蒂的模型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一个关键命题，即资本的回报率是相对稳定的。这个命题正确与否，不能通过抽象方法来说明，而要通过实证证据来证明，但这些证据还有待于在未来进行收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等待历史的评判。

      四、世袭资本主义

      “资本的回归”甚至“食利者的回归”这一观点是如何与教育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以及高薪对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达成一致的呢？我们不是早就脱离了19世纪欧洲那种食利者资本主义的时代了吗？关于高薪对高收入者重要性的问题，皮凯蒂和赛思早在2003年的研究中就曾经提到，如今皮凯蒂在此书中又再次提及。

      皮凯蒂指出，高的β值在今天与在100年前的意义是不同的。“世袭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个词是皮凯蒂发明的，指的是基于遗产的资本主义。但是，资产在高收入人群中的集中度较低，拥有资产的中产阶级数量增加了，并且高级经理人和银行家的薪资收入使他们和“食利者”一起成为收入最高的1%群体。如今，依赖利息的“食利者”和依靠劳动致富的人们共同组成了收入最高的1%群体。现代的“世袭资本主义”催生了高薪资人群，并成功地将收入分配中高收入人群的比例扩大。如今，有50%的人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可以被称为高收入群体，而在20世纪初，这一比例仅为5%。

      但是，资本的占有仍然非常重要，这种占有通常是通过继承的方式。根据皮凯蒂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统计，当前，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遗产占国民年收入的比例为8%—12%，这一比例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数值相同。上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有12%的人继承的财富相当于低收入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所得，这一比例同样与100年前相同，而低收入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0%。在接下来的一代中，上述继承遗产的人群比例将上升为15%。皮凯蒂的结论是，当前的“世袭资本主义”与100年前相比根基更广，财富集中度较低，高薪人群占比更高，但是，基本的特征并没有变，即人们可以不通过劳动获得满意的收入。拉斯蒂涅困境重现了。

      银行家和金融家的薪资也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吗？皮凯蒂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援引证据指出，在高收入人群中，此类人的薪资主要依赖偶然事件，与管理的质量没有关系。他并不认为银行家和顶级经理人的边际产量是可以确定衡量出来的，他们的高薪是由于他们和董事会串通一气达成了协议，而这种协议带有欺诈性质。为了限制他们的高薪，皮凯蒂认为，应该对其征收没收性质的税收。对超级富人征收高税收无助于增加收益，但是会抑制银行家和经理人讨要过高的薪水。皮凯蒂指出，在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针对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达90%，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经理人来说，薪资提高100万美元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其中90%都要作为税款上交，但是如果边际税率是25%，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没收性质的税收不是为了增加收益，而是为了限制对非生产性工作支付的高薪水，此外，税收还可以阻止富人攫取政治权力。④

      总之，当K/Y比率较高且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企业家就会转变为“食利者”。皮凯蒂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认为自由竞争会终结遗产主导的社会并带来精英统治的世界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五、新兴市场国家

      中国和印度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皮凯蒂在书中只提到了这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很明显，他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分析主要是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皮凯蒂并没有明确指出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前言中叙述的一样，皮凯蒂会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今天就是欠发达经济体的明天。一旦中国的经济紧缩效应结束，增长率就会减缓。现在，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可能比较低，皮凯蒂在书中并未给出具体数值，因为中国和18、19世纪的美国一样，还是一个财富“新贵”，财富占国民收入比例较低，但是这一比例很快就会上升。此外，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转变，因此，50年后中国的情况可能就会和今天法国的情况一样。只不过中国像一部快进的电影一样，在50—7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150年的发展历程。

      非洲和印度会怎样呢？皮凯蒂并未提及，但我们可以猜测，在更久远的未来，这两个地区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然而，这一观点虽然逻辑性很强，却暴露出皮凯蒂论证中一个潜在的弱点，也即经济收敛导致的全球高速增长在整个21世纪仍会持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等式r＞g可能还会像在“特殊时期”一样发生反转，从而使书中描述的凄凉的未来图景延后至少一个世纪。

