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气、楚风与吴习——明清之际的诗坛格局及清初诗坛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清初论文,明清论文,格局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3-0099-08
地域因素对于文学的影响，成为日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学界在探讨晚明诗坛色彩夺目的文学景观时，往往关注晚明心学的深层影响，而忽略了其中的地域因素。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费锡璜《国朝诗的序》论诗坛三种不同诗风曰：“吴越之诗婉而驯，其失也曼弱；楚蜀豫章之诗，勇于用才使气，其失也剽而争；中原之诗雄健平直，其失也板而乏风致。”其中，“吴越之诗”可归入吴，“楚蜀豫章”可归为楚，而“中原之诗”则可并入齐鲁。①明代中后期流派纷纭的文人社团大致可分别归属于齐、楚、吴三大地域，诗坛总体呈现出三类不同风格：齐健、楚幽、吴柔。清初山左遗民徐夜论前七子诗学功绩云：“齐风大出歌诗后，越见高临气色来。”②前七子鼓扬“齐风”而出，诗坛上便充斥了“高临气色”。万历进士王象春的诗便“才气奔逸，时有齐气”③。徐夜并认为后七子的诗学成就在于：“重开历下盟齐会，一洗江南变楚风。”④所谓“楚风”乃公安、竟陵诗派。同时，与齐气、楚风共时而存的是江南“吴习”。楚人王岱关于吴人叶桐初的诗作“自为机杼，不染吴习”⑤之论即基于叶诗能够摆脱吴地诗歌的柔婉风格，同时也说明“吴习”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稳固性。
晚明诗坛即在齐气、楚风与吴习三种不同诗学宗尚的相互抵抗、相互对峙和相互包容中嬗变行进，并一直延续至清初。
一、晚明诗坛的齐风、楚气和吴习
齐气宏伟恣肆，楚风凄清幽独，吴习适情达意。齐气、楚风、吴习共同构成明清之际诗坛的总体风貌，而清初诗坛即在三种地域诗学的相互排斥、相互影响下而最终得以确立并逐渐形成自身特色。
先看“齐气”。晚明山东才士公鼒论明代诗坛：“为君历代选宗工，前称弘正后嘉隆”⑥，认为明诗可称为“宗”的只有前后七子。弘治、正德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诗坛，以起衰救弊为己任，标举秦汉之文，盛唐之诗，以“大禹决百川，周公驱猛兽”⑦的强劲之力冲击啤缓冗沓、迂腐雍容的台阁诗体，“一时并兴之彦，蜚声腾实”⑧，致使“台阁坛砧，移于郎署”⑨，茶陵光焰几烬。七子的格调诗学迅速成为诗坛主流，“古人之风几遍域中”⑩。“彬彬乎大雅之章”(11)因而复兴。前七子中，除徐桢卿为吴人外，其余都是北方人（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河南人；边贡，山东人；康海、王九思，陕西人）。七子联袂登上诗坛，以河朔贞刚之气、齐鲁豪迈之风横扫诗坛，完全改变了明代诗坛格局。“北地雄浑真大雅”(12)，从此，雍容华贵的台阁诗风悄然隐退，代之而起的是浑厚豪迈的北地雄风。其后至嘉靖、万历时期，以山东谢榛、李攀龙为首领的后七子（王世贞、宗臣，江苏人；梁有誉，广东人；徐中行，浙江人；吴国伦，江西人）接续前七子诗学，重扬汉唐之帜。“关中作者擅辞场，海内争传李梦阳。一自源流归历下，至今大雅在东方。”(13)“东方”即山东，所言即明代诗坛由前七子向后七子的过渡：诗风由河朔狂飙之风变为齐鲁雄浑之气。“齐风”兢爽，明代诗坛步入生机勃勃的巅峰时期。“迨至嘉靖季，七子争鞬革舟。历下树赤帜，骚坛据上游。”(14)雄浑大雅，气象浑厚的“齐气”成为嘉靖、万历诗坛主流。
“齐气”，出自曹丕《典论·论文》之“徐干时有齐气”。所指乃诗歌语言形式的虚夸藻饰与舒缓语气，后来逐渐演化为诗歌的夺人气势。兀傲雄肆，不可羁勒，以至等同于“侠气”、“逸气”。至明代，遂特指七子复古的格调诗学——以声调为鼓吹的“虚憍之气”(15)。清代四库馆臣甚至称之为“霸气”(16)。桓台王象春诗集之命名《齐音》——有意标举“齐气”的动机显然于此。追随七子的公鼒即“一歌先齐风”(17)，“主盟非吾事，愿君恢齐风”(18)，恢复诗坛“齐风”成为公鼒自奉的诗学使命。
