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领域青年有序参与研究——从“中东变局”中阿拉伯青年无序政治参与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青年论文,中东论文,变局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东”泛指欧、亚、非三洲连接地区，也指西亚、北非地区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从地理位置上说，中东是连接“五海三洲”的战略要地，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地区，东方和西方、民族和宗教、传统和现代等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因此，该地区一直是各大国势力争夺、渗透和博弈的重要场所，从而导致这里长期动荡不安。中东变局就是在各种矛盾交织，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阿拉伯青年政治参与无序的情况下发生的。
一、中东变局与阿拉伯青年的无序参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在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后，开始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阿拉伯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逐步暴露，特别是到21世纪初，问题更加严重。同时，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各种方式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从2009年开始，美国政府投入大约五千万美元，研发新型网络技术，专门用于突破网络封锁、进行网络追踪和紧急联络等。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中东地区的社会活动者保护自己，免受当局抓捕或迫害的危险①。而受帮助的这些社会活动者往往都是具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并掌握现代网络技术的阿拉伯青年。2010年12月，北非突尼斯一名街头小贩在抗议城管粗暴执法过程中引火自焚，成为引爆阿拉伯国家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街头政治运动的导火索。这场运动从北非地区开始，迅速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给该地区造成严重的政局动荡，尤其是当前埃及的街头暴乱仍频发不断，叙利亚的局势更是前途未卜。中东变局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各种损失已无法估量。以2011～2012年的叙利亚为例，内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800亿美元，其经济后退将近35%～40%，国内失业率由动乱前的8.3%上升至33%[1]。
那么，中东变局的根源何在？阿拉伯青年的网络无序参与在中东变局中的作用如何？
首先，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民主政体转型困难所致。二战后，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这些国家的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现代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权威的领导下完成②。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都经历了威权政体的发展阶段。威权政体在引导经济发展、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等方面，的确发挥了民主政体所没有的高效率。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普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政治参与特别是一些青年人政治参与的自觉性逐步增强，参与的愿望与日俱增。这样，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不断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就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从阿拉伯国家的情况看，君主制国家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共和制国家则出现了明显的集权化、世袭化倾向，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威权政府无一主动实行转型。即便是埃及政坛的“不倒翁”也难逃“由完美英雄领袖到专制独裁者的政治悲剧”[2]。这种转型的不足，必然导致国内政局动荡。
其次，是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解决不力的结果。阿拉伯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但进入21世纪后，阿拉伯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由于阿拉伯国家在民主政治转型方面动力不足，官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分配不公问题、青年失业等问题严重，普通民众的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加，社会矛盾一触即发。例如，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接近九千万。甚至在沙特这样富甲天下的王国，失业率也高达30%。在突尼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仅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在埃及，高中毕业生失业率大致在55%，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31.7%[3]。当阿拉伯青年为生计而奔波之时，这些国家却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在阿拉伯世界，5%的人支配了80%的财富。在埃及，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55%，而60%的穷人仅占有18%的社会财富[4]。由于各种社会问题长期积聚，政府对存在的问题又解决不力，民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应有宣泄，一旦条件成熟，广大青年必然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国家政权。
最后，是网络媒体对青年参与所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使然。阿拉伯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尚未完成，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又紧随而至。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双重推进给广大阿拉伯国家的继续发展带来了双重压力。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社会重要的传播手段，在政治上大大增加了公民尤其是青年参与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在这场大变局发生的背后，网络媒体以其自身的特性扮演着十分重要的推手角色。据西方媒体统计，在阿拉伯青年示威期间，每秒钟就有6条关于突尼斯抗议活动的“推特”信息，不断向外界传播有关示威、死伤的情况。借助互联网工具，在共同诉求的推动下，一方面原本素不相识的青年走到了一起；另一方面示威者的政治立场不断强化，那些原本对政治不甚关心的民众受“线上政治”的鼓舞，开始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活动③。这样，阿拉伯青年积极、广泛而无序的参与终于导致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给威权政体的统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实践证明，一个政权的垮台，往往以传播失控为先导④。
