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日关系
——兼论池田大作和平思想
陈晓春，何嘉瑜
（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 要： 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百年来，中日关系历经零和博弈向非零和博弈的转变。池田大作是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和平使者，其提出的和平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基于政治、经济、社会三重维度分析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可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池田大作“和平思想”之精华具有契合性，因此，通过增强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合作和拉近民心距离的方式推动中日关系朝着新时代的友好互鉴方向发展可期。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日关系；池田大作；和平思想
2018年10月25日，时隔七年，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自2012年的钓鱼岛事件后的冷淡期转变为回暖期。这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以及世界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同处一个地球村，彼此间共生共存，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实现世界长期稳定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杰出的世界和平友好使者，池田大作先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和谐相处，其倡导“共生理念”,并提出以人为本的和平思想观,这些观念对于发展新时代中日关系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一、中日关系的内涵
中日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十分特殊的双边关系［1］。双边关系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种模式，特指国际关系中两个国家之间在政治外交、领土安全、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互动联系［2］。中日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近性，早在几千年前就有着密切的双边往来联系。中日两国最早的交流始于日本受到当时中国强盛的经济文化影响而得以展开。随着两国交流的深入，日本逐渐发展成“儒学文化圈”的重要一环［3］。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日本步入文明治国时期。从古代占主流地位的中日友好交往学习互鉴关系到近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进行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与中方展开零和博弈的对抗关系再到二战后中日两国友好建交与冷战交织，进行非零和博弈的合作竞争关系，中日关系总体历经一个由零和博弈向非零和博弈转变的曲折过程。
现代学徒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必须有企业的参与，不论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等，都是建立在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的基础上的。目前校企合作的方式主要有校办企业、引企入校和建立合作企业等多种方式。
时代是根据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发展情况而划分的不同时期。根据我国十九大报告中的内容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在我国总体实力日益崛起的背景下，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战略目标，我国必须从现实出发，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开展和平友好的对外双边、多边关系。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是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非零和博弈双边关系。“非零和博弈”与“零和博弈”的概念相对，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其注重双方通过化解矛盾而实现彼此的互惠合作，达到“共生”“共赢”效应［4］。从 2012 年钓鱼岛事件后中日之间的政治对抗与经济贸易摩擦再到2018年日本首相访华与中国顺利签订52个合作备忘录，开启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进程，两国关系总体呈现出动荡起伏与斗而不破互相交织的特点。在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人类面临的资源短缺与生态恶化等威胁加剧，中日两国意识到了双方命运与共的现实性以及合作共建的必要性。双方还需依据国际发展形势，转变以往的“零和思维”倾向，携手致力于发展新型的双边关系。
二、中日关系的现状与问题
（一）政治维度:关系回暖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本文以每一帧的25个角度特征作为空间中一组向量,计算了站立与坐、蹲、躺三者余弦相似度,结果如表2所示。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通过控制相似度阈值可以对动态行为关键序列进行有效的提取。
池田大作是一位著名的世界和平使者，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和平思想”包含了三个层次内涵：其一，在个人层面上，强调“共生”理念，营造一种人际关系和谐，世界各国利益共存的国际环境氛围；其二，在国家层面上，推行以民为本的友好交流观，重视对话的力量，提倡通过构建各国的对话协商机制来促进世界和平；其三在世界层面上，注重培养世界公民，倡导全球正义与生态保护，主张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内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内涵以及追求的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二）经济维度：深化合作与贸易摩擦并存
在人才交流，民间旅游交往深入开展的同时，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毒瘤”［11］。20世纪的中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痛的灾难，无限拉远了两国的民心距离，成为横亘在两国关系友好发展中的一道难以跨越的历史鸿沟。根据2018年言论非营利组织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对于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比率达到86.3%，而中国人对日本的“正面印象”比率也未达半数［12］。
从政治维度出发，中日关系随着去年日本首相成功访华后总体上由冷淡期步入回暖期。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开启了中日七年政治冷淡关系的破冰之旅。同年10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携500名日本企业代表人士访华，并出席参加了一带一路论坛，最终实现了中日两国最高首脑的正式会晤。在此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处理中日关系的三点意见，并与我国达成了基本的政治共识，双方签署的52项合作备忘录为未来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翠姨的妹妹有一张，翠姨有一张，我的所有的同学，几乎每人有一张。就连素不考究的外祖母的肩上也披着一张，只不过披的是蓝色的，没有敢用那最流行的枣红色的就是了。因为她总算年纪大了一点，对年轻人让了一步。
（三）社会维度：友好交往与历史遗留问题并存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一直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两国存在多领域内容的共同利益，在维护我国主权，领土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对外发展友好睦邻关系，加强中日两国交流，秉承泱泱大国的气度和包容的胸怀对日本主动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持欢迎态度。而日本在国际形势反转与贸易战冲击的情况下进行理性反省，意识到世界进入了“不战时代”，积极推进海空联络机制等海上危机管理机制，谋求实现从“冷和平”—冲突化解—“积极和平”的进程［14］，为重塑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持续做出努力。因此，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笔者认为在化解两国结构性矛盾的前提下，结合池田大作先生的和平思想探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路径，具体可从以下三点推进中日关系步入新时代的友好发展。
