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寻求互利共赢——“中国与世界：实力、角色及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点撷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界论文,论点论文,共赢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1-0110-03
2005年11月12-13日，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主办了“中国与世界——实力、角色及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和国内近40名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辞。研讨会分为两大主题。一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国际地位和周边环境；二是中国的国际战略：历史演变和现实问题。与会学者各抒己见，交流切磋，在讨论和学习中增进互信共识。现对会议研讨的主要论点作如下摘要。
中国的综合实力、周边环境与国际地位
中国处于“国家生命周期”的起飞和崛起阶段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国家生命周期”是指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用一个生命周期来描述、认识和理解。国家生命的周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经济发展的准备期、经济迅速发展期、经济强盛期、经济高峰期和国力衰落期。通过对中国的崛起模式与西方国家崛起模式的分析和比较，胡鞍钢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和迅速崛起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创新”是国家迅速发展、崛起进而强大的根本动因。因此，中国在发展自身实力时要特别注重“创新”。
“软实力”是大国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
国家发展中的软实力问题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庞中英认为，美国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表述和定义的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与国家直接掌握的强制性的军事力量等不同的另一种力量)是美国式的特殊性概念，中国应界定更符合自身国情的软实力概念。他认为，应当把“软实力”理解为结构性力量和非物质性力量。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尚有很多问题，如影响国际结构的力量不足、文化影响力欠缺等等。基于此，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应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教育发展、社会发展、旧有理念更新、外交文化等9个方面，来加强对中国软实力的开发。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郭树勇认为，大国的成长不仅有物质性成长，还应包含社会性成长即软实力的成长。随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交融，急剧增长的国际政治社会性对国家的社会化效应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对大国成长的制约和要求也愈益明显。他从合秩序性发展、合法性战争以及大国形象三个层面对中国软实力的成长做出有利和不利的辩证分析，并从国际政治社会学角度提出，中国应把“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为中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罗建波认为，国家实力除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存在外，还有赖于建立强大的文化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世界认同。“文化大国”有助于推动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中国的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体系应该包括：发展与世界大国相称的文化国力、实现国际文化安全环境的基本良性发展、适时拓展国家文化的战略疆域。
东亚一体化与中日关系
关于东亚一体化进程，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的里奇·萨拉(Regine Serra)女士认为，从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稳定和战略雄心角度来看，周边国家对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和角色认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东亚的邻国意识到，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东亚一体化中有着双重功效：其一，中国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工场和消费市场；其二，中国可以成为平衡美国在东亚地区影响的伙伴，同时对于日本的主导野心也将起到很好的制约、抗衡的作用。但中国将如何运用实力仍存有不确定性，对中国为地区发展作贡献的信心也持怀疑态度。故而，她提出中国应通过加强对话和经济交流两种手段，促进地区交流，增强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在促进地区发展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国外学者提出的中国应更好地融入世界、贡献世界的观点，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刘建飞认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在保持自己的发展和稳定基础之上去推动地区发展，中国是负责任的地区性大国，而非地区的霸主和领导。中国融入世界应当是保持中国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特色的融合，是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为前提，而非抹煞中国与西方国家根本制度区别的融化。如果融合等同于融化，则让中国与世界融合将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在中日关系上，中日学者都认为加强中日间的合作有利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而共同体对地区国家关系的改善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宫川真喜雄认为，在国家关系的发展问题上，地区共同体将起到平衡、稳定和使其活跃的作用，尤其有益于日中关系的发展。宫川指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希望仍然存在，如果成功，中日将在其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应当借鉴欧盟一体化的经验，通过国家间避免冲突、加强合作，来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五十川伦一认为，在中日关系上，希望通过促进两国间的民间往来和交流，增加互信，应当通过人民路线来缓和中日之间的摩擦和矛盾。
