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是马克思最早发现走出唯心史观魔谷的阿莉阿德尼之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心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阿德论文,利益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12-0040-06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如何创立的？最常见的说法，是“推广说”。它尤其是现行我国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最常见的说法。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由于“推广”一下就如此容易地发现和创立吗？它决非如此简单和轻而易举。其实，马克思在探索科学历史观的理路上，经历了一个艰难探索过程。如果回到马克思文本，就不难发现，利益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走出唯心史观魔谷，从而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阿莉阿德尼之线。
一、市民社会是实现私人利益的舞台
一直未被引起关注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当下成了热门话题。但其理论意义究竟在那儿？马克思最初究竟是从什么出发来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有人认为，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理论，确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原理获得的重要成果，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初的出发点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
1869年，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通过分析和批判黑格尔的观点所做出的结论时，写道：“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恩格斯的论述，为解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指明了主旨。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1995年印刷，第309页。）马克思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市民社会被说成bellum,omnium contra omnes[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6页。）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曾认为，市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如狼与狼之间的关系一样，它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黑格尔在这里重复这一点，并不新鲜。问题是，黑格尔这种非理性的现实同他自己的说话相矛盾。
按照黑格尔命题，国家是合乎理性的，市民社会成员是“完备的个人”。市民的私人利益，这些非理性领域不应同国家的普遍利益相对立。但是事实是，市民社会私人利益跟特殊利益相冲突。不仅如此，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念和制度相冲突。因而，黑格尔只好把行政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单独权力，并且把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看成是在国家的自在自为的普遍物之外的利益。因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警察’权‘审判’权归入市民社会的领域，所以行政权就无非是他当作官僚机构来考察的行政机关”。官僚机构事实是代表了一种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普遍利益之间的特殊利益。“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这实质等于说，黑格尔的国家利益和特殊私人目的利益同一，仅仅是虚假的同一。因为只有普遍利益成为特殊利益，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才有可能。而在黑格尔那儿，它们的同一，只是在概念内形成的虚伪同一。因为，它本身就包含了两种利益的对立。为了消融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对立，他构思出两种关系来实现它们的同一。第一，采取自治团体和同业公会代表人的混合选拔方式。但是对同业的公会的管理包含下述的对立：“特殊领域的私有财产和利益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私有财产和国家之间的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5页。）第二，“每个市民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官吏，这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第二种肯定关系，是第二种同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6页。）问题不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可能献身于作为特殊等级的普遍等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真正的普遍等级。可见，黑格尔所根据的前提是虚幻的普遍等级。因此，马克思说：“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和国家间构思出来的同一是两支敌对军队的同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7页。）可见，“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做事情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8页。）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分离的理论成果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这就是说，除了他的唯心主义方法之外，其基本内容都是可以肯定的。只要对其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从这里发现。这样一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关系就成了基础性关系，而其他一切关系都是由这里派生的。显然，此说难以成立。所以，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对立，并非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对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有决定意义的是指“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即市民社会，而不是它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关键首先是什么是市民社会？这是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范畴。什么是市民？马克思说：市民“即具有私人利益的人，被看做普遍物的对立面，市民社会的成员被看做‘完备的个人’；另一方面，国家也和‘市民’这种‘完备的个人’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6页。）市民是市民社会的个人。它是指“具有私人利益的人”。根据这一定义，人们把市民社会定义为“私人利益的体系”。这是不科学的。它等于说：市民社会就是私人利益的总和。那正是边沁对社会的理解。德语原著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echaft)，在马克思著作中文译本中，既可译为“市民社会”，又可译为“资产阶级社会”。而它又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显然，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它们的内涵并非是等值的。什么地方用市民社会，什么地方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它不仅与译者所处的时代、知识背景有关；而且与译者对语境的理解相联系。这就造成了翻译、使用和解读的重大歧异。我们能说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是市民社会，但如果说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是资产阶级社会，那就不妥了。那么，为什么理解历史的钥匙是市民社会？根据马克思文本，追问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什么是市民社会有科学的理解。值得指出的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未被引起重视，即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当论及市民社会是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时，立即指出：“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要切实地研究这门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恩格斯的观点，实际为我们如何理解市民社会确定了前提：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不能只在思辨的理性王国兜圈子，务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透视。因此：