从经济维度的视角出发，目前中日双边关系是一种地缘经济的竞合关系。中国与日本同属于亚洲的两大经济体，地缘位置的相近促使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呈现出竞争与合作交织的现状。近几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经济贸易由垂直分工的纵向合作模式向水平分工的横向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模式转变。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越日本，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从此步入了转型时期。在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经贸良好合作之初，日本鉴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后对其所带来的威胁，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观望甚至是抵制的态度。但是近几年来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的互相补充性和互相依赖性不断加强。日本不得不从现实出发，转变之前的经贸战略，积极主动地加入一带一路的合作建设中。2017年，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先后表态希望两国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双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合作互补，实现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共发展、共繁荣。去年，李克强总理出访日本时签署了多项关于中日经贸合作的协议，尤其是关于双方在第三方市场投资方面达成的共识，预示着中日经贸关系将步入一个合作提升期。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与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契合性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共同体”概念而提出的一种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实现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其超越了不同政治文明与意识形态，注重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共生，更多地强调人类的共同目标和利益［13］。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共赢、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终极追求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世界各国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通过构建双边对话协商机制发挥建设性作用，求同存异，共谋未来发展。
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成功会晤，虽然助推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升温回暖，但目前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的中日双边关系依然暗存多方面的政治结构性矛盾，稍有不慎又会重新进入寒冬期。首先，国家间的领土和资源权益的界定与争夺一直是激发中日矛盾的敏感问题。中国与日本虽曾签署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性文件，理应形成了稳定一致的法律基础，但在谈及有关钓鱼岛领土归属等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问题时，双方坚持的法律文件并不一致，中国坚持的法律文件是《波茨坦公告》，而日本欲参照中国还未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时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来处理中日关系［5］。其次是日本推行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政界中不少人认为中国想借“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开展地缘经济，增强势力和对此地区的控制权，这无疑严重地挑战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加入了“印太战略”同盟，制衡中国的发展［6］。日本从2017年底主导11国签订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其策略重点为确保日本海域安全，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中国与俄罗斯等亚洲国家的发展［7］。最后是日本的强化日美同盟基轴的平衡外交策略。美国从二战后，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因素。2017年，特朗普成为新任美国总统。其上台后担忧中国日益崛起，威胁其在现有国际格局的绝对优势地位，通过开展中美贸易战等方式极力打压中国发展。而日本从20世纪开始一直作为美国的坚定同盟，势必要继续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以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日本于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解禁了日本自卫队的用兵限制，让这支军队在某种意义上由防御，抵抗外敌的性质演变为具备攻击性质的武装力量［8］。此项举措的实质是为了更好地配合美国战略。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重大因素。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日关系的展望
目前中日两国在教育交流、智库发展、人才培养与国民旅游交往等方面总体呈现出友好发展的状态。首先在教育交流与人才培养方面，两国保持稳固深入推进合作的趋势。中日两国在近几年达成的基本政治共识的基础上，也恢复和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2017年中日两国的双向来往人员达1 000多万人次［10］；两国留学生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截止至2018年，中国在日留学生人数多达11万余人，成为在日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年中日两国也纷纷出台了各自对留学人才的诸如放宽居留限制等新政策，有利于深入推进两国人才的联合培养。此外，官方或民间智库也在促进开展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其特有的影响力。由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共同发起的“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两国地方政府共同举办的中日文化旅游交流大会以及由多方机构共办的池田大作思想学术研讨会的定期召开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两国文明理念共识性，推动中日两国关系走向友好的新时代。其次在国民旅游交往方面，2018年，中国访日游客首次突破800万，创历史新高。赴日游客数量的激增助推手机支付方式在日推广，促进日本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
在中日深入开展经贸合作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给中日两国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带来极大的威胁。2018年初，中美贸易战以美国开始向中国出口至美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为标志，中国为了保护本国的权益，同样采取了加征对方国出口商品的关税的措施来反抗美国的打压策略。直至今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仍旧在持续且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战的日益升级将会对全球经济产业链产生影响，让国际分工合作龟裂，降低企业的利润值，使全球市场动荡不安［9］。日本作为中美两国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中美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必将随时触发中日经贸的矛盾，一些在中国投资设厂并将产品出口至美国的日企将受到间接伤害，这给中日经贸合作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
（一）构建对话协商机制增进政治互信
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是国家间关系恶化的根本性因素，欲发展国家友好关系必先突破这一大障碍性因素［15］。当前中日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政治层面上是缺乏互信。而信任是双边关系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国与日本由于长期的领土权属与海域安全纠纷，信任度至2012年钓鱼岛事件后一度降至冰点，直到2018年中日高层领导人会晤后才有所好转。在这缺乏基本政治互信的七年时间里，中日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发展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因此在如今中日关系回暖之际，亟须推动构建两国在多领域的对话协商机制，达成政治共识，增进两国的政治互信。中日双方要在坚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基本政治文件的基础上，以史为鉴，秉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同时需全面恢复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中日执政党之间的对话机制以及高层级别政府间对话机制等各领域对话合作机制，保持政治暖春期，从而建立起一个从上至下、全面多层次的双边信任关系。
