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大众（笔谈）——学术如何引导大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学术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07)04-0010-04
由易中天解读中国古典名著、于丹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经典所引发的市场效应和网络效应，确实已经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议论话题。不管是否有学者在批评他们“不是在讲学术而是在说书”，也不管网上是否有人在纠正于丹解读中的“常识错误”和“理解硬伤”，作为通过影视媒介让学术走向大众的尝试，他们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学术和思想是可以以现代的方式在大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的，这与讲说人的学术水平并无必然关系；而这一点，大部分学者均自持学者的身份和传统学术方式而忽略了——说书式的学术和纯粹的学术研究其实可以并行不悖，正好暴露出当代学术机制的“单一性问题”；另一方面，学者说书的学术文化现象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学术界的一种偏见：即大众是对经典学术和古典名著很难感兴趣的读者群。经典在今天是真的已经死了，还是学术界对待经典的方式衰落了？大众是不需要经典，还是不需要学术界对待经典的正统言说方式？这已成为一个可讨论的问题。
当然，无论是易中天还是于丹，乃至学术界，把“说书式的学术”太当回事也没有必要。于丹《论语心得》再走红再热闹，也不可能颠覆和冲击李泽厚先生那样的《论语今读》，即便正统学者研究经典的方式不适合大众阅读，也不能说明正统学术研究没有意义了，更不能说明说书就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一方面，易中天和于丹本身就是学者队伍中的一员，他们通过影视媒体走向大众，只能说明现代学者的传播方式可以是丰富的，而不必认为他们已开始不务正业，也不意味着从此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当然有人也会因此担心，在严肃的学术道路上，他们是否会因为尝到说书的甜头而无心继续走下去？另一方面，说书之所以区别严格的学术研究，不仅在于它通俗生动的形式要求，而且在于即兴发挥中可以允许个人化的理解和想法的充分表达，甚至也允许不够严密和确切的叙事与判断出场。因为就一般的情况而言，谁也没有理由要求一个大学教师讲课应该像他写论文那样严密，何况他们面对的不主要是大学生。所以，一种很可能不够严密甚至有曲解成分的大众性演讲，怎么可能构成对严肃的学术的冲击？又怎么可能亵渎学术本身的神圣性？也因此，学术界对“说书式的学术”不必太在意，也许是恰当的。
不过，因为“说书式的学术”弥补了影视媒体基本上全是娱乐节目的缺憾，而且毕竟把成天为生存而忙碌根本无暇与经典名著打交道的观众吸引过来了，这样，学术与大众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所以我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学术是否应该面对大众，也不是学者是否可以介入媒体，而是学术如何在面对大众与介入媒体时体现学术对大众的“引导功能”。
说到学术对大众的引导，我们就会想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与良知，也会想到教育工作者对社会进行文化普及与文化启蒙的职责，但很少有人对“引导”做更进一步的思考。在这里，知识分子“迎合”大众趣味自然不在讨论之内，知识分子引导大众的“通俗易懂之手段”也不在探讨之例，但倒是很有必要区分一下“教育性引导”与“启发性引导”的不同性质。
一般说来，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当然以“教育”为本。这种教育包括传授知识、传播文化、教学生做人的道理、培养与教育目标相一致的人的素质、品格与能力。但我以为，这种似乎没有多少争议的教育理念，在中国文化现代裂变和思想重建的今天，因哲学、伦理、美学等多种观念都面临理论创新的挑战，而显得模糊起来。这种模糊简而言之，就是“用什么来教育”、“怎样教育”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这意思是说：在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古代经典来解决中国现代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还是用当代中国的创新思想来解决现代中国人的各种困惑，已成为问题的关键。易、于的走红固然说明传统经典在任何时代都有其生命力，任何时代也都有一个如何普及和承传传统经典的问题，“走红”除了说明我们普及经典教育的“方式方法”有问题之外，只不过说明当代中国人因为现代化需求而产生的对西方文化“一哄而上”的不正常状况之“逆反”而已——亦即在正常状态下，传统经典讲得再生动有趣，也不应该有走红效应。另一方面，即便我们因为古代经典蕴藏很多至理名言而仍然对当代有效，也存在一个当代学者应该以什么样的立场和理念来“阐释经典”、“对待经典”的问题。很可惜，从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内容来看，基本上没有中国当代创新思想产生轰动效应的节目，这反映出我们的教育已经与“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脱节了而不觉得，也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在节目内容取向上的守成性。