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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德治国的适时提出：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
社会和国家都是有机的整体，其存在和发展是一种综合的合乎规律的运动过程。因而，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将政治手段、法治手段、德治手段、文化手段等相互配合，才能解决问题。就法治和德治来说，也是这样。江泽民同志对这一问题有着精辟的见解。2000年2月，他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同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基于此，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的论断。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的阶段性成果之时，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要“以德治国”，其意深远。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我们既重法治又重德治。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应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前进运动。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从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邓小平早就表述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根据他的理论，我们党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近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努力实践着全面发展理念：一是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奋斗。二是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而努力。三是把精神文明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又突出了道德建设的地位。毫无疑问，我们在道德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较大的。但是，由于道德建设只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任务，没有作为治国方略与依法治国并驾齐驱，致使道德建设滞后于法律建设。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西方的一些文化垃圾、腐朽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价值观传入我国。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由于改革的深化出现了一些仅仅依靠法律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如利益主体多样化带来的价值观念变化，“市场”带来的消极的负面影响，精神家园的失落，信仰危机的产生等等。现实要求我们把道德建设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江泽民同志站在历史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适应了当前我国与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二、以德治国的历史渊源：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历史上有德治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德治理论与经验教训。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批判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古代，德治最先是与神治相对立的，殷商是一个最信奉鬼神，相信天命的朝代，商纣王是一个无道昏君，仗着有“天命”的保佑，并不去做对老百姓带来实惠的事情，导致商朝灭亡。周朝统治者（周公）吸取殷商亡国的教训，制定出一套德治的措施。周朝的经典《尚书·召告》篇反复讲到“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周朝制定的德治措施有两方面，一个是政治体制的，主要内容是对统治者内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保持体制的稳定。另一个是日常行政的“仁民”或民本思想，给予百姓一定的物质利益，从外部保证统治的长治久安，这又叫“敬德保民”。周朝的德治思想，成为后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儒家继承了周朝的德治思想。
孔子继承了周朝文化。他对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礼制思想十分向往，主张克已复礼。但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只好用“仁”来充实礼。这就形成了德治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孔子德治思想的进步意义在于他发展了民本思想，尤其是重视“仁”。此外，孔子还提出了许多措施，如富民、教民、先德后刑、使民以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了仁政和王道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制民子产”，即让百姓拥有一定的产业，解决其生活困难。孟子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主张君主与民同乐，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
孟子仁政的内容似乎并不复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其实，他的仁政思想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了减轻赋税，减轻刑罚，救济穷人等内容。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在汉朝（武帝）以后得到很大发展，逐渐形成了它的基本理论构架：
世界观指导：天人合一
修己（修身）价值指导：利群贵和
修养方法论：内省思维（推己及人）
家庭道德（齐家）
安人政治道德（治国）
社会公德（平天下）
把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与个人修养（尤其是统治者的个人修养）紧密结合，把修己安人作为德治的逻辑起点，是我国古代德治的一大特点。“修”、“齐”、“治”、“平”既表明了封建文人的价值取向，也是对我国古代德治与个人素质关系的精辟概括。其理论博大精深，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三、以德治国的理论基础：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德治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德治，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正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表现在：一是实现了伦理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二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规范；三是开展了无产阶级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列宁也对德治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表现在：一是确立了道德建设的基本方针，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规定了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培养人、教育人、提高人；三是阐述了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反对各种错误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开展共产主义道德建设等，并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以德治国理论的初步形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继承我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与我国的道德教育、道德实践相结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德治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德治思想。一是强调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二是重视以德建党和以德治政相结合；三是把以德治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为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四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以德治国的主要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方针、根本任务及其主要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理论原则。但是，毛泽东的德治思想，从总的来说，还是带有浓郁的道德劝戒色彩，他始终认为通过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榜样的力量、道德感召力和党员干部的自觉自律，能有效地防止和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却忽视了民主法制这种客观制约机制。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以德治国理论。首先，确立了以德治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强调以德治国必须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在邓小平看来，制约权力，克服腐败，搞好经济建设，法治是根本。他尤其重视制度建设，认为如果没有制度和法纪的保证，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就会变得空泛无力。其次，在实践中确立适应社会各阶层需要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不仅要求广大人民群众遵循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而且要求共产党员要模范遵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要求。第三，在实践中确立适应社会各领域需要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呼吁要尽快建立适应社会各领域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尤其要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的政治道德。第四，大力开展以德建党、以德治党等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活动。第五，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培养“四有”新人。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德治观，为以德治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当前，我们以德治国的实践，是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要以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三讲”、和“三个代表”、“四个如何认识”和“四个结合”、“五种精神”、“七一讲话”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指针，深刻领会这些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德治观的发展和深化。
四、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明确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坚持德治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坚持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立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结合，坚持在依法治国条件下的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因为德治虽不等于人治，但离开了依法治国条件下的德治，就难以避免人治。依法治国是德治的前提条件，完备的民主法制及其健全的运作机制，是以德治国达到理想效果的必备条件。事实上，江泽民同志是先提出依法治国，后提出以德治国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健全，正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情况下提出以德治国的。因此，以德治国不是不要法治，而是更要强调法治。
建立适应新形势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型道德体系。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已形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并确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道德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突出理想信念和“三观”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体系。这个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当前，我们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新型社会关系，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结构，并从实际出发，形成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科学层次结构。
注重德治的创新与发展，要把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与道德体系的创新结合起来。道德建设、法制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把全民的道德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在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要把“官德”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二是要把全民的道德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尤其是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以塑造四有公民为根本目的，比单纯的道德教育更有成效，这种活动能实现城乡联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并且软、硬件齐上，能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把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
总之，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全面加强道德建设，既是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也是处理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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