1.市民社会是标志着直接从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发展的社会组织。在古代，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在近代社会，市民社会是指随着货币经济、商品交换发展起来的城市工商业生活状况。所以，在洛克等契约论政治思想家那里，市民社会与父系权威和自然状态相对照。“其含义是指由货币经济、在像自由市场一样的地方随时发生的交换活动、给开化而聪颖的人带来舒适和体面的技术发展以及尊重法律的政治秩序等要素构成的一种臻于完善和日益进步的人类事务的状况”。（注：安东尼·布莱克《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英）戴维·米勒编，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真正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市民社会的，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人”，就是市民社会的市民，“即具有私人利益的人”。市民社会就是经济人以交换活动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的工商业生活秩序。黑格尔用德国方式理解斯密的经济学。他认为，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联合是活动的联合，不是指私人利益的总和。黑格尔的定义体现了社会的总体性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格尔那儿，同业公会是构成市民社会及其活动的一个要素。黑格尔认为，同业公会是社会的劳动组织。它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第二个家庭出现的。它是一种比较不确定的家庭。同业公会中的经营工商业者与短工不同，与准备单独一次从事偶然劳务的人也不同。前者是一个行家，后者则不是。同业公会有一个自在向自为发展过程。“但是，自在自为的同业公会决不是封门的行会，它毋宁是孤立工商业的伦理化，这种工商业被提升到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它获得了力量和尊严。”（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1995年印刷，第251页。）因而，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要素来看，同业公会是“旧的市民社会”由分工形成的工商业的劳动组织。但它只是国家伦理理念的必要环节，国家才是它的现实基础。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唯物主义颠倒。马克思虽然未给市民社会明确定义，但从他对市民社会的要素分析，不难看出市民社会的确切内涵。马克思把封建社会的市民经济组织叫“旧的市民社会”。它“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这就是说，旧的市民社会，市民生活及其要素都具有政治性质。在现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人的本质二重化，作为一个真正的市民处在双重组织中，即政治官僚组织和社会经济组织即市民社会组织中。在论及市民社会的等级既不需要以自然因素为原则，也不需要以政治为原则时，马克思说：“在市民社会中，等级差别已不再是需要和劳动这类独立体之间的差别了。在这里，唯一普遍的、表面的和形式的差别还只是城市和乡村间的差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4页。）城市是市民工商业所在地，乡村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地方。由于它们发展程度不同，在城市市民工商业组织的等级差别不存在了，而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乡村还可能存在。但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这种差别不再是实质性的，而是表面和形式的。因此，市民社会不是指以自然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而是指整个工商业生活。马克思说：市民社会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它标志着直接从生活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
2.市民社会造就了与资产阶级利益尖锐对立并使这个社会解体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为法国大革命兴奋是对的。这是因为法国已是一个发展的市民社会。而德国却还是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重合的封建社会。由于法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因而“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而德国资产阶级还带着一条庸人的辫子，他们“还不敢按自己的观念来表述解放思想”。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但是德国资产阶级发生的兴趣不是对工业本身的关心，而是关心保护关税制，贸易限制制度等。但是，“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而，工业生活的充分发展，出现了成熟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工业生活发展形成了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形成的同时，也诞生宣告现存制度解体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
3.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当时，马克思虽然还受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影响，但现实推动他关注社会的物质利益方面。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他发现物质利益的秘密不在黑格尔理性国家的观念中，而在非理性的市民社会。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马克思在利益观的研究上也将无所作为。但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出发，直接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那里，才真正解开了利益之谜。第一，“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页。）市民社会是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在那里可以发现现代社会典型的物质利益关系。第二，马克思说：“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7页。）因而研究工商业是哲学时代精神关注的主要问题。德国也应像法国那样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而不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因而，马克思认为，德国哲学的出路，在于揭示物质利益之谜。但物质利益之谜，不在哲学之中，而应在市民社会的工商业生活，即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之中。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我们现在看到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是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的第一个成果。
总之，市民社会是实现私人利益的舞台。市民社会形成了现代最典型的利益关系。它是历史唯物主义要关注的基本问题。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因为政治国家仅仅是市民社会的衍生物。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市民社会，即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是前提，是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利益基础。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只是市民社会发展整个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而不能代替市民社会的一般发展。它们之间的矛盾表现，不是理解历史的钥匙，而是在掌握市民社会这把理解历史的钥匙之后，人们看到的由市民社会矛盾运动所表现的现象和外观。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作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那就导致了二元论或多元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把社会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并赋予它们以本体论性质。然后强调的，不是市民社会经济利益的意义，而是关注文化意义。葛兰西把市民社会说成是统治阶级传播意识形态，制造“合理化”和实行文化领导权的载体。因而，市民社会也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所以，工人革命首先要把矛头对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统治，发动文化意识形态的阵地战，进而取得政治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哈贝马斯认为，当代世界的危机不是系统世界的经济危机，而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危机。所谓系统世界是指经济和政治，即金钱和权力占统治的领域；而生活世界是指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大结构部分组成的。虽然二者不可分离，但市民社会的特点是前者以后者为前提。为了恢复二者的平衡，就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生活世界，以消除国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这样一来，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消解了市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性质。