当然你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状况下的今天，在更多的人已经被快餐文化、实用文化和利益生活追逐得疲于奔命甚至“不再有文化生活”的情况下，央视“百家讲坛”节目正好弥补了老百姓对古代文化潜在的饥渴需求，也弥补了现代学校教育偏向西方文化教育的空缺，更打开了人们“以古喻今”的历史性视野，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确实，这不是一个“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如果我们用以解决当代中国人心灵和精神上问题的钥匙，如果只能来自古代而不是现代创造，如果不能建立“古代经典”与“现代思想”并辔而立的教育结构，并让观念与读者在这样的结构中自己去展开思考、获得启发，如此学术对大众的文化关系，就会培养市场经济下成长的一代新的“宗经思维”和碰到问题不是展开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是习惯从古代经典中去选择解答方案的“依附人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用古代经典解决当代问题的文化传播，我认为属于守成和依附性教育，其引导，也是用既定的观念进行引导，从而与当代问题的针对性脱节。比如于丹用“越简单就越快乐”、“知足常乐”这种老子思想来解决现代人的忙碌和利益追求问题时，就很容易把这样的问题遮蔽了：复杂和忙碌的生活中是否包含着现代社会应该肯定的竞争意识？出于自我奋斗的忙碌是否也会每看到自己的成果和贡献而快乐？悠闲真的能成为竞争者疲惫时候愿意采取的生活方式吗？既紧张忙碌又悠闲自在的生活怎样才能做到呢？“不知足”是否应该区分利益性、欲望性的不知足和价值性的、创造性的、以高标准、高境界为追求目的的“不知足”？这样，问题就转化为“什么该放松”、“什么不该知足”上来。又比如，既然“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人在文化世界里对名利的看重真的是“违背自然”吗？或者说，老子的自然观就能体现真正的自然精神了吗？自然界哪一种动物可以做到“清心寡欲”呢……而一旦面对这样的问题，老子、庄子的思想，够用吗？管用吗？
因此，如果说“教育性引导”偏向于用老观念和既定的思想来解决新问题，并以中国人世世代代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理由，那么“启发性引导”就偏向于“暴露用老观念解决新问题有什么问题”，并在这种“暴露”中培养受众进行独立思考和问题性思考的能力。虽然中国人的实用文化习性喜欢功利性地对待一切思想和观念，喜欢不费力地用现成的思想解决问题，但在一切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今天，在中国人的素质有一个重新建设才能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这么一种审美要求的今天，我认为面向大众的学术，培养大众作为现代中国人的理论和思想素质，比普及大众的古典文化修养，是更为重要的课题和任务。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借用媒体向大众传播古典文化是学术面向大众的“常态”，这种“常态”当然也是学术，但却不是学术面向大众的较高境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思想与理论创新意识与能力的学者，在重大的观念和理论上，能够对传统经典和思想常识有所改造而给人启示，同时又能以生动的方式吸引大众，才是今天学术面向大众的“理想形态”。而要做到这一“理想形态”，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学术与思想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首先，五四文化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性态度，今天不能简单地视之为“过时”，但五四文化启蒙有两个局限是今天应该纠正的：一是五四文化启蒙运动虽然对中国传统经典和思想是批判性的，但用以进行批判的尺度，是西方现成的思想观念，这样就不可能在对传统的批判中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引导到“思想和理论的原创”上来。而不能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思想，西方思想就会与中国大众因文化冲突而形成“紧张关系”，最后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与大众的亲和力，因为造成“两张皮”现象而谈不上对大众的引导。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学者还没有摆脱在重大世界观、价值观上对西方经典的依附和拿来状况，也没有对这样的依附和拿来状况形成思想的警惕并落实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这样，就必然造成学术引导大众的“病态”现象：中国学者不是用“拒绝大众”的方式对易中天、于丹这样的“说书式学术”不屑一顾，就是在延续自五四以来就存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老百姓“居高临下”的说教状态，并将这种姿态当作“启蒙的姿态”。我以为，“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是形成鲁迅所说的“看客”之麻木的最主要的原因。“看客”的存在，除了说明中国农民的问题深重之外，更主要的是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已失去亲和百姓的热情与深思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的能力。在所谓的中国现代化就是用西方文化拯救中国农民的指导思想的急切的指引下，中国学者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中国问题”之外，这就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在素质上的同构性：或为个人生存或为民族生存的功利化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如果“有奶便是娘”与“有用便是爷”在生存性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一是西方的东西“不管用”、一是传统的东西“不能用”所产生的错位，导致知识分子对大众“恨铁不成钢”的轻视，中国学者当然也就不具备“引导大众”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从对自身的这个问题的纠正开始，建立起尊重大众、尊重传统、同时又能改造传统、审视西方的我称之为“健康的批评”文化，才能承担起引导中国大众走向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重任。
