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的理论魅力与学科建构——生活方式研究的过去与未来2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方式论文,学科论文,理论论文,魅力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生活方式研究的兴起差不多同社会学重建的历史一样长，粗略地说也已走过了20个年头。今天，当人类走进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面对现代化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奋斗目标的时候，我们深感我国学术界也需要把生活方式研究推向前进。应当说目前生活方式的理论尚不够成熟，学科地位也不够明晰，但是它自身所具备的独特理论品格与价值将使它魅力无穷，并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理论功能和价值导向功能。
为了在新的世纪把生活方式研究引向深入，我们需要在回首20年生活方式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回答以下问题：生活方式蕴含着怎样的独特理论品格和不可替代的学术资源？它在解决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难题中具有怎样的理论效用？它在社会学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中具有和应该具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搞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正确地提出生活方式的研究任务和理论建构的新方向。
一、生活方式的理论品格和建构功能
生活方式的理论魅力和功能来自它特有的理论品格。生活方式是一个主客体相结合和互动生成的概念。我们说生活方式具有客体性，是说它是一种社会的结构形式和事实性存在，它所包含的生活资源和生活活动条件构成要素具有满足生活活动主体需求的客观价值和规定性；我们说生活方式具有主体性，是说它是通过生活活动主体对生活资源进行评价、选择、配置而形成的社会行动和日常行为方式，在这种主客体互动中通过主体的活动满足着人自身的生存、享受、发展的需要。但是在这种主客体生成互动中，生活方式概念突显的是主体的价值评价与选择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方式是一个“意义系统”和价值范畴，它通过自己的选择性、反思性活动而超越现实生活，人类的趋善本性决定了这种超越不是媚俗而是高雅，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以及是“对美好生活的界定”。这种在主客体互动关系中体现出的对现实生活超越的特性以及生活世界的丰富性，构成了生活方式范畴不可替代的理论品格和独特内涵。在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社会中它体现为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评价标准和对生活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生态的等等）的基本“配置”方式；在人类的生存方式中它体现为通过选择活动使人们享受有理由珍视的“更有意义和更自由的生活”，并为此而“去扩大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注：［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正因为生活方式具有主体的能动选择性以及功能性活动和价值性活动相统一的特性，因而它在社会发展、人类生存中具有建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生活方式的不懈探索，其根本着眼点就是发掘生活方式的这一理论特性，使之在解决社会发展和人类的生存这一根本问题上发挥建构功能，生活方式概念的不竭活力和永恒价值也正在这里。但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快速多变的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生活方式研究的关注点和建构功能的发挥程度有所不同。
我国最早的一批生活方式研究文章发表于1981年末和1982年初（注：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生活方式研究论文有于光远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罗元铮的《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经济学周报》1982年1月4日）、杜任之的《谈谈生活方式》（《社会》1982年第1期）、王雅林的《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2年第1期）。）。几位学者差不多都不约而同地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挖掘出长期被忽略的生活方式论述加以阐发，强调生活方式等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时必须重视的一些问题”（注：于光远：《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生活方式的概念能较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以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注：王雅林：《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哈尔滨］《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2年第1期。）。生活方式问题的提出，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政治文献中得到肯定，在全会的《决定》中有了这样一段文字：“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这表明生活方式问题纳入了政府关注的视野，由此也对生活方式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综观生活方式问题被提出的初期，它被赋予三个指向：一是指涉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序上被赋予意识形态功能；二是指涉生活方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赋予一种工具性功能；三是批判极“左”路线，促进生活方式的社会转轨和转型，呼唤把生活的权利、个人生活的领地还给人自己，呼唤把“美好生活”的建构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生活方式研究具有理性启蒙的作用，80年代邓伟志教授出版的取名为《生活的觉醒》的一书就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在整个80年代，生活方式研究形成热潮，发表各种论文、研究报告等上千篇，出版专著十余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理性化的价值取向、务实的生活态度和选择性的扩大，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成为今天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主流。80年代初有的国营工厂的厂长在工人上班时间站在工厂门口，还可以拿把剪子和尺子，量工人的头发有多长、裤腿有多宽，不合标准的当场就剪掉，而如今私人生活空间已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对私人生活干预的领域，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老年教训青年怎样生活的话，那么在今天则是青年人引导着生活方式的新潮流和扮演着生活方式“反哺”的角色。因此在我国，虽然创立现代生活方式的任务远没完成，但已基本形成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态势。在这个过程中生活方式研究者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启蒙、转型、创立方面作了有益工作，它积极促进了生活方式建构功能的发挥。