前七子中虽然只有边贡为山东人，但边贡以其独特的浑浩之气名列“弘正四杰”(19)。同时，边贡亦是以鼓扬“齐风”为宗旨的历下诗派创始者(20)。七子崛起后，边贡又以其豪迈之风名列其中，成为前七子诗风的鼎力鼓扬者。李攀龙继边贡之后以后七子领袖之尊继续鼓吹齐风(21)。万历时期，“齐风”几乎吹遍了诗坛的每一个角落。七子之外，山东文士于慎行、公鼐、冯琦等群起响应。王象春、公鼒主张“重开诗世界，一洗俗肝肠”(22)，纵横奔放，高古雄浑，同时不乏浑厚雅正，盛唐气韵由此复现。影响之大，致使张扬“楚风”的公安派领袖袁中道也不得不惊叹于风靡全国的这一诗坛景观，其《阮集之序》云：“国朝有功于风雅者，莫如历下。”王世贞虽虎视天下，亦不得不钦服李、何，称其为诗中之“龙”。前后七子在当日诗坛赢得极高声誉，施闰章《重刻何大复诗集序》云：“明正德间，李空同虎视鹰扬，望之森森武库，学者风靡，固其雄也；大复起而分路抗旌，如唐之李、杜，各成一家。”(23)宋琬亦云：“前七子，唐之陈、杜、沈、宋也；后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24)颂扬李、何领袖群贤的诗坛地位和诗学影响的声音处处可闻。在晚明清初的文集序言中，几乎没有谁能够绕过这一主流话语。
“李、何相对起，矫矫凌千秋。”(25)七子诗侠气鸷发、跌宕雄逸的凌云气势曾一度给诗坛带来新气象。但囿于盛唐，不越雷池，后期七子的创作逐渐流入调高意直、才大情疏之途。“熟调肤辞，陈陈相因”(26)，“割剥字句，描摹面貌”(27)，甚至剽窃成风，众口一响，成为七子致命的弱点。前后七子因自身创作的过度模仿而流露了明显的缺憾，遂遭遇诗坛的全面攻击。公鼒追随七子，但并未回护七子的缺失，“七子以大声壮语，笼罩一世，使情人韵士尽作木强”(28)。清初湖北大臣熊赐履论七子之弊云：“往往以饾饤为能，雕绘为工，填塞典故，不顾其安，如土偶衣文绣，灵气绝无。”(29)“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30)七子虽然宗唐，但所为“唐诗”在熊赐履看来乃木偶衣文绣，缺少灵韵飞动的生命活力和审美韵味。甚至认为仿造唐诗只是七子的文学手段与操作“伎俩”(31)。
当风靡百余年的七子“齐风”不能继续担负诗坛正统的使命时，“楚风乘其弊，起而矫之”(32)。楚风崛起于七子流弊自身不能克服之际，取代“齐气”而成为诗坛新宗向。
再来看楚风。前七子雄踞诗坛、天下“无不靡然从风”(33)之际，“公安派”倡导独舒性灵，不拘格套，悦性自适，形成了与七子迥然不同的诗学风格。袁宏道谓之“楚风”(34)：以幽深为秘笈，“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35)。其后“诗道其张于楚”(36)的竟陵继起，在抵抗七子的层面上，竟陵与公安联袂携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37)。由此，公安、竟陵的诗学遂并称“楚风”。
与“齐气”迥然有别的“楚风”改变了诗坛走向。文学主张前后相继的公安三袁与竟陵钟、谭均为楚地作家，他们有意识地以一种对地方文化强烈的自觉体认相号召，以“楚风”对抗前后七子的正统地位。公安派扫除前后七子模拟习气对文坛的负面影响，直写胸臆，“抹倒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38)，形式上不拘格套，“不字字效盛唐”，“不言言法秦汉，而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39)，变雄迈豪放为清新轻俊，给诗坛吹入新气息。对此，钱谦益深表赞同：“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40)四库馆臣亦高度论定，谓公安“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41)。钟惺的诗学观直接针对七子，否定盛唐，他认为“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42)。斥责七子“盛唐”之“伪”，肯定公安“性灵”之“真”。竟陵派扬帜晚唐，编选《唐诗归》，旨在鼓吹晚唐。从抒写性灵和自我的角度看，“楚风”确为深得人心。诗坛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唐风大雅后，读到“楚风”俊朗之诗，顿感神清气爽。由此，楚风以其清新的面貌迅速得到全国诗坛的呼应，“钟、谭之体，家户传习”(43)，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万历中叶后，“楚风”炽盛，风靡“坛砧者殆数十年”(44)。公安、竟陵遂风靡天下。