      六、对库兹涅茨曲线的颠覆

      尽管之前已经用了大量篇幅来介绍此书，但现在我们才开始涉及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通过这一点，读者应该可以看出该书的确是一部巨著。法文版原书长达950页，书中包含许多话题、见解、评论和观察，几乎涉及经济学的所有领域，没有一篇书评可以涵盖此书的所有方面。但是，要评论此书必须提及收入在个人之间的分配以及向高收入人群的集中，这两点在皮凯蒂的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书中再现了那个著名的发现，也即过去100年里，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收入集中走势是一条U型曲线。但是，本书把这一发现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将之与资本产出比率和边际税率变化联系起来。该书指出，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化也是一条U型曲线，而边际税率的变化是一条倒U型曲线。这两个因素基本上决定了收入集中趋势，当资本产出比率较高而税率较低时，收入集中的程度就会较高。在皮凯蒂和他的同僚们之前的作品中，收入集中遵循的U型历史变化曲线被当作重要的实证研究发现，但本书给出了引发这一变化的经济背景，以便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皮凯蒂关于收入集中的理论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理论”，因为影响收入集中的都是政治因素，包括战争、税收和通货膨胀。

      在2001年出版的《法国20世纪的高收入群体：不平等与再分配》一书中，皮凯蒂推翻了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曲线，根据这条曲线，收入不平等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会随着收入增加而加剧，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收入不平等也达到峰值，当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收入不平等会逐渐减弱。皮凯蒂推翻了这一论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资本主义并未显示出自发的、可以降低收入上的不平等的力量，相反，唯一自发的力量将会使收入更加集中。第二，他认为，库兹涅茨错误地将二战后短期的收入不平等减缓的现象当作是资本主义的优良品性的象征。而实际上，这是由不可重复的独特环境导致的，并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超越”。第三，他认为，库兹涅茨的理论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是由于冷战中所传递的乐观讯息，也即贫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并非注定要永远受到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困扰。光明就在前方，如果按照华盛顿的处方行事，并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不仅收入会增加，不平等现象也会减弱。最后，皮凯蒂公正地指出，可供库兹涅茨利用的数据非常有限，因此结果几乎是无效的。关于数据的有限性这一点，库兹涅茨本人在1954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著名演讲中也提到了。

      实际上，库兹涅茨并非是唯一被指责没有足够的实证证据，或者说是过度解读了可利用的有限数据并得出过分乐观结论的经济学家，这些结论的得出受到了“特殊时期”的精神及冷战的“良性资本主义”观念的影响，具有人为的痕迹。以下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受到了这样的指责。索洛—斯旺模型(Solow-Swan model)认为，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是常数，从而暗示了在工资上讨价还价是无意义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关于人力资本的观点模糊了之前对于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之间的区分。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理想状态是人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所拥有的资产也恰好为零，这很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人们通常会留下大笔遗产。皮凯蒂暗示，这些理论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其背后存在一定的政治原因，例如，要素份额为常数会让人们不再关注分配问题，人力资本的概念并未区分资本主义劳动者和财产拥有者，生命周期理论指出我们不需要担心遗产问题。当把这些理论放在一起思考，而不是单独看待的时候，它们看似闪耀着乐观主义的光芒，这或许与今天的时代精神相悖。虽然并没有必要将这些理论都视为错误的，但是，我认为皮凯蒂是正确的。他强调，自李嘉图和谷物法时期以来的所有成功的经济学理论都倾向于反映时代的普遍问题和精神。确实，这对皮凯蒂的理论来说是一大优势，使得它在今天更易被人们接受，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一理论在整个21世纪甚至之后是否还会如此。

      七、收入集中与不平等(财政数据与家庭调查数据)