其次，我认为在思想和观念层面上，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满足于用儒家伦理和道家思想来解决市场经济状况下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问题，如果认为“清心寡欲”、“知足常乐”式的说教可能连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到的话，那么，在传统思想的现代改造或转化上，我以为有三个概念必须容进中国的现代思想系统，才能够成为“现代的中国式思想创造”。这三个概念就是：个体的中国式独立，生命力的健康展开，创造力的高度体现。由于整个西方现代化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就是在唤起和尊重“个体”、“生命力”、“创造力”的基础上展开的，又由于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都是在以“礼”和“道”来统摄和消解这三个概念，所以其间的矛盾和冲突，必须靠中国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创造性工作才能解决，才能够面对和解决大众欲望和快感被唤起来后的世界，也才能面对中国人喜欢沉湎舒适和享受而缺乏创造冲动的个体现实。由于中国现代个体的独立成为西方式的“权力个体”很难有中国自己的可行性论证，也由于中国传统的群体伦理文化是一种不能脱离和告别的存在，这就使得“中国个体何以可能”，成为一个儒家伦理和道家自由均难以涉及的新问题，其间必须建立亲和群体又能实现个体意志和思想的张力，因此也需要新的概念范畴来创造性的解答。由于生命力的核心是生命意志、欲望冲动和快感体验，并因为西方后现代文化对此采取纵容的策略，这就使得它们的释放是用传统道德约束，还是建立新的道德观和理性来约束，也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不能简单地用儒家的“慎思”、“少悔”来解决。如果什么都不做就不会后悔，那么现代中国思想更应该倡导一种“勇做敢做也不会后悔”的新型人格。至于说到“现代性”特别重视的个体创造性，这是一个被中国传统伦理所回避深入探究的命题。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理论上喜欢“拿来”别人的，我认为就与我们每每碰到问题就到儒家和道家思想中去选择答案的思想惰性传统有关，由这样一个“不讲创造力”、“害怕成为思想的另类”、“反感违背常识和常规的行为”、“回避成为‘争议性学者’”、“连创造还要讲究集体合作”的群体，在思想和精神文化上是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国家”的。因此面对这个问题，应该说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老百姓，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再次，我之所以提倡学术面向大众的“启发性引导”而不是“教育性引导”，不是“拒绝”“教育性引导”，而是“不满足于”“教育性引导”，从而建立起两者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一是表现在：学术面向大众，从国家媒体角度去看是一种机制和系统，而不是一个节目和频道。“百家讲坛”如果不仅是“讲百家”而且也是“百家讲”，不仅是中国传统经典而且也包括西方各种经典，不仅是中西方已有的经典，而且也包括中国当代学者的思想探索和理论原创，才可能与这样的机制和系统更为接近。这种机制的建立首先是对国家宣传机构而言——只有将传统经典、西方理论、中国当代原创的三元鼎立的结构建立起来，才是一种完整的学术面向大众体系。二是“不满足于教育性引导”是“尊重而不限于教育性引导”的意思。在理论上这意味着：“启发”是相对于“教育”而言的，没有接受传统经典的教育环境，也很难体现突破经典的启发效果。但“突破经典”之所以不是“拒绝经典”而是“不满足于”经典，是因为中国学者首先应该摆脱“膜拜经典”和“抛弃经典”的二元对立的循环模式，建立“尊重经典但可以改造经典”的新型经典态度，才可以培养大众健康的经典观和平等而不是依附的人格观。如此，就必须告别讲当代文化思潮经常出现的“反传统”、“颠覆传统”、“传统过时了”等中国学者容易犯的毛病。这样一种尊重传统的态度，有助于使中国当代学者的思想创造，保持与文化传统的亲和关系，也因此有助于区别中西文化交流形成的冲突关系，从而有助于真正建立起中国当代可以与传统和西方并立的“主体性”。三是“不满足于教育性引导”，还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学者，即使是在阐释传统，也应该有一个“不满足于用传统的观点”阐释传统的意识。这意味着，“阐释传统”将对中国今天的学者的学术面向大众的普及，有一种较高的要求。在经典通过媒体普及大众是一种“空白”的情况下，只要在生动和形象性上下功夫，很容易获得观众的喜爱。但长此以往，却不一定能使观众受到思想的启示和震撼。如果一个学者在学术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阐释观念，最后是不可能在面向大众的讲坛上立足的。所以，在学术面向大众这个问题上，成功决不是轰动就可以说明的。最成功的境界，是一个学者的讲堂永远也不可能被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