二、恩格斯根据市民社会利益关系状况描绘的社会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是相辅相成的。1844年1月，就在马克思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同时，恩格斯写作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9年，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由于马克思正在写作《资本论》，他重点强调的是它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发展史的理论意义。所以，人们据此反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意义，将其局限于仅仅是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其实，如果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等著作，同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联系起来看，恩格斯除开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发展史的研究所作的贡献外，最突出的是他第一次实际研究了“市民社会的科学”。恩格斯通过市民社会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中的利益状况的研究，初步描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史。尽管这种描绘是初步的，但它把如何理解人类历史的话题第一次理论抽象化。
18世纪的欧洲，是由旧的市民社会向成熟的市民社会大踏步地迈进的年代。而英国则是欧洲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标志。所以，恩格斯认为，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具有典型性。英国工业革命是现代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由于私有制作祟，这些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独占，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个人的或国家的），都被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4页。）恩格斯在这里第一次勾划出一幅市民的利益关系图。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不足，恩格斯还不能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实质作进一步剖析，但他提出了如何理解市民社会史的基本思想。
究竟什么是历史？真正的历史是社会史，而不是政治史、哲学史和宗教史。英国的工业革命才叫社会革命，而不是德国的哲学革命。因为德国人认定唯灵论是绝对正确的，因而极力在宗教方面，后来在哲学方面发展人类的普遍利益。这种哲学革命的高峰，显然是指黑格尔的理性革命。普遍利益被上升为普遍理性，历史是普遍理性的观念发展史。在法国人那里，只有政治革命。法国人把唯物主义当做人类普遍利益的永久形式。恩格斯说：“只有英国才有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纯粹作为个人、有意识地不代表普遍原则的人们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之接近完成。只有在这里，群众才是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进行活动的群众；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有所影响必须先转化为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1-662页。）所谓历史，应是“民族的发展”史，应是群众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进行活动”的历史。利益不仅是恩格斯理解市民社会史的出发点，而且是把握未来社会的基础。他认为，市民社会消灭了封建制度，实行了政治改革。“政治改革首先宣布，人类的联合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来实现。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3页。）显然这里的“人类的联合”，既包括市民社会，也包括了比市民社会更为高级的未来社会。在这里，恩格斯重点阐释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人类的联合的一种形式。它的联合不再是“政治的手段”，它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来实现。利益成为社会的手段，它“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但是，它对市民社会产生的影响是：
1.利益被提升为普遍原则。“基督教世界秩序在另一方面也就发展到了顶点；利益实质上是主观的、利己的、私人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就是德意志基督教的主观性和分离性原则的最高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3页。）德国当时还不是英国式的成熟的市民社会，恩格斯这里所指的是德国基督教统治的市民社会。它是市民社会，但它是正处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分离过程的市民社会。按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这种分离“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德的、理论的关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0页。）
2.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人们变成一堆彼此隔离、相互排斥的原子。“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恩格斯说：“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3页。）
3.金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神。马克思说：“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页。）马克思当时就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物的异化”。那么“物的异化”的根源是什么？马克思说：“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1页。）马克思把它阐释为“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这里十分清楚地说明，虽然马克思肯定了市民社会存在着物化现象，但是，马克思由于缺乏对经济学，即市民社会的科学研究，而把物化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它仍然是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话语。1844年2月恩格斯写作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对异化的概述，显然把马克思的异化观推进了一步。恩格斯说：“只要异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私人的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3页。）恩格斯的意思十分明白，异化的存在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由于异化，因而金钱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变成了物的奴隶。由引可见，在市民社会利益的统治下，人的关系被彻底扭曲。恩格斯一方面鞭笞了这种社会的罪恶；另一方面又以利益关系为根据，通过市民社会利益关系的迅速变化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描绘了社会史。
在古代，人是人的奴隶。而现代，人虽然不再是人的奴隶，却变成了物的奴隶。金钱、财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这一点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不再向前发展了。它必然从内部崩溃，“让位于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国家机构也必然要消灭。因而“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意味着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已被取消，人类面临着自由联合以前所必经的最后阶段。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必然要过渡到如今已经逼近的时刻，那时，人将重新掌握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4页。）只有那时，才是真正的社会史。因为利益成为实现人类本质属性的唯一形式。只有那时，社会史才成为群众史，而不是某个政治团体、某个宗教教派的历史。因为群众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活动的群众。换言之，历史的主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活动的群众”，而不再是黑格尔的理性的主体，即“自我意识”。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史的基本线索是：古代社会，是以城邦利益为本位的政治共同体，社会成员只有依附城邦才可能存在。现代社会、利益成为“社会运动的基础”，利益是社会的手段。因而，利益被提升为人类的纽带。人变成物的奴隶。未来社会，是个人、特殊、普遍利益实现了有机统一的公共利益的社会。那时，人才摆脱物的统治，重新掌握自己。
在这里，恩格斯对社会史的描绘已经向唯物主义迈进了一大步，但还不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的“普遍理性”已经不再是社会史的出发点，而对人的本质的完美性的假设却成了社会发展的合理化趋势的设定前提。尤其是普遍利益的内涵，在这里仍然具有抽象的意义，它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高度。但是，对利益理解已说明进入唯物史观的入口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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