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后大学发展状况分析——兼论对中国当代大学建设的启示

美国战后大学发展状况分析——兼论对中国当代大学建设的启示

张汀[1]2004年在《美国战后大学发展状况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的美国随着经济、科技、文化的迅速复苏,开始逐步推行普及高等教育,由此展开了一场大学建设的狂潮。在这场狂潮中,无论教育体制还是大学模式都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场变革随着战后整个美国上下掀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一同在六十年代达到了顶风。本文回顾了美国战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爆发的这场教育体系和大学模式的革新运动;简要介绍了战后美国的几种最具代表性的大学模式:巨型综合大学、学院大学、簇团式大学、卫星大学以及社区大学;并试图从美国战后大学建设实践中寻求对我国当今大学建设的启发。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简要回顾了美国战后大学的历史背景;第二章介绍了美国战后的几种最有代表性的大学形式;第叁章概括了美国战后大学在革新方面做出的贡献;第四章较为详细的分析了美国战后大学建设的实践情况;第五章则分析了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特点,联系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归纳了美国战后大学对我国大学建设事业的启发。

张伟[2]2013年在《西方城市更新推动下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城市更新进程和文化产业发展都处于加速推进的阶段,面临一些现实的困境和问题。相比较而言,西方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实践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对自身的否定批判和转向之后,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其城市更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具有较为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背景,以历史学研究手法为主,跨学科研究手法为辅,对西方城市更新与文化产业兴起、发展的背景与进程进行了探讨,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考察城市更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上,试图通过对西方经验教训的总结,为中国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特别是后者的发展提供借鉴,这使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通过对西方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发展历史的梳理研究,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对二者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关键节点、理论盲点进行了较细致的探索,得出了一些新结论,使我们在传统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受众理论、媒介文化理论之外,有了另一种解析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视角,这使本研究又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全文大致可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从整体上介绍本文的相关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基础等,为之后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其中第一章对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简要阐述,并结合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既往研究的不足,明确了本文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本章还详细介绍了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探讨了论文写作中方法论层面的问题。第二章主要围绕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展开。首先引入科技哲学中的“范式理论”,以范式转变的视角看待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两个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概念,通过分析词源和阐释概念发展历程,界定了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两个概念,探讨了二者发展进程中从“城市更新”到“城市复兴”、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具有范式转向意义的内涵转变。其次,本章还探讨了研究西方城市更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逻辑框架,明确城市更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基于以下叁个逻辑要点:文化产业发展的时空性内涵是城市更新能够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支点;二、20世纪70年代——西方从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向——不仅是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各自发展的分期节点,同时也是城市更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分期节点;叁、城市更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是通过明、暗两条线索实现的,强调暗的线索主要是通过消解文化意识形态地位,使文化作为资源、资本和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社会生活中来实现的。第二部分包括第叁、四章。本部分以70年代为界,分两章探讨了西方城市更新的发展及转向,并就两个时期内城市更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影响进行了讨论。研究主要围绕两条历史主线进行,一条是西方城市更新的历史进程,通过对历史年代的分期、重大事件的选取和评价,揭示了西方城市更新转向中的具体问题,勾勒出西方城市在半个多世纪来的更新发展过程;另一条则是文化产业受城市更新影响推动发展的演进历程,更多地采取“伴生”的研究视角,即通过选取关键性节点事件来论证、分析城市更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城市更新影响下消费变迁、社会运动高涨、产业升级、文化创意阶层崛起、文化创意城市理念兴起等要素在推动西方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第叁章主要探讨了70年代以前西方城市更新的进程及其影响下的文化产业的早期发展问题。