      通过利用财政数据并聚焦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皮凯蒂在收入分配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在一本用大部分篇幅来探讨个人之间收入分配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及家庭调查数据和基尼系数，这虽然算不上惊人，但的确与众不同。实际上，《21世纪的资本》一书认为，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不平等的指标，显得“不近人情”，因为它缺乏直观感受，传递的关于收入分配的信息太少，基尼系数为0.45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皮凯蒂还认为，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近人情”的特性，才使得基尼系数受到统计机构和政治家们的欢迎。而收入份额则更具有直观性，含义更丰富。皮凯蒂偏爱将收入分配分为四个部分：占比50%的低收入群体，10%的高收入群体，剩下的40%人群，还有包含在高收入群体中的1%的超级富人。虽然过多的数据和比例有时可能会使读者感到疲惫和困惑，但这种方法的确更有感染力，比基尼系数更具直观性。

      皮凯蒂采取的通过财政数据分析收入分配的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或最好的方法。当然，这种方法的确有其长处，例如数据时间跨度更长，对发达国家来说，这一时间跨度有一个世纪，甚至更长，而且与利用家庭调查数据相比，这种方法更能聚焦高收入群体。⑤此外，用皮凯蒂的话来说，这种方法研究的重点是收入集中趋势，而非不平等。然而，这种方法也具有很大的缺点。历史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收入所得税缴纳情况被记录在案，甚至今天在富裕国家也是如此，因此长期数据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情况仍是如此。这些数据可能反映了高收入人群的分配情况，也就是那些最富裕的纳税申报者，但却缺少其他大部分人的相关信息。而且，纳税最多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最富裕的人。因为人们倾向于瞒报自己的收入，而且过去一些特别富有的阶层享受免税待遇。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细节，即税收是按财政单位来收缴的，并非按个人收取。因此，随着税收规则的变化，最富裕的财政单位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人们会权衡是联合报税还是单独报税对自己更为有利。此外，报税的收入只是财政收入，并非经济学家所说的收入，例如在美国，1987年之前是不对政府债券收益进行征税的，但是经济学家会把这种收益计算在收入之内。

      即使我们不考虑上述问题，皮凯蒂的计算中所利用的也只是市场收入，即在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之前的收入。如果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通过收入再分配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那么很有可能市场收入集中趋势加剧的时候，可支配收入集中程度并未增加，甚至可支配收入上的不平等情况减弱了。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在美国，皮凯蒂和赛思根据市场收入计算指出，美国的收入集中程度在不断增加，理查德·伯克豪瑟(Richard Burkhauser)等人通过细致的工作将美国非顶端编码的家庭调查数据与皮凯蒂的结论进行了对比之后，也认为收入的集中程度增加了。

      因此，市场收入在财政单位层面的集中程度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反映个人之间可支配收入上的不平等情况，而后一点正是我们关心的。以上，我列出了一些在利用财政数据时应该注意的问题。皮凯蒂在书中也提到了其中部分问题，但并没有详述，而且在后面完全忽略了这些问题。但是，值得肯定的是，皮凯蒂和他的同事们掀起的这场革命使得大家都意识到家庭调查数据并不能反映高收入群体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将家庭调查数据与财政数据结合起来，前者充分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收入情况，后者反映的是超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情况，但是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

      八、经济政策建议及方法

      在政策建议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皮凯蒂十分惊人地提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税，这与他的不等式r＞g直接相关。如果g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那么唯一将不等式反转的办法就是控制r值。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冠冕堂皇、不切实际，但完全无视这一建议也是错误的，皮凯蒂将之命名为“有用的乌托邦”，或许有向罗尔斯致敬的意思。尽管没人相信这一政策会在此时此地实行，皮凯蒂自己也不相信，但这一建议的提出有着强有力的依据。