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国人在生活方式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复杂化的变化，作为一种“时空压缩型”所实施的许多举措往往更多表现出悖论的性质。比如，就生活方式问题提出的一个重要指向是对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功能，在把经济增长放在压倒一切地位的条件下，人民的生活消费往往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不鼓励消费，经济增长率就上不去，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消费如果失去了生活方式的价值导向和建构功能，其结果又会使人的主体性迷失在物的追求之中，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如果说生活方式研究的初期是把人的主体性从僵化的体制下解放出来的话，那么消费主义的陷阱又会造成人的真实个性的丧失和扭曲。我国的其他生活领域也广泛存在类似的悖论现象。克服诸多“意义缺失”等消极社会现象的迫切性，恰恰说明了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的重要性。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但信息化的全球发展趋势又使他们面临共同的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试图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都日益重要。在这方面吉登斯阐述的一些观点是有启示意义的。他指出，在当今人类社会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的过程中，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发生了“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吉登斯所说的“解放政治”指的是摆脱压迫的自由、社会正义以及消除社会经济不平等，摆脱包括传统、专制、物质贫困、剥夺等各种不合理的事物。因此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是提供行为自主性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不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一种生活决定的政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是社会认同和选择的政治”，它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每个人的生活，也包括“集体人面临的挑战”。吉登斯特别强调，“随着生活政治的到来，解放政治的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削弱”，但信息化引起的整个社会结构、生活结构发生的“解传统化”变化的“新条件”，已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标准，对许多问题的考察不能再按“解放政治”的标准行事，而应以生活本身的价值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在我国，如果借用吉登斯的话语来加以表述，那么在我国“解放政治”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艰难的工作要做，但与此同时生活政治、生活方式决定的政治问题已闪亮登场，我们必须处理好“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双重关系，把个人和集体“如何生活”的问题、与生活价值有关的各种决策放在重要位置和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注：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17页。）。这些观点可以看作是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应当发挥生活方式建构功能的一种理论表述。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活方式理论效用
在生活方式研究走过了20年之后，它将进入21世纪头20年我国现代化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工程的发展时期。生活方式的研究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只有密切联系和服务于这一伟大实践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获得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深层的生活方式概念，或者需要做生活方式的解读。
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要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概括起来就是要实现“民富国强”、“生活幸福”两个目标。但“民富国强”和“生活幸福”是隶属于两个不同平面的概念，一个表述的是功能性目标，一个表述的是价值性目标。“民富国强”是“生活幸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因为富裕还不等于幸福，真正实现生活幸福自然还依赖于从人文价值上作终极的高层次的解读，同时又需要把社会的进步成果内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和家庭的感受和行动，从而把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社会的进步与“主体——个人”的“实质性自由”自由结合起来。如果社会发展的成果缺少终极意义关怀或不能内化为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具体生活幸福感受，这样的“小康”仍然是不全面和不健全的。因此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应是多维的、全方位的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方式是“全面小康社会”的深层结构，它从广阔的视角全面地、正向地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和根据，因此生活方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将充分显示出它的理论价值。
如果说生活方式研究过去的20年主要是围绕生活方式的现实发展作启蒙、转型、创立工作的话，那么在未来20年“全面小康”的建设阶段，生活方式研究将主要是释放生活方式的理论潜能，发挥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建构功能。
首先，生活方式在克服科学与市场功能的悖论中具有建构性功能。科学和市场是现代生产力的两大发动机，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现代生活方式形成的巨大促进力量。新的科学技术表现出的工具革命性质，将从本质上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使人类的生活方式上升到新的文明阶段。市场经济不仅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而且也是人的解放和现代生活方式转型的巨大杠杆。但是，无论是科学还是市场，其自身的体现的都是“工具合理性”，都会对生活世界形成一种操纵，对人性造成压制和扭曲，其结果会使一种解放人、变革人们生活方式的力量变成异己的力量，造成生活方式的片面化和人文生态危机。但是有一句名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生活方式就是这样一种“拯救的力量”。发挥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有助于把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肖除科学和市场的诸多“二律背反”的性质，实现人文生态的平衡，因为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无论是事实性规定还是价值性规定，无论是主体性还是客体性，都是生活方式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和必要条件。
