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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半路出家的读书人。 我的父亲母亲是农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农民，往上追溯，大概祖宗十三代都是农民。农民的活计是种田，填饱肚子扯大娃，从来没想家里要出个读书人。 小学，家里只有几本破烂的连环画。初三，上乡中，有了长进，知道《每周广播电视报》。师范里，教《文选与写作》的张老师，大学刚毕业，晚自习找我们去聊天。轮到我，张老师问我看什么课外书。我说，我不看课外书。张老师不信：不看课外书，哪能考上师范。我不好跟老师讲，我不是凭语文考上的，是凭数理化考上的。 毕业那年，大病。一年后，病蔫蔫上班。校长说，小管，你教二年级数学和四年级数学。我没教过书，一下压两个年级，头皮发麻，心头发怵，只怕吃不消，厚着脸皮和校长还价：您看我的身体，能不能教一个年级？ 校长挺为难，村小一个萝卜一个坑，教数学都得两个年级，你教一个年级，谁教三个年级？我真急了：“你真要我教两个年级，我只能上一个星期，再请假一个星期……” 校长和我一个村，我的身体他多少有数。他最后答应了，行，教一个年级，不过，改教语文，五年级语文兼班主任。教一个年级总比两个年级轻松，这么着，我便成了语文老师。上班，我的心思不在教书，在养病。身体养得差不多了，父亲跟人合伙做生意，亏了，一身债务的父亲，整天愁眉苦脸。我对父亲说，我帮你干。干了三年，债务基本还清了。 那已是1998年。1998年的春天，我写了篇300多字的乡村散文，寄给了《吴江日报》。三月的某一天，王老师拿了张报纸给我看：“小管，有一件怪事，《吴江日报》上有个人跟你同名同姓。”我一看，《三月》，管建刚，我呀！王老师满脸狐疑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报纸。回家路上，我发誓再发一篇给王老师看。题目都想好了，就叫《四月》。四月五日，没戏。四月十日，没戏。四月二十了，还没戏。死的心都有了。四月二十六日，终于，王老师拿着《吴江日报》过来了：“小管，上面的《四月》，作者管建刚，还是你吧？” 村小，都是民办老师。民办老师跟公办老师的收入、福利、劳保，差距很大。我有什么能耐呢？没有。民办老师怎么教，我也怎么教；民办老师怎么布置作业，我也怎么布置；民办老师怎么应对考试，我也怎么应对。他们对我这个师范生，心里多少有过问号。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发表后，民办老师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嘿，这小子，有两下子。《七月》、《八月》发表了，1998年的8月30日，我照例去中心校开全体教师会。走廊里遇到了校长。一向对我不苟言笑的校长，朝我微微一笑，我心惊肉跳地叫了声“校长”。回味起来，那滋味就是传说中的“受宠若惊”吧。 小学里，男老师少；我这个小学语文男老师，村小里混了一年又一年。我的同学到中心校了，我的老婆也到中心校了，我还在村小。《九月》、《十月》发表了，《冬之歌》、《冬之约》、《冬之舞》也发表了，某天，老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比以往多了许多柔情蜜意。第二天，早上洗漱，看镜子里的我，发现自己的眼神亮多了。 一年十二个月，写着写着，肚里的货不够用了，我便找书、找杂志，读散文、读小说，读得昏天黑地。读老舍，先生居然能将文字拿捏得随心所欲，捏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读柏杨，他让我明白，写作这玩意，不用那么正襟危坐，完全可以闲散、老不正经。 现在想来，写作，最能焕发一个人的读书热情，写作能让人的阅读具有一种“专业感”，以至于我有这样一个观点：爱读书吗？写作去。 那会儿，校长大会小会说“末位淘汰制”。所谓“末位淘汰制”，一年下来，各项指标综合考评最后一名，待岗，去市里进修接受“再教育”，合格了再回来。我胆小，又好面子，糗事落咱身上，要么跳槽，要么跳楼。 怎么办？你不朝前走，待岗的说不定真是你。正琢磨着呢，一抬头，见建筑工地的围墙上刷着一条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初夏里的我，浑身激灵了一下。再不好好干，你下岗了，让老婆养着你？身边那么多女老师，一个男人没志没气地混在里面，多不自在。 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一个村小教师，要活出样子来，路呢？想来想去，好像只有写作，《三月》、《四月》、《五月》，《吴江日报》能发。可学校里，语文老师写点小散文，不算出息，只有教育方面的才算。好吧，硬着头皮写教育。 1998年是毕业后的第八个年头，我第一次捧起了教育杂志，不怕你笑话，那些论文，我读不懂。一期期啃下去，渐渐能懂了。这年10月，我狠下心，买了电脑。我对老婆说，我会把电脑“写”出来的。