恰如盛极一时的齐气，后期演为“伪”诗。竟陵派虽以晚唐为宗，追求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审美情趣，但过重的幽独几欲窒息诗坛活力。曾经清新轻逸的楚风，后期亦流于浅率俚俗，顾景星《周宿来诗集序》谓楚风“黝色织响，横被宇内”。诗坛“风移俗易，滔滔不返”(45)。竟陵致力于纠正七子之弊，但“矫枉太过，相率而靡靡，坐老温柔乡中”(46)。楚风以幽情单绪矫正“齐气”之弊的同时，又步入了新的误区，“入于琐屑滑稽、险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意，其过（齐气）殆又甚矣”(47)。为诗坛带来了新的弊端，朱彝尊谓之“不学”之故。由此，“楚风”因不合时宜而遭遇诗坛新一轮的炮轰。钱谦益谓：“（公安派）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48)又云：“捡择太过，迫胁情景，而使之不得舒，真不如倒囷倾囊之为快也。……可以知楚风矣。”(49)针砭楚风之弊，切中肯綮。
公安、竟陵都流露了空疏浅薄之弊。随后，云间派重扬七子齐气，抵抗楚风。
最后来谈“吴习”。直到清初，“吴习”一直作为一种地域创作风格与齐气、楚风并飚诗坛。费锡璜《国朝诗的序》曰“山左颇染三吴之习”，即指齐气对吴习的包容与兼收。“吴中之风，文法齐梁，诗沿晚唐，在辞句上毕竟华靡轻丽，然又不拘一格，一任性情。”(50)“吴习”特点体现为清淑柔婉、雅好靡丽，标格清妍，隽永清秀。长久以来，形成了重才尚情、率性酬唱、华美流利的诗风，世人称为“吴习”。徐祯卿乃前七子中唯一的江南人，尽管名列七子，其创作深受吴中文化的熏染，诗风仍与李、何有很大不同，与七子的整体追求也不尽相同。徐诗韵本清华，调复古秀，名列七子阵营后，改而趋汉魏盛唐，庶几“夺赤帜于北地、信阳之间，鼎足而居”，“然故习犹在”(51)。虽然创作有所转化，但“故习”即其江南“吴习”痕迹仍十分明显，故李梦阳乃讥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52)。所“守”的“蹊径”即吴诗传统，这正是当世及后世诗论对其苛责之处。王世贞认为徐祯卿“稍裁其南之藻辞而立骨”(53)，如果剪裁其诗中吴习的“藻辞”便可获得“齐气”的贞刚与骨立。
早于公安反抗七子的是归有光、唐顺之等的吴中“唐宋派”。正当七子诗焰方炽之际，唐宋派独抱唐宋遗集，别立七子之外，“毅然与之抗衡”(54)。尽管唐宋派反抗七子主要在“文”的领域，亦以诗学相呼应。但唐宋派诗学中的“吴习”远未能抗衡“齐气”。其后公安派崛起，张扬楚风，形成了与齐气对抗的诗坛格局。唐宋派未能撼动七子的诗学地位，其之所以最终失败，即在于其诗风的柔弱和性情的浓滞——未化的“吴习”。当徐祯卿以吴人逸出“吴习”而外骛于“齐气”时，吴中诗人多数仍固守吴诗传统，不为格调诗学所侵夺。吴中四名士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创作都具有明显的吴地特征，其诗风仍然保持吴风本色。吴县都穆《南濠诗话》引方正学诗云：“大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批判七子后继者遵循“齐风”所携带的“风沙”之气。吴人王世贞继李攀龙之后成为后七子诗学领袖，主盟诗坛数十年。他高度肯定何、李的创始之功，“一扫叔季之风，遂窥正始之途”。赞颂李攀龙，“中兴之功，则济南为大”(55)。即使如此，王世贞仍然未放弃吴学传统，“自家本色时时露出，毕竟非历下一流人”(56)。尽管王世贞诗格高古，步趋汉魏盛唐，几欲才大不羁，但其“吴习”本色则终难消解。
吴地诗学自身虽然没有掀起推翻复古格调诗学的浪潮，却证明了一种潜在而稳固的文化力量。王士祯谓清初诗坛鼎足而立的三派：虞山、云间、娄江。其中“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57)。王士祯固然只是基于歌行一体论定娄江成就，事实上，从整体诗学成就看，娄江决然不堪并比虞山、云间。王士祯的并比说明以吴梅村为首领的娄江诗派所持有的文化传统。而传统往往具有相当的稳固性，因此，吴习作为一种长期形成的地域色彩浓重的文学风格始终或显或隐地存在着。尽管在弘治、正德时期李、何复古格调诗论风靡诗坛之际，吴中诗学的声音十分微弱，不能够振臂高呼，群起响应，但是他们始终在努力抵制主流诗学的侵蚀。
吴习作为一种消闲性文化在晚明诗坛始终存在，但远不能抗衡齐气与楚风。诗坛上居于霸权地位并相互较量的依然是齐、楚。互相菲薄不相师，明清之际，齐气、楚风相持不下，“北音噍杀，南响浮靡；历下、竟陵，遂成聚讼”(58)，“互相齮龁”(59)。