研究从战后初期的城市更新实践开始展开,细致梳理了城市更新的早期发展演变历史,探讨了其在学者批判下和政府反思中进行的从单纯物质环境更新向“人本主义”指导下的城市整体有机更新的转向过程。随后分析了在城市更新进程中文化产业藉此发展的早期历史:首先选取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代表,探讨了文化产业个体行业在城市更新影响中的起步和发展;同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城市更新对整体性文化产业的影响推动上,具体论证了城市更新推动消费领域的变化并继而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其中特别探讨了战后婴儿潮对消费主体转变的影响、消费观念转变对消费内容嬗变的影响等具体问题,文章还对西方城市更新影响推动下的“反正统文化运动”、“阁楼运动”等社会运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将其与西方文化产业发展进程联系起来,认为这些运动在文化产业早期发展中具有孕育文化创意阶层、为大众文化正名并进而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道德困境等重要作用。第四章对70年代以后西方城市更新的新转向及其影响下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章延续了第叁章的整体论述框架,先对70年代以后城市更新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介绍了这一时期西方城市发展面临的整体背景及城市更新基于新形势下在更新理念趋势、更新策略手段、更新政策机制、更新范围视角等几个层面较为重要的转向。然后探讨了这些转向对本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延续上章对遗产保护行业发展的研究,探讨在新的阶段条件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如何进一步融入到世俗生活中,实现了从精神领域向产业领域的转化,自身发展成为西方文化产业众多行业中的一个主要行业的;而探讨城市更新本阶段对整体性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则集中于文化产业主导地位确立、文化创意阶层社会地位提升、文化创意城市理念兴起等几个方面。研究认为70年代以后文化产业主导产业地位的确立主要是因为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促进了“产业文化化”的进程,从外部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而城市更新向市场化组织方式的转向又迫使文化领域更多采取“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式,从内部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动力。此外,将文化创意阶层在90年代的全面崛起和全球范围内文化创意城市的兴起置于城市更新的视角下进行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第叁部分包括第五章,主要是探讨西方城市更新及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对中国的启示。研究西方经验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中国的实践,本章立足于此,首先探讨了我国当前城市更新的情况,具体分析了我国城市更新的阶段性,并重点研究了我国城市更新实践与西方的差异,以避免生搬硬套西方经验。接下来,分析了西方城市更新及其影响下文化产业发展对我国相关实践的启示,本文认为,西方城市更新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特别是70年代以后的更新转向,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城市更新进程可以而且应该和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利用城市更新的机遇,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西方经验也可以给我们较好的启示,如城市更新中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强调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遇;要正确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等。最后本章还结合近期产生广泛影响的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通过“台儿庄古城”项目带动城市更新,进而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案例,探讨了城市更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结语部分对之前研究进行概括,指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李泓[3]2010年在《少子高龄化压力下日本医疗保障政策的沿革》文中提出日本是当今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速度最快的国家。从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迅速增加,到2005年已经超过了20%。也就是说至少每5个人里有一个是老年人。这是欧洲国家经历100年左右才能完成的过程。来势凶猛的人口老龄化态势,给日本社会各方面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包括劳动力日益短缺、老年人抚养比节节攀升、医疗/护理需求的长期化并稳定化、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给付方面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等等。本文系统地梳理了面对上述压力,日本在医疗保障政策上所作的回应性调整,并试图从中分辨出对中国有益的经验。日本的医疗保障政策以护理保险的引进为转折点,可以分为两大阶段。护理保险的引进标志着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从“措置制度”向“契约制度”的转变。老年人作为政策的实施对象,从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安排的受众,变成了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主动选择不同服务的主体性存在。这种转变不仅更人性化、更公平,还避免了医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浪费。但是,这仍未能使日本走出财政--保障的两难困境。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比历次重大改革前后的日本医疗保障政策进行分析,并且借助生命历程、角色紧张、代际关系、家庭结构变迁等角度分析老龄化相关问题及其对医疗保障政策沿革的影响。作为对财政不支的回应性调整,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替代了原有的老人保健制度。日本今后的政策调整方向也将在尽量保持保障力度的前提下,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日本政府还希望借助民间力量的参与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效率。

