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逻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07-0004-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内涵十分丰富。其中，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背景和基本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而要深刻理解和掌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及其基本精神，就必须认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背景和条件。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理论体系与崇高价值体系的统一。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揭示了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科学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作为一个价值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反映了无产阶级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时代要求，用新的观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根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以后，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虽然在后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使得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从探索应该允许失败的角度来说，失误也是财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 第三，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都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这是最大的拨乱反正。同时，党和国家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党和国家彻底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消极影响，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呼唤着新的理论，亿万人民伟大的、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成果。 第四，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虽仍然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重大科技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也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4]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同样面临着和平与发展问题。“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认识和正确应对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当今时代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总之，正是这样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总结历史而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才有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在邓小平理论中，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重视实践、重视生产力、重视群众创造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统一，解放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关心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基本观点，不仅组成了邓小平观察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思路，而且体现了其理论的方法论的鲜明特色。 第一，尊重实践的权威性，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认真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贯穿这一理论内容的精髓，也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基本思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一个能否把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得好的问题，强调必须面对国家的现实，研究本国特点，反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6]的教条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刚刚出现的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7]的观点。70年代中期，他又尖锐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认真解决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一再指出，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要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审视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破除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从中国实际出发去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应该说，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邓小平的一个基本思想。强调要尊重实践，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把实事求是看作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把解放思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把二者看作思想路线的两个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基本观点，这就为我们把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重视生产力，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强调要通过改革开放去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既是邓小平建构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基础，也是他独具特色的重要思想。党的八大后不久，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8]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困难很多，面临的问题也比过去更复杂，要学会改造自然方面的科学知识，要学习和借鉴苏联的东西，也要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他又明确提出应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来确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观点，即所谓“猫论”。70年代中期，他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其实质在于推行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的整顿。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逐步制定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要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总之，邓小平正是凭借重视生产力，坚持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相统一的基本观点，才澄清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种种不科学的乃至错误的认识，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为新的社会主义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尊重群众，把解放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强调必须结合“党成了执政的党”[9]的实际，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面对群众的需要”[10]考虑和解决问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全部任务，到新时期反复强调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要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即人民利益标准)，贯穿其中的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可以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把人民利益标准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的根本标准，实际上是把帮助广大群众摆脱贫困、实现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走向共同富裕，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这就不仅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而且为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上述三个方面基本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一，不仅为恢复、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充分体现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互之间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而且为我们全面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三、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 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历了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过程。 党的十二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所作的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在会议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这就使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自己科学的称谓，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12]全党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观点作了系统概括，从不同侧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轮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13]“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14]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多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南方谈话为标志，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有了突破性发展。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命题，强调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党的十五大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具体要求，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指出，在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这一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党的十七大还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明确肯定了邓小平理论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开创性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就为人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概括了党在新时期实践创新方面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度概括了党在新时期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高度概括了党在新时期制度创新方面的重大成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则是对上述三种基本形态的一种形象化的集中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实质。 四、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和基本框架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又必然会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初级阶段、关于新时期总任务、关于党在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科学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初步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任务和总布局，为党在后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概括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框架。 第一，理论基础和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基石有三方面的基本观点：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党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这些论述，从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实质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5]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正是基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而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事实而提出的。这一新的理论概括，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道路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逻辑前提。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新的探索，作出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还要经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不同时期会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就准确地把握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立论的现实依据。上述三个方面的观点相互联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基石，使这一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第二，基本要求和基本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等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在现阶段基本路线的科学内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要素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同时又是这一理论在基本理论和总的指导方针路线上的全面展开和精辟概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它规定了党在现阶段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是最高层次，其他一切内容都要服从于它、围绕着它、服务于它，决不能干扰它和冲击它。围绕着一个中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肯定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地位。二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高度概括，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和发展都离不开稳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这条基本路线还规定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等内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就揭示了党的基本路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反复证明，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和把握，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前提；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又必然会更好地体现党的基本路线。 第三，战略布局和基本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既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战略布局，又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发展模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既反映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在要求，又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展开。主要包括：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大力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争取更好的国际和平环境；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向当代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转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崭新的面貌呈现出巨大的生机活力和创造性，并为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奠定了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起点。 第四，实践主体和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根本；人民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亘古未有的伟大群众性事业，党只有紧紧依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依靠由人民子弟组织起来的人民军队，依靠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依靠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完成这一伟大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关键。人民群众、人民军队与党的领导三个方面，从整体上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发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并通过群众的实践变为物质的力量。因此，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的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这一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提供了基本保证。 总之，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背景条件、哲学基础、核心概念、逻辑前提和基本框架等方面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党在新时期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而且有助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觉奋斗。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