清初诗论家对明代诗歌的反思集中于摹拟之习、门户之见，同时将批评的矛头集中在七子和竟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晚明诗坛之弊：“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四库馆臣以理性之识论定齐气与楚风各自的得失，确为卓见。晚明竟陵楚风吹遍“南州”(60)，其影响也未能取代“齐气”。基于此消彼长的尖锐矛盾，王世贞试图折中齐、楚，而提出“剂”的理想，即吴之词藻与齐之气骨、吴之轻俊细腻与齐之粗豪精深相剂为用，主张以齐风之格调羁勒吴习之才情，使二者相融相剂。基于文化传统的稳固性，王世贞“调剂”的尝试和努力并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清初，虞山宗主钱谦益几欲从根本上否定七子诗学，其《列朝诗集》评价七子：“粗材笨伯，乘运而起，雄霸词盟，流传讹种。二百年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论定七子复古的结果是将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引向荒漠。继而吴乔视七子为“诗家异物”：“浓红重绿，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何等人”(61)，喻七子为“牛吼马鸣”、“青楼狭邪”，“同于大秽”(62)，近乎怒骂。王穉登《与方子服论诗书》讥七子诗学为“邯郸之步”。另一方面，由于普遍地被视为亡国之音，楚风几乎被剥得体无完肤。宋琬谓之“儇佻狂易，呻吟羸瘵”(63)，李雯喻之“萧艾蓬蒿”(64)，其后的诗坛一致认定：楚风流靡的时期诗坛无诗。邵长蘅为树立新的诗学标尺，将齐气、楚风一并否定：“万历、启、祯六七十年间，天下无诗。”(65)并非诗坛真的无诗，而是对齐气、楚风的不能认同。薛所蕴公允地审视七子、竟陵之弊，谓：“北地、信阳、吴门、历下诸公力变宋元衰习而还之古，学者宗之，其弊也流而为袭；竟陵以清脱矫之，其细已甚，失则薄。”(66)事实上，齐气、楚风仍各不相让，争霸鳌头，各在户庭，同时并角。直到清代顺治年间，诗坛仍然“济南者济南，……竟陵者亦竟陵”(67)。
诗坛的纷纭相争伴随晚明国运动荡，共同进入了清代史程。清初诗学在对明代诗学的反思中逐步确立自己的理论目标和话语系统。
二、清初诗坛的重扬、折中与“归于神韵”
沿袭晚明而来的清初诗坛呈现出诗歌流派和创作观念多样并呈之局，诗学的焦点问题在于如何确立当代诗学宗旨。百余年被奉为圭臬的“盛唐”诗歌，至晚明遭遇公安、竟陵的颠覆。但是公安派虽具有知性精神，其力尚不足以纠偏。继起的竟陵以凄清幽渺为宗，更失于仟佻诡异。朱彝尊云：“自明万历以来，公安袁无学兄弟，矫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杨陆其辞，与志未大有害也。竟陵钟氏、谭氏，从而甚之，专以空疏浅薄诡谲是尚……世之言诗者以楚相诫矣。”(68)说的就是这个状况。到清初，诗界已经将“楚风”视为诗学之戒，讳言楚风。经过虞山、云间等诗派的群体攻击，楚风渐趋渐衰。在顺治间尚作残喘之势的“楚风”到康熙间基本偃旗息鼓。
欲改变晚明诗坛积弊，尽管创作的尝试必不可缺，但亦需要在理论上进行重新思考和选择，尤其需要确立一种新的诗学权威。于是，清初诗坛自起始就对明诗作理性反思，“尚声格者悟剽窃之伪，探幽窅者悔枵腹之疏”(69)。齐气的鼓扬者、楚风的提倡者，都意识到所宗诗学的缺憾与不足。于是，一批跨越明清易代的才学之士致力于探索新的诗学路径，“虞山源于杜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参以大复”(70)。清初，取得统领诗坛的地位且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云间派和虞山派。
先看以重扬齐气为宗旨的云间派。
凌凤翔为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作“序”论明末诗派之衰：“诗派总杂，一变于袁弘道、钟惺、谭元春，再变于陈子龙，号云间体。”明清之际，基于楚风“纤猥”横波，云间诸子“掉臂其间，以大樽为眉目，追沧溟之揭调，振竟陵之衰音”(71)。云间派旨在清扫晚明“楚风”的衰飒与消沉，重扬七子盛唐之帜，以恢复诗歌的审美和道德涵养的双重职能。宋征舆《酉春杂吟·序》：“夫风雅之泽竭于七子，迄今七八十年矣，我郡一二作者……欲竭其思致以自附于圣贤微言之后，且为天下唱率。”云间派给予“楚风”以致命之击。晚明“钟、谭之名满天下”的局面得到彻底改变。全祖望评曰：“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齐盟，王、李之坛几于厄塞，华亭陈公人中出而振之。”(72)云间派以其雄浑高华、响遏行云的创作，“一洗公安、竟陵之陋，而复见黄初、建安、开元、大历之风”(73)，“于是北地、信阳、济南、娄东之言，复为天下所信从”(74)。齐气得以再度回旋，统领诗坛。毛奇龄谓云间派“以古学翦辟蓁薉，夺楚人邪说而归于正”(75)。楚风从此一蹶不振。