那时候，一篇不足千字的教育随笔，我要敲打一周。每天晚上7点到9点，雷打不动地坐在电脑前。冬天，家里没空调，老婆可怜我，搬来一个纸箱，纸箱里铺了棉被，棉被裹住腿和脚。一星期，十几个小时，生产一篇千字文，平均一小时写了几十个字。 为了挣出电脑钱，我拒绝了电视。1998年到现在，15年里，我只看了三部电视剧。你要获得什么，就要拒绝什么。村小里所有的教育杂志，我看了个遍；看完了，去中心小学借。多年后，钮云华校长说起，学校的图书馆，常年没有人借书，借的，也都是小说、野史，只有管建刚到了那里，专拣“教育类”的。 不是我喜欢“教育类”，而是我要写“教育类”。 做老师，总要教出点东西来。想来想去，教作文，还有点儿信心。做了好几年，想写一本书。写书，没那么容易，不能光把做法罗列，还得把背后的东西讲出来。我讲不清楚，写不明白，只好去读。哎呀，这里有一句和我的做法相吻合的理论，那里也有一句和我的做法相吻合的理论，一边读，一边找，一边乐。 老一辈的《文话72讲》、《怎样写作》、《文章作法》、《谈文学》，大学教授的《文学创作论》、《语文：表现与存在》、《现AI写作作学引论》、《高等写作学引论》，小语名师的《“儿童作文”教学论》、《袁浩小学作文教学心理研究与实践》、《贾老师教作文》，台湾的《作文三书》，国外的《作文教学的100个绝招》、《成为作家》、《用写作来调心》、《西方写作理论、教学和实践》。写作这事儿，作家最知甘苦，老舍的《出口成章》、肖复兴的《我教儿子写作文》、叶永烈的《叶永烈教你写作文》，我也读了。 实践了再读，带着印证去读，一路做，一路读，一路思，一路写，于是有了“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写作，大大提高了我的阅读效率；阅读呢，大大丰富了我的写作、加快了我的写作。现在，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管建刚不是有水平了才写书的；而是写着、写着，有点水平了。写，然后知不足；有了“写”，你会清楚地明了自己的“不足”具体在哪里。不写，只感觉自己有“不足”，永远不知道“不足”的具体方位。 很多老师都说，不会写文章，我缺理论。没有理论，那去读一点吧。老师们说，枯燥、晦涩，读不下去啊。告诉你我的秘诀：你要“写”，“读”的背后，有个“写”的等待，再枯燥的书，也能读下去了。 这样的“读”，像“水滴到了海绵上”，而不像以前，“水滴到了油上”。 工作后的阅读，绝大多数有指向、有目的、有功利。套用“二八定律”，二分自由散读，八分功利性阅读。求学时代，可以漫无目的，可以遍地开花，工作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漫无目的、自由漫步的机会，时间，不允许我们胡添乱地瞎翻。 前两年，我开了一个“微课”，每天用5分钟，上“表扬课”。每天记录一个表扬小故事，两年积累了20来万字。表扬真是个好东西，能让你的心情一天天好起来，到班级，第一件事：表扬，眼睛都去看好的一面，心情当然好。表扬可不只是动动嘴皮子，有的表扬要及时，有的表扬要滞后；有的表扬要点名，有的表扬要匿名；有的表扬要当面，有的表扬要“曲线”，有的表扬指出优点，有的表扬则要“影射”缺点…… 出版社的朋友听了，鼓动我整理出来。原始资料有了，而要写成读者爱看，读后有所收获的书，并没那么简单。于是不忙去整理，先读书去。我找来了与“表扬”、“激励”、“鼓舞”相关的书，《正面管教》、《表扬的技巧》、《表扬批评都有道》、《夸出好孩子》、《左手表扬，右手批评》、《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最有效的激励艺术》等等，嘿，表扬的学问真不少： “大人们很容易习惯性地以负面方式对孩子的不良信息做出回应，而不是处理隐藏在不良行为背后的信息，以激励孩子做得更好。” “当大人使用相互尊重、解决问题、鼓励以及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孩子们就会得到归属感，并且发展出负责任的行为。” “一个孩子可能85%是优点，15%是缺点……当你用85%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关注15%的消极方面时，消极方面就会膨胀，而积极方面不久就会消失。” “表扬已经不是难于启口的要求了，也不是一年才吃那么一次的法国大餐，而是成为了每天都有必要吃的大米、白面和水。它已经成了激发人们干劲的不可或缺的能量之源”… 这么读着读着，想起了魏书生说的，写作不只是输出，也是一种输入，一个要经常从写作中输出的人，一定是个不断在阅读中输入的人。一个想写作的人，一个想以文字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人，必然是一个阅读的人。几乎可以说，没有表达的阅读，是没有坚实根基的阅读，随时可能“断”掉的阅读。 “写”然后“读”，很容易“读”以致“用”。有了“写”的“读”，你会琢磨别人的“写”，为什么到了作者笔下，编辑就青睐，读者就喜欢？这叫“专业的读”。我们去看摄影展，看出照片上的意思、意境，不错了。