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联性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71X(2009)04-0034-06
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人们对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入。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显著。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论证，就美国经济增长而言，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学校教育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乃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高等教育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原动力的观点已被多数国家经济发展实践所证实。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受到各个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
但是，政府的重视却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大幅度增加，许多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由单纯的政府财政拨款到政府、受教育者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多元化投入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1)各个国家政府财政性投入难以满足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需求，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入体制。(2)高等教育产品具有混合产品的性质，即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特性。高等教育混合产品的属性也决定高等教育资金来源结构可以多元化。(3)高等教育机构的产品是知识产品和教育服务[2]。不论是知识产品，还是教育服务和教育服务的产品人力资本所带来的私人收益显著小于社会收益，因此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收益正外部性。市场经济应遵循“受益者付费原则”[3]，即谁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谁就应支付教育经费，获得的好处和利益越多，支付的费用也应越多。据此，约翰士顿(Johnstone)[4]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原则，即从市场角度出发，在明确高等教育成本构成的基础上，明确各方的责任，高等教育成本应该由国家、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社会（雇主和纳税人）和高等院校来共同分担。因此，高等教育多元化投入体制既是一种现实选择，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从而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也逐步开始了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初步建立起政府、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等多元化投入体制结构框架，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资金渠道。然而在资金渠道拓宽的过程中，各种资金来源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府财政投入快速下降，受教育者个人负担迅速上升，而其他资金渠道发展缓慢。当前这种投入结构是否合理？更进一步，在当前高等教育需要继续扩张的情况下，哪种资金渠道还有发展的潜能？这是我国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所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受教育者学费和杂费投入以及社会团体等其他渠道经费投入等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不同投入主体对经济增长的相应贡献，提出改善和优化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的政策性建议。
二、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现状
从1997年实行统一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以后，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结构形成了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格局。
图1 1996-2006年我国高等学校教育投入来源构成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8。
从我国高等教育资金来源的构成看（见图1），政府财政拨款仍是我国高等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但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96年国家财政拨款占高校经费来源的78.56%，到2006年已经下降为42.6%，年均下降3.6%。受教育者个人学费和杂费成为继政府财政拨款之后的第二大投入来源，其所占比例快速上升。1998年学杂费占比为15.06%，其后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到2003年升至30%左右，5年内增长1倍。2003年后学费和杂费的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其他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较低，但也呈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1996年为4.92%，2006年提高到19.47%，成为政府拨款和学杂费之后的第三大资金来源。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相对较少，2006年两者之和也只有8.3%。2000年后随着民办高校的兴起，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不断增加，成为高校投入的重要来源，但其比例还不是很高。以上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结构多元化改革只是进行了从无到有的结构性突破[2]，多元化投入体制改革的框架还很不完善。
（二）存在的问题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是资金短缺的重要根源。从我国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占GDP的比重看（见表1），政府主渠道力量很薄弱。我国政府近十年对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不到0.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变动趋势看，2002年前逐年增长，在2002年达到最高点的0.65%后开始下降，到2006年下降到0.61%。造成这种情况的最直接原因，一是我国处在经济转型时期，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太多，无法对教育大规模投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远远无法达到其应有的水平；二是义务教育投入的挤出效应，政府投入到教育领域的资金必须首先满足义务教育的需要，在总量增长潜力有限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经费自然会受到冲击。从表2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
学杂费的提高受到了收入瓶颈约束。由于政府投入的不足，受教育者个人负担的学杂费成为弥补高等教育经费缺口的一个重要来源。自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以来，学杂费成本快速上升，其增长率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到2000年学杂费占高校经常性成本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7.7%[5]。按现行平均学费标准，2006年我国高校学生年均学费分别约占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6%和146.3%，占家庭平均收入的15.1%和36.1%（见表3）。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学费标准已远远超出了国际通行标准，也超出了人们的实际承担能力，高校学杂费已成为学生家庭的沉重负担。
三、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及其平稳性分析
本文选取了几个经济变量指标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投入结构之间统计关系：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CZ)、学费和杂费(XZF)、其他教育费（QT，包括：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和其他教育经费）。我国1996年开始统计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数据，数据期比较短，为了尽可能保证分析的准确性，所有数据都通过价格平减指数对其中的价格变动因素加以剔除。为了消除异方差，所有数据均取对数。尽管如此，由于数据的限制，分析的精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分析的结果只能为这些指标间的关系标示大致方向，更进一步的精确分析应该审慎。数据来源于199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6》。
计量分析中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变量非平稳而产生虚假回归问题，我们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方法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它们的平稳性。
由表4中ADF值可以看出，除
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原假设外，其余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ADF检验中都存在单位根。
的一阶差分分别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原假设，从而这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基于上述检验，我们首先考虑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学费和杂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然后分析其他费用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二）经济增长与政府投入、学杂费的关联性分析
1.协整分析
我们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先分析除其他教育费外的三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Johansen检验是基于VAR模型进行的，构建VAR模型需明确模型中变量的滞后期数。根据最小化AIC和SC信息标准，同时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6]，模型选取滞后2期。结果显示模型拟合优度达0.99以上。协整检验结果见表5。
表5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r≤1的假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二个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间一个标准化后的协整关系表达式为：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在长期关系中，经济增长与其他两个变量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即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和学杂费通过人力资本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每增长1%会促进经济增长1.87%，这从数量上证明了在样本区间内，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增长提高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且因系数大于1，说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而学杂费每增长1%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0.85%，这说明在高校学杂费收取已经处于高位的情况下，再通过提高学杂费来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已经十分明显。