云间派致力复古，张扬齐气，清扫了竟陵楚风流弊。云间接续七子，在才情和声律方面成就非凡，故随即起而反对云间的虞山钱谦益即云：“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76)清初，诗学观点与云间近似的是娄东派和西泠派，吴梅村《太仓十子诗序》谓娄东诗人“自子俶以下，皆与云间、西泠诸子上下其可”。可知，七子“齐风”在清初诗坛仍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和吹扬者。然而遗憾的是，云间派对于“楚风”再度矫枉过正，“持论过狭，泥于济南‘唐无古诗’之说”(77)，再度重复了前后七子的错误。云间恢复七子的诗学努力遭遇晚唐派和宋诗派的反击。晚唐派吴乔痛诋云间：“卧子气岸，其学诗也，才知平仄，即齐肩于李、杜、高、岑，不须进第二步；其作诗也，凡题皆是《早朝》、《秋兴》，更不曾有别题；其论诗也，一出语便接踵于西河、钟嵘。”(78)王士祯于《花草蒙拾》中总结云间之弊在于“拘于方幅，泥于时代”。其后，施闰章继从艺术章法方面批驳云间之失：“惟尚声调噌吰，气象轩朗，取官制、典故、图经、胜迹，缀辑为工，稍涉情语，訾以降格。于是前可移后，甲可赠乙，郛郭虽雄，中实弊陋。”(79)谴责云间追踪七子，亦步亦趋。薛所蕴认为云间之失在于过度追求辞藻艳丽：“云间诸贤乃欲以藻丽胜，失则艳。……艳亦齐梁之后尘也。”(80)所斥责的亦是云间派形式方面的缺陷。事实上，云间派追踪七子，创作中旨在体现诗中“齐气”而忽略了作为诗人的自我性情，过多地重视诗歌形式的气势而忽略了诗歌作为文学之思之情的真实，其招致非议，固自难免。
其后，折中齐楚的虞山派以新的诗学宗尚崛起诗坛，云间派渐趋式微。
对于云间派的复帜齐风，诗坛老宿钱谦益深表不满，他批评“云间之才士，起而嘘李、王之焰”(81)，并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诗学权威——宗宋，认为“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82)，“总萃”乃一种极高的境界，“畅遂”则是一种宏大的格局。唐音宋调，各有优胜，兼学，诗艺方能并进。以唐宋兼宗为新的诗学选择，以尊杜作为由唐向宋的起点和途径，同时批判性地接续楚风的“性灵”之说，努力将齐气与楚风相融合，以期扭转前后七子和竟陵的治诗之失，倡导性灵、学问、世运三者合一的诗歌理论，成为钱谦益力矫云间的诗学努力。由此，创作中大力导入宋代诗风，开创了清初诗风新局面。
钱谦益开疆拓土的卓越努力，使接纳宋诗的潜隐走向逐渐演变为一种显见的诗学趋势，得到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等鼎力支持，康熙间宋诗派得以最终形成。宋诗派从发展的角度提出尊宋的主张，实际上是对明以来专宗盛唐的复古模拟诗风的反拨。但宋诗派提倡效法宋诗，只是为了反对唐诗，难免矫枉过正，留有为反唐诗而反唐诗的痕迹。从这个角度说，宋诗派推崇宋诗就与七子派推崇盛唐几乎没有差别。宋诗最终不能挽救诗坛固陋，宋诗派亦不得不重新回归尊唐之途。
虞山派二冯（冯舒、冯班）创立新说，崇尚晚唐。虽诗学源头在于钱谦益，但二冯将晚唐作为一种诗学理论提出并大力倡导。冯班认为晚明诗学无论齐气、楚风，均不足取，“为王、李之学者，则曰诗须学古，自汉魏、盛唐而下，不许道只字”(83)；又云七子论诗“如贵胄子弟，倚恃门阀，傲忽自大，时时不会人情”(84)，七子的失误在于缺少性情。而“为钟、谭之体者，则曰诗言性情，不当依傍古人篇章”(85)。七子与钟谭，皆“如薰莸之不可同器”(86)。尽管竟陵之作属性情诗，却非值得提倡的“君子之情”，他认为“钟伯敬创革弘、正、嘉、隆之体，自以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学。……所谓性情，乃鄙夫鄙妇市井猥媟之谈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87)。冯班试图重新建立“君子性情”之学。而在冯班看来，前代诗歌能达“君子性情”之境的唯有晚唐。