中国学者指出，在东亚共同体建设问题上，日中关系是影响其进程的关键因素，日本只有在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地前提下，才能在地区范围内获得起码的信任，进而促进区域范围内更多的双边、多边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能源威胁论”是偏见所致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邦妮·格拉泽(Bonnie Glaser)女士认为，由于中国的能源政策未能适当地融入一个更广泛的地缘战略中，这使得中国在世界舞台中的能源活动显得不合常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马小军针对邦妮所言中国能源购买的非市场性问题指出，世界能源市场主要由美国大公司把持和主导，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基于中国国家利益，有权利选择购买能源的方式，而美国基于对中国崛起神经质式的敏感，往往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在中美因能源而产生矛盾时，美国国内仍有不少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不公平地对待中国，正是基于此，美国外交常常表现出两张面孔，双重标准。中国的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基准的，不会以美国的标准行事。在能源问题上，中美之间应当通过合作而不是冲突的方式解决存在的能源争端，这样做才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科技部软科学组织处处长赵刚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能源问题上盯紧中国，主要在于能源的稀缺性和对能源分配的不平衡性。美国在能源问题上提出，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会威胁世界，只是反映出美国过时的、狭隘的利益观，“中国能源威胁”是偏见所致。
中国的国际战略：历史演变与理论问题
中国国际战略指导思想发生重要转变
随着时代观的变化，中国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宫力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在邓小平的战略指导下经历了最重要的转变：一是改变了过去中国曾一度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二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实行了真正的“不结盟”的政策，由此展开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成功调整，正是在客观历史条件具备并把握住历史机遇的情况下才实现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五十年代想对外开放，没有这个条件。后来，我们有了这个条件，但我们没有用好”。
“战略文化”概念是否适于制定中国国际战略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门洪华使用了“战略文化”概念来探讨中国大战略。他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国内情势下，如何在道德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构建成熟的合作性战略文化，是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前提。对于“战略文化”这个概念，与会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南开大学教授庞中英作了题为“谁的眼睛，谁的眼镜”的发言，认为“战略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用从美国引进的概念来阐述中国的战略，如何用中国学者自己的概念阐释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今后战略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军事威胁论”无根据
针对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军事科学院教授罗援，向各国学者认真解释了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他认为，中国的国防政策有六点特征：自卫性、自主性、协调性、人民性、正义性、时代性。中国的国防经费增加是建立在以上原则基础上的适当增加。因此，中国军事威胁论是毫无依据的。对于美方学者提出的中方应增加透明度问题，他认为，透明度问题实际上是中美之间信任度问题。在美方将中国列为潜在的敌人和核打击对象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中国军事透明化是不对的，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而且，各个国家的透明度都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能搞双重标准。各国应该用共存、合作、互补代替对抗、敌视和遏制。
中俄现有贸易合作方针的潜力是否消耗殆尽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就俄中经贸关系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国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在两国经贸总额呈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它在中国的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却在下降。这表明俄中两国现有的合作方式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两国政府应该推动双方在能源动力、机械设备、新型航空等生产领域的合作，以便带动两国贸易大幅度地增长。
大陆对台政策的理论研究应克服“理论沙化”
对于大陆对台湾问题的理论研究，台湾中国大陆研究会理事长杨开煌直言认为，尽管目前大陆的台湾问题研究学者在讨论“对台政策”时充满自信和满意，但在这种自信和满意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危机：一是，“理论沙化”，即大陆相关学者不愿、也无心从事相关理论的探索和建构，或者只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肤浅地解释政策行为，于是出现指导理论的空洞化现象，导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二是，缺乏指导实践的、规约性的法律。他强调，大陆学者应该有必要以中国文化为依靠，共同构建一个整合型的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并以之作为“对台政策”，制定系统性法律，确立相关的制度。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国民党籍立委苏起认为，当前影响两岸关系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四点：首先是美国因素，这是未来几年间可能影响两岸关系走向的最重要的因素；第二是两岸综合实力的变化；三是台湾内部政治的变化；四是感情因素。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两岸互动的增加，感情因素迅速成为两岸关系中的重要变数。感情因素是把双刃剑，既可以触动恶性循环，也可以启发良性互动。苏起强调，今后大陆对台政策应该着重从尊重人心方面来获取岛内民众支持，注意倾听岛内的不同声音，将台湾利益纳入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