摄影师去看，还要琢磨人家怎么把这种意思、意境用“光”和“影”表现出来。摄影师为什么能“专业的读”，因为他一直在“摄影”，有了“摄影”的实践，再“读”人家的作品，他的“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部好电影，第一遍，你关注电影起伏的情节，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纠纷以及故事结局。第二遍，你会关注整体构架，前后呼应，还有第一遍没关注的东西。第三遍，你或许会领悟到导演别出心裁、匠心独运的地方。读文章也是。第一遍，关注内容、情节；第二遍，关注细节、情感；第三遍，关注语言、关注表达。多次读，才能读出精华。 我们的教育实践，也要反复“读”。第一遍，我们处在教育事件之中，往往没法看清自己。“写”的时候，大脑的放映机慢慢“回放”，你或许就发现了自己的教育智慧，这些教育智慧经由笔的传递，在你的大脑皮层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深入你心。或许你发现了自己的教育缺陷，这些教育缺陷经由文字的剖析，在你的大脑皮层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缺陷由此转化为“刻骨铭心”的教育经验，你由此知道了教育的“沟”和“坎”。有时候，写着写着，前面写好的东西，删掉从头再来，那又要再“读”一遍自己的教育行为。反复“读”自己的教育行为，从而将自己教育行为里的纹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种阅读，除了自己，谁也无法替代。这个意义上的“读”，让教育写作充满了唯一性，谁经常出入于这个“唯一”，谁就能变得更敏锐。 十多年前，去南京夫子庙玩，摊铺上有售小册子，藏青的封面，竖写的书名，古色古香，价格也便宜，十块钱三本。我挑了《围炉夜话》、《小窗幽记》和《菜根谭》。说来也奇怪，看这几本书，我着了魔似的。三本书都很薄，一两百句，很快读完了。读完了，再读。放在包里，等车、开会之余，拿出来读；放枕边，睡前，起床后，拿起来读。 常有人说“顺其自然”，不要太执著了。《小窗幽记》说，“事但观其已然，便可知其未然；人必尽其当然，乃可听其自然”，扪心自问，我“尽其当然”吗？没有“尽其当然”，怎可“听其自然”？ 小语界，阅读教学轰轰烈烈，作文教学凄凄惨惨。我呢，一心一意地实践着被挤到边缘的作文教学。也曾苦闷，彷徨，想放弃随大流。但《围炉夜话》说，“矮板凳，且坐着。好光阴，莫错过”，于是我坐在电脑前的“矮板凳”上，每天晚上两小时，坐了十多年。 人活着，时有不顺心，烦心、苦心，《围炉夜话》说，“人心统耳目官骸，而于百体为君，必随处见神明之宰；人面合眉眼鼻口，以成一字曰苦，知终身无安逸之时”，多年后，读M.斯科特·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开篇即是：“人生苦难重重。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这句话，王永彬先生百年前就说过了，还说得那么中国。 这三本十块钱买来的小书，居然陪伴了我十年。前两年，重游夫子庙，买了一堆《围炉夜话》、《小窗幽记》和《菜根谭》，送予友人。我的经典未必是他们的经典，影响我的书未必影响他们。然而，或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有着某种隐秘的灵通。 阅读是一种寻找。对写作而言，那是一种表达的寻找；对心灵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寻找。年轻时，喜欢琼瑶、金庸、古龙、梁羽生，他们书里有我们精神的影子、心灵的渴求。现在的孩子喜欢郭敬明、笛安，他们的书里也有孩子们的精神影子。然而你不可能一辈子在琼瑶的书里卿卿我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在金庸的书里打打杀杀，你最终要成为你自己，必须寻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书。 写写读读，读读写写之间，那不是我下半辈子可以想见的生活，那是我下半辈子可以遇见的生活。 编辑手记：管建刚老师十年前提出的“先写后教”“以写定教”作文教学思想在一线教师中影响颇大；近年来他又针对阅读教学问题提出“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革命，引起了专家和教师们的热议。管老师能就阅读与写作这两个语文教学主体活动的痼疾开出治病良方，其专业素养从何而来？《我的写读史》真真切切向我们讲述了管老师的教学教研奋斗史，从中我们还可以读出：语文教师专业发展不论起点高低，只要你认准目标，为写而读，为读而写，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功到自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