虞山二冯的晚唐论得到赵执信的及时呼应。赵执信以其青年才俊的声望及影响将二冯诗学推广到全国。由此，晚唐派浮出水面，在康熙中期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至此，诗坛的异彩纷呈最终归于新的诗学理论——神韵。
对齐气与楚风的众音喧哗，对云间与虞山的声声责难，构成清初诗坛的热闹景观。一次次倡导新的观点，一次次重蹈覆辙的遭遇失败。诗坛仍然翘首以盼，期待新理论的诞生。
对于诗学新规范的探索，在齐气扬帜、楚风高昂的时代即已有清醒者进行探索。以七子为宗的王象春、公鼒等便试图在创作中折中齐楚。天启初年，王象春《公浮来小东园诗序》云，公鼒作诗，旨在“重开诗世界，一冼俗肝肠”(88)，既批判“齐气”空言豪情壮语，忽略抒情写韵，也批驳“楚风”一味放纵自我，任情自适。王象春试图避开齐楚，探讨一条诗歌新路径：“世界中备四大宗：曰禅、曰道、曰儒，而益之曰侠。”(89)他将深受禅学影响的楚风与以儒学为根基的齐气融合为一，其潜在的诗论信息是直接启发了后来王士祯的“神韵”诗学观。只是在他的时代，面对楚风的强大攻势，这一“声音”相对微弱，因而没有引起诗坛的注意。其后，对于齐气、楚风的明显缺憾，时人亦多挞伐与声讨，如程梦阳：“诗之学，自何、李而变，务于模拟声调，所谓以矜气作之者也；自钟、谭而晦，兢于僻涩蒙昧，所谓以昏气出之者也。”(90)程梦阳否定齐、楚，揭橥明初“茶陵”，但这一主张较之楚风更不合时宜。程梦阳最终未能找到一条作诗的新路径，亦未能指示一个写诗的新方向。
云间诗人重张齐气的努力也遭遇虞山派的全力抨击。然而无论齐气还是楚风，当其成为诗坛的强势主流话语之时，必然要浸染、渗透，试图影响甚至转移诗坛的总体走势。但更多的则是试图折中齐气与楚风，如陈祚明，其《采菽堂古诗选》的评选尺度即试图借此调和竟陵与七子的矛盾，确立新的诗学标尺，其“凡例”云：“予之此选，会于王李、钟谭两家之说，通其弊，折衷焉。其所谓择辞而归雅者，大较以言情为本。”努力汲取七子与竟陵的优势，定“雅正、性情”为宗。但由于云间后学的声势壮大和宋诗派的广泛影响，陈祚明的振臂一呼并未能得到应有的响应。
在众诗人学者的探索努力中，王士祯接续了其叔祖王象春“重开诗世界”的诗学宗旨。伴随康熙初的政治清和，经济繁荣，社会思潮趋于稳定，王士祯以诗坛巨擘主持风雅，并由于其诗坛领袖约影响，到康熙中期，齐气、楚风基本结束了各自主导诗坛的风流时代和长期的流派纷争之局，汇而为新的诗学理论——神韵。从此，清代诗学进入了由京师统领的诗歌新时代。
注释：
①按：费锡璜所谓“中原之诗”指以河南人为主的前七子和以齐鲁人为主的后七子。由于前后七子诗学主张、审美风格相一致，创作上倡导雄浑大雅之气。本文为了论述的连贯清晰，从审美趋向上将前七子的“中原之诗”并归入后七子的“齐气”。
②徐夜：《杭州赠宋荔裳宪使先生》（一），见《隐君诗集》，1934年桓台徐氏刻本。
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王考功象春”，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④徐夜：《杭州赠宋荔裳宪使先生》（一），见《隐君诗集》。
⑤王岱：《叶桐初旅吟序诗序》，见《了庵文集》卷六，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北京出版社，2000。
⑥(12)公鼒：《长歌赠邢子愿席上》，见《浮来先生诗集》卷八，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北京出版社，2000。
⑦⑧李雯：《皇明诗选序》，见《皇明诗选》卷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⑨陈田辑：《明诗纪事》“丁笺”卷一“李梦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⑩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周准选编：《明诗别裁集》，长沙，岳麓书社，1998。
(13)公鼒：《赠蒋生》，见《浮来先生诗集》卷二，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公鼒：《读冯侍讲诗》，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5)杜濬：《徐荩臣诗序》，见《变雅堂遗集·文集》卷一，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6)纪昀等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7)冯琦：《喜孝与至赋赠》，见《北海集》卷一，收入《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版，2005。