张吉军[4]2014年在《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外交理念既是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外交实践的指导。外交理念充分体现着一国与他国、一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这种体现反映着主权国家对于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等诸多关系方面的认识与定位,包含着主权国家对其外交动力、外交目的、外交手段等诸多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深刻表征着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外交理念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对外交谋划和外交实践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我国而言也是如此。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并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包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着中国外交在捍卫国家利益,伸张国家正义,转变外交模式和提高外交能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外交理念的视角对中国外交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文本并不太多,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脉络,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更好地面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基于此,本文运用文本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外交理念反映着一国在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该国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具体的外交理念则主要包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的诸多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理论依据包括:一、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过程;二是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两大阵营"、"叁个世界"、"多极化"直到"和谐世界"的转变过程。叁是自我认知的判断。从毛泽东时代强调"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充分运用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外交理念关注一国如何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关系的重要性:一是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与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主张将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各国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制定政策。二是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中国外交新布局。叁是国家外交和党际交往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的原则。四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提出应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理念,包括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使中国外交具有了崭新的形象。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形成的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在外交理念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上,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综合加以分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在国际方面的原因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国内方面的原因则包括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之间相辅相成。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必将发挥更加重要和更富有成效的作用,如国际多极格局与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巩固、战略思维的引领和大国责任的担当等。中国将提出何种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提出何种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等将会考验未来的中国外交,检验中国外交的勇气和创造力。外交理念不仅能够解释某个特定阶段中国实行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而且据此可以对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予以研判,因为外交理念是融合了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物。

马燕[5]2015年在《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战略任务。目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当前这个阶段,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尤为重要。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调查研究、系统研究等方法,以终身教育理论、需求决定论、CAS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围绕当前我国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在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内涵与功能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探索现状,借鉴国际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尝试制定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明确它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并搭建外部保障体系,以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中等、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基础上的本科教育,以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学校职业教育,它与本科层次普通教育有着质的区别,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有着等级上的区分,它的发展有利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实现,能够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第二,基于我国国情,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应坚持“纵向单轨,横向双元”的发展方式。“纵向单轨”是指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普通教育在同一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对应的层次结构,主要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类型的高校与主要实施高等普通教育类型的高校享有同样的权利,法律地位、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二者只有类型区分,没有等级之分;“横向双元”是指立足高等教育资源,在同一办学层次中高校要有适度、合理的分工,有趋向于举办职业教育的高等院校,也有趋向于举办普通教育的高等院校,引导高等院校的合理定位,促进高校的特色化发展。这种发展方式既弱化了职业院校的标签,又强化了职业教育特色。第叁,提出叁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依托本科教育资源作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路径;整合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优势资源,逐步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利用新兴产业优势资源,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大学,实施本科层次职业资格教育,弥补学历职业教育的不足。第四,从法律法规建设、教育经费投入、政府管理效率、社会舆论引导四个方面搭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保障体系,优化它的外部发展环境。