（二）搭建贸易交流平台促进经济合作
积极搭建一带一路贸易交流平台，可为中日两国经贸发展增添合作动力；增强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使经贸合作成为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压舱石。“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内容，是中国为了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互补、多方技术资金支持，从而在第三方国家开展多领域的项目合作，是国家间合作的一种新方式［16］。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彼此都是对方的重要经济贸易合作伙伴和外资来源地［17］。根据我国海关统计：2018年中日两国双边贸易进出口额高达3 175.3亿美元。中美贸易战中，中国与日本都是这场斗争中的利益受损者。日本在战略上虽是美国的同盟者，但日本在实际发展中却受到了美国多方面的限制。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又要求同盟国日本增加分摊驻日美军的军事费用，同时还对日本钢铝产品征收附加关税。这些举措给日本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相比之下，中国依然坚持对日本开放汽车与金融市场，欢迎日本加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此外，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产业结构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互补性：中国的优势集中体现在生产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而日本则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18］。中日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贸易交流平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交流互鉴，共同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金融贸易等领域并逐步完善发展，最终将可实现1+1+1＞3的多赢局面。
（三）传承文明交往理念拉近民心距离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19］。中日民心距离的靠近是促使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中国自古以来讲究“和文化”，弘扬“以和为贵”的优秀儒家传统文化思想。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思想上也受到儒学的影响。早在唐朝时期，日本就曾派大量使者前来学习，引进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借鉴吸收中国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从而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但好景不长，后期的侵华战争破坏了中日两国之前长期建立起的友好关系。历史战争的遗留问题与现实的双重因素以及“中国威胁论”成为两国人民发展友好和睦关系之路的绊脚石。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好感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大多数民众对日本的负面看法是一种“贴标签”式的定向思维，大多数人都沉浸在过往历史战争的回忆中，不愿意以新视角看待日本［20］。传统媒体一直在日本占据着重要的舆论地位，对于部分并未与中国有着直接接触的日本人来说，传统媒体是他们了解中国和中日关系的主要渠道［21］。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国内传统政治媒体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等负面报道的影响，居高不下。因此中日双方应该努力消除疑虑，增加信任，积极营造互信的社会舆论环境，降低彼此的负信任度水平［22］。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地进行文化价值传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促使民心相通，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之一［23］。中日双方可借助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社会力量，扩大双边交流的主体，传承文明交往理念，形成两国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建友谊之桥的良好局面。
2019年是中日关系稳定提升的一年，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发展是否可继续迎来第二个春天，还将受到中美关系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谨慎处理。基于当代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中国与日本两国还需积极寻求最大公约数，减少两国利益摩擦，逐步化解结构性矛盾，促进中日关系真正步入新时代的友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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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Japa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On the Daisaku Ikeda’s Peace Thought
CHEN Xiao-chun,HE Jia-y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 As neighbors separated only by a strip of water,China and Japan have a common cultural origin.Over the past 100 years,China-Japan relations have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a zero-sum game to a non-zero-sum game.Daisaku Ikeda is a peaceful messenger who promotes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His proposed peace thought has a high degree of conformity with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tics,economy and socie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China-Japan relations,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drawing on the absorption of the essence of Daisaku Ikeda’s Peace thought,and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direction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recognition in the new era by enhanc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strengthen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bringing people closer to the people.
Key words: human destiny community；China-Japan relations；Daisaku Ikeda；peace thought
中图分类号： D822.33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8X（2019）04-0061-05
收稿日期： 2018-05-28
作者简介：
陈晓春（1959-），男，湖南祁东人，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非营利组织、低碳经济、社会治理研究。
(3)选定周边已开发的示范性矿区作为参照标准，将各项指标与参照煤炭矿区进行逐项比较，从中找出与先进煤炭矿区的差距。
何嘉瑜（1994-），女，江西上饶人，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治理研究。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信息的交流不再受时间或空间的局限，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数据信息的交流与整合，真正将空间数据与非空间数据进行有效的融合。同时，在局部数据更新技术的支持下，完成对数据信息的及时修改，保证系统运行的有效性。此外，GPS房产测绘信息系统运行过程中，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并在网络上进行远程监控，防止有人恶意篡改数据产生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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