(18)公鼒：《赠冯季》，见《浮来先生诗集》卷八，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9)王士祯：《华泉先生诗选序》（另三位：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见边贡：《华泉先生诗选》，康熙间刻本。
(20)王象春：《齐音》，张昆河、张健之注，济南出版社，1993。
(21)王士祯：《华泉先生诗选序》：“历下诗派，始盛于弘治四杰之边尚书华泉，再盛于嘉隆七子之李观察沧溟。”见边贡：《华泉先生诗选》。
(22)(28)王象春：《浮来先生诗集序》，见公鼒：《浮来先生诗集》，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23)施闰章：《施愚山集·文集》卷三，何庆善、杨应芹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2。
(24)宋琬：《周釜山诗序》，见《宋琬全集·安雅堂文集》卷一，济南，齐鲁书社，2003。
(25)公鼒：《读冯侍讲诗》，见《浮来先生诗集》，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26)(32)(38)叶燮：《原诗》卷三《外篇》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按：叶燮所言“楚风”固非一般文学史意义上的楚地文学，而是专指与七子相对立的公安、竟陵一脉。
(27)(33)(4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
(29)(31)熊赐履：《经义斋集》，见杜濬：《变雅堂集·遗集·附录》卷一所引，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3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
(34)(35)袁宏道：《锦帆集》卷二《绪小修诗》，万历间刻本。
(36)袁中道：《珂雪斋近集》，见《花雪赋引》，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3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
(3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雷简讨思霈”。
(4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
(42)徐夜；《文藏集·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见武润婷、徐承诩校注：《隐君诗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4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
(44)宋琬：《纪行诗序》，见《宋琬全集》卷一。
(45)(4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
(46)王象春：《浮来先生诗集序》，见公鼒：《浮来先生诗集》，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47)叶燮：《原诗》卷三《外篇》上。
(4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雷简讨思霈”。
(50)王运熙、顾易生主编：《明代文学批评通史》，第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1)《明史·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52)李梦阳：《〈徐迪功集〉序》，见《空同集》卷五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本。