其次，生活方式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建构性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两大问题。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时人均GNP可达到4000美元左右，同今天比已翻了两番，但同那时的许多发达国家比仍是较低水平的。我国的经济发展受着资源、环境的严重瓶颈制约，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可能建立在美国式的高消耗、高浪费的消费模式基础上。我们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寻求在相对较低的人均能源和资源消耗量，以及相对较低的消费水平的条件下，获得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的发展思路。在这方面，生活方式同样可以发挥建构作用，因为生活方式对“美好生活的界定”既同物质的消耗有关，同时又是“意义系统”的超越和对生活资源的合理配置。
再次，生活方式对生活安全及保障系统具有建构性功能，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解析一下“洪昭光现象”。洪昭光的“健康快车”开进千家万户，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与社会效益，其奥妙就在于它是以生活方式的反思和选择来建构生命质量。靠差不多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的经济能力就可以获得健康和生活安全，这种效果是靠投入多少医疗保险费用都难以达到的。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生活政治”、“生活方式决定的政治”以及“生活方式反思性”在我国现实发展中的具体体现。
为了发挥生活方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建构效用，生活方式就必须找准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我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构建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基本性质是“新型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呼唤生活的觉醒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是以创立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为号角的，但在全球的信息化、知识化、网络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现代性已暴露出内在的矛盾性。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用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同时我们又可以提出一个“新型现代化”的概念来表达我国现代化的特定内涵，即我国的现代化不同于“早发”国家的传统现代化，它要择优综合反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共时性的发展要求，不仅在经济上具有“新型工业化”的特点，而且在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结构上也具有全新的特征。系统决定子系统的性质，因此，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性质自然也应反映新型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新型现代化”深刻的本质就是这种新型生活方式的广泛扩散过程。
第二，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基本模式应是民族的、开放的、和谐的、公正的和学习化的。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构模式，这种表述无疑是正确的，并起到了很大的价值导向作用，但在今天我们又无疑需要充实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的内涵。我们说生活方式基本模式的内涵是“民族的”，是因为生活方式作为文化范畴的现象，它必须以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为根基，这样才能从容地面对各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我们说生活方式是“开放的”，不仅是指“打开窗户”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是指打开“门”，实现中外生活方式的互动和交流；我们说生活方式是“和谐的”，是指我们倡导的生活方式应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内在身心之间的平衡，和谐的生活方式才是有质量和美的；我们说生活方式应是“公正的”，是因为公正、民主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和行动指南；我们说生活方式应是“学习化”的，是因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以知识为核心动力资源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人生活的主要存在方式和生活得好不好的根本因素。
第三，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基本途径是生活方式的择优综合创新。生活方式的创新是社会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生活方式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在未来快速多变的社会发展中生活方式要发挥建构功能，它自身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生成改造。生活方式的创新应是能融“古今中外”、“东西南北”为一体的综合创新，解决好传统和发展、中国和外国、各民族和各地区生活方式的互融互补，及其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多样化问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尚没有哪一个国家解决好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解析这一世界级的难题的历史使命落到了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三、生活方式研究的学科化问题
生活方式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待于学科化建设，而学科化建设的中心问题是从现有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边缘、辅助性地位通过生成建构而上升到知识体系的核心地位。