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协整分析仅提供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信息，并没有为变量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特征提供更多的信息。为了刻画经济增长、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和学杂费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以VAR模型为基础，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建立经济增长对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和学杂费的冲击反应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单位标准差大小的新信息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图2、图3是基于VAR模型采用正交化方法和Cholesky分解技术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图2 GDP对CZ—单位标准差冲击响应路径
图3 GDP对XZF—单位标准差冲击响应路径
3.结论及原因分析
图2显示，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一开始是负向效应，在第二期时转为正向效应，其后开始逐渐提高，并在第六期时达到最大，然后趋于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极为缓慢。这与经济理论是相吻合的。高等教育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两种：一种是人力资本推动机制，一种是物质消费拉动机制。高等教育形成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投资则通过两种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7]：一种方式是人力资本通过对新知识的创造而推动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式经济增长；一种方式是人力资本通过技术扩散和转移影响经济增长，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机制对经济的影响是一种长效机制，并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短期中教育投入应有消费拉动效应，但会挤占其在其他领域投入，因此冲击一开始是负向效应。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形成人力资本作用的显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强，表现为上图中正向效应不断提高。政府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明：为了经济长期的增长，政府应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
图3显示，学杂费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开始是正向效应，到第二期时达到最大，此后开始下降，在第四期转为负向效应。学杂费开始体现的是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中国1997年进行了以受教育者个人成本分担为核心的多元化投入体制改革，其初衷正是想利用教育消费来拉动内需，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疲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种政策也确实在经济疲软时被某些国家利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储蓄、低消费且注重后代教育的民族，从理论上来说，家庭学杂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但这种教育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短期的，并且学杂费的增长提高了人们对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提高了人们的储蓄倾向，降低了当前的消费意愿，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过高的学杂费支出已经超出了广大农村以及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这将减少低收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妨碍了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因此，学杂费短期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由于消费拉动效应开始表现为正向效应，然后由于预期效应和人力资本欠开发效应而转为负向效应。因此，可以认为：为了长期的经济增长，通过学杂费的提高来弥补不断增大的高等教育经费缺口不是一种可取的方式。
（三）经济增长与其他教育经费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1.回归分析
受数据长度的限制，前文在进行计量分析过程中对其他教育经费没加以考虑，现在我们单独分析△
（近似为GDP的增长率）与之间的关系。因为△与为平稳变量，我们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回归表达式为：
△=-0.09+0.02
(4.7)
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值为-2.88，小于1%显著水平下-2.85临界值，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平稳。由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增加1单位，将会引起△提高0.02单位。因此其他教育经费增长通过影响高等教育普及率及质量间接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建立经济增长率对其他教育经费的冲击反应模型，见图4。
图4 GDP增长率对QT—单位标准差冲击响应路径
3.结论及原因分析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初期其他教育经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冲击效应呈递增趋势，在第二期时达到最大，随后有所下降，但在第三期后下降趋势变得非常平缓。在国家财政投入能力有限和学杂费无法再提高的情况下，其他教育经费作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的重要来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与此同时，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集资办学作为对国有高等教育办学的一种有益补充，长期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在其他教育经费中，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的比例较低，表明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还处于要大力开发的状态，投入高等教育的增长空间巨大。
四、政策建议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比较强的推动效应，而学杂费的提高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增长，其他教育经费对经济增长率的带动效应虽然有限，但其效应表现为正向性和持续性。因此，在高等教育不断扩张，各种投入渠道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应设法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并适当降低个人学杂费支出，大力发展其他教育经费投入，重塑各个投入主体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所扮角色，提高高等教育投入的效率，建立起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为此，我们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稳定提高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目前，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仍为正向效应，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与其他两种投入比较，应该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这为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投入以维持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教育投入主体的责任，加大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使财政性拨款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提高到合理的水平。要完善高等教育投入立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安排教育预算经费的拨付和使用；借鉴国外经验，改善高等教育的政府拨款机制，在财政投入总量增加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确定合理的个人分担份额
高等教育经费总额中个人分担部分即学杂费经过几年的快速增长后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当前学杂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为负，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与其他两种投入比较，应该降低高等教育投入中个人分摊的比例。从现实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虽然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但由于收入分配政策中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极其缓慢，农村家庭虽然也认识到教育是一种投资，可以改变受教育者本人和受教育者家庭的命运，但有的家庭由于支付能力的限制，不得不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城市的低收入家庭也面临同样的情况，这极大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和由教育带来的效率。所以应根据客观实际十分慎重地确定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将其合理地控制在居民个人能承受的范围内。与此同时，加大对学生的资助力度，扩大资助范围，完善金融支持体系，提高居民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支付能力。
（三）吸引私人部门资本投入高等教育
实证结果表明，私人部门的投入对经济增长带来正向效应，因此应鼓励私人部门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我国经过3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部门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为私人部门投资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私人部门的介入不仅可以解决高等教育资金短缺问题，优化高等教育投入结构体系，还可将私人部门的生存竞争理念、灵活经营机制、科学管理方法带入高等教育体制中，解决原有体制的低效问题。引导和加大私人部门资金投入高等教育的比例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改革的现实选择。
（四）拓宽其他教育经费来源
其他教育经费来源如校办企业、社会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形式吸引了社会资金，同时把理论知识变成了现实生产力，这直接提高了高等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效率，这种效率就是诺斯(North)所强调的适应性效率[8]。从以前高校的遮遮掩掩到现在政府的极力倡导，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这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模式，是一种理论知识服务于现实生产力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发挥高校自身筹措经费的功能，调动了相应人力资本的积极性，而且使高等教育的产品——知识产品和人力资本更适合经济和社会的需求，解决高校科研成果“束之高阁”、高校毕业生“学非所用”等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这些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肯定是正向效应。这与实证分析结果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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