当然，阿拉伯国家出现政局变动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上述三方面的原因是根本的，也是主要的。中东变局带给我们的深刻警示是：在网络环境下青年的有序参与将会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无序参与将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因此，对该领域我国青年在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二、我国青年网络参与现状与问题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现代化的征程。经过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为我国青年的政治参与创造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青年政治参与明显增多。政治参与扩大本身就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⑤，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民主政体转型的重要指标。但是，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往往会引发政治的不稳定⑥，特别是20世纪末期，伴随着全球范围内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日益突出，给民主政治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呼吁网络领域青年的政治参与应理性、有序和适度地进行，这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转型、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走过相似的发展之路，同样也面临着青年政治参与特别是网络领域政治参与扩大的压力。但是，与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这些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首先，这得益于我国基本实现了民主政体的转型。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由此中国开始了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这为青年的有序参与提供了政治条件。其次，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注重解决民生问题。以收入为例，从1978年到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1809.8元，增长六十多倍；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6977.3元，增长五十多倍[6]。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持续、快速的增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最后，中国政府对网络实施了有效的管理和规范。近二十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如《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为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保证公民网络参与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青年在网络领域的参与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主要表现是：(1)随意性。网络是一个自由度很大的虚拟空间。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在互联网上随意发表的个人见解和观点，很容易变成公共信息在网络空间随意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网络参与的无序化。(2)情绪性。从心理学上说，情绪化就意味着不冷静，不理智，比较偏激，考虑问题不全面。情绪化在青年人行为中比较普遍。当青年把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态度情绪化地在网络空间宣泄时，便会放大网民的某种不满，从而使任何参与都可能偏离正常的轨道。(3)虚假性。在开放的网络空间里，某些人或组织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以故意欺骗和误导的方式，制造虚假新闻和信息，诱使民众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评价，影响正常的参与进程，导致网络参与的无序化，如“秦火火”和“立二拆四”事件(2013)。(4)非法性。在思想偏激或非理性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不自觉地超越了法律的界限和制度许可的范围。更有甚者，一些国际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邪教组织或恐怖组织，在互联网上制造政治谣言，混淆国际视听，使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产生不满情绪，损毁国家形象，影响社会稳定，如2008年“CNN辱华事件”。
当前我国青年在网络参与中出现的上述情况令人担忧。分析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网民的年龄结构与文化结构容易带来网络偏激和情绪化。随着电脑普及和互联网操作技术的便捷化，中国网民的数量急剧增加。《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从学历来看，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占总数的78.8%。从年龄来看，40岁以下的网民占总数的81.4%。由此可见，学历较低的年轻人在网民中占比较大的比例。青年人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但自控能力较差，情绪化比较严重。另外，由于学历较低，他们大多从事的工作比较辛苦，收入也不高，加上社会上收入差距扩大，使得他们往往会把对现实的不满在网上发泄，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无序化。
第二，网络传播的特性可能带来网络参与的无序化。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网络政治参与之所以受到广大青年欢迎，就在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匿名性、平等性、自由性、便捷性、低廉性等特性。这些特性在提供给青年网民政治参与自由、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了网络参与的诸多问题。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自由表达既要受到伦理习俗的约束，又要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由此带来的不方便和缺乏安全感使公民在现实政治参与中有所顾忌。而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却给人们带来了表达的自由度和安全感，加上网络言论缺乏有效的“把关人”，于是，有些青年网民可以不受约束地制造、传播和扩散蛊惑人心的假信息，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从而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爆”，制造了一起起网络群体性事件，如“军车进京”谣言(2012)等。
第三，网络参与渠道不畅容易造成参与的无序化。网络渠道的畅通是实现青年有序参与的必要条件。现实中，网络政治参与出现的无序化与现有制度内参与渠道的供给不足密切相关⑦。这种供给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1)政务信息不透明。国家明确规定党和政府的政务信息要向社会公开，但很多公开的政务信息要么内容过于简单，要么内容更新不及时，要么该公开的信息没有公开，甚至出现政府制造虚假信息的现象。当人们不能及时地得到真实的政务信息时，必然影响公民正常的网络政治参与。(2)相关部门和人员粗暴对待网民民主监督的权利。公民通过网络依法行使民主参与、监督权利，理应受到支持和保护。但实际上，这种权利经常遭到粗暴对待或践踏，相关权力部门和人员动辄动用公共权力进行封网、删帖，甚至打击报复，不远千里追杀网络举报人等，如2010年宁夏吴忠“跨省追捕”案。这种试图堵住正常参与渠道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青年网络参与的无序化。