刘苓玲[6]2007年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老年问题。消除老年贫困,保证老年人基本收入被许多国家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也已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立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大多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并逐步提高老年人在退休时期的生活质量,使他们能够颐养天年,是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是指由政府提供或主导的旨在降低各种老年风险和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各种经济保障、医疗保障、服务保障和精神慰藉的社会保障措施的总称。本文首先从老年保障系统出发,剖析老年保障系统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分析老年保障系统的历史演变过程,并研究了世界部分国家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内容及其改革趋势,从而提出对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启示。在对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首先分析了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指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进而通过实证与理论分析探讨了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最后提出了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可选择的路径及其政策建议。具体来说主要有四条研究主线,并最终得出相应的结论:首先,从系统论出发,研究了老年保障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需求主体、供给主体及其供给方式以及老年社会保障系统的运行机理。在研究中,提出老年保障系统同时具有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两大属性,并考察了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对老年保障系统的演进与不同老年保障模式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其次,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研究了老年保障系统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了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般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和老年健康保障制度的变迁、路径选择及其改革情况。通过纵向与横向比较,对比了世界部分国家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模式的特点及其产生背景,对比了不同模式下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果及其改革趋势,从而为研究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思路。在对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分析中,仍然采用纵向与横向比较的方法,一方面,分别研究了就城镇和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路径选择,归纳总结了近年来我国城乡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探索;另一方面,通过横向对比指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所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即对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再次,从理论的角度,探讨老年保障的制度化及其内容。在对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研究过程中,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指出老年保障制度变迁同时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特征,并在制度变迁中产生路径依赖。在对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研究中,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探讨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博弈、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这些博弈贯穿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各个方面,如政府对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支持,政府在城镇养老保险改革过程中对历史债务的责任承担,政府和企业在城镇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障的责任分担、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确定、养老保险费率的确定与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等等,主体之间的博弈结果必然对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推行产生重大影响。第四,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在对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需求主体的研究中,通过调查问卷、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研究了我国城乡老年群体的经济收入状况、养老保障状况和医疗保障状况;通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需求主体对老年社会保障项目的态度与意愿,研究了需求主体的相关行为,包括提前退休行为、二次就业行为和私人储蓄行为,得出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及其与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在对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主体的研究中,通过使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可持续性和非效率因素;通过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分析了企业主体对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负担意愿与道德风险行为,研究了企业主体对老年社会保障成本的负担能力。最后,在总结有关老年社会保障制度路径选择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可选择的两条路径,研究了影响路径选择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因素,并对路径2的经济可行性、资金供给的可行性以及政策实施的时机等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由此,提出了路径2的梯度发展思路及其有关的政策内容,以期对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范盱阳[7]2017年在《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利益突破地理疆界,海外经济利益出现了加速拓展的趋势。海外经济利益不仅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日益增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十分重视海外经济利益的拓展和维护。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在一定层面上已经成为大国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增强。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数量、范围、重要性不断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和资源依赖性不断增强,对外投资数量不断扩大和对外贸易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仅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内涵,而且以迅速增长的态势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形式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日益凸显。从外部环境看,原有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趋势有所增强,中国企业面临的来自东道国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政策层面、法律层面、社会层面等风险层出不穷;从内部条件看,由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中国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上还存在经验不够丰富、维护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因此,在全球经济竞争态势加剧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迅速拓展的背景下,研究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紧迫性。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涉及多个学科研究领域,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的学术成果。但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研究主要分散在各个相关领域,集中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本文试图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整体出发,通过详细分析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现状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等问题,借鉴美国和日本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上的成功做法,以期从战略层面对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整体而言,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多层次的风险和挑战。从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看,由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导致全球性经济失衡以及国际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等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从国际贸易层面看,形式多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制约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从对外投资和海外资产层面看,由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导致中国对外投资不仅容易遭受来自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等风险的威胁,还容易受到投资保护主义的制约。从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层面看,由于地缘特点和其它原因,中国海上运输通道面临现实和潜在的风险。因此,中国需要在全面衡量可用于维护海外经济利益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积极稳妥的维护战略。本论文除绪论外,正文共有5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对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等几个主要方面内容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最后对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难点进行阐述。第一章为“相关概念界定”。本章利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国家利益、海外利益、海外经济利益等概念进行梳理。在全面总结分析国际政治主要理论关于国家利益概念的基础上,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出发,指出海外利益和海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本章还对中国海外利益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和说明。第二章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现状”。首先,分析了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认识的变化历程,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断拓展的动因,以及中国目前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利益现状。其次,通过分析中国国际贸易的总体情况、区域分布情况和产品构成情况,说明中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现状。再次,通过分析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结构分布、地域分布等问题,说明中国在对外投资中的利益现状。最后,对其它形式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作出总体的分析。第叁章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首先,本章阐述了由于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存在严重缺陷给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带来的严重威胁。其次,从贸易保护主义角度论述了其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特别是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再次,从中国对外投资所面临的保护主义和其他风险出发,指出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制约和瓶颈。最后,阐述了中国海上运输通道面临的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以及海外员工面临的安全风险。第四章为“典型发达国家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做法”。本章主要介绍和分析了美国和日本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上采取的主要途径。首先,在分析美国实现和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具体做法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美国利用其作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者或主导者的地位所获得的巨大经济收益。其次,在阐述日本在实现和维护海外经济利益时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和实施方式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日本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战略性、法律性和多元性等特点。第五章为“加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的举措”。首先,阐述了中国在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复杂性、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冲突的多元性和中国拥有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其次,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升级转型、完善中国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增强外交工作服务海外经济利益能力、适当运用军事力量等方面提出了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具体举措。