      第一，迄今为止的分析梗概指出了基于遗产的制度体系的危险性，这一体系更有利于那些无需为生计工作的人群，而对资本征税可以精确地修正这一体系。第二，对资本征税，例如土地税和遗产税等，具有悠久的历史，也许是所有税种中历史最悠久的，因为某些形式的资本很难掩藏。将资本税范围扩大至所有形式的资本在逻辑上也具有连贯性。第三，征收此类税收的技术要求也并不复杂，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此类税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当前，已经有针对房产的税收，不同金融工具的市场价值也很容易确定，拥有者的身份也是已知的。当然，在政治上还存在一些障碍。如果单一的国家实行了这样的税收，即使是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会导致资本外逃。因此，国际协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那些从金融交易的不透明性中获利最多以及为富人提供逃税避难所的国家并不会支持这种国际协作。此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不愿意实行这种税收。然而，皮凯蒂认为，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或者在欧盟和美国之间达成协议是可行的。他指出，美国最近通过的《外国账户合规纳税法案》预示着在区域内向资本征税的开端。对于其他赞成或反对这一做法的意见，本文将不予讨论。对于财政专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显然，这涉及许多政治经济学问题。重点是要面对这一问题，而非置之不理。

      皮凯蒂用一篇探讨经济学应该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文章结束了这本卷帙浩繁的专著。他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社会科学，强调了它的社会性。皮凯蒂指出，经济学要想繁荣发展必须满足以下两点要求：一是必须关注重要的问题，而非纠缠于细枝末节；二是必须采用实证的、历史的方法，而不是毫无结果的模型建构。这些问题在之前已经被其他经济学家反复提及过无数次了，皮凯蒂并没有添加什么新内容，但重要的是皮凯蒂采用的方式：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示范了应该如何将上面提及的两点要求结合起来，创造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21世纪的资本》研究范围广泛，见解深刻。书中大胆采用了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运用是以无比丰富和优良的数据为基础的。该书写得非常好，广博却不艰深，语言清晰易懂，在长达950页的书中，我所遇到的无法理解或需要再次阅读的句子不超过10句。此书主要是写给经济学家看的，但也很适合受过教育的、不是“一看到数字就想逃走”的普通大众阅读。皮凯蒂善于运用反讽，特别是在脚注中，反讽的对象不乏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和著名的经济学家。

      皮凯蒂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异常丰富的框架体系，从而使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思考最近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再把它看作是孤立的现象，不再纠结于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的优缺点，而是把这一现象视为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性质的一部分。

      正如在本文开头一样，在文末我也谈一点个人感受。阅读皮凯蒂的这本书时，你会完全沉浸于其中，心无旁骛。对于一本近千页的经济学著作的作者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赞美。

      本文英文原文来源于慕尼黑个人经济学文献档案馆(http://mpra.ub.uni-muenchen.de/52384/)，发表于2014年6月出版的美刊《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①皮凯蒂所定义的资本更加类似于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财富。在文中，他经常互换使用这两个词。皮凯蒂拒绝将财富分为生产性财富和非生产性财富，他认为，任何能使拥有者获得收益的资产，包括带来隐性收益的房屋，都是资本。

      ②如果如皮凯蒂所认为的，g值将趋向于零，那么从长期看，β值将趋向于正无穷。因此，无论r值多么小，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α都会非常高。

      ③在K/Y比率增加的情况下，要使r值保持相对稳定，高的替代弹性是必须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一个全部产出都由机器人生产的社会，收入将全部归机器人的所有者，收入分配的比例是资本收入占100%，劳动收入为零。皮凯蒂在书中提到了这种可能性。

      ④皮凯蒂在书中清楚地叙述了这一点，他认为，降低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会引发高薪资人群的扩张，从而使得从低税率中获利最多的人群可以通过资助政党、压力集团、智库等方式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⑤部分原因是由于家庭调查数据总是采取抽样调查的形式，而富人的数量非常少，但如果针对所有人口进行调查，将富人包括在内，则会对不平等方面的统计产生不小的影响。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与普通人相比，富人更倾向于拒绝参加此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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