第四，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实矛盾也可能引发网络参与的无序化。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各种社会利益相互博弈，各个社会阶层相互变动，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这些矛盾和冲突必然对社会成员的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住房、就业、上学、医疗等敏感、热点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广大青年的工作和生活、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于是，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敏感、热点的话题和言论一出现在网上，马上会引起众多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的网络集体围观和起哄，甚至造成网络失控的局面。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的，但网络空间内所反映的问题却是现实的。中国现代化转型期问题和矛盾的激化容易导致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化。
第五，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不成熟也会造成网络参与的无序化。政治文化变迁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政治文化规定着政治主体内在的政治心理、情感和价值取向，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乏许多优秀的成分，但其主旨是“王权主义”[7]。王权主义强调国家只能存在一个权力中心。这一思想隐喻着：除了最高统治者外，所有的人都是臣民，统治者和臣民之间没有任何民主、平等、协商的可能性。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长期影响和支配下，人们要么秉持迷信、崇拜、顺从的意识，要么坚持独尊、偏激、狭隘的思想。这种极端化的政治意识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平等、协商、宽容、理性等理念格格不入。于是，在网络空间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偏激、狭隘、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观点和言论，从而影响了人们正常、有序、理性的政治参与。
三、我国青年网络有序参与的路径选择
网络具有天生的民主潜质。这种潜质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人民当家做主”不谋而合，但要把这种潜质变为现实，让它成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正能量”，就要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正确认识青年有序参与的重要性，努力探索实现网络领域青年有序参与的路径。
第一，站在百年梦想高度，正确认识网络参与。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我们应该从民族复兴的高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民有序参与和现代化的关系。网络领域青年政治参与既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对党和政府来说，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公民参与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无视或试图阻止公民参与的态度都是无益的。政府部门应站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高度，合理把握网络管理和激发动力的“度”，加强相关制度建设，畅通参与渠道，主动引导和推进青年有序政治参与。例如，通过网络问政、信息公开、及时回应、权益保障、严惩腐败、关注民生等措施，凝聚民众建设现代化的热情和智慧，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同时，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网民来说，则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把实现中国梦和我们每个人的努力结合起来，从我做起，认真检视自己的一言一行。要知道，只有有序的政治参与，才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正能量”，进而也才能实现自己的参与愿望。因此，我们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下，理性、有序、适度地参与。为此，每个年轻网民都要为自己的网络行为确立一个责任边界，使自己的网络活动不逾越法律的边界，并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实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共圆民族复兴之梦。
第二，加强网络参与立法，规范网络领域秩序。我们知道，要保持现实社会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法律和制度的规范。网络虚拟空间同样如此。近些年，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互联网技术在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中得到了快速推广和普及，但阿拉伯各国规范网络秩序、推动网络立法尤其是有关网络领域公民政治参与的立法活动明显滞后。在社会动乱之时，各国政府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简单切断网络信号、封锁相关网站，结果适得其反。中东国家动荡的现实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在中国网络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只有“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8]，才能保障网络参与的有序。应该说，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不少网络治理的相关法规条例，特别是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对于保护公民的网络信息权利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现有互联网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有必要制定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参与法》这样的专门法律文件。《网络参与法》在充分认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应明确界定网络参与的内涵、途径、方式，以及范围和领域；明确规定公民个人或组织网络参与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应提供技术、法律和制度的支持和保障，保障网络安全运行，保护公民网络参与权，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明确规定对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个人、组织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制定具体的惩罚措施和办法。这样就把公民、组织和国家机关的网络行为纳入正常的法治轨道，从而增强青年网络参与的安全感和责任感，保证网络政治参与有序、理性地进行。