(53)王世贞：《郢垩集序》，见《弇州山人四部稿》，万历间刻本。
(5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
(55)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万历间刻本。
(5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庶子宗道”。
(57)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二“明清之际歌行三派”，张世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
(58)施闰章：《施愚山集·文集》卷二十七《与彭禹峰》。
(59)施闰章：《施愚山集·文集》卷六《陈伯玑诗序》。
(60)陈子龙：《陈忠裕文集》卷十五《遇桐城方密之于湖上归复相访赠之以诗二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61)(62)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
(63)宋琬：《宋琬全集》卷一《纪行诗序》。
(64)李雯；《皇明诗选序》，见《皇明诗选》卷首。
(65)邵长蘅：《明四家诗钞序》，见《邵子湘全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
(66)薛所蕴：《沈绎堂钓台集序》，见《淡友轩集》卷三，清初刻本。
(67)宋征舆：《周栎园诗第八刻序》，见《林屋文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68)朱彝尊：《胡永叔诗序》，见《曝书亭集》卷三十九，收入《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影印本。
(69)邵长蘅：《明四家诗钞序》，见《邵子湘全集》（《青门篦稿》）卷七，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70)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二“明清之际歌行三派”。
(71)顾景星：《周宿来诗集序》，见《白茅堂集》卷三十四，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72)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张尚书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3)施闰章：《施愚山集·文集》卷一《尚木兄诗序》。
(74)施闰章：《施愚山集·文集》卷一《周釜山诗序》。
(75)毛奇龄：《刘栎夫诗序》，见《西河文集·序》卷二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6)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七《题徐季白诗卷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7)宋琬：《周釜山诗序》，见《宋琬全集》卷一。
(78)吴乔：《围炉诗话》卷六，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79)施闺章：《西江游草序》，《施愚山集·文集》卷四。
(80)邵长蘅：《沈绎堂钓台集序》，《邵子湘全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47》。
(81)钱谦益：《赖古堂文选序》，见《牧斋有学集》卷十七。
(82)钱谦益：《雪堂选集题辞》，见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58。
(83)(85)(86)冯班：《隐湖倡和诗序》，见《钝吟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84)(87)冯班：《钝吟杂录》卷三。
(88)(89)王象春：《浮来先生诗集序》，见公鼒：《浮来先生诗集》，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9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