王丹丹[8]2011年在《日本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全日制用工因其某些基本要素有别于传统的典型劳动关系而成为非典型劳动关系的重要形式之一,并呈普遍化之势。作为一种特殊劳动关系形态的非全日制用工,工作时间的弹性和非全时性使其在法律适用、薪金的额度与支付方式、福利待遇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呈现一定的特殊性。基于此,对非全日制用工进行专门法律规制已成为当代劳动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非全日制用工的扩大化和多样化是世界各国雇用体系变化的共同现象,但是,世界法制发展是多样性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文化和司法传统,各国对非全日制用工的法律规制各有不同。我国对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问题的学术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学说还是立法都很不成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中仅有五个条文对非全日制用工进行了笼统规定。而与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相关劳动立法则比较细致周全、成熟完善。因此,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对日本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对日本非全日制用工的概念、特征和类型进行解析,为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研究奠定理论基石。文章随后通过对日本非全日制用工的诞生背景、发展脉络以及对劳资关系产生的正负效应的详细分析,阐释了日本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的本土特点与未来发展走向。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从劳动合同订立与解除、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险叁个方面深入探讨日本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的制度模式、适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笔者意图通过对日本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的研究,达到以下叁个目的:其一,加强对我国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与发达国家相关立法之间“落差”的认识,增强完善我国相关劳动立法的紧迫感;其二,整理出经济全球化和劳动市场国际化背景下对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其叁,探寻我国现行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的问题所在,并提出完善我国相关劳动立法的具体建议。

刘军[9]2017年在《东盟认同过程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东盟一体化发展迅速,而成员国地区认同的强化成为了东盟一体化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因素。本文以东南亚国家对东盟的认同为考察对象,主要从历史理论视角来探讨东盟认同的起源、传承、强化、前景等问题。尽管现实和未来要求东盟成为命运共同体,但其情感却来源于过去,所以探讨东盟认同的历史发展辩证关系十分必要。东南亚历史意识的客体存在与主体认知密切相关,而现实认同所体现的历史意识的文化价值传承值得人们去反思和再构。故而东盟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化的认同观念传承是东南亚地区意识变迁的重要方面,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体系的出现以及殖民入侵增强了地区意识的复杂性,民族认同、宗主国认同和次区域意识相互交织,对现实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东盟成立后,东盟一体化与东盟认同相互促进,东盟关于“地区认同”的表述大致出现在1976年,此后东盟意识更加成为东盟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推动一体化的重要方式,但国家利益和主权是地区认同强化过程中的“禁地”。东盟认同的建构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现阶段东盟认同的内在建构主要集中在文化认同层面,而国际认同和身份认同水平较低。东盟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自我认同不断发展和强化,以寻求与他者相区别的自身特点和价值观。历史形成的国家认同和地区认同的辩证关系影响着东盟认同的建构,在解决外部问题过程中东盟有较强的凝聚力,但在处理地区内部事务时,东盟认同感较弱。东盟民众当前接受的认同模式是一种“民族认同+东盟认同”的模式,东盟认同未来的发展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共同命运、安全感、归属感、凝聚力、不同层面的共有价值观等是东盟认同的核心因素,这些文化价值观在东盟认同建构中起着导向性和基础性作用,但国家认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东盟认同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美国战后大学发展状况分析[D]. 张汀. 天津大学. 2004

[2]. 西方城市更新推动下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 张伟. 山东大学. 2013

[3]. 少子高龄化压力下日本医疗保障政策的沿革[D]. 李泓.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2010

[4]. 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D]. 张吉军. 兰州大学. 2014

[5]. 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研究[D]. 马燕. 天津大学. 2015

[6]. 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D]. 刘苓玲.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7

[7]. 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问题研究[D]. 范盱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8]. 日本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研究[D]. 王丹丹. 吉林大学. 2011

[9]. 东盟认同过程研究[D]. 刘军. 云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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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后大学发展状况分析——兼论对中国当代大学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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