如前所述，我国生活方式研究的初创阶段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同时受原苏联生活方式研究的影响。按照被重新解读的马克思的理论，生活方式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的总和，它自然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我国社会学的重建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学基础上形成的学术体系，两者的话语体系不同，既成的生活方式的概念体系尚无法完全融入以西方社会学为基础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之中。在西方社会学中对生活方式也有大量研究，比如在韦伯、凡勃伦等人的著作中生活方式就成为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从总体上看生活方式是作为社会分层、亚文化构成、城乡差别和民族性的描述性概念而出现的，“生活方式概念在这里是用于解释别的概念的，而不是一个被解释的概念”（注：高丙中：《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发展叙略》，［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因此，从总体上看生活方式在西方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处于从属的边缘地位。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全球化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呢？吉登斯作了一个很好的表述。他认为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注：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4页。）这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生活方式都将成为富有解释力的核心概念，因此它应该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地带，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占据应有的位置。社会学承认它在大家族中的正式成员地位，不是华贵家族接纳了一个丑小鸭，而是社会学理论体系自己革心洗面和创新发展的需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后时代的转型，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开始了从理论体系到思维方式的重构。比如哲学学科研究范式重构的标志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用人的生活说明人、解释世界；在思维方式上则对机械论的本质主义世界观进行了批判，提出了生成性思维和以实践为核心、包容主体性的建构论体系。经济学也超出了狭隘的经济发展观，关注发展的价值标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强调发展的核心内涵就是以人为中心，就是实质性自由和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可行能力的扩大（注：［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他的这些思想被称为“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和“经济学的良心”（注：［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那么社会学面临什么新挑战呢？
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架构，形成于传统的工业时代，在人类社会发生新的向“工业化后”转型的现时代，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显现出很大局限，这种“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了上个世纪物理学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是机械论式的，同时也是决定论式的。因为它是按照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研究对孤立的对象产生影响的规律和规则。……这样的审视从社会学的领域排除了一切设想事件参与者、主体、责任、自由的可能性”（注：［法］埃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阎素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莫兰以及当代许多社会学大师都揭示了现有的社会学分析范式的局限性，批判了本质主义、功能主义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各种重构理论体系的观点，总的趋势是强调社会研究、社会学研究应把个人与社会、价值与事实、主体与客体、行动和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主张回归生活世界，深入研究生命、生活活动等等，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框架。比如莫兰强调社会学的“复杂思维范式”，布迪厄提出生成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哈贝马斯揭示了社会研究中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倾向，提出了沟通合理性的核心概念和交往理论，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理论以及布鲁诺提出了“新实在论”等等。
一个社会越进步就越具有以人为本的性质，人们的生活空间、生活活动的涵盖程度也就日益扩大，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发展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因此未来社会学理论的创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将根植于对“生活世界”、对生活方式研究需要的基础上。比如，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可能将实在化为对生活结构的研究，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将实在化为对生活关系的研究，对社会规范的研究将实在化为对生活规范的研究，同时既要研究生产力也要研究“生活力”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社会学很可能成为“生活学”。从发展趋向上看，既然生活方式将成为社会的深层结构，因此，生活体系的理论、生活方式的理论自然应当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成为社会学创新的活力源泉。我在《走向学术前沿的生活方式研究》一文中曾提到，把生活方式纳入社会学知识的主流体系中来，有助于把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事实与价值、行动与结构统一起来的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是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期盼。
生活方式的学科化建设可循着两个方向：一是把生活方式理论纳入社会学的主流知识体系，或者构建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其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双向理论改造和创新，使生活方式的从学术边缘走向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地带。二是创建一门综合交叉的生活学学科。生活方式本来就是一门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我国20年来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也体现了多学科的特点。在这方面日本社会学者饭田哲也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设想，即建立一门“生活研究”的集成学科。综合性的“生活学”设想，反映了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取向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创新，在这方面我国的学者可以创新的勇气，多做一些探索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