第三，疏通信息交流渠道，提高网络参与实效。信息科学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社会互动行为的介质是作为意义和符号、精神内容和物质载体之统一体的信息⑧。人们通过信息传播来交流和传递彼此对事物的看法。及时的信息交流能有效化解矛盾，避免无序行为的发生。因此，我们必须注意相关机制建设，为人们提供正常的网络参与渠道。首先，建立网络信息发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常规和非常规两种形式。常规的信息发布指的是定期向社会发布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们关心的、与民生相关的信息，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发展进步的情况，为人们的有序参与提供基本信息条件。非常规的信息发布是指在出现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网络群体性事件时，相关部门应及时、准确地通报事件进展，用事实击碎各种谣言，打消人们的思想疑虑，避免无序参与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深圳2012年“5·26飙车案”的处理。其次，建立参与主体的权利保护机制。青年是网络参与的主体，其权利保护的程度高低直接影响其后续的参与行为。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公民利用网络的相对安全性，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某些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查处，但却遭到相关人员删帖、封网，甚至出现千里追杀、跨省追捕的结果。如2004年“下跪副市长案”、2008年“王帅案”等。为此，纪检监察部门务必建立相应的权利保护机制，对于动用国家权力从事非法行为的公职人员必须严厉惩罚，对于网络参与人的人身安全必须给予切实保护。最后，建立积极的回应机制⑨。政府回应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青年网络参与的目的是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对现实的政策产生影响。政府部门应建立主动、积极、有效、快速的回应机制，如建立限期回复制度、处理通报制度、领导接待日制度等，就青年关心的问题及时回应，以满足青年的合理诉求，减少青年不满或失望情绪的积累，平息社会舆论的波动，降低无序参与的几率，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四，加强政治、社会建设，夯实有序参与的基础。从中东变局中我们已看到，网络参与的无序化从根本上说是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尽管中国政府一直注重解决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我们仍应看到，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还比较突出，仍需下大力气解决。例如，对待腐败问题，应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又切实重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时建立和完善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依法受到严惩。这对于保证公共权力合法运行、化解社会不满情绪、增强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都有积极作用。在就业问题上，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就业，如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做好重点人群特别是大学生和青年农民工的就业工作。这将为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和个人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养老和医疗卫生问题上，随着经济发展，政府应不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低保和优抚对象补助金，以及城乡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应建立群众权益维护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相信通过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我们会营造一个和谐、文明、公平、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会以更加理性、有序的姿态参与国家的各项建设。
第五，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提升网民参与水平。在现代社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崇尚的是开放、宽容、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文化理念。亨廷顿等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使政治参与合法化，并因此促进政治参与⑩。因此，在当前我们应积极促进网络政治文化建设。首先，要营造宽松的网络政治文化氛围。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本身还不完善，甚至还存在许多弊端。社会公众特别是政府和官员要以宽容的心态对待青年的网络参与，对网络参与中出现的问题应采取引导、疏通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任何采用简单的“捂、压、盖”或“封、堵、删”的方式都将适得其反。其次，要加强公民网络基本素质和道德的培养。公民基本素质既包括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和个人意识，也包括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公共意识。面对当前中国网民年龄普遍偏小、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状况，不断提高其基本素质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通过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各种渠道，以网络论坛、专家座谈、社区活动、网络知识竞赛等形式，加强青年基本素质和基本道德的培养，提高其对网络信息的辨别判断能力，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引导青年文明上网、理性参与。最后，要加大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力度。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我们要在认真挖掘、深入分析、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政治文明的精神和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弘扬开放与宽容、民主与平等、理性与责任的网络政治文化，对于提高公民特别是青年的网络参与水平、保证网络参与行为的有序进行具有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参见王震：《“阿拉伯之春”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载《现代国家关系》，2012年第6期。
②参见杨光斌：《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③参见李岩：《网络社交平台助推中东北非动荡》，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6/19/c_121553690_2.htm。
④参见夏德元：《电子媒介人的崛起——社会的媒介化及人与媒介关系的嬗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⑤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⑥参见燕继荣：《发展政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⑦参见张亚勇：《试论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及其规范》，载《求实》，2007年第12期。
⑧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⑨参见葛宁、黄忠伟：《基于多学科视角下的网络监